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学者，辞赋学家，国学专家。主要从事先秦西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辞赋研究，出版《汉赋通论》、《赋学研究论文集》、《蜀中汉赋三大家》、《羌山采风录》。教育部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等著作与教材10余种，发表《论汉赋的图案化倾向》、《尹湾汉简〈神鸟赋〉研究》等论文30余篇。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3次获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万光治，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汉赋通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汉赋通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赋称原始、第三章班固分类原则试析、第四章汉赋分类史述略、第五章汉赋三体溯源及变迁、第六章汉代颂赞箴与赋同体异用、第七章祝 论汉宋古赋、第八章汉初文化心理与骚体赋、第九章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第十章赋家地位与赋的繁荣、第十一间机舱赋的与汉诗、汉代经学。《羌山采风录》在人民大会堂发行。
许结教授《中国赋学研究》第四讲
《文选》中赋的部分，是最早的赋集。《文选》将赋摆在第一位，赋中又将京都赋摆在第一位，这体现了视宫廷文学是典雅文学观的主导思想。
除《文选》外，今存专门的赋集是元朝祝尧的《古赋辩体》。在它之前有《文苑英华》，主要选唐律赋。《唐文粹》选古赋。
《古赋辩体》是一个总集，每一体都有序，分正集和外录。正集包括楚辞和两汉赋、三国六朝赋、唐赋、宋赋，外录包括后骚、辞、文、操、歌五类，他认为外录五种都是赋的派生物。祝尧此集是为元朝考古赋服务的，他提出了尊古的思想，祖骚宗汉的思想，与《文选》尊京都大赋不同。
清人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收录自先秦至明代赋184卷，赋作4067首，康熙题序。
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收录从屈原到庾信共206篇，以古赋为主。
晚清《赋海大观》，收赋12000多首，且收了许多清赋。
现代有费振刚的《全汉赋》，龚克昌《全汉赋校注》，毕万忱《中国历代赋选》，后来还有抒情小赋的各种选本。
与赋格交叉的赋集，康熙朝陆葇的《历朝赋格》，分文赋格、骚赋格、骈赋格。晚清李元度《赋学正鹄》分十类，由入门至优秀步步提高。
与赋话汇合的赋集，如汤稼堂《律赋衡裁》，李调元《赋话》。
1、赋体文学的渊源及其流变
赋体源流是赋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1，本次会议在此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伏俊琏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
的“杂赋”作了具体的文献考索，将自嘲杂赋的源头上溯至《荀子·尧问》的“为说者曰”，又从《史记·龟策列传》中钩稽出先秦时期的1篇俗赋；踪凡论证了“赋起源于民间韵语”的观点；王以宪对“7”体之赋和“9”体之骚的发展过程、体制特点作了深入论述；郭建勋则细致考察了“7”体名称的文化意蕴、渊源流变、文献著录，及其结构体制、文体特征等问题；余江论述了“贤人失志之作”——骚体赋的发生过程；高光复提出了“文学团体启于赋家”的观点；韩高年由赋的“继作”、“共作”与“赠答”，阐释了魏晋赋创作范式的转变及其文学史意义；苏慧霜从“香草意象”入手，论述了屈骚抒情精神影响下辞赋与乐府的传承与拓新；罗时进考察了从唐律赋到宋时文的递承与演变过程；程章灿则提出了“碑文似赋”的论断，对碑文与赋的问题关系作了重新审视；孙福轩从科举试赋的角度考察了唐宋两代辞赋的发展，李润强则论述了唐代律赋与科举的关系；曹明纲还考察了辞赋创作对旅游文学的影响。这些研究观点新颖、多有创见，将赋体文学源与流的讨论进1步推向深入。此外，董芬芬考察了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词；马世年通过结构体制分析，对《荀子·赋篇》的赋学史意义作了新探；凌郁之探讨了从体物赋到咏物诗的演变过程。所论颇有新意，值得重视。
2、历代赋的文献学、文体学及文化学综论
历代赋综论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为“1代文学”的汉赋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万光治从文献辑佚的角度，对其《汉赋通论》所附“汉赋今存篇目叙录”作了新的补遗与辩证，极具功力，他还对文君相如的故事作了文化解读，饶有趣味；吴广平对《全汉赋》在文字、标点上的失误提出了商兑；张新科以唐宋时期为例，深入论述了汉赋在魏晋6朝之后的经典化过程；冯良方探讨了汉代散体赋的主客问答结构模式及其与经学之间的关系；郭令原从表现形式和语言句型入手，分析了东汉赋与“新诗”的关系；冯小禄论述了屈骚影响下汉代骚体赋的独创性；李泽需、梁复明考察了汉代赋与颂、赞、铭、箴及其同体异用的关系；罗家湘由汉赋中的琴瑟谈到先秦两汉文化的变化；唐洁璠则继续着汉赋与文学自觉的讨论，语文论文《辞赋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 毕业论文》。魏晋以降的赋史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曹胜高以“赋法”流播的视角，考察了汉魏文人诗的兴起；王晓卫对于齐、梁两代同题赋之题材来源、语言形式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林登顺分析了《文选》哀伤赋中所表现出来的6朝生命意识；王德华对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作了文体学的探讨；余浴贤从生命主题出发，论述了6朝抒情赋对初唐诗歌的影响。而赵小华、戴伟华关于初盛唐音乐赋、赵俊波关于中晚唐文体赋的考察，也都有其新见；刘培将辞赋纳入到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深刻阐述了北宋后期党争对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创见甚多；李占鹏从《历代赋汇》中辑录出有关戏剧的史料，文献价值颇高；牛海蓉对金元赋史作了综论；李新宇则论述了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3、作家及作品的个案研究
