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多了点，你可以参考一下，再删删
1、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 朝花夕拾 景致，绘声绘色，令人神往。 2、在对往事深情地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3、常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4、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又称“双关”。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又例如在《藤野先生》中，作者用了“标致”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用“精通时事” 来讽刺清国留学生所“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些无聊的事；用“爱国青年”来反讽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思想狭隘的青年；用“何尝”来加强反语的语气从而加强肯定等等。 5、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体分析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本为散文文体，而又特别标示“回忆”二字，可能是因为鲁迅说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写的是记忆中的往事。鲁迅在创作《朝花夕拾》时，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他所选择的是表现自己独特人格精神气质的文体。《朝花夕拾》不是经验性的记事，也不是纯想象性的描写，重在写感触，有了感触其中的两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即《猫·狗·鼠》与《二十四孝图》。 二是散文与杂感结合的文体。这种结合可能并不是文体创造的自觉，而是写作时作者的感触由内向外的自然延伸，以内在的情感体验为驱力，转向外在的文明批评。由于鲁迅行文每不忘社会，且很少沉入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朝花夕拾》随处可见感触内外交迭的描述与评论，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最典型的是《五猖会》、《无常》、《父亲的病》、《琐记》。 三是纯散文。鲁迅在忆述昔日的生活经历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而又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这就成为纯散文。当然所谓“纯”是相对而言的，对鲁迅来说，完全沉入个人情感世界是罕见的，像冰心《往事》那样纯粹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文体是找不到的。因此《朝花夕拾》从总体而言，属于朱自清所说的那种“散文学”文体。但鲁迅也有沉入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于是产生了杂感因素很少的纯散文文体，典型的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 《朝花夕拾》中出现的五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的保姆（长妈妈）、恩师（藤野先生）、朋友（范爱农）、父亲和邻居（衍太太）。 长妈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令作者永生难忘。从长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 藤野先生——一位日本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没有民族歧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不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疑心他是自杀的。 父亲——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勒令他背书。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永远痛苦。由此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先生对父亲强烈的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爸爸是无情的，他没有关注到孩子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却一味的敷衍孩子，令孩子自尊心受损，便会度日如年。 衍太太——给鲁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重要篇目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时而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交配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 《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而“公正的裁决在阴间”，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正的裁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死去了，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隔壁家的表面对孩子好,其实是暗中使坏的衍太太,让孩子做危险的事，给鲁迅看不健康的图片，教鲁迅偷妈妈的首饰，但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写于1926年10月12日）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现在《朝花夕拾》一书已成为人教版初二语文名著导读的其中一本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且，此书也已选入苏教版九下“名著推荐与阅读”，也被选入人教版八上“名著导读”，其中小引，《阿长与〈山海经〉》被选入读本。 总起来看，《朝花夕拾》写到他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叙述情切感人，又有机的糅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
会稽山阴之地，山水秀丽，繁华富庶。东晋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雅集尽显魏晋风流；南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令人悲叹不已；近代鉴湖女侠秋瑾的事迹荡气回肠。我总觉得如人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同为古城，同处长江三角洲，苏州与绍兴就又不同的城市气质。相对而言，地处越地的绍兴似乎比苏州更刚硬一些。同是吴方言，绍兴人说话总没有苏州人说话那样软糯。绍兴人的脾气似乎也比苏州人更暴躁一些。似乎绍兴的文人更适合执剑，而苏州的文人更适合配玉。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比较绍兴与苏州的城市文化的，而是要记录我们7月14日的绍兴之行的。
