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笔名鲁迅(Lution)源于革命revolution。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被麻木的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
鲁迅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鲁迅的文章，从庄子楚辞中来，但他是消化了诸子百家的文辞，并不为屈原庄周所拘束，所以他并不要青年们步他的后尘。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对鲁迅的行文特征辨析道：“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地一提，仿佛放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游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却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想让我打字打死啊！抱歉我看错了，两千字，我这少说有三千，自己改改吧
《孔乙己》（1）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作家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2）本质的具体表现。
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弱书生，却被另一个读书人丁举人打折了腿，最后是死是活也不得而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孔乙己的悲剧呢？是科举，社会，还是个人？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与“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而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孔乙己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已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但孔乙己却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而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的生活已使他手无缚鸡之力，不管孔乙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连加入“短衣帮”的本钱与资格都已丧失，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而他越是在现实生活中屡次碰壁，越是受到人们的取笑和嘲弄，就越是渴望在“高人一等”的幻想中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孔乙己那“高人一等”的幻想如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越是沉迷于此就越可能丧失对社会与生活的抗争能力，越容易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那“高人一等”的“精神胜利法”又恰恰是阿Q、孔乙己们惟一的心灵避难所。——其实只要稍具理性，孔乙己就不能不对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念的虚伪与欺骗性有所认知，对自己凄惨的真实处境有所觉察，但他已习惯于像吸食鸦片一样躲进那虚假而脆弱的“精神胜利法”中遮蔽外来的风雨。
一、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一个因素
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封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路太难走，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录取率极低，使得科举取士的范围极其狭窄。封建科举制度使读书人追求功名、鄙视劳动。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除了读书什么也不干，也不会干。孔乙己曾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始终没能爬上去，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穷极潦倒，到头来却落得个乞丐似的境地。满口“之乎者也”，又穷酸迂腐，不会营生，这就注定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不是科举制度根深蒂固，孔乙己怎么会有着那般清高？他常常把做官与科举划等号，正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这就让孔乙己产生了自己总比劳动人民高一等的错觉，“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不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人们怎么会瞧不起孔乙己呢？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一个中了举，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成了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短衣帮们对丁举人敬畏有加，对比自己更穷困却以读书人自居的孔乙己便肆意嘲弄他，笑他穷极僚倒，笑他迂腐，笑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卑贱鄙人，这更加剧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科举制度的黑暗，孔乙己怎么会去偷窃？孔乙己“身材很高大”，穿的长衫“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有劳动能力却懒惰成性，成了一个不会营生的废物，为了活命，便开始了小偷小摸，穷途末路时，竟偷到丁举人家去，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看来，科举制度的确把孔乙己害惨了。
二、冷漠的社会氛围是对孔乙己的又一打击
社会环境的冷漠是孔乙己悲剧的重要原因。孔乙己是一个不幸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冷酷的环境之中，人们自私冷漠，无情无义，给人一种冻僵了的感觉。这种社会是孔乙己悲剧的催化剂。对于孔乙己这样一个弱者来说，社会不仅没有关爱他，更为严重的是，人们还把他当作笑柄。老板的无情，长衫的不屑，“我”的鄙视，甚至短衣帮的讥笑，都深深地伤害了孔乙己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心。封建秩序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下，民众的活力、热情、同情心都被扼杀，变得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在短衣帮的心目中也以为既然“学而优则仕”，那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孔乙己当然是劣货，只值得奚落和取笑。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与孔乙己同样在封建秩序中处于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同样可悲可怜，所以他们对孔乙己这样一个不幸者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相反只知道哄笑取乐，在他们劳累而苦闷的生涯中寻求片刻的快乐。