此方面研究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也体现出考证深入、视野广泛的特点。赵逵夫对班固的《两都赋》作了立体的研究，论及其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等方面，是近年来汉赋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之1，他关于枚乘《梁王兔园赋》的整理与研究，也是该领域最前沿的学术成果；龙文玲、鲁洪生深入考察了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高华平对屈原美政思想的解读、张树国所持《悲回风》为《9章》“大尾”说、漆子扬对今本《楚辞》与刘安的关系及其版本源流的探索、刘向斌关于屈原与《离骚》在汉代地位演变的分析等，也都体现了楚辞研究的多元化；宗明华由张衡的《髑髅赋》论及庄子对汉魏抒情赋的影响；曹虹对《洛阳伽蓝记》与辞赋文学传统的关系作了新探。至于王焕然由《甘泉赋》“玉树青葱”所论赋的虚与实、上原尉畅所论嵇康《琴赋》的表现史特点、丁宏武所论《抱朴子·外篇》的赋体特征、杜志强所论谢灵运赋作的注释问题、胡耀震所论温庭筠《锦鞵赋》的本事、作年及赋法特征、池万兴所论和宁生平及其《西藏赋》的方志学、文学价值等，都富有见地，引人关注；孙晶关于琅琊王氏家族辞赋创作活动的论述、罗文玲由王勃《莲花赋》所论莲花意象的书写及采莲主题的演变，也别有生趣；尹占华考证出唐代有两个崔损，又考证出5代的王翃、王雄、王翊等实为1人，其结论令人信服；龚克昌将苏轼的赋作分游览、饮食、政论、杂赋4类，并逐篇作了评述，这对苏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汪中文等还就前后《赤壁赋》的新变、金周淳就《和归去来辞》创作背景与内容等作了论析，李燕新则考述了苏过的辞赋创作；郝润华、许琰对李梦阳骚体赋的创作也作了新的评价；此外，詹杭伦关于台湾赋的论述、小岛明纪子关于日人虎关师鍊赋作的考察、熊良智关于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魏都赋》注者题录的考察，则是对传统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魏晋南北朝赋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也是赋论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中说：“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按指曹丕)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勉于诗赋的见解，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Art's sake) 的一派。”这说的是魏晋，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如此。这个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在：首先是重视个人感情的抒发，文学正在由“言志”向“缘情”转变;其次是强调艺术本身，文学正在由“丽以则”向只求丽不求则转变;第三，强调文学的娱情审美作用，反对儒家“诗教”的教化作用。这是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总趋势，是对儒家诗教的反动。这时的赋论就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而发生了与汉人观念完全不同的转变。曹丕《典论·论文》率先提出“诗赋欲丽”，只突出一个“丽”字，不管丽则与丽淫，反对寓教戒于诗赋。接着陆机《文赋》提出“赋体物而浏亮”。这个物包括客观事物与人的主观感受。体物就是细腻地描写客观事物与人的主观感受，不必追求美刺讽颂的作用。浏亮就是“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就是语言清新明丽。葛洪更从文学的发展进化肯定重文采的合理性：“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朴子·钧世》)萧统《文选序》根据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学发展观，对楚辞汉赋作了大力的肯定，并从中概括出文的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强调了词采华丽的重要性。乃弟萧纲也强调趋新，反对复古：“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与湘东王书》)萧绎更指出：“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 《金楼子·立言》)
重抒情，重藻饰，重声律，忽视甚至反对寓教戒的赋论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从理论批评到创作实践都贯穿着这一主张。但这一主张也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满。他们根据儒家诗教，对赋的本质特征及其创作实践作出了不同概括。曹植的见解就与乃兄相左。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这个义就是美刺讽颂。鲁迅曾解释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不管怎样，他的观点与扬雄一致是无疑义的。至晋代，围绕汉赋的功过，很多人提出了他们对赋的看法。比较著名的有左思《三都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赋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对汉大赋的评价，完全承袭着汉人的观点。他们像汉人一样，特别强调赋的美刺讽颂作用，指出“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这种劝戒又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要“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这完全是汉儒的诗教。当然，他们对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左思、皇甫谧都说赋是由“诗六义”中的赋发展而来，“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一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三都赋序》)，这对赋的渊源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还针对汉大赋的宏大夸饰，提出了征实的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谁信。”(左思《三都赋序》)其实，这都是认为赋必须具有美刺讽颂的功能的。因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周礼注》)。不征实就“背大体而害政教”(挚虞《文章流别论》)，实际是从另一角度将赋纳入了儒家诗教的轨道。要特别提出的是刘勰的赋论。《文心雕龙》《辨骚》、《诠赋》两篇是难得的较为系统的赋论著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如他从“文之枢纽”的角度，肯定了屈赋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变;他总结前人对赋的解释，给赋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概括了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他对赋的创作提出了“丽词雅义”的明确要求;他概括了赋从先秦至魏晋的发展历史;这都是难得的。但刘勰的基本观点很明显是承袭儒家诗教的，与其“征圣”、“宗经”是一致的。他辨骚是辨其“同于风雅者”与“异乎经典者”。他批评当时的辞赋创作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这明显是汉人赋论的延续，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赋论是相左的。稍后的裴子野也认为辞赋必须“劝善惩恶，王化本焉”，批评当时的作家是“随声逐影之俦”，其创作“弃指归而无执”，也就是背弃了儒家诗教。这与左思、挚虞、刘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在赋的本质渊源，美学特征，创作理论诸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丰富了赋学理论，但尊儒家诗教与反儒家诗教是贯穿始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