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
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社会惨遭破坏。所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曹操《军谯令》），“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正是当时社会惨象的写照。一代文人也都深受战乱之苦，王粲就曾遭三年两迁徙之苦。14岁时“献帝西迁，粲徙长安”（《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同上）。身经战乱的文人，抒写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感受，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一时文坛上响彻着慷慨悲凉之音，如刘勰所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正是这种由乱离社会所激发出来的情感，成了文坛的表现中心，形成了为后人所称颂的“建安风骨”。在赋坛上，随着汉帝国的分崩离析，以歌颂汉帝国的强盛和声威为宗旨的汉大赋也因之失去生长的社会土壤而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抒怀叙志的抒情小赋，情感同样成为赋坛的表现中心。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的情感受到严重压制。今文经学家提出“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把“情”“欲”看成是恶劣卑下的品质。汉儒言诗，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毛诗序》）。班固论赋也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片面地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抹煞个人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中的表现。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造成了汉大赋个性情感的失落。在汉大赋中，几乎千篇一律地表现了对帝国君王的颂扬，作者的个性、情感不容易看到。随着汉末统一帝国封建秩序的动摇和破坏，儒学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了。“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鱼豢《典略》）各种异端思想不断出现。东汉以来人物品评中对个性气质的重视在这一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尊重个性、情感的新的文化观念。曹操主张“唯才是举”，甚至任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集》建安二十二年）的人，抛开儒学道德标准而注重人的内在才能。曹丕论文，提出“文气”（《典论·论文》）说，强调作者的气质、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作者的主体意识第一次得到高度重视。正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蔑视礼法，强调任性适己。个性、情感以对儒学礼法的反叛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肯定和重视。与此同时，文学创作开始跨进一个自觉的时代。曹丕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包括诗赋在内的文章创作，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它有自己独立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文学逐渐从经学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人们开始自觉地进行创作。“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理论的提出，正是这种文学自觉观念的反映，情感第一次被提到文学的中心地位加以强调。“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正是在建安这一社会历史阶段中，在新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情感被推上了文学表现的中心地位，也成了赋体文学的表现中心。作为建安时代第一位抒情小赋作家，王粲的抒情小赋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学风尚。
王粲赋现存22篇，按题材可分为：咏物11篇、爱情婚姻4篇、纪行3篇、
悼亡2篇、登览1篇、田猎1篇。多样的题材，丰富的内容，几乎全部采用短小的篇幅，通过抒情的形式来表现，构成了多元复杂的情感内容，这在王粲以前的辞赋作家中是没有的。
在王粲赋中，《登楼赋》历来最为人瞩目。赋作情感浓郁，时代精神十分突出。作品写于作者避乱荆州依刘表12年后。在军阀割据，天下大乱之际，王粲依荆州刘表，希望能在刘表手下为匡扶汉室、平定天下做一番事业。但是，壮志难酬，时光流逝，跟随刘表十几年而功业无着的王粲对此忧心如焚。《登楼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作品在描写情景交融的意境中，充分表现了作者有家难归、功业无就、对前途的忧虑和执着的社会责任感等诸种复杂情绪。这种场景描写，与汉大赋对现实图景的铺叙不同。汉大赋的铺叙，客观性极强，有的甚至到征实的地步，缺乏作者主观情感的灌注；王粲抒情小赋的景致描写即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情语景语交融，情感弥漫浓烈。作者身遭乱离而想有所作为，他乡失志而理想抱负从未泯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使作品情感纷繁复杂，慷慨悲凉。刘熙载说：“王仲宣《登楼》出于哀郢。”（《艺概·赋概》）所出之说未必，但《登楼》乡愁国忧之浓不亚于《哀郢》则是事实。从题材上看，登览一类题材在此之前的赋中还没出现过，王粲此作当属首创。作品借登览发端，抒怀叙志，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生活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情感浓郁，个性鲜明，体式短小灵便，与汉大赋相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我们知道，“京殿、苑猎、述行、序志”是汉大赋的传统题材，这类作品往往极尽铺陈，场面壮阔、气势宏伟、篇幅极大。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赓继相续，写出了一批巨制鸿文，成为汉大赋的典范。