孔乙己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的苦人和弱者，用众人的哄笑来贯穿这样一个令人悲酸的故事，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这种哄笑是麻木的笑，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更令人悲哀，表示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反封建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如果人们给他关爱，我想孔乙己可能就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吧！
鲁镇的酒店，以其备有曲尺形大柜台的独特格局而区别于其他地方，而位于镇口的咸亨酒店无疑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座。凡是进咸亨酒店喝酒的人，按照其不同的穿着打扮和饮酒方式，就可以清楚地判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钱有势者穿着“长衫”“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钱无势者则穿着“短衣”，“靠柜外站着”，以“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长衫” 与“短衣”，“房里”与“柜外”，“坐喝”与“站喝”，“十几文钱一样的荤菜”与“一文钱一样的下酒物”，这种鲜明的对比，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表现得那样复杂：有的奉承，有的傲慢；有的猜疑，有的冷淡；有的责难，有的唠叨；有的担心，有的受气；有的监督，有的盘算。酒店老板认钱不认人，以势利的眼光看待酒客。对长衫主顾拼命巴结，唯恐侍候不周；对短衣帮不屑一顾，酒中偏要羼水；对小伙计极不相信，时常责备。短衣帮深知有钱者的阴险狡诈，对他们既不满又提防，而且累及小伙计。小伙计在掌柜的责难与顾客的冷眼中工作，两面受气，因而在冷漠中又显示出不满。这种跃然纸上的生活图画，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富欺贫、强欺弱、尔虞我诈的本质特点。正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孔乙己倍受奚落与摧残，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悲剧性格。
三、孔乙己自身悲观、懒惰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孔乙己自身的懒惰以及自甘堕落是孔乙己悲剧的主要原因。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活动，仅仅是他整个生活的片段。然而，这个片段又能够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饱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的可怜虫。他曾读过书，灵魂深处浸透了孔孟之道，能说“满口之乎者也”的文言，又“写得一笔好字”，“但终于没有进学”。他向往科举，虽然连半个秀才也没捞上，又贫穷如洗，可是向上爬的思想依然没有丧失。他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就自命清高，摆出一副读书人的臭架子，不会营生，也不屑与劳动者为伍。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格：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
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孔乙己鄙视体力劳动，养成好喝懒做的恶习，不会营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这样尽管生活窘迫，但做到糊口却并不困难。可孔乙己就是不争气，偏要去偷，自己断送了活路。俗话说：“命运之门由自己掌握。”孔乙己的命运当然应该由他自己掌握，但他却只幻想自己哪一天会坐在金屋里，俯视群儒，而并不为之付出任何努力。凡事不能靠别人，况且社会又那么黑暗，只有靠自己。孔乙己的好喝懒做，为自己种下了厄运的种子。这样看来，孔乙己的悲剧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总之，孔乙己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科举之害，社会之冷，自己之惰，正是这三者，导致了孔乙己以悲剧而告终。
四、孔乙己悲剧的社会意义
《孔乙己》不足2500字，但极为真切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被社会扭曲灵魂而最终被吞噬生命的悲剧性格。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已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残暴的统治阶级在疯狂的政治压迫和严酷的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利用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来奴役禁锢人们的思想。1905年，清朝政府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但盘根错节的封建文化教育依然还在继续摧残人们的心灵。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封建势力仍旧猖獗，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们拼命宣扬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教育的妖氛毒雾还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就连所谓“维新”的学校，也是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面对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鲁迅先生出于“揭露社会弊端，引起人们疗救社会的注意”的目的，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雄健的笔触，写下《孔乙己》这篇力作。由于鲁迅先生从幼年到中年亲受过封建教育的毒害，又接触过许许多多从科举途中沦落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因此，能以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出孔乙己这一典型性格，并通过他揭露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
文章截取孔乙己一生中的一段生活，把最能显示孔乙己生活、性格和命运的情节浓缩在几个场面，这样写便使故事情节集中而凝练。作者通过小伙计的眼光，用了几个特写镜头把孔乙己的外貌，他的遭人轻视和奚落的情状表现出来，然后转入对孔乙己遭受残害即将死亡的描写。简简单单的故事情节依据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极其深刻的主题。通过作者的构思意图，我们清楚地知道19世纪末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所受的迫害及其人们的觉悟迟钝！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五、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反思
分析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了解当时社会的同时，我们更应从中反思，更应清醒、冷静的去思考同样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当今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当今社会，人们的知识结构、经济意识、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底都源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 “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在不断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庆幸之余，我们更应反思。
