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毕业论文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学习成长践行的一个总结，我还是从进入阳明心学的缘起说起吧。刚开始知道阳明心学是看一位学生每天都在读书，有的时候跟他说几句话，他也只讲重点，从不闲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在读些什么，他就告诉我在学习阳明心学，而且学习之后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每天都会给自己规定很多文章来读，并且从不落下，就算有事情耽误了，晚上不睡觉也会补上，他说这是每天的功课，必须要做完，不能够留到明天。他的这种自律引起了我的好奇，是如何的力量能够做到如此自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我之前也有读过，但也没有如此魔力。之后他看我感兴趣，就发来了我们第九期诚意班的报名链接，告诉我就是在这里边学习让他得到了改变。我当时处于一种好奇的状态也报名进入了诚意班，因为只有一个月，并没有什么压力，我也就顺利毕业。但诚意班结束之后我们进入百日正心班，那是需要三个月，这个期间刚好赶上寒假与过年，我的寒假基本在出行的路上，过年也是聚会与玩耍，根本静不下心来读原文、听导读、写作业，想想这一切事情会成为我的负累，就此有了放弃的念头。但一个月的诚意班已经有了某些习惯，在放弃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舍，那中间的一周也是处于郁郁寡欢的状态，好像生活中少了什么一样，之后在我学生还有咱们学习小组群里同学的劝导下，我又重新进入了正心班的学习，并且保证学完一年，从这之后也就坚持到了我们致知班毕业。
但在格物班与致知班之间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格物班开班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手机停用三个月，而我们每天是要听导读、写作业、上交功课的，我却没有办法每天拿到手机，这期间就有了很多纠结。我把这一切消息告知我们姬春娟组长的时候，她就开始帮我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终于在她不懈努力下我得到了提前写好功课组长代为上传的允许，就这样，我基本一周或十天左右可以拿到一次手机，就写好近段时间的作业和周六的家书，一次性的转发给我们组长让她每天帮我提交一篇，而自此我的每天读原文也便换成了我们的纸质版。可是导读呢，就有一部分落下了，因为手机消息存储时间的关系，有一些消息我是看不到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坚持到了毕业进入致知班。当进入致知班的时候又出现了事情，我们需要每天早上传家书，这个是不允许代传的，而在当时我差两周就可以完成三个月的事情拿到手机，我不想在坚持了两个半月之后败给最后两个星期，当时不仅纠结，并且很难过，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长又开始不停地为我的事情奔波，因为此时我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去联系任何人，她就帮我各方面联系，也层层遭到拒绝，在我自己都要放弃的时候，她却冲破千难万阻，毅然决然地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她用了多少方法，想了多少办法，最后，我的情况被予以特殊对待，两个星期家书的代传也成就了我致知班的继续学习，但此时我的心里却隐隐有种感觉，有一天我会因为手机的关系而退出我们的线上学习，因为手机停用对于我来讲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最终在致知班毕业，完成了一年的学习之后我决定停止第二轮的学习，一个是因为手机的关系，另一个我也做到了当时对他人的承诺。虽然有很多的不舍，但对于这一年的学习还算圆满，因为我有认真去走好每一步，对待每一篇功课，认真写好每一次的作业，也做到了坦然。虽然即将离开这个线上平台，但致良知已经扎根在我们心里，相信不管走到哪里，致良知是永远引领我们向前的灯塔，我们会一直以致良知为指引，行走在人生的大道上。
要说学习到什么那真的太多太多了，有告诉我们关于人生终极目标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终点应该是如何的，当我们站在生命终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回顾我们的一生，拥有怎样的人生才不负世上走一遭；也有告诉我们如何立志的“立志圣则圣，立志贤则贤”，这个是人生的起点，有了志向我们才有了人生奋斗的方向，不然，浑浑噩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就像小人常立志一般，而我们要做到的是君子立长志；也有教会我们自律的“觉懒看书，则且看书”这个便是在我们有了志向之后的奋斗过程，因为每个人难免出现懈怠，在这时我们就应该事上磨，境上练，不想读书的时候偏偏让自己读书，以此来磨练我们的性子，真正做到自律；更有让我们时常自省的“君子常错，小人无过”这个则是告诉我们时刻要内观自己，我们不是完人，也许在自己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已经犯了错误，那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从自己的内心去革除过错，让私欲无处停留。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让我们自律、自省、慎独、时刻保持恩悲敬。但我最喜欢博仁老师的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人生我选择，我的选择我负责”，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一种责任与担当，我有选择的能力，也有负责的勇气，我觉得人生就该如此，要自己坚定不移地选择自己人生所要走的路，而选好之后自己踏实、勇敢的向前走，也要承担接下来所有事件的发生。另外一句就是“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除”，我觉得这句是一种自我斗争的过程，战胜别人很容易，最难的是战胜自己，我们经常会给自己放水，找很多很多的借口让自己处于舒适圈中，所以我们就要时刻告诉自己，我们的心中也有贼，我们要去除它、攻破它，这样才能够寻得那个清澈明净的自己，真正走在致良知的路上。
