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原文：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於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於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於笔端。始踯躅於燥吻，终流离於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勉，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袟叙，故淟涊而不鲜。
或仰逼於先条，或俯侵於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於锱铢，定去留於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於予怀，怵佗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於集翠。缀下里於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讬言於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於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虽浚发於巧心，或受欠於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於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纷威蕤以馺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於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於将坠，宣风声於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於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译文：
我每次阅读那些有才气作家的作品，对他们创作时所有的心思自己都有体会。诚然，作家行文变化无穷，但文章的美丑，好坏还是可以分辨并加以评论的。每当自己写作时，尤其能体会到别人写作的甘苦。作者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意念有能下确反映事物，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大概这个问题，不是难以认识，而是难以解决。因此作《文赋》借评前人的优秀作品，阐述怎样写有利，怎样写有害的道理。或许可以说，前人的优秀之作，已把为文的奥妙委婉曲折地体现了出来。至于前人的写作决窍，则如同比着斧子做斧柄，虽然样式就在眼前，但那得心应手的熟练技巧，却难以用语言表达详尽，大凡能用语言说明的我都在这篇《文赋》里了。
久立天地之间，深入观察万物;博览三坟五典，以此陶冶性灵。随四季变化感叹光阴易逝，目睹万物盛衰引起思绪纷纷。临肃秋因草木凋零而伤悲，处芳春由杨柳依依而欢欣。心意肃然如胸怀霜雪，情志高远似上青云。歌颂前贤的丰功伟业，赞咏古圣的嘉行。漫步书林欣赏文质并茂的佳作，慨然有感于是投书提笔写成诗文。
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此时物象，清晰互涌。子史精华，奔注如倾。六艺辞采，荟萃笔锋。驰骋想象，上下翻腾。忽而漂浮天池之上，忽而潜入地泉之中。有时吐辞艰涩，如衔钩之鱼从渊钓出;有时出语轻快，似中箭之鸟坠于高空。博取百代未述之意，广采千载不用之辞。前人已用辞意，如早晨绽开的花朵谢而去之;前人未用辞意，象傍晚含苞的蓓蕾启而开之。整个构思过程，想象贯穿始终。片刻之间通观古今，眨眼之时天下巡行。
完成构思，布局谋篇。选辞精当，事理井然，有形之物尽绘其形，含声之物尽现其音。葳者层层阐述，由隐至显或者步步深入，从易到难，有时纲举目张，如猛虎在山百兽驯伏，有时偶遇奇句，似蛟龙出水海鸟惊散。有时信手拈来辞意贴切，有时煞费苦心辞意不合，这时要排除杂念专心思考，整理思绪诉诸语言，将天地概括为形象，把万物融会于笔端，开始好象话在干唇难以出口，最后酣畅淋漓泻于文翰。事理如树木的主体，要突出使之成为骨干，文辞象树木析枝条，干壮才能叶茂校繁。情貌的确非常一致，情绪变化貌有表现。内心喜悦面露笑容，说到感伤不禁长叹。有时提笔一挥而就，有时握笔心里感到茫然。
写作充满着乐取，一向为圣贤们推崇。它在虚无中搜求形象，在无声中寻找声音。有限篇幅容纳无限事理，宏大思想出自寸心之间。言中之意愈扩愈广，所含内容越挖越深。像花朵芳香四溢，像柳条郁郁成荫。文思奔涌如风起飚立，落笔挥洒如云起文林。
