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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篇太多了，再说你也没留联系方法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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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给你参考的网站 其中一篇，你要那10篇自己去下载去。就上面的网站，在侧面是另外9篇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10篇太多了，再说你也没留联系方法
这个是给你参考的网站 其中一篇，你要那10篇自己去下载去。就上面的网站，在侧面是另外9篇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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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按各省（区）人口平均密度可分成4类地区：①非常稠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400人以上，包括沪、京、津、苏、鲁、豫、粤、浙、皖等6省3市。本区土地面积较少，为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4％。而人口却达到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552人。 ②稠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200－400人之间，包括渝、冀、鄂、湘、辽、闽、赣、琼、晋、黔等10省市。本区土地面积为147．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人口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3％，平均每平方公里283人，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1．13倍。③较稠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100－200人之间， 包括桂、陕、川、吉、云、宁等6省（区）。本区土地面积为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人口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94％，平均每平方公里155人,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④稀少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100人以下，包括黑、甘、蒙、新、青、藏等6个省（区）。本区地域辽阔，土地面积为5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9%,人口亿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9％，平均每平方公里20人，远远低于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此外，在全国各省（区）、各地区内，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人口密度仍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四川成都平原，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800人以上，而川西山区每平方公里却在10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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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促进经济，经济带动人口，南方经济发达就会吸引更多外来人员，所以要不断发展内地经济，才能平衡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按各省（区）人口平均密度可分成4类地区：①非常稠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400人以上，包括沪、京、津、苏、鲁、豫、粤、浙、皖等6省3市。本区土地面积较少，为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4％。而人口却达到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552人。 ②稠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200－400人之间，包括渝、冀、鄂、湘、辽、闽、赣、琼、晋、黔等10省市。本区土地面积为147．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人口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3％，平均每平方公里283人，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1．13倍。③较稠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100－200人之间， 包括桂、陕、川、吉、云、宁等6省（区）。本区土地面积为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人口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94％，平均每平方公里155人,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④稀少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100人以下，包括黑、甘、蒙、新、青、藏等6个省（区）。本区地域辽阔，土地面积为5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9%,人口亿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9％，平均每平方公里20人，远远低于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此外，在全国各省（区）、各地区内，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人口密度仍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四川成都平原，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800人以上，而川西山区每平方公里却在100人以下。
世界人口发展概述 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人口学家将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的原始静止时期(公元前100万一前3000年); ②古代和中世纪的缓慢增长时期(公元前3000一1650年),③近现代的过渡增长时期(1650一1950年);④当代的急速增长时期(1950年以后). 史前时期 (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近100万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几乎停滞不前地波动在静止线上下.据人口学家推断,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2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前3000年,为3000万人.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公元前3000年一纪元前后)和封建社会(纪元前后一1650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进入相对稳定并持续缓慢增长的时期.这期间,总的看,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快于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由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人缓慢增长到公元元年的亿人,再增长到1650年的亿人.近现代时期[包括近代阶段(1650一1900年)和现代阶段(1900一1950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尤其是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死亡率下降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世界人口的第一次大增长, 即从1650年的亿人增长到1900年的16. 50亿人,再增长到1950年的亿人.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比较缓慢.19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传播,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世界人口进入第二次也是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增长时期.1950―1985年,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倍以上,近70个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倍.到1996年,世界人口已达亿人.46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倍.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由1804一1927年的123年,缩短到33年,14年,13年,11年.按目前的年增长率预测,2015年世界人口将可能达到71亿 /FONT>78亿之间,2050年将达到79亿一119亿之间. 人口剧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人口学家纷纷提出节育的主张,医护人员开始创建节育指导所,开展计划生育实践活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世界人口增长.1954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性非政府间人口科学讨论会,讨论有关人口理论和共同关心的人口问题.1965年,在联合国主办下,国际人口学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以期增进入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的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自由地同时又是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有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存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再次重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了进一步执行该计划钓具体建议.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国际人大会行动纲领》,确定今后20年人口与发展目标,广泛讨论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内容的生殖健康等问题,表明世界对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日益重视.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先后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制定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的国家.从1976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增加到1993年的. 其中,发展中国家已占53%.亚洲,拉美地区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 1990年与1970年相比,妇女总和生育率均由下降到L1,人口增长率均由30%左右降到20%左右. 整个发展中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从降到.