参观鲁迅纪念馆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重头戏。鲁迅纪念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都昌坊口，建成于1953年1月，由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厅组成。我们刚踏进鲁迅故居的大门，一块大大的金字“翰林”牌匾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既是翰林又是京官，这就决定了周家大宅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也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这样的优越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科场舞弊案将周家的好日子从巅峰打落谷底。因此周家大宅虽然高广幽深，但其无论是内部装修布置还是家具器皿，都显得过于简陋，与“翰林”大匾并不相称。就如周家的厨房虽然有三眼大灶，也有特地为客人准备的小灶，不过厨房里的碗碟器皿制作得似乎太过粗糙，远没有苏州很多大户人家诸如潘家、陆家那样所用的器皿那样精工细作、精巧玲珑。再如鲁迅的卧房内虽然有一张铁力木大床，不过这种木头在当时并不是太贵重，而且房间里除了床、书桌、衣柜以外再无其他，而且家具虽然如明式家具般线条简洁，不过并不如真正的明式家具般光洁雅致，反而给人一种破旧的感觉。周家因祖父获罪而家道中落，鲁迅的父亲又卧病在床，少年鲁迅就常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变卖家中财物来给父亲治病，维持家庭生计。这样看来，周家大宅的破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穿过一条幽暗的甬道就到了百草园。我终于见到了初中语文课本里读到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草木原本无声，园里也原应静谧，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破这里的寂静，应而也就见不到鸣蝉、蟋蟀、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听导游说院子刚刚整修过，所以也见不到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这些东西我虽然在药店里见过，不过还没见过新鲜的。这次见不到了，心里有小小的遗憾。不过百草园虽然不大却清新质朴。对少年鲁迅来说实在是乐园。鲁迅在这里捉虫、捕鸟、塑雪罗汉，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墙角还有一组雕像，是少年迅哥儿在听长妈妈讲故事。大概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美女蛇的故事吧。长妈妈身边，一只猫安详地卧着。鲁迅关于百草园的记忆是欢乐的，充实的。所以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写道百草园、社戏、五猖会、长妈妈时，语言自然平实，真挚质朴。我想，每当回忆起这些时，鲁迅那阴郁的脸上会露出少见的笑容吧。《朝花夕拾》是鲁迅少见没有把其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文章。文章里透出了鲁迅的点点温情而不是冷峻严肃。不过鲁迅毕竟在童年及少年时期就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了他似乎认为人世间到处都是黑暗而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即使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他也总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人事物，他的目光犀利得近乎残酷。再加上在写《朝花夕拾》时他已经经历了出国、受辱、弃医从文、回国受到推崇和压制，所以，这本散文集里除了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之外，还有像《狗·猫·鼠》、《二十四孝图》这样的犀利透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对落后国民性进行深切批判的文章。这两篇散文已经不像散文，而像杂文了。或许是因为在百草园得到的快乐和在家庭中受到的压制对比太过明显，才会使鲁迅将关于美好回忆的文字写得更美好，而将关于落后封建家庭的问题写得更犀利吧。
我们最后去的地方是三味书屋。进入正堂，我们就看到了文章中写道的匾额和“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鲁迅的座位在比较靠墙的位置。少年鲁迅在上课时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将小说上的绣像描在荆川纸上应该不会被先生发现吧，不然也描不成一大本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我不禁开始想象那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大声朗读的情景：“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果然是沉醉在好文章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味书屋好像比周家大宅还要幽暗，除了那匾额和画，其他都是黑黢黢的一片。因此，人身处其中也就感到更加压抑。或许是因为从前的孩子们在这里开始真正接触四书五经，开始真正踏上科举入仕之路。与家相比，在这里孩子们的天性受到更多压抑的缘故吧。
绍兴是江南文化重镇，深受温润的江南文化浸润，但又更多地受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刀兵之气的影响，因此“绍兴师爷”成为说话刁钻刻毒的代表。而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鲁迅也是在具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难忘的留日经历之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更为尖锐地揭开国家和民族的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PS:其实7月14日久去了，到现在才写真是不好意思。哎，有时候真的太懒了。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雇尽?---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奶岢隽搜�剩菏侵泄�私�ニ樟��故撬樟�秩肓酥泄�柯逞讣捌湟换锏幕卮鹗牵褐泄���艿酃�饕宓乃羰苟��ニ樟�＞��庖豢佳椋�逞傅牧⒊∈呛苊飨缘牧恕?/span>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