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因此难以描绘固定形象。辞采如同争献技艺的能工，文意好比掌握蓝图的巧匠，文辞当不当用他要仔细斟酌，文章或深或浅他都分毫不让。即或违反写作常规，也要极力穷尽本象。因此喜欢渲染的人，崇尚华丽词藻;乐于达理的人，重视语言精当。言辞过于简约，文章格局不大;论述充分畅达，文章气势旷放。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碑用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诔用以哀悼死者，情调应该缠绵凄怆。铭用以记载功劳，要言简意深，温和顺畅。箴用以讽谏得失，抑扬顿挫，文理清壮。颂用以歌功倾德，从容舒缓，繁采华彰。论用以评述是非功过，精辟缜密，语言流畅。奏对上陈叙事，平和透彻，得体适当。说用以论辨说理，奇诡诱人，辞彩有光。文体区分大致如此，但都不要淫邪放浪。辞义畅达说理全面，但要切记不能冗长。
客观事物千姿百态，文章体式也常变迁。为文立意崇尚巧妙，运用文辞贵在华妍。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好象五色配合鲜艳。虽说取舍本无定律，文辞安排难有最佳;但要通晓变化的规律、次序，就象开泉纳流那样自然。假如错过变化时机再去凑合，犹如以尾续首，颠倒混乱。如果颜色配搭不当，就会混浊不清色泽黯然。
有时下文对上文有损害，有时上文对下文影响。有时语言不顺而事理连贯，有时语言连贯而文义有妨。把它分开两全齐美，合在一起两败俱伤。所用辞意严格考较，去留取舍仔细衡量。如用法度加以权衡，丝毫不差合乎词章。
《文赋》有时辞藻繁多义理丰富，欲达之意却不清楚。文章主题只有一个，意思说尽不再赘述。关键地方简要几句，突出中心这是警语。尽管讲得条条有理，借助警句才更有力。文章果能妙笔多而败笔少，就可以满足不再改易。
有时组织词义如编彩绘，严密漂亮光泽鲜艳。辞采富丽像斑斓锦绣，情调凄婉如乐器和弦。果真自己没有独创，恐怕就要雷同前贤。虽出自个人锦心绣口，也怕别人用于我先。假如确实有伤品誉，虽然心爱一定削删。
有时个别句子出类拨萃，象芦苇开花禾苗秀穗。如声不可拴，影不可追，佳句孤零零超然独立，绝非庸言能够相配。心茫然很难再寻佳句，犹豫徘徊又不忍将客观存它舍弃。文有奇就象石中藏玉使山岭坐辉，又象水中含珠令河川秀媚。未经整枝的灌木纵然不美，招来美丽的翠鸟也会为它增色添光。又好比《下里巴人》的俚调连缀在《阳春白雪》雅曲之中，反而会增加了它的奇伟。
有时候写成短小的诗文，面对单薄的内容却少有兴趣。俯看下文孤独而没有响应，仰观上文空荡而无所应承。好比孤弦独奏，虽蕴涵清韵，却单调没有和声。
有时候文辞憔悴，虽徒事浮靡，语言却缺少光泽。把美丑混为一体，质地上乘的美玉也会因疵累而成瑕，又好比堂下管乐奏出偏急的调音，虽欲与堂上雅乐相应，却由于曲调急促不能协调。
有时候抛弃文章的内容义理，以保存文辞的奇瑰，只能是徒然追循文字的虚浮和细微。言辞缺少感情和鲜明爱憎，文辞轻飘飘而不真实，就好比在单弦上弹奏，音调虽和谐，却并不能感人。
有时候文章写得奔放恣肆，音韵格律轻佻鄙俗，仅仅为了迎合世俗，纵然声调再高，品位也是低下。如同《防露》与《桑间》，纵然感人，却并不高雅。
有时候文章写得清新空灵而柔美简约，也摒弃了浮辞滥调，但由于过分平淡却像没有调料的肉汁;又像抚琴演奏质朴清曲，纵然一人唱三人和，也只能说雅致却并不艳美。
至于文辞繁简、谋篇布局，其灵活应变也自有微妙之处。有时语言朴拙而喻义巧妙，有时思想质朴而文辞飘逸。有时因袭旧辞而每出新意，有时沿袭浊音而变化清音。有时稍一观览便能明察文义，有时深入钻研才能悟得深邃。就好比舞者合着节拍挥动衣袖，歌者和着琴弦唱出歌声，这里的奥妙轮扁说不出来，也非文辞所能阐明。
士人们博通为文的法式与规约，很让我打心里佩服。要知道世上一般人写作中常犯的过错，认识先贤们文章的长处。先贤们作文纵然发自内心，构思精巧，有时还要遭到目光笨拙者的讥笑。那琼花玉草一样美妙的文辞，只要勤于学习也会像遍布田野的大豆一样唾手可得。他们像风箱鼓风一样没有穷尽，和天地同生同长。世上的美妙文辞虽然纷纭繁多，可叹的是我所能采集到的不满一捧。我常怕自己才短智拙，学识空疏，难于学习先贤的美言，写成美文，所以在小诗短韵上蹒跚徘徊，聊以用平庸的音调杂凑成曲。写成文章后总是充满遗憾，哪里还有踌躇满志的.骄傲之感!生怕自己的文章覆盖瓦罐落满灰尘也无人叩击，只能被音响清越的鸣玉取笑不已。
至于文思灵感到来的时机，顺通和阻塞的机遇，则是来时不可遏，去时不可抑;隐藏时像是影随光灭，出现时像响随声起。当灵感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纷丝乱絮理不出头绪?当文思像疾风在胸中涌起的时候，文辞就像清泉流淌似的从口中涌出。丰盛的文思纷纷涌现，络绎不绝，只须尽情落笔成文，但见满目是富丽的辞藻，充耳是清越的音韵。及至感情凝滞，神志停塞，像干枯的树木兀立不动，像干涸的河床流水断绝;只能聚拢精神，凝聚思绪，再去探求。那灵感隐隐绰绰，愈加掩蔽，那文思涩若抽丝，难以抽理。所以有时候竭心尽力构思成文反而多有懊悔，有时候随意挥洒反倒少有错误。虽然文章出自我手，但文思灵感却绝非我所能把握，所以常独自慨叹，我哪能知道文思开阖通塞的缘由?
