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
《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书类，一类是著作类。 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孔子旧宅的壁中书和西晋时发现的汲冢书以外，大都属于此类。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的竹、木简，几乎都是随葬品的清单(遣策)。云梦秦简,大部分是法律文书,由于中国唐代以前的法典，除了古籍中引用的一些条文外全部亡佚,所以这批秦简是研究秦代法律仅有的资料。居延、敦煌等地出土了皇帝的诏书、中央政府和各级组织下发的一些文书 (如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火信号的规定、任免官吏的公文等)。 破城子遗址出土了一些向上级递呈的公文(如《燧长病书牒》)和同级组织之间的往来文书(如《塞上烽火品约》)等等。 内容相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字，故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利用简为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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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旅游发展路径及实例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会展旅游的特点及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展旅游发展的路径。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升城市旅游的整体实力、扩大旅游企业的积极作为、融合主题会展与主题旅游，从而达到会展拉动旅游、旅游促进会展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会展旅游 会展业 旅游业
商务和会展旅游是在国际上普遍被看好的前景广阔的旅游形态，国内外很多大中城市都专门设置了会展服务机构，积极发展会展旅游。如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诺威、法国的巴黎、新加坡及我国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城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会展设施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会展旅游市场的重要性也将更加突出。
会展与会展旅游
会展业是集商品展示交易、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文化交流为一体，兼具信息咨询、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贸易、旅游服务等多功能的一种新兴产业。通过会展活动，能带动巨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提升城市品位和知名度，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展旅游正是在会议、展览、展销会、交易会、博览会等举办的前提下，延伸到旅游业的产物。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会展旅游也作出了各种界定，但目前仍未有统一的内涵。如以研究事件旅游而闻名的学者盖茨（GETZ）就认为，展览会、博览会、会议等商贸及会展事件是会展业（MEETING INDUSTRY）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有许多学者主张将会展旅游概念泛化。本文所讨论的会展旅游对应发达国家所指M、I、C、E细分事件旅游市场的概念，即Meetings（会议）、Incentices（奖励旅游）、Conventions（大会），Exhibitions（展览），并包括节日庆典和体育赛事为主题的节事(Events)在内的旅游形式。即会展旅游是指借助举办的各种类型的会议、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文化体育、科技交流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洽谈贸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并带动交通、旅游、商贸等多项相关产业发展的一种旅游活动。
会展旅游的特点
尽管会展业和旅游业是两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但是会展与旅游的相互介入是经济活动发展普遍联系的外在表征。会展业和旅游业同属于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举办会展不仅使当地的展览馆、饭店、餐饮服务业受益，而且对相关的电信、交通、购物、旅游服务以及城市市政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事会展业是旅游有多元化战略之一，而会展业则可以利用旅游业提供的各种服务和资源，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一）会展对旅游的促进作用
会展本身具有行业性、产业性以及组办规模大等特点，这势必将吸引政府、民间组织的会展团、参观团、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队。会展由于会议规格高，参会人员均是有较强消费能力的商务客人、较高文化素质客人，其消费档次、规模均比普通旅游者要高得多。一个大型或知名展会的举行，对本地旅游业中的酒店、旅行社、景区、旅游交通、购物均会产生较大的促进带动作用。同时，对于一般旅游团队或旅游者来说，若在旅游过程中恰逢举办会展，由于会展所带来的强烈的气氛，使其旅游情趣大增。会展旅游还具有时段不受气候和季节影响的特征，从而消除了观光旅游时段性明显的缺点。会展活动大多数安排在城市的旅游淡季，会展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旅游设施和服务的使用率。会展为城市提供了一次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展示的良机。有利于带动城市功能的提升、增加城市的知名度，这些都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动了有利的环境。
（二）旅游对会展的辅助作用
无论从会展业的发展历史沿革，还是从会展的具体活动内容来看，旅游业所涉及的六大要素都与会展的举办形影相随。会展的构成要素及圆满完成所需的服务正是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势。在会展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旅游业为会展的举办提供相应服务，协助会展树立品牌，成为了会展旅游集约型发展趋向中关键的因素。会展的成功举办除了参会者的规模或专业性等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旅游业的参与程度。开展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会展业接待专业化分工的前提。如果旅游企业与会展公司进行专业化分工，会展公司负责展会的招募、宣传、布展和会场内的组织管理工作，旅游企业则向参加商或参观者提供场外的“六要素”服务，各司其职，各取所长，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令参展商、参观者和当地居民均感便利而满意，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获得更多的、持久的支持，从而树立展会的品牌，使会展的带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最终形成以会展带动旅游、以旅游完善会展的互动互惠的发展新局面。