说到收获那也是非常大的，就拿自律与慎独来说，一直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自律与严谨，但自从在阳明心学线上课堂学习以来，看到同学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写的功课，我才知道自己以往所谓的自律真的仅仅只是擦边球，根本谈不到自律。通过这些学习，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差距，但我已经从开始第一步的未知进入到第二步已知，因为从懵懂状态进入到慢慢觉醒，这是一种思维的提升，是一种自我审视的开端，并且之后升级到了第三部的行动，这是将自己的思维践行的实证，是与生活接轨的诠释，只是博仁老师说“把事情处理在未发生前”，自己现在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很庆幸已经有了觉知，就慢慢可以进入到“知行合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蜕变的转换，以前的自己在事情发生之后总有些许悔恨，而现在的思维却是，总结已经发生的，考虑还未发生却可以预测的，尽量将事情圆满，应变突发情况，而且也会告诉自己，在下一次要注意，事情要处理在发生前，而不是在之后有任何的抱怨或者埋怨。从这些可以看出内心多了自我的反省，遇事不再焦虑，而是懂得自检，分析与检讨自己在事件中行为的偏差，已备下一次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在学习阳明心学期间，我们的每天读原文、听导读、写作业自己从未落下，也因此效仿我之前的学生，每天会给自己找出文章来读，也从未落下。这一切的自律让自己都感觉有些惊讶，当这一年走过来回头去看，才发现有些看起来很难做的事情也就一天天这样做下来了，比想象中容易很多，这就又说到了博仁老师的那句“所有的困难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不会应付每天的功课，因为当我有事要忙出现应付念头时，马上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如果你今天应付了一次，你会连续不断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如果没有第一次你永远不会开始第一次，所以我就听从了另外一种声音，永远不开启第一次，从此便没有了应付。但也有很多次功课都是在喝水的时候或者去卫生间的间隙拿出手机赶紧写两句，也有在走路的时候想到一点写一点，慢慢积累出来。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又有哪一件事情如此用心去做呢？博仁老师说天大地大功课最大，只要你有吃饭睡觉的时间，就有写功课的时间，现在想想真是这样子的，当你把功课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也就不觉得做不到了。我也因此改变了很多习惯，因为早上传家书睡觉不再关机，在我的四象限法则里功课也被放到了紧急又重要的事件当中。其实这一切的发生与改变无不显示着功课与学习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人生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像我们的功课一样去对待，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呢？我们学习阳明心学不仅仅是学习文字语言，更应该是学习一种精神，一种自律的精神，一种致良知的精神。
不管接下来同学们是否持续学习，我想这种精神要持续不断地留在我们的心中，融入到我们的血脉，让它指引我们的余生，让我们在以后对待每一件事情都像对待阳明心学的功课一般，都像对待我们群组的家人一般，那我们在人生终点的时候也可以说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样的话来，我们的人生也便是无悔的人生，相信它也会照耀更多的人，用爱与良知去传递更多的美好给这个世间。
知行合一
【内容提要】
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
【关键词】
心 知行合一
【引言】
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正文】
（一）背景：
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
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
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
（二）分析：
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
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
2.知行的统一性：
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
（三）弊端:
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结语】
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
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
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