文章作用很大，许多道理借它传扬。道传万里畅通无阻，勾通亿载它是桥梁。往能挽救文武之道使之不至衰落，它能宏扬教化使其免于泯灭。人生道路多么广远它都能指明，世间哲理多么精微客观存在都能囊括。它的作用同雨露滋润万物本比，它的手法幽微简直与鬼神相似。文章刻于金石美德传遍天下，文章播于管弦更能日新月异。
赏析：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导语：《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该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陆机《文赋》主要观点的整理，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此时物象，清晰互涌。子史精华，奔注如倾。六艺辞采，荟萃笔锋。驰骋想象，上下翻腾。忽而漂浮天池之上，忽而潜入地泉之中。有是吐辞艰涩，如衔钩之鱼从渊钓出;有时出语轻快，似中箭之鸟坠于高空。博取百代未述之意，广采千载不用之辞。前人已用辞意，如早晨绽开的花朵谢而去之;前人未用辞意，象傍晚含苞的蓓蕾启而开之。整个构思过程，想象贯穿始终。片刻之间通观古今，眨眼之时天下巡行。
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圆满此很难描摹形象。辞采如同争献技艺的能互，文意好比掌握蓝图的巧匠，文辞当不当用他要仔细斟酌文章或深或浅他都分豪不让。即或违反写作常规，也要极力描绘形象。因此喜欢渲染的人，崇沿华丽词藻;乐于达理的人，重视语言精当。言辞过于简约，文章格局不大论述充分畅达，文章气势旷放。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碑用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诔用以哀悼死者，情调应该缠绵凄怆。铭用以记载功劳，要言简意深，温和顺畅。箴用以讽谏得失，抑杨顿挫，文理清壮。颂用以歌功倾德，从容舒缓，繁采华彰，论用以评述是非功过，精辟缜密，语言流畅。奏对上陈叙事，平和透彻，得体适当。说明以论辨说理，奇诡诱人，辞彩有光，文体区分大致如此，共同要求禁止邪放。辞义畅达说理全面，但要切记不能冗长。
客观事物千姿百态，文章体式也常变迁。为文立意崇尚冷气巧，运用文辞贵在华妍、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好象五色配合鲜艳。虽说取舍本无定律，文辞安排很难合适;但要通晓变化的规律、次序，就象开泉纳流吻自然。假如错过变化时机再去凑合，犹如以尾续首，颠倒混乱。如果颜色配搭不当，就会混浊不清色泽有艳。
有时下文对上文有损害，有时上文对下文影响。有时语言不顺而事理连贯，有时语言连贯而事有妨。把它分开两全齐美，合在一起互相损伤。所用辞意严格考较，去留取舍他细衡量。如用法度加以权衡，丝毫不差合乎词章。
有时组织词义如编彩绘，严密漂亮光泽鲜艳。辞采富丽象斑烂锦秀，情调凄婉如乐器和弦。果真自己没有独创，恐怕就要雷同前贤。虽出自个人锦心绣口，也怕别人用于我先。假如确能有伤品誉，虽然心爱一定削删。
有时个别句子出类拨萃，象芦苇开花禾苗秀稳。如声不可拴，影不可追，佳句孤零零超然独立，绝非庸言能够相配。心茫然很难再寻佳句，犹豫徘徊又不忍将客观存它舍弃。文有奇就象石中藏玉使山岭坐辉，又象水中含珠令河川秀媚。未经整枝的灌木踢然不美，招来翠鸟也会为它增加。
文章作用很大，许多道理借它传扬。道传万里畅通无阻，勾通亿载它是桥梁。往能挽救文武之道使之不至衰落，它能宏扬教化使其免于泯灭。人生道路多么广远它都能指明，世间哲理多么精微客观存在都能囊括。它的作用同雨露滋润万物本比，它的手法幽微简直与鬼神相似。文章刻于金石美德传遍天下，文章播于管弦更能日新月异。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简介：
《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该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
“意物文”与“知能”的各自关系，是写作应处理的两大难题。接着叙述创作前的准备以及写进入写作过程后，要保持精神意念的高度集中，排除任何杂扰，全心投入构思，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而获得形象准确的语言，极为艰难，要发掘昔日积累，寻求充分表达情志的新颖文辞。然后论创作立意，并从思想、语辞两方面，说明写作的乐趣，又论述文体多样性的成因，分析十种文种特征，论作文时注意处理的四个问题，说明创作的艰难，最后论艺术灵感及文章的作用。
参考例文：
《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俞灏敏
内容提要 曹丕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的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继续向纵深演进。陆机承上启下，揭橥文学特征，探讨创作规律，建立审美标准，并相应地在创作中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追求艺术的表现力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陆机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 陆机 文学自觉 文学理论 创作实践
当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时，它就大步跨入了自觉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个时代肇端于汉末，以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为背景，以比较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想的冲击为动力，唤醒了人的自身意识，也唤醒了人的文学意识。文学的自觉在无名氏古诗中已孕含量的蕴积，至曹丕的时代腾起质的飞跃，出现了重视文学价值、探讨体制风格、提出审美要求、品评作品优劣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文学创作也扬弃了外在于自身的目的，致力于人的表现，美的创造。这颇象鲁迅说的，近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当然两者的历史意义是无法比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一个文学冲决传统的功用观念对创作的束缚、寻求按自身规律充分发展的变革历程。它在曹丕的时代迈出了辉煌的第一步后继续向纵深演进，至西晋踏入一个新的阶段，借用鲁迅的表述方式，就是“陆机的时代”。因为无论在理论形态或实践形态上，陆机都能踪继前秀，启范后叶，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就其历史贡献而言，实为曹丕之亚匹。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审视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并试图藉以展示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承上启下的文学理论
