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的节烈观》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会稽山阴之地，山水秀丽，繁华富庶。东晋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雅集尽显魏晋风流；南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令人悲叹不已；近代鉴湖女侠秋瑾的事迹荡气回肠。我总觉得如人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同为古城，同处长江三角洲，苏州与绍兴就又不同的城市气质。相对而言，地处越地的绍兴似乎比苏州更刚硬一些。同是吴方言，绍兴人说话总没有苏州人说话那样软糯。绍兴人的脾气似乎也比苏州人更暴躁一些。似乎绍兴的文人更适合执剑，而苏州的文人更适合配玉。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比较绍兴与苏州的城市文化的，而是要记录我们7月14日的绍兴之行的。
参观鲁迅纪念馆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重头戏。鲁迅纪念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都昌坊口，建成于1953年1月，由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厅组成。我们刚踏进鲁迅故居的大门，一块大大的金字“翰林”牌匾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既是翰林又是京官，这就决定了周家大宅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也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这样的优越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科场舞弊案将周家的好日子从巅峰打落谷底。因此周家大宅虽然高广幽深，但其无论是内部装修布置还是家具器皿，都显得过于简陋，与“翰林”大匾并不相称。就如周家的厨房虽然有三眼大灶，也有特地为客人准备的小灶，不过厨房里的碗碟器皿制作得似乎太过粗糙，远没有苏州很多大户人家诸如潘家、陆家那样所用的器皿那样精工细作、精巧玲珑。再如鲁迅的卧房内虽然有一张铁力木大床，不过这种木头在当时并不是太贵重，而且房间里除了床、书桌、衣柜以外再无其他，而且家具虽然如明式家具般线条简洁，不过并不如真正的明式家具般光洁雅致，反而给人一种破旧的感觉。周家因祖父获罪而家道中落，鲁迅的父亲又卧病在床，少年鲁迅就常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变卖家中财物来给父亲治病，维持家庭生计。这样看来，周家大宅的破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穿过一条幽暗的甬道就到了百草园。我终于见到了初中语文课本里读到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草木原本无声，园里也原应静谧，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破这里的寂静，应而也就见不到鸣蝉、蟋蟀、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听导游说院子刚刚整修过，所以也见不到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这些东西我虽然在药店里见过，不过还没见过新鲜的。这次见不到了，心里有小小的遗憾。不过百草园虽然不大却清新质朴。对少年鲁迅来说实在是乐园。鲁迅在这里捉虫、捕鸟、塑雪罗汉，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墙角还有一组雕像，是少年迅哥儿在听长妈妈讲故事。大概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美女蛇的故事吧。长妈妈身边，一只猫安详地卧着。鲁迅关于百草园的记忆是欢乐的，充实的。所以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写道百草园、社戏、五猖会、长妈妈时，语言自然平实，真挚质朴。我想，每当回忆起这些时，鲁迅那阴郁的脸上会露出少见的笑容吧。《朝花夕拾》是鲁迅少见没有把其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文章。文章里透出了鲁迅的点点温情而不是冷峻严肃。不过鲁迅毕竟在童年及少年时期就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了他似乎认为人世间到处都是黑暗而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即使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他也总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人事物，他的目光犀利得近乎残酷。再加上在写《朝花夕拾》时他已经经历了出国、受辱、弃医从文、回国受到推崇和压制，所以，这本散文集里除了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之外，还有像《狗·猫·鼠》、《二十四孝图》这样的犀利透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对落后国民性进行深切批判的文章。这两篇散文已经不像散文，而像杂文了。或许是因为在百草园得到的快乐和在家庭中受到的压制对比太过明显，才会使鲁迅将关于美好回忆的文字写得更美好，而将关于落后封建家庭的问题写得更犀利吧。
我们最后去的地方是三味书屋。进入正堂，我们就看到了文章中写道的匾额和“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鲁迅的座位在比较靠墙的位置。少年鲁迅在上课时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将小说上的绣像描在荆川纸上应该不会被先生发现吧，不然也描不成一大本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我不禁开始想象那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大声朗读的情景：“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果然是沉醉在好文章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味书屋好像比周家大宅还要幽暗，除了那匾额和画，其他都是黑黢黢的一片。因此，人身处其中也就感到更加压抑。或许是因为从前的孩子们在这里开始真正接触四书五经，开始真正踏上科举入仕之路。与家相比，在这里孩子们的天性受到更多压抑的缘故吧。