1、 良好人格培养体制不断完善。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受教育体制及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养成了鄙视劳动人民，不愿与劳动人民为伍，好吃懒做、热衷功名、自命清高等不良性格，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造就着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能力，在人格上更具有来自群众，扎根农村沃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格，更具有亲和力，“爱国守法、名利诚信”等是他们坚守的信条，更多的群众尤其如此，他们在继承传统美德诸如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等人的同时，人格的内涵也不断创新，适应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当然在健全人格培养中，也不乏滑坡现象，诸如知识界的剽窃成风、粗制滥造；商界的利欲熏心、取财无道；无业游民的好逸恶劳；教育方式上的重智轻德等，让人颇感忧虑，如此诸多不重视培养人格和人格沦丧的现象，会否就是当年“孔乙己”等麻木人群的影子，良好的社会氛围极美好的人格的养成，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但愿在当今的大好社会形势下，有关人士及部门更能“以人为本”不断健全人格体制，不断加强人格培养，使人格中的不良现象尽快消失。
2、教育人才选拔机制不断优化，和谐社会正不断形成。
近几十年来，人才的选拔机制不断得到优化，人才选拔多层面没、多方位、多途径，面向社会的科学选拔体制逐步完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自考、函授到其它各种进修，从纯文化知识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等，都使得当今的人才选拔机制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具有优越性。当年“孔乙己”所面对的单一的科举选士已成为历史。
教育体制也在不断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材不断更新，内容越来越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材不再束缚人的思想，图书和网路图书市场更是大放异彩， “八股文 ” （3）越来越让人不敢想象，基础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推行。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精神，社会各处都闪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的文艺思想火花。新的文艺及科技著作层出不穷，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无不体现着和谐社会人才选拔体制及教育方式的优越性。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仍不能忽视人才选拔教育中的缺陷。“高分低能”现象仍屡见不鲜，素质教育在某些地方仍有“形式”之嫌，束缚人性的“四书”“五经” （6）等时有挥之不去之势，高额的读书费用让人望而却步，如此种种，会不会出现“新八股”“新科举”，会否再出现几个“孔乙己”，我们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才选拔和教育体制会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大氛围中日趋完善，但愿我们各级教育工作者，能在大好大社会氛围中建言献策，顺从民意，顺应历史及社会实际，不断创新出更新的选拔人才及教育人机制方法，然更多的受教育者后正在进修的人们各得其所，不再步孔乙己的后路，为创建和谐社会尽一分力。
3、 新型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完善。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当年在“咸亨酒店”的酒客取笑声中死去，在那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封建腐朽思想等因素影响还不能觉悟，人与人之间冷漠、猜疑，没有同情与爱心；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型和谐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到处呈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喜人景象。“非典”肆虐，各级领导沉着指挥，医护天使身先士卒；“洪涝”侵袭，各级民众捐资捐物，武警战士充锋陷阵；“贫困失学”各级组织举行捐募，陌生路人出手相助；特别像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界纷纷为贫困群体捐资捐物层出不穷，更是让人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更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充满人情味。我想，当年“在众人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先生，如果还健在，会否再遭不幸，也不只会做何感想。当然，路见不平，见义不为的想象还大有人在，道德沦丧的也不仅仅是个别人，但愿再出几个鲁迅先生，能为“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高唱赞歌了，给那些麻木、冷漠、无聊”的看客们以警钟长鸣。为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呐喊助威”。
总之，在咸亨酒店这个典型环境中生活的孔乙己，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和封建势力扭曲了灵魂，最后无声无息地被吞噬了生命的典型性格。他的遭遇和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社会的无谓过客，他只能连狗也不如地在无人知息的情况下耗尽自己的生命。在孔乙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堕落文人的共性：死啃书本，迷于科举，动辄满口孔孟经典，实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命不凡而清高不已，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孔乙己与《儒林外史》中“中举发疯”的范进(7)，何其相似乃尔！当然，孔乙己本身具备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他自负清高而不歧视小孩，偶事偷窃而不拖欠酒钱，与人争辩常露屈辱懦弱，落魄潦倒仍旧好喝懒做，站着喝酒依然穿着长衫，生活无着还不忘上爬，有几文钱便傲慢不已，被打折腿还否认原因。如果说“疯”是范进的独特个性，那么“迂”便是孔乙己的独特个性。与范进一样，孔乙己是封建社会儒林画廊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其悲剧性格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造成的。
鲁迅先生用笑中含泪的讽刺，深刻地批判了孔乙己性格中的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又对他的悲惨遭遇寄寓某些同情。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一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其用意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入剖析并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反观现在，当今社会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我们的反思，正是为了长足的进步，由此观之，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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