文学是在自身不断得到实践、认识、把握中发展的。对文学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把握的尝试，可以说是它从自在阶段跨入自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陆机的《文赋》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创作过程及其规律性与复杂性。其实在曹丕的时代，丰富的创作就已提供了进行这种探讨的可能性。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陆机，我认为就在于文学自觉的演进的必然性。陆机的探讨是以文学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本体形态为契机的。在先秦、西汉，文学被淹没在它的功利性中；两汉之交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主体性，但对屈原、司马迁及辞赋作家的评论仍注重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品格修养与作品功用的关系。汉、魏之际，抒情文学的兴盛，艺术形式的进步，使人们进而探讨主体的个性气质与作品风貌的关系，并透过作品超现实的审美层面逐渐看到文学本体的存在。在曹丕《典论·论文》中，从文气说到文体论，透露了文学批评由主体论趋向本体论的消息。但风气初开，许多问题未及深入探讨。西晋随着文学再度繁荣，对文体的探讨由抽象概括深入到具体分析，如傅玄《连珠序》之论连珠，皇甫谧《三都赋序》之论赋，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趋系统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通各体的限制，进入本体的层次，乃是必然的趋势。《文赋》应运而作，于扼要地论述各种文体的体制风格之外，着重研究创作的产生、构思、布局、修饰等问题，体现了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上的纵深发展。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的下半部分打通各体而泛论创作，实“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2]，因而其探讨在《文赋》的基础上更全面，更深入。从曹丕到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由文体进入本体，由粗浅趋向精深，演进轨迹灼然可见，其中陆机正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观照文学的本体，重视其自身规律的客观存在，也表明对文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次。当文学被视为一种工具时，一旦它未能实现社会所期待的功用，便会受到轻视。扬雄批评侈丽闳衍的辞赋欲讽反劝，对辞赋本身也一变“少而好赋”的态度，蔑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3]，典型地体现出传统的文学功用观。曹丕的时代认为文学具有自身的价值，这种观念对于传统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但在理论上还象个新生儿，尚未发育成熟。如《典论·论文》单列诗赋为一科，突出其独立地位，但又置于四科之末，仍不免留有视其为末技的残痕；又倡言文气说，强调作家禀受于自然的气质与才能在创作中形成作品风格、创造艺术价值的决定作用，视文学为艺术个性的创造，然而“不可力强而致”云云，表明对文学自身规律以及作家对它的能动把握，缺乏一定的认识。陆机在《文赋》中对此作了纠补，以诗、赋居十体之首，并揭橥它们缘情体物的本质特征：在不排除作家的天赋因素对作品成败的影响的同时，又肯定创作自有“辞条与文律”即规律的存在，认为对它们的把握不仅是“知”的理论问题，更是“能”的实践问题，强调作家应提高后天的实践能力，才能在创作中“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实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体会到“兹事之可乐”。这意味着随着文学自觉的演进，人们开始朦胧地窥察到，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在气质个性的发挥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的统一中全面展示的，从无到有的文学创造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因而给主体带来愉悦。这些理论洞见对南朝文论具有历史导向的意义。“文笔说”将日益细分的文体概括为大致相当于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两大类，而且对前者本质特征的揭示在陆机“缘情绮靡”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如萧绎云：“至如文者，惟须绮豰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4]。值得注意的是，《文赋》论文体，前七种都属有韵之文，后三种均是无韵之笔，参照刘勰论文体先文后笔的体例，可谓已预示文笔之分的趋势，故“缘情绮靡”也成为被南朝人普遍接受的有关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如王筠就称美萧统的作品“吟咏性灵，岂惟薄技，属词婉约，缘情绮靡”[5]。至于《文赋》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刘勰将其内蕴发挥得更为透彻，明确提出“执术驭篇”的主张，并进而说明掌握创作的客观规律应与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情思的勃发结合起来，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所谓“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6]。陆机的探讨也体现出文学审美观念的进步。文学创作是人充满情感的审美创造活动，注定要从童年的“天籁”之美走向情采并茂的“人籁”之美。在实践形态上最先自觉遵循这一历史走向的不是侈丽而寡情的汉大赋，而是被《诗品》誉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汉末古诗。《典论·论文》首次在理论上予以反映，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在此基础上主张“诗赋欲丽”。