目前中国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人口管理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和本地户籍人口的就业压力。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与内陆一些主要大中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一些城市中，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日益上升，个别城市外来人口比重已经超过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面对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许多人口管理改革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来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与解决问题依然有相当距离。与此同时，认为外来人口挤占本地人的工作机会的观点也在地方政府和相当部分民众中有一定市场，因此出台了一些限制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学术界对于外来人口管理也有不少研究，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然而真正能够具体操作的意见并不多。中国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到目前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寻找出有效的外来人口管理体制？其最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的关系去研究问题。笔者曾指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缺陷（李若建，1991。1996），同样笔者认为社会结构的缺陷是影响建立合理有效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的关键。在这里笔者并非要提出什么解决人口管理的模式，而是从社会结构出发，探讨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人口管理体制的建全。l、利益群体的利益差别与利益协调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又称利益集团）是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差异，因此对利益群体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别。在西方社会中利益群体经常被看作是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组织，最典型的利益群体是院外活动集团和工会。M．奥尔森是利益群体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利益群体作了分类，指出过分强大的利益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M．奥尔森， 1993、 1995）。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益群体在规模上和活动能力上与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别。在本文中，利益群体指的是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有类似人口特征的群体。在外来人口管理问题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利益群体：外来人口群体。一般说来，外来人口群体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可以得到比家乡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主流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外来人口群集而居，甚至出现北京的“浙江村”这种独特的景观（王春光，1995）。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多久，只要没有得到城市户口，他们很难为自己的权益辩护。M·奥尔森把这类群体称为“忍气吞声的集团”，这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外来人口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城市人口的利益。不过在外来人口当中，还可以根据他们的经济收人和职业划分出不同层次。城市户籍的容易被替代职业劳动者群体（简称替代群体）。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有一些职业并非需要很专门的技能，例如体力劳动。简单的技术工作、一般的商业和服务业、普通的文职工作等等，本文把这些称为容易被替代职业。外来人口在城市里主要是在这些容易被替代的职业中谋生，因此产生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行业，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服务人员等等。由于外来人口可以接受低工资，可以不要参加社会保险，因此在一些行业中对城市户籍的劳动者的就业构成威胁。甚至于挤占了城市户籍人的工作机会，因此替代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外来人口有利益冲突。得利群体。客观上说，大部分城市户籍人口都不同程度地从外来人口身上得到一些利益，不过有些群体得到的利益特别多，本文把从外来人口身上得到利益特别多的群体称为得利群体，得利群体主要有大大小小的雇主、一些管理部门的成员、一些主要依赖外来人口生存的人，如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的房东。在许多情况下，雇主如可果用低薪雇用外来人口以节省工资成本，而且常常可以不支付外来人口应有的社会保险费用。因为在目前一些管理部门向外来人口收取各种管理费，而有的管理费用超过管理成本，导致管理外来人口是有利可图。在城市中，还有一些人是依赖外来人口获利，比较典型的是一些出售中低档商品的商店东主和出租屋的房东。超脱群体。虽然城市里很少有人能够与外来人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一些人相对说来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多，例如离退休人员和未成年人等等，本文把这些人称为超脱群体。在外来人口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间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外来人口希望城市对他们打开大门，外来人口与城市户籍者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得益群体希望多一点外来人口，他们可以增加利益。替代群体则希望少一点外来人口，特别是在就业机会的竞争时，没有外来人口。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引出利益协调问题，如果没有利益协调就可能产生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目前我们靠什么来协调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呢，除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资料，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资料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程序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
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巨集观“微 *** ”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著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数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数，通过构建生产函式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资料，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资料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 *** 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资料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大量迁移，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低碳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低碳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低碳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发展低碳经济是宁夏自治区优化外贸结构的重要契机。结合宁夏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分析低碳经济对宁夏出口贸易的影响，提出以下建议：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加快发展特色优势农业；积极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
关键词：