绍兴是江南文化重镇，深受温润的江南文化浸润，但又更多地受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刀兵之气的影响，因此“绍兴师爷”成为说话刁钻刻毒的代表。而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鲁迅也是在具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难忘的留日经历之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更为尖锐地揭开国家和民族的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PS:其实7月14日久去了，到现在才写真是不好意思。哎，有时候真的太懒了。
鲁迅在小说创作上给我们留下了思想和艺术都达到相当高度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他的小说正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文学的强烈影响，特别是俄罗斯文学。而先生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他一向和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锁国政策作坚决的斗争，他要求大家“收纳新潮，脱离旧套”（2），认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3）。在《340328致陈烟桥》（4）的信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文化态度：“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认为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正是从自己的民族情况出发，期待着中国文化的崛起。而他的“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正显示了他的中国文化精神。
早年的鲁迅，“为着吸引世界的文化思潮，也是为着从各国的优秀作品中采取各种形式和风格”（5），他在日本曾孜孜以求文学“新声”，介绍异域文艺思潮和流派，写下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等研究论文。二十年代，他提倡我国历史上的“汉唐气魄”（6），敢于吸收外来的文化，认为“不敢吸收外来的东西”，“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7）。一九二七年后，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并且继续不厌其烦地介绍西欧、日本诸国的文艺现象，对外来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的观点。根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了十四个国家将近一百位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总数超过两百五十万字”（8）。从鲁迅一贯的行动来看，他不但注意吸收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而且很注意吸收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或者说他把两者有意识地置于同等的地位。
二
一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并形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反过来会无条件地肯定这种文化结构的优越，有时甚至面对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仍墨守成规而无动于衷，拒外来文化于国门之外。具有“汉唐气魄”的鲁迅，却“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写下了震荡文坛的两本小说集。在此，我想就小说《呐喊》《彷徨》的结构形态作一粗略的分析，以管窥这位文学巨匠的文化精神。
在长期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洋小说在结构形态上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格局。中国传统小说重叙述，虽亦有描写，但它不大段大段地铺叙，往往比较简练，又总是设法把描写纳入叙述的形式管道，以讲故事为主要线索，串起某些段落的描写。如果说“中国风”小说像连环画一样，不受时空限制，用一幅幅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画面连缀成完全整一之图景的话，那么“西洋风”的小说则类似历史或现实题材的壁画和油画，包含着一段故事或经历，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常常是一幅发生在片刻间而被拉长了的生活画面。这类西洋小说重描写，虽也用不少笔墨来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但作品往往脱离故事情节去写场景和心理活动，把情节的发展寓于描写之中，情节完全受制于描写的总体形态。对这两种迥异的结构形态，我们应当选用哪个呢？一个作家最怕的是对形式的依恋、膜拜和因保守而形成的心理定势，而作家本身却时常自我感觉到这样创作的得心应手和无比优越。在创作中不管什么内容，只管往已有的形式管道里输送，而不是量体裁衣，根据主题和题材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形式。通俗文学迎合了特殊层次的欣赏心理而拥有大量的读者，所以作家便偏爱于这种固有的模式，并挖空心思地使这种模式臻于完善，而究其实，则往往是思想情感与表现形式，创作理想与审美效果显示出一种反比例的格局。可见，这种得心应手的形式在内容所不需要的时候就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与此相反，那些现代派技法的猎奇者，却总满足不了猎奇的心理，取法必为西洋，从不因题制宜，采用更为合适，更具有表现力的方法。正当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日臻完善之时，有人问他今后的努力方向，他开明地说：“我对这种形式稍为熟悉……但也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如果这种形式与后来选定的题材不相适应，那也只好割爱。”（9）可惜他不能忍受痛割爱的痛苦，仍有保守的一面。但是对于鲁迅先生来说则没有这样的心理定势，“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0）使其小说不拘一格，千姿百态。