但他的表述不够明确，理论也有待完善。尽管“以气质为体”的建安文学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7]，但曹丕本人未能说明气与情的关系，而且气作为各种文体之本，还不是诗赋的本质特征。再者，他也没有论述文学创作中情感的产生以及如何藻饰情感使作品华丽。陆机《文赋》进一步明确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鉴于魏晋诗赋合流的倾向，这两句可说是互文见义，不仅概括出文学的特征，而且揭示了审美创造的历史走向。陆机还站在理论的高度，着重探讨情采并茂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机制。他吸收了传统的“物感说”的合理内核，认为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郁结在胸中的块垒受四时物色的触发感召，产生创作激情，然后通过构思想象，使“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这里将自然景物引进美的创造中，具有重要意义，既表明对审美创造中主客体统一的自觉重视，又为创作实践指出一条通向情采并茂的具体途径，即在体物中缘情，使作家的个人情感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得到更好的表现，同时体物“穷形尽相”也给铺采摛文留下了用武之地。赋予文学意象以美的形式，需要多方面的表现技巧，陆机提出“会意尚巧”，“谴言贵妍”以及“音声迭代”，均指向语言艺术的锻造。其中“会意尚巧”，大多释为构思立意应当巧妙，我认为它既与词采、音律相提并论，在《文赋》的叙述结构中当属于以文“逮意”的写作层次。意与物融为意象，通过穷形尽相的体物完整而形象地传达出意的情蕴，这就是语言表现中所谓的“巧”，故前人有以“肖物情”释之[8]。后来沈约谓司马相如赋“巧为形似之言”，钟嵘评张协诗为“巧构形似之言”，刘勰说“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9]，也都是从语言和体物的关系来论“巧”的，可以参看。陆机关于情采的美学观对南朝文学理论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情采篇》和《物色篇》来阐述物、情、采的关系。钟嵘《诗品》认为“物之感人，固摇荡性情”，主张文学创作要“穷情写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均是陆机的嗣响。再从创作实践来看，从刘宋的山水诗到齐梁的咏物诗，通过描写景物表现情意，并追求巧似，辞采，声律，成为风靡南朝的审美取向。这一切都表明陆机对文学美的理性把握在文学独立、艺术进步的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缘情绮靡的创作
实践文学是人学。人性的觉醒带来了文学的自觉，现实的人生日益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饱含社会生活体验的情感世界在广度与深度上得到不断的开掘。陆机受文学自觉的感召，与其理论相应，在创作上丰富地展现了人的主题：或叹生命之短暂，或伤人生之艰难，或叙羁旅之悲苦，或抒离人之哀怨。古诗写的都是这些在当时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感内容，止乎礼义、风上化下的观念已挡不住它们的喷涌倾泻。其情调激楚悲伤，也冲决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防线，它不仅来自当时欣赏感人力度最强的悲情哀感的审美趣尚，更是出于一种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存在冲突的觉醒意识。在陆机的拟古诗中，可以感到一颗为之震憾的心灵跳动的脉搏，听到用激动的手指在伤感的心弦上弹奏出来的悲的旋律。如《拟迢迢牵牛星》让游子思妇在令人想到天地冷漠、四时迅迈的岁暮中绝望地哀哭，岁暮不得相会是陆机增写的，与传说中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形成鲜明对比，生动地写出短促的人生在忍受社会所造成的遥遥无尽的别离痛苦中流逝，以时空的无情突出人间的悲哀。人的主题，悲的旋律，又浸透着他个人的身世感慨。他的作品写一生之路，抒一己之情，并不象传统批评所指责的那样“敷旨浅庸，性情不出”，“词旨敷浅，但工涂泽”[10]。长期割据造成的地域性历史意识与文化心态、江南望族的门第、东吴名臣的功业，在陆机的内心植下强烈的家国意识和功名理想，时代的变迁使两者在不同境遇的刺激下构成复杂的心理矛盾。陆机一生就在这矛盾的痛苦中挣扎，文学成了人生痛苦的宣寄。吴亡后不久，他作《赠弟士龙》四言诗10章，抒发家邦颠覆、骨肉分离的悲痛，序中明言“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重振门楣的渴望驱使他迈着亡吴之士的沉重步伐，辞家踏上一条追求功名的艰难征途，从此陷入不可自拨的矛盾之中。表现在创作中，一面是《赴洛道中》“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的哀思，一面是《长歌行》中“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的焦虑。但仕宦不达，使他在《猛虎行》中借游子行役的艰辛写照自己奔走功名的坎坷，深感“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而发出“人生诚未易”的慨叹，同时流露出“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那种无奈事仇的负疚感。他曾借《招隐诗》、《幽人赋》之类的作品发过归隐之思、超脱之想，期以自慰；但更多的是抒发对家国的怀念，对人生的伤感，宣泄内心的痛苦。如《思归赋序》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赋中以岁暮之景的肃杀状写他羁宦京洛戚戚无欢的孤苦，“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在《叹逝赋》中，“悼堂构之颓瘁，愍城阙之丘荒”，国亡家破的余痛至不惑之年仍撞击着他的心扉，而旧亲凋落又使他产生迟暮之感，不禁“哀缘情而来宅”，想到功名未就，终老为客，深深发出“嗟人生之短期”的悲叹。陆机的作品就这样载着他整个真实、独特的内心世界：失去家国的悲哀，自投世网的痛苦，奔走功名的坎坷，思归故土的忧伤。这些互相交织的感情充实了人的主题，加强了悲的旋律。陆机是背着沉重的悲哀走完短暂人生的，悲哀构成他情感的底色，作品的基音。其诗赋中频频描写的岁暮可以说是悲哀投射最集中的意象，如《感时赋》极度渲染出岁暮的空间阴森感和时间飞逝感，前者在《园葵》诗中又成为时局险恶的象征，“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道出“孤生寄北蕃”的他对京洛政治黑暗的感受；后者在《思亲赋》中则兴起“感瑰姿之晚就”的迟暮之悲，“人道短矣”的慨叹吐出他的人生悲感。