低碳经济；宁夏自治区；出口贸易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活动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温室效应显著，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阻碍了“地球村”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是大势所趋，宁夏自治区作为对外贸易发展空间较大的地区，“低碳化”发展势在必行。
一、低碳经济背景下宁夏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抗风险能力仍然较弱
近年来，宁夏自治区发展外贸的条件逐步完善。在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扩大内陆开放、加快沿边开放”之后，宁夏获准设立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无论是凭借宁夏自身的区位优势，还是丝绸之路在此的历史积淀，宁夏都将成为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决策的重要区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拓展战略空间的中转站。宁夏的对外贸易经过长期发展，2011—2014年宁夏出口贸易整体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出口贸易额从2011年的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亿美元，年均增幅达。受竞争优势不强、外向经济脆弱、市场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等因素影响，加之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2015年宁夏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出现大幅下降，全年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同比下降。其中，出口亿美元，同比下降；进口亿美元，同比下降。
(二)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份额较小
近年来，宁夏的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增速虽高于一般贸易，但所占比重依然较小。以2015年为例，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为亿美元，同比下降25%。其中，出口亿美元，同比下降；进口亿美元，同比下降。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40%，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其中，出口7588万美元，同比增长，占全区出口总额的；进口6347万美元，同比下降，为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占全区进口总额的(见表2)。
(三)出口商品以资源高碳工业品为主，农业特色产业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宁夏自治区的外贸进出口产品结构由农副产品、轻纺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冶金制品构成。出口的工矿产品中以资源为主的有硅铁和金属镁等，大多为加工制造业的中间产品，高附加值的高端技术类产品较少。2015年，宁夏监控的重点出口商品出口额为亿美元，同比下降。其中，资源类产品持续走低，金属镁、碳化硅、增碳剂、活性炭出口额分别为484万美元、1608万美元、192万美元和4328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和。羊绒纱线、泰乐菌素、机床及铸件和轮胎等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形势良好，出口额分别为9133万美元、8794万美元、7548万美元和1614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和。《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2)》中提出，要集中推进枸杞、清真牛羊肉、牛奶、马铃薯、瓜菜五大战略性主导产业，优质粮食、淡水鱼、葡萄、红枣、优质牧草、农作物特种六大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苹果和中药材两个地方性特色产业，形成13个优势产业带。但近年来，出口商品仍以硅铁、金属镁、钽铌制品等资源性商品为主，《规划》中的特色产业并无体现，宁夏发展特色农业出口的潜力巨大。
(四)对传统和新兴市场出口均呈下降趋势，对少数市场出口保持稳步增长
随着宁夏自治区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商品远销亚洲、美洲和非洲多个地区。以2015年为例，宁夏对亚洲、欧洲和非洲等传统市场分别出口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和。尽管新兴市场不断拓展，但受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宁夏对阿联酋、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新兴市场出口同比分别下降、、、和，仅对韩国、越南、香港和澳门保持了增长，同比分别增长、、和。
二、低碳经济对宁夏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宁夏自治区出口的产品主要以机电产品、资源类、纺织类等碳排放密集的工业品为主，与低碳经济大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新要求相去甚远。为了降低成本，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多数企业采用相对低廉的能源和材料，在出口中多是以量取胜，而“低碳”将会倒逼企业使用清洁能源、采用高新工艺、研发高新技术等，这必然会使成本大大提高，从而降低宁夏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开拓出口市场的难度增大
宁夏自治区出口市场相对集中，排在前几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阿联酋、沙特、埃及、德国和日本。可以看出，宁夏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水平较高，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宁夏自治区作为出口贸易份额较少的省份，在对外贸易中被动地处于劣势，发达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推行苛刻的低碳规则，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必然会对宁夏自治区的出口贸易形成较大阻碍。
(三)低碳贸易壁垒将成为出口贸易新障碍
宁夏自治区的出口市场非常集中，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加了自身对外贸易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强调节能减排为由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将使宁夏自治区的出口贸易面临新的贸易壁垒。
三、宁夏发展“低碳”型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
从宁夏自治区商品出口结构看，全区以制造业见长，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很低。发展低碳经济，要积极有效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改进和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必须利用高新技术和低碳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品，减少污染程度较高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应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严格控制高能耗、重污染的产业，推进能源节约，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同时，还应加大力度开发新能源，减少“高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合理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替代能源，降低出口贸易成本，以应对低碳经济条件对全区出口贸易的影响。
(二)加快发展特色优势农业
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大力发展优质粮食、枸杞、酿酒葡萄、乳制品、清真牛羊肉、马铃薯、水产品、瓜果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重点在品牌、绿色和清真上做文章，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打造具有宁夏农业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
(三)积极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
低碳经济的转化、研发与新技术应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宁夏自治区出口贸易在巩固和扩大传统市场同时，更应关注并主动拓展独联体、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开拓东盟等自由贸易区市场，推进市场多元化，从而降低发达国家低碳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游建雄.低碳经济对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N].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2-83.