美国评论家帕士利卡·哈南曾谈到鲁迅的小说：“相对其他作家来说，他的每篇短篇小说在艺术技巧上都堪称是一种冒险的事业，一种主题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鲜尝试。”（11）确实，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12）。鲁迅创作形式之多，是否意味着他的极大的随意性呢？当然不是。“手法与构图”，惟“其合宜者”才用。艺术技巧必须服从于生活规律，故“火中无鱼，泥里无鸟也”（13）。从主题出发，从人物的性格出发，这是鲁迅选择小说结构形态的基本特色。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虽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药》《肥皂》《幸福的家庭》《明天》《离婚》《风波》和《白光》为代表，受“西洋风”的影响较大，约占三分之二，它们在主人公一生中摄取一个独立的镜头，在单一的时间、场景和事件中去展示人物的性格，描绘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从而展示了一个深刻而独立的主题；另一类，如《故乡》《孔乙己》《祝福》《在酒楼上》《阿Q正传》《端午节》《孤独者》《伤逝》等，是“中国风”的小说，不到三分之一，它们选取人物悲剧经历中的几个关键环节，组成几个在纵向上缓慢发展的横断面，而横断面间的时间跨度较大，非一朝一夕，情节在纵向伸展的长度上和在横向扩展上虽都很大，但从二者的比例上看来，纵向伸展较横向扩展更大一些，亦即描写包含于叙述的总体形态之中。
“有了新颖的题材，决定了主题思想，如果没有适当的形式可以运用，就难以写成深刻生动的作品。”（14）小说创作从主题出发选择结构形态，这是鲁迅“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的文化精神的重要表现。
比如《药》的深刻主题技术鲁迅通过描写的结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具体表现在明暗两条线的运用上。明暗两线以“人血馒头”为引子，交叉结合在一起。作者主要篇幅是明线似的描写。先写华老栓在秋天的后半夜里带着多年积蓄的洋钱，到“古□亭口”去买药；次写他得到了“人血馒头”后，“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似的，“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的家里，收获许多幸福”；直到第三部分，情节进展了一大半了，这才由刽子手康大叔的嘴里点出这馒头所蘸的都是革命者的鲜血，而且由此从反面表达出了革命先烈夏瑜英勇不屈的气概，并通过茶客们的闲聊，进一步表现了群众对革命的冷漠情绪；第四部分才较为正面地写出夏瑜这条线：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在他的坟上出现了花圈。《药》的这种双线结构方式，倘使用传统的叙述方式，极易造成人为的扭合，两件事放在一起说显得不伦不类，不如描写法写得自然。有人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亲子之爱”或“夏瑜的英勇牺牲”，认为《药》觉得结构失败了。其实，《药》的艺术结构非但没有“失败”，而恰恰通过双线交叉的方式，最成功地表现了深刻的底蕴，即“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未能唤醒民众”的主题。有人之所以讥之为“失败之作”，是因为这种结构形态与传统的结构模式迥然有别。鲁迅不仅仅从民众的欣赏习惯出发，而常常把表现丰富深刻的主题放在第一位。
“鲁迅借鉴西洋技巧，吸收本国传统的技法，目的都在于塑造性格。人物不同，表现手法也在发展”（15）。在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里，鲁迅从人物性格的要求出发，选择相应的结构形态，这是鲁迅“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文化精神在小说创作中的又一表现。
譬如《离婚》写的是慰老爷府上爱姑与以七大人为首的诸多封建势力的面对面斗争的场面。作者并没有较多地叙述爱姑跟“老畜生”“小畜生”的斗争，而仅仅选择了她去庞庄请七大人评理的前后很短的时间，把过去的行动穿插在对话中，描写她如何从泼辣、勇敢走向胆怯、妥协的心理历程，从而揭示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局限和弱点。在未到庞庄之前，她发誓：“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而“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船靠了岸，爱姑一跨进黑油大门，不敢看坐满两桌的船夫和少年，“只是溜了一眼”。当有人搬出年糕汤来时，她“越加局促不安起来，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但仍想着“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接着，她看到七大人了，便“很觉得稀奇”——他慢条斯理，那派头咄咄逼人。尽管如此，她仍勇敢地向他诉起苦来：“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已经闹了整三年，总是不落局。这时七大人对她看了一眼，慰老爷仰着脸，尖下巴少爷“必恭必敬”地附和着；于是，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她继续诉说下去，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便噤若寒蝉，“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至此，她心里的糖塔完全溶塌了，“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最后，她不但同意了七大人不公平的解决措施，而且还“谢谢慰老爷”，那要“拼出一条命”的倔强劲儿已彻底失去了。作者把爱姑的性格放在特定的场面，很短的时间内，围绕“离婚”的一件事，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她由泼辣、大胆走向胆怯、妥协的心理历程。如果按照传统的写法，先大段地叙述爱姑与“老畜生”“小畜生”的斗争，然后把这一矛盾带到老爷府上去由七大人解决，篇幅就会显得冗长，爱姑心理的微妙嬗变就难以揭示，主题倒反有所冲淡。