陆机的慷慨悲歌由于时代、环境等综合因素固然不如建安文学风骨遒劲，激昂气盛，却唱出自己有血有肉的感情，回响着内心震荡的颤音，是他“缘情”理论的自觉实践，体现了自曹丕的时代以来为人生创作、为自己创作、高扬个体情感的文学发展态势。曹植自云“雅好慷慨”，后期作品又大都“愤而成篇”[11]；阮籍诗歌篇篇抒写自己“忧思独伤心”[12]的情怀。西晋文学更重视开掘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如左思对门阀社会的愤懑，潘岳对亡妻的深痛悼念，都富有浓厚的个性色彩。陆机因能站在理论自觉的高度，这方面表现更为充分。在以他为代表的太康文学的推动下，人们益将文学当作人生苦闷的宣寄，在作品中缘一己之情。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与魏晋咏怀性的行旅诗相类，所谓“玄言尾巴”往往是作者受到景物的触发、“慷慨促命管”[13]而唱出的胸中块垒。陆机抒写身世之悲的行旅诗在南朝自然很受重视，如江淹《杂体诗》拟陆机一首题为“羁宦”，即拟其《赴洛》诸诗，由此可以想见这类诗对大谢的影响。他的影响至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犹清晰可见，庾信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倾泻自己的身世故国之痛，序中多次提到陆机，不惟他俩身世经历相仿佛，更在于创作宗旨及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传承，如序云“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将陆机“悲缘情”“哀缘情”的创作推向极致。文学又是美的创造。从古诗“文温以丽”到曹植诗的“词采华茂”，表明创作主体为了增强抒情效果，开始自觉追求作品的美感力量。陆机创作更是力求达到自己倡言的“绮靡”，现代阐释已廊清了前人对“绮靡”的曲解，认为它是比喻作品总体风貌的精妙美好[14]。陆机在创作中总是调动各种表现技巧和修辞手段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取得总体审美效果。如《赠尚书郎顾彦先》就运用描摹、对偶、借代、顶真等手法及赡丽的词采，形象生动地铺写淫雨为患之状，蓄足声势后有力地跌出末句“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关怀家乡的深厚之情与一组组感觉形象融合为诗的意境，从而给人以总体的美感。钟嵘《诗品》谓陆机五言诗“举体华美”，其它诸体作品也大体如此。陆机还很重视语言的音响效果，在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音声迭代”的审美要求。由于缺乏有关当时声律的参照资料，我们无从把握他在实践中的追求，但是在《泰山吟》“迢迢造天庭”、“曾云郁冥冥”，《苦寒行》“玄猿临岸叹”之类的诗句中，似可看到有意展示同声同韵字复叠连用之意趣的痕迹。陆机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的进步起到了导向和推动的作用，如体物的巧丽，音声的迭代，直启山水诗语言的造型化和永明体对声律的讲究。但过去有些批评家因未能把握到这种追求中内在的文学自觉的脉动，对此颇多指责，如沈德潜就批评陆机“开出排偶一家”，梁、陈诗歌“专工队仗”是其“为之滥觞”[15]。其实曹丕提倡“诗赋欲丽”，丽与偶在古人看来关系很密切[16]，《文心雕龙·丽辞》讨论的就是对偶，而偶句的铺排确能给人以整丽丰赡的美感，用于描摹、宣染有一定的厚度。陆机在《文赋》中要求作品避免“偏弦独张”的短小单调，其体物缘情的创作也就自觉运用排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铺叙抒写，力求使作品如繁音会奏那样具有内容充实饱满、形式弘丽华赡的美。以他为代表的西晋文学的“缛旨稠星，繁文绮合”[17]乃是实践“诗赋欲丽”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自觉在实践形态中的演进。当然，排偶有时也失之呆板，理想的“迭用奇偶”要到刘勰时才因实践的发展而得到理论上的认识，但它促进了后人对诗歌整齐匀称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近体律诗对仗句的定型。再如摹拟，前人谓陆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18]，对此有必要稍作辨析。陆机的摹拟以拟古诗为最，实际上它包含着对古诗文学价值的认识及对其所体现的审美意识的接受。由于时代相距太近，建安诗人身处古诗现实意义的激荡中，还无法对它进行超现实的冷静观照。至西晋，它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初步显现出永恒的艺术魅力，陆机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首先捕捉到了它的文学美而著力摹拟。这意味着古诗开始作为五言诗这一新的抒情文类的典范而受到景仰、研习，陆机试图通过摹拟探索五言诗情感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律则，折射出对创作的自觉重视，与其理论精神相通。另外，摹拟本身在魏晋间主要是作为一种学习前代范作的方式，严格说来不属于创作，有别于《文赋》批评的创作上“暗合于曩篇”的雷同，因此和作为雷同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创新的审美要求不构成矛盾。陆机的创作多有独创的构思，新颖的形容，就是在拟作中也不乏推陈出新的奇词妙句，这倒与《文赋》中“袭故而弥新”的主张是一致的。以上我们把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放到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考察，看到两者并不象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19]，而是完全可以沟通的。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陆机自己也意识到的“知”与“能”的差距，但它们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有意思的是，陆机本人“服膺儒术”[20]，在文学上却能跳出儒家思想的樊篱，紧跟文学发展的潮流，表现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为文学自觉的演进作出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贡献。尽管他的贡献早已被历史所超越，但其推动文学发展的功绩仍彪炳在中国文学史上。