[2]吴素芳.中阿博览会新起点下的宁夏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14(8)：52-53.[3]詹晶.低碳经济对衡阳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N].南华大学学报，2012(4)：6-8.
【拓展阅读】
论文写作过程
1、论文选题。
确定选题就是确定研究课题（亦即论文题目），这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它决定毕业论文写什么，怎么写，以及是否写得好。选题正确，论文会写得得心应手，写起来又快又好；否则情况会适得其反。
论文选题的原则是什么？
（1）选择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2）选择自己有能力完成的课题；
（3）选题宜小不宜大。
选题的途径有哪些呢？
（1）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选题；
（2）从搜集、阅读资料中获得选题；
（3）从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寻找选题；
（4）从好学深思之中得到选题。
2、参考资料的收集筛选。
写作论文是对科学技术信息的再处理，是否充分地利用已有研究文献资料，将决定选题的质量、科学研究的质量和论文写作的质量。
怎么整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搜集到的文献信息需要加以整理，作为写作论文的参考和依据。
（1）进行分类筛选。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分类，把有用的资料按内容异同加以集中或分开，与此同时，把无用的或参考作用不大的资料加以剔除。
（2）阅读和研究资料，鉴别资料和数据的新颖性和适用性。用有序排列、摘录、做卡片和在电脑中设立专门文件夹的方式建立参考文献档案。
（3）根据所搜集的文献信息，再次考虑最初确定的选题和写作计划及论文纲要，从参考文献中得到启发和依据，以此订正选题，补充写作计划，细化论文提纲，开始论文写作。
3、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1）拟论文提纲摘要
（2）书写参考文献
（3）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4、论文正文书写
（1）按照拟好的题纲，参考选取的文献，组织论文全文
（2）注意论文格式
（3）书写论文致谢
5、论文答辩（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为了搞好毕业论文答辩，在举行答辩会前，校方、答辩委员会、答辩者（撰写毕业论文的作者）三方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答辩会上，考官要极力找出来在论文中所表现的水平是真是假。而学生不仅要证明自己的论点是对的，而且还要证明老师是错的。
这是免费的，你参考一下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出口方面成绩明显，但产品低端化的结构问题突出，运用理论结合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即贸易结构呈现低端化、对外资依赖严重、发展悖论突显。并就此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出口商品；结构；FDI 1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问题 贸易结构呈现低端化，高新技术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 (1)制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仍然在较低的水平上增长。 如表1，从2000年至2006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从增长到，增长了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稳步上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外贸商品结构提升的贡献率显著增强。但是相比同时期全球各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平均水平47%(美国为56%)仍有较大差距。从世界范围内来看，2006年世界贸易额(以出口计)为10万3386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出口额为万亿美元，占到了世界出口额的，但是按照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的统计，在2006年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4206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中(如图1)，美国占37%、欧洲27%，日本18%，韩国4%，中国只有3%，可见，中国的高出口份额之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少之又少。另外，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等少数类别，出口产品中高科技成份的缓慢发展严重阻碍了我国贸易强国的进程。 (2)制成品出口仍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从产业内贸易角度来衡量，我国的出口商品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属典型的反映建立在生产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产业间贸易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只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品的附加值并无明显增加，总体出口商品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由此造成产品利润率不高，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就很容易受到国际汇率等成本因素变动的影响，难以创造稳定的出口发展环境。 对外资依赖严重，抗风险能力不强 我国对外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其出口贸易增长对外商投资企业依赖严重。近10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但由于我国缺乏知识产权和大部分核心技术，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出口给中国带来的只是劳动者的报酬加上一些原材料费用，留下的还有环境污染，中国实际得到的贸易利益或收益十分有限，外商投资企业把国际产业链条上的加工组装环节移师中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控制进口原料和出口产成品两个环节谋求更大的利润。加工贸易具有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中国巨额外贸的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创造出来的。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提高了出口和进口依存度。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对于外资的过度依赖，降低了我国自身抗御风险的能力。在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不少外资纷纷自身难保，撤资减产，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十分可观。 发展悖论突显：出口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矛盾突出 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谢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的商品，这样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在各国之间实现帕累托最优，获得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当前我国的现状是面临城镇大量劳动力的出现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资源的禀赋使得我国似乎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既可以获得比较利益，又可以解决社会上的严峻的就业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虽然能够解决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它已经越来越难以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立于不败，必须建立起动态的比较优势，即竞争优势。