同样地，从主题和性格的要求出发，鲁迅在另一些小说中又采用了“中国风”的结构方式。这些小说的民族形式，许多研究鲁迅的专家已经“长篇大论”过了，我在此只想极其扼要地谈谈。叙述体的结构形态使作品的情节主要是环绕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而表现在叙述的内在线索上，并不在于某一事件本身的发展，各个场面在时间上也不一定紧密相连。比如中篇小说《阿Q正传》在开始时，作者并未选择特定的场景、通过特定的事情来展示人物的性格，而完全以叙述人的姿态来讲述作传时的种种“困难”和阿Q的种种“行状”。这种种“行状”之间，未必都有时间上的直接联系，但有着性格上的内在联系。所以，通过这些事情的讲述，就很形象地讲出阿Q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来。作品中也有生动的场景描写，但它往往穿插于叙述之中，为叙述的主题服务。又如《孔乙己》通过短短几个镜头的剪辑，组成在纵向上缓慢发展的横断面，反映了主人公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命运的渐变性，从而表达了深刻的思想主题。这与同类题材的《白光》恰恰相反，因为陈士成性格的突变性决定了它不需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形态。
总之，鲁迅先生本着只要读者能够看懂的原则就“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管“拿来”，从而“采用其合宜者”。
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他开始“取法于外国”的短篇，逐渐起了变化，技巧更加“圆熟”，刻画更深刻，终于“摆脱了外国作品的影响”（16）。有人据此说鲁迅逐渐认识到自己国库中文化的重要性。其实，先生的这番话正反映了他吸收两类不同风格的文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说他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既区别于“中国风”，又区别于“西洋风”的特色。这并非说他的小说仅仅受民族形式的影响，而没有外来因素。因为他这样“圆熟”的技巧，本身就是中西两股文化流的“大团圆”，含有两种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技巧的“圆熟”，并非逐渐摆脱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其实这种因子早已在鲁迅创作意识里积淀和蛰伏，因为他最后的日子里写的《离婚》，结构形态也仍受“西洋风”的影响。如果说他逐渐摆脱了外国文学的影响，那么同样也可以说，他逐渐摆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正如沈从文所说的“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17）。鲁迅之所以写出一系列成功的小说，就是因为他既没有“全盘继承”，也没有“全盘西化”；既没有机械地以“中学为体”，也没有偏颇地以“西学为体”。古今中外，一切拿来，“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合宜者”。所以，鲁迅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成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的作品，是“大团圆”的产物，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作。
三
在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台湾社会批评家李敖曾将不同的文化精神归纳为十一种“病”，如“义和团病”，“古已有之病”，“中土外传病”，“大团圆病”，等等。“病”者，乃“癖好”之谓也，其中有的文化态度是较为得体的。鲁迅的文化精神实际上正是其中之“大团圆病”，即杂糅中西，而具体应用时，“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合宜者”。赵树理在《社会·主题·人物·语言》中也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艺术，都有两套传统，一是民间传统，一是外国传统，现在我们什么都综合运用。”（18）这种精神，“摈除种族的时代的自大心，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全史”（19）。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仅仅在量的比例上给予谨慎的规定，呈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体系，那么“大团圆”的思想则显示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系统，它“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俨然一个宇宙人，置身高处，将自己的视线之网撒在整个地球上，广为搜罗，将所需的一切集中于自己的艺术熔炉之中。
“我国的小说，从唐开始是一次革命。从宋开始，也是一次革命。到了鲁迅，又是一次革命。”（20）鲁迅在小说结构形态上的大胆探索，当初颇受到人们习惯的排挤，在今天我们师承先生的结构技巧时，是该感谢他的。鲁迅先生逝世近七十年了，但其文化态度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进行的今天。
时代在不断变化，文化在迅猛发展。面对西方涌来的各种现代艺术现象，“我们的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百衲衣”（21）。鲁迅在谈到美术创作的时候曾经说过：“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版画”（22）。他不论什么“西洋风和中国风”，不适宜的，即便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也“全都踏倒”（23）；合宜者，“虽是西洋文明”，也能吸收，使之“变成自己”（24）的东西。当心存“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25）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声称“借鉴”或“参考”的时候，鲁迅独以一种“汉唐气魄”，解开胸襟，伸出巨掌：“拿来！”
不仅拿来西方技巧！
而且拿来传统方法！
现在，我们理解鲁迅的“拿来主义”，正如重温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应当从他论述的时代性和特殊性中，看到这种特殊性所反映出的普遍性。他主张“拿来”西方的东西，何尝不提倡“拿来”传统的东西！“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富，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26）。这条条通向罗马殿堂的光明之路，充分显示出鲁迅先生“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这种文化精神的伟大之生命力！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多了点，你可以参考一下，再删删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