注释[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2]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3]扬雄《法言·吾子》。[4]萧绎《金楼子·立言》。[5]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全梁文》卷六十五。[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7][17]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8]方廷《昭明文选大成·文赋》，引自张少康《文赋集释》。[9]分别见《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卷上，及《文心雕龙·诠赋》。[10]分别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11]见曹植《前录序》与《赠白马王彪诗序》。[12]阮籍《咏怀诗》之一。[13]谢灵运《道路忆山中》，《文选》卷二十六。[14]见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15]《古诗源》卷七。[16]如《周礼·夏官·校人》注曰：“丽，偶也”。[18]《采菽堂古诗选》卷十。[19]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所载《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陆机〈文赋〉二例》。 [20]《晋书·陆机传》。
原载：《阴山学刊》1994/04
1、阐述方法
从《文赋》本文来看，它的主旨在於讨论种种有关於文学创作的问题，首次把创作经验、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写进文学批评的议题，特别的是以赋论文，因为这些文学问题，尤其是具体的创作，必须容许有一定的空白以及模糊，因此它将赋论两个文体结合使用，想必这是陆机有意将这一篇文章当成范本，以文释文，这一个举动，本身就代表著作者想要强调纯粹的、审美的文学，以及追求文学独立的思想。
2、作品简介
《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此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意物文”与“知能”的各自关系，是写作应处理的两大难题。接着叙述创作前的准备以及写进入写作过程后，要保持精神意念的高度集中，排除任何杂扰，全心投入构思，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而获得形象准确的语言，极为艰难，要发掘昔日积累，寻求充分表达情志的新颖文辞。然后论创作立意，并从思想、语辞两方面，说明写作的乐趣，又论述文体多样性的成因，分析十种文种特征，论作文时注意处理的四个问题，说明创作的艰难，最后论艺术灵感及文章的作用。
3、作者简介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中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
《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创作论的文章。陆机在序文中说明，他写作《文赋》的根据，一方面是对于他人创作用心的体会一——“余每见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一方面是亲身从事创作的经验——“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就很难深切地体会别人的用心;但拘守自己的实践经验，又未免陷于狭隘。陆机结合直接和间接的创作经验来探索“作文之利害所由”，这种研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陆机从总结经验中认识到，“作文之利害”的关键是要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庄子》中早已提出了言和意的矛盾。魏晋时，言意之辨又成为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当时持“言不尽意论”者甚多，主要是阐发庄子的观点，强调精微奥妙之意是不可以言传的，把道形容成玄妙莫测的东西，宣扬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然而他们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当时欧阳建则独树一帜反对“言不尽意论”，可是他又完全抹杀言和意的矛盾，而陷入了形而上学。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无疑是有影响的。因此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创作理论中。他既承认言意之间存在着矛盾，又主张写作时应该力求解决这个矛盾。他在言意关系之外，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来讲，则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这种见解是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陆机把“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作为探讨的中心问题，确是抓住了创作中的主要矛盾。
怎样解决这个中心问题?陆机是从分析创作过程落笔展开论述的。他指出，创作前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生活的准备，即所谓“伫中区以玄览”，对外界事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情因物感，辞以情发，从而开启文思的泉源。二是学养的准备，即所谓“颐情志于典坟”，要认真学习典范的作品，从中吸取思想上的营养，以培养高洁的情思，还要从中吸取文辞上的营养，以丰富表达的技巧。这两方面的准备，是解决文、意、物之间的矛盾所缺一不可的，完成了这些准备才能进入创作过程。
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部分是构思。陆机认为构思与观察不同，需要“收视反听”，即排除干扰，虚静专一。至关重要的是“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就是发挥想象力。通过构思，要达到“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使情和物在头脑中逐渐清晰、活跃起来。通过构思，还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调动各种有用的表现手段。可见构思是解决文、意、物之间的矛盾的重要环节。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也就是谋篇布局、修辞炼句。陆机认为在意(义)和文(辞)两方面都应作精心的安排。