王粲则一反传统，用抒情小赋形式表现征行、羽猎等题材，抒怀叙志，别构一体。《浮淮赋》、《初征赋》、《游海赋》、《羽猎赋》就是这类题材小赋的尝试。这些作品是王粲跟随曹操军旅生活的反映。王粲羁旅荆州16年，抑郁不得志。“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从此他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功立业。曹操是东汉末年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他致力于统一天下的事业，这是顺应民意，符合历史发展的，也是和王粲的志向、理想相一致的。作品热情地歌颂曹操的武功，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由于作者注重选择富有典型意义的意象构成鲜明的意境，用十分精炼的语言，或两句一转，或四句一转，形象场景一经托出即止，绝不赘述，因此，他的作品短小精悍而不失其气势，篇幅简短却意象众多。此外，作品在场景展现的同时，又紧密结合着抒情手法的运用，以表达对曹操武功的由衷赞颂。这种在场景的展示中直接插入作者感情的抒写，在汉大赋中是少见的，这也是王粲纪行赋所以篇幅短小却气势不减、情感浓郁的原因。
在儒学独尊、个性情感受到严重压制的汉代，文人笔下难以找到爱情的位置，在以颂圣为宗的大赋中更少有爱情的踪迹。到东汉后期，随着儒学的衰落，文人五言诗中才开始有爱情的歌唱；赋坛上，张衡写《定情赋》、蔡邕写《检逸赋》、《协和婚赋》，爱情题材开始出现。王粲把这一题材引进抒情小赋，作为情感内容的重要方面加以表现，进一步冲击了汉大赋爱情婚姻的禁区。《闲邪赋》写一位绝世美女盛年独处、爱情婚姻无着的悲哀。作品集中描写了女子自艾自怨、徘徊空房、彻夜难眠的痛苦情景。《神女赋》写一男子对一位稀世无群的女子的热烈爱慕，因迫于礼教而爱情中绝。作品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女子的仪态、身材、肤色、五官、衣饰、扬眉微盼、巧笑举止、盛妆之艳、退妆之雅等等，赞叹：“彼佳人之难遇。”在细腻的刻画中饱含着对女子深情的爱慕和赞美。二赋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对爱情热烈的渴望、追求和肯定，对压制、摧残爱情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的抨击，感情热烈率真又缠绵悱恻、哀怨凄凉。
《寡妇赋》、《出妇赋》二篇，描写婚姻不幸给女子带来的悲惨命运。《寡妇赋》通过对寡妇孤寂凄凉生活的描写和外部欢乐景物的渲染，两相对照，有力地反衬出寡妇的不幸及内心强烈的悲痛，并深深地寄托了作者的同情。《出妇赋》以弃妇的口吻回忆丈夫的变易，表现了对负心男子的强烈谴责和对无辜女子的深切同情。弃妇问题是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地位、丧失人权、婚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诗经》、汉乐府民歌中，这类题材已经出现，但一直到建安以前还未引起文人的重视。汉司马相如曾作《长门赋》，是长篇骚体，属宫怨词，内容仍囿于宫廷生活范围。王粲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现实主义精神，把眼光转向社会、同情被抛弃的普通劳动妇女的第一位文人。寡妇弃妇两题材在文人作品中当推王粲为首倡。
伤夭悼亡是王粲赋情感内容的又一方面。《思友赋》写登高远望，触景生情，引起作者对亡友的追悼、思念。作品选取了涓涓的细流、悲鸣的春鸟、原野上萋萋的青草、逶迤绵延的古道，这些最富有象征意义、最容易唤起怀人感伤情绪的意象，用饱蘸情感的笔墨加以描绘，勾勒出生动的形象，创造出优美的意境。《伤夭赋》全篇通过感情的抑扬起伏、纷繁变化，抒写了对幼子夭亡的极度悲痛。伤夭悼亡乃人之常情，而这样的题材在视文学为教化工具的汉人诗赋中是少见的。王粲的抒情小赋广泛地发掘题材，全面引进各种情感内容，一反汉大赋题材宫廷化、贵族化特点，而表现出多样化、普通化、日常化趋势，使抒情小赋更深地扎根在现实生活土壤中，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开辟了抒情小赋发展的广阔前景。
王粲的咏物小赋多托物言志，借以抒写丰富的情感，构成了他的抒情小赋多元情感的一个有机部分。在汉代赋坛上，咏物小赋是不被人重视的，一代赋家所致力的都在传统大赋上。班固有《竹扇赋》、班昭有《针镂赋》等，不过都是赋家们偶尔之作。这时的咏物小赋大多仅是状物，而少寄托。到了建安时代，咏物小赋大量出现，在情感成为文坛表现中心之时，咏物小赋也往往借品物的吟咏托物言志，成了表达情感的很好方式，因此它伴随着抒情小赋的繁荣而发展。王粲《迷迭赋》吟咏珍奇植物迷迭香草；《车渠碗赋》吟咏珍贵雅致的玉石器皿；两赋都通过对品物美好资质、形态的描绘，寄托作者对纯洁、刚直、光明磊落品格的赞美。《柳赋》通过对柳树枝叶扶疏覃布、旖旎丰茂、奋扬向上形态的刻画，抒发了物是人非、流年易逝、应及时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王粲的禽鸟赋善于以动的画面来刻画形象，有形有声，逼真动人。《鹦鹉赋》描写笼中鹦鹉啾啾哀鸣、嘤嘤高厉、踯躅烦恼、听悲风羡鸣友等，一系列动作、形态、神情都刻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①赋》描写hé＠①鸟勇猛劲武、卓荦不俗的淳正气质，罹难被擒的不幸和为了免遭迫害而委屈从命的痛苦。这些咏鸟小赋都寄托着作者丰富的感情和对生活的评价，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志士失时的同情与不平。王粲的咏物小赋在形象刻画和意境创造方面都表现了较高的技巧，体现了作者对抒情小赋形式美的探索和创新。在内容上，这些作品“触兴致情，因变取会”（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弱者的同情，极大地丰富了王粲抒情小赋的情感内涵。
处在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王粲致力于抒情小赋的创作，努力开拓发掘新题材，集中于情感的表现。他的作品或慷慨激昂、或凄清哀怨、或郁忿悲凉、或怡悦欢畅、情感浓郁、个性鲜明，字里行间一片真情流荡，包含着丰富多元的情感内容，这是作者丰富的生活感受的积淀，“情”在作品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诚如刘熙载所说：“公干气胜，仲宣情胜。”（《艺概·赋概》）王粲的抒情小赋与缺乏个性、情感的汉大赋相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它鲜明地体现了“人性的觉醒”、“文学的自觉”时代崭新的思想文化风貌，对魏晋抒情小赋的繁荣发展，对进一步促进赋风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王粲致力于抒情小赋创作并全面展现情感在小赋中的中心地位，是建安时代赋风转变的第一位作家。
王粲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号称七子之冠冕，其诗在建安诗坛独树一帜，被誉为五言之冠冕。