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不断创造的要素(即推进要素)比静态要素更能持久，其优势会随着知识的积累而增加。日、韩等国的竞争优势正是来自于这种不断创造的要素优势。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大量面世，初级要素(自然资源，普通劳动力等)的相对重要性回进一步降低，动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加强。而我国现在所依赖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多是建立在初级要素粗放式使用的基础之上，缺乏长期竞争力。按照这种思路，我国似乎又应该更多地发展附加值和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2 优化我国出口结构的路径和对策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增加研发投入，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 只有拥有坚实的科技基础，才能尽快实现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努力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机电产品的出口。机电产品是近年来我国最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出口商品，是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机电企业跟踪行业技术发展的前沿，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中国机电产品的技术特色和科技优势。同时还要加速推动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的结合、生产企业和外经贸企业的结合，实现科工贸一体化，促进机电产品的高科技产业化。在形成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后，以更高的技术水准推动更多的机电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并最终实现以高科技、高技术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在出口贸易份额中的主导地位。 抓住人民币升值契机，拉升出口结构层次 2007年起开始的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抑制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鼓励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而提升出口结构层次。诚然，这对我国目前的低素质劳动力就业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如果我国的出口厂商利用这次汇率调整好契机，利用国家创造的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及时提高企业质量管理、品牌管理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仍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可以化解国际贸易纠纷、平衡国际收支、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制成品出口贸易结构。 引进外资的同时更应理性对待外资 首先，在今后的引进外资过程中要提高FDI的质量， 鼓励外商加大对技术研发方面的直接投资，加强内资企业的学习和吸收能力，加强他们与跨国公司在新技术、管理思想等方面的交流， 从而使其带来更多的溢出效应， 逐步改善我国在世界经济环境中分工下端的地位。其次，一方面激励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建立分包商或供应商关系，以这种方式加强两者之间的前后向关联，以实现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转让，另一方面组建内资企业集团，集中国内产业优势、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人才优势，鼓励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进行多方面的竞争，促使其提高对华投资的技术含量。再次，可以通过引资方式的创新引导外商向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的工业投资，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张。大力引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FDI，这样才能 真正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本质上的优化。最后，应该从思路上明确，增强自身出口竞争力是我国利用外资改善出口结构的真正目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过分依赖外资有它本身的缺点。因此我国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必须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借助外资发展主导产业，增强自身出口竞争力才是我国利用外资改善出口结构的真正目的。 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手段，加强对出口商品的宏观调控 (1)财税政策协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对各类商品的出口实施退税政策，在这一优惠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企业都将国家退税看成是一种正常利润而不考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在这种不分重点的“平均主义”的关爱之下，一方面外贸企业往往缺乏成本-收益约束，另一方面，国家的产业政策不能得以有效实施。因此，出口退税的调整已势在必行。2005年-2008年间财政部对我国出口退税率进行了5次调整，调整的总体方向是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退税率。在提升出口结构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力度仍然不够，我国现在的出口退税率仍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标准：原料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应降低出口退税率；以此严格控制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盲目出口，而对于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大的出口商品可实行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另外对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其出口产品的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成本，扩大出口，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2)金融政策协调。市场机制对于出口商品结构的调节(主要是价格机制)常常由于一些经济因素(例如竞争国的补贴)和非经济因素(经济主体对于政治风险的预期和规避)而遭到扭曲。后果是许多具有潜在出口优势的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等因素，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而得不到有力的资金支持。为了体现国家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必要运用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适度调整，譬如为鼓励某个产业产品的出口，我们可采用的金融工具有：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设立各种专项研究基金和健全保障制度。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优惠，增加出口商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