整个创作过程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所谓“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最后臻于“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即达到文和意二者都比较完美的境界，这样作者是会感到无限的欣喜的。
由此可知，在陆机看来文、意、物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那末，其中有无规律可循呢?这是陆机心中经常思考琢磨的问题，他认为创作是有规律的，但不是僵死的公式。在序文中他就指出：“放言遣辞，良多变矣”，“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创作规律之难以摸索，也不易说明，正是由于文章的.“多变”。因此，他要求“达变识次”，即掌握变化的规律。
为什么文章多变?这是由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所决定的。《文赋》中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要反映千姿万态的客观事物，固守刻板的教条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灵活机动。“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为了达到“穷形尽相”的目的，不妨突破常规。
正由于重视变化，陆机也就重视创新，因为陈词滥调是不可能适应变化的需要的，他强调要“谢朝华于已披，启文秀于未振”。甚至说：“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即使并非有意的剽袭，而系无意的雷同，也同样是要不得的。但是陆机并不排斥继承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他主张“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而且“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有时利用旧辞，脱胎换骨，还可以收点化之效。
陆机虽然突出了创作规律的灵活性，但是并没有把变化说成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变化之中仍有不变的原则在。“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果掌握了变化的规律，也可以举重若轻，化难为易，左右逢源。
在探索创作规律中，陆机感到难以解释的是灵感问题。在《文赋》中，陆机对灵感来去的情状作了形象的描绘，但是陆机不能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得感慨地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当然灵感或创作冲动并不是象陆机所讲的那样，作者完全无能为力，唯有听其自然。然而，创作毕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灵感兴会的生灭，文思源泉的开塞，决定于许多因素，确实是很难把握。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写作任何文章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文赋》很明显地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阐明的。在陆机心目中，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已经划分得比较鲜明了，因此他论述各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牢牢地抓住了文学的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情感的因素。例如他讲观察生活是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他讲修辞是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他讲文体是说：“诗缘情而绮靡”，“诔缠绵而凄怆”。先秦两汉的儒家在诗乐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情感的因素在文艺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在这个基础上踵事增华，更进一步阐发了情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二，强调形象的概括力。例如他讲构思，要求“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讲谋篇，要求“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他认为行文的乐趣正在于能够“函緜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这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善于集中提炼，小中见大，以有限的篇章展示阔大的境界，具有尺幅千里之妙。
第三，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美。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陆机明确地指出，内容是主要的，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他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但他也反对“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这样空洞无物的作品。从他列举的五种文病，即“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也可以看出他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审美标准。
综观《文赋》的成就，可以说陆机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的道路上比他的先辈前进了很大的一步。《文赋》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著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从《文赋》中得到许多启发，书名中“文心”一词即来源于陆机所说的为文之“用心”。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把《文赋》看作《文心雕龙》的胚胎或雏型，这样的估价是并不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