王粲的诗可以分为两期三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前期的五言诗苍凉悲慨，志深笔长，前期的四言诗情至语质，文当而整。后期的五言诗莽苍雄阔，笔势浩荡。我们既要重视以《七哀诗》其一、其二为代表的前期诗作，也应该给以《从军诗》为代表的后期诗作以充分评价，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建安诗风的两个方面。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畿，接下来就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是朝廷的衰败，其作用就如同是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从建安七子的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在到唐朝的杜甫，《七哀诗》的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王粲在归附曹操幕下之前，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表达汉末战乱，或是抒发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尤以《七哀诗》为代表。
《从军诗》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创作的两首五言古诗，作者一共创作了五首相同题目的古诗，主要抒发自己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和对军旅 *** 生活的向往之情，但王粲于40岁时英年早逝，终身没能入伍。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畿，接下来就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是朝廷的衰败，其作用就如同是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从建安七子的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在到唐朝的杜甫，《七哀诗》的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王粲在归附曹操幕下之前，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表达汉末战乱，或是抒发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尤以《七哀诗》为代表。
作者所写的《七哀诗》首句描写道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便是记载了东汉末年长安一片狼藉，李唷⒐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属于写实，表现了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句诗说明了诗人并非第一次被迫迁移，早在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百姓被迫迁移长安，而此时又因长安战乱，再度搬迁，一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饱含感慨与悲伤。
诗歌后半部分描写了诗人离开长安的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悲凉沉痛，真切动人。伤如今百姓颠沛流离，感曾经文景之治明王贤君。
《登楼赋》是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将其内心深处的因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积郁的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的忧虑倾注于诗赋之中，作者在抒发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述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
这首诗赋的创作背景为王粲依附于荆州牧刘表时期。汉献帝兴平元年，董卓部将李喙汜祸乱关中，王粲被迫离开长安，南下投靠刘表。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赏识王粲的才能，未能重用他，王粲自此流落襄阳十余年，心情愤懑。建安九年，是王粲来到荆州的第十三个年头，长期客居他乡，登上麦城城楼的王粲，纵目四望，万感交集，于此地写下这篇历代传诵不衰的名作。
《登楼赋》以铺叙的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感，将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词句之间各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全篇抒情意味很浓郁，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王粲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作诗灵感与他的博闻强记有很大的关系，《三国志》中关于王粲拥有冲啊强记忆力的篇幅相当的多，可见王粲过目不忘的才能在当时极为出名。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明确地指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时，可以很简捷地得出正确答案。那么精于计算的能力与他作诗写文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善于计算的能力可以说明王粲的思路极为清晰，而且对于字符能够快速的记忆，这对于撰写文章而言，是极有帮助的，因此王粲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
另外，《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同样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日，王粲与友人相伴通行，遇见道路旁竖立着刻有文章的古碑，王粲极富兴致，便上前朗诵起来，有人见其对此碑文极有兴趣，便打趣道既然喜欢，何不将其记下来。王粲灿然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石碑，将碑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有人对此极为钦佩。
另一处记载，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由此传播开来，为人钦佩。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