会展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是全球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会展旅游是旅游属性结合会展活动的特点而衍生出来的产品。优化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发展会展旅游是中国会展业、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
在会展业每年为全球带来的近3000亿美元收入中，中国却未能占到应有的市场份额。目前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关系呈现松散状态，发展水平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管理层次上，大多数省份的会展活动（除个别会展发达的城市外）既没有明确统一的部门统一管理与规划，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的指导，主办者大都集中精力于申请、审批、接待事务，很少甚至没有考虑到同旅游部门的广泛合作以及对会展旅游的综合效应认识不足；经营层次上，由于多头管理、利润导向等局限性，政府在组织会展公司和旅游企业联合开展宣传促销时存在现实的困难；活动内容上，参展商、与会者及观展人员的主要目的局限于参加或观看会展，仅有很少一部分人自发的小规模的参与游览、购物或文娱活动；旅游部门提供给参展商及观众的服务主要是交通、住宿和餐饮，文娱表演、购物向导和游览活动组织等服务项目明显不足；综合效益上，会展活动给旅游企业带来的综合效益不够大（尽管带动了旅游业的吃、住、行三要素），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收益很不平衡，住宿、餐饮、交通体现明显，获利较多；游览、购物、娱乐三要素未有效开发，获利较少，现有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景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和发展环境，中国会展旅游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以迅速实现“规范化、集约化、品牌化、合作化”。为此，我国会展界和旅游界应相互促进，相互协作，共同构建中国会展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
发展会展旅游的实例分析
在中国，会展旅游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细分市场。对于城市来说，发展会展旅游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下文就以长沙市发展会展旅游为例，作出分析。
（一）长沙发展会展旅游的基础
从长沙的经济发展水平、商贸发展水平来看，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口径，2005年，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突破9亿美元大关，到位外资规模居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超过武汉和成都。消费市场方面，长沙通过会展的拉动以16.1％的增速，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3.43亿元，跻身全国十强，初步实现了建设区域性商贸中心的目标。
从区域交通条件、地理区位条件来看，长沙地处中国中南腹地，承东启西，是联系沿海发达地区与广大西部地区的桥梁，为中南地区重要的资金、技术、原材料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从会展场馆设施状况、旅游业接待能力来看，就2005年，全年共举行217个会展活动，其中全国性会展有20多个，会展销售收入达到50多亿元。会展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全市拥有现代化、正规化的会展场馆四处，即湖南省展览馆、湖南国际会展中心、长沙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场馆总建筑面积达21.9万平方米，室内展厅面积12.9万平方米，标准展位总数4961个。展馆数量和室内展厅面积分别位居全国第4和第6位，具备了承接2000个标准展位以内，10万专业观众以上的各类会展项目的硬件能力。三星级以上酒店或相当于三星以上酒店一百余家，日接待能力超过十五万人次。先后成功举办了全国糖酒会，全国煤炭交易会，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等等一大批会展活动。2005年，长沙市接待国内旅游者2489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75.2亿元；接待入境旅游者25.55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02亿美元；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191.2亿元；旅游业新增值相当于全市GDP增加值的14%，旅游就业人数达10万人，成为长沙市第三产业的龙头。
从长沙的旅游资源、城市形象与城市旅游吸引力来看，长沙是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和三国孙吴纪年简牍震惊中外，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传承久远。长沙是风光瑰丽的山水洲城，城内岳麓山巍然屹立，湘江水奔流不息，橘子州浮碧江心，山、水、洲、城浑然一体，使长沙充满了隽永的灵气和独特的魅力。城外有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灰汤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等旅游胜地。长沙市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性会展活动较多，加强了与各地、各界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提升了长沙市的会展整体形象和城市知名度。长沙是一座蓬勃发展的会展新城，被高票评选为2005年新锐会展城市，并朝着最佳会展旅游城市迈进。
（二）会展旅游发展对策
1.政府的宏观指导。会展业在中国还是一项新兴的产业，而会展旅游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政府应主要在产业规划、行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整体宣传等方面发挥宏观调控和行业指导作用。
会展活动不仅应体现在当时的轰动效应，更应考虑到长远效应，考虑到参加者对会展活动的整体印象，对各种服务的回味和展会品牌的树立。政府在产业规划、整合行业优势、城市整体宣传方面应该担负起重要的协调与促进作用，使会展部门应主动和旅游部门协作，开展联合促销，将展会、节庆、体育赛事与城市及周边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接待设施结合起来；或者将会展业纳入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统一促销或联合管理、联合促销，或单独设置一个专门的会展营销与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必须与本城市及省内的主要的关联企业具有广泛联系，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重点关联企业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发挥起协调和沟通作用。专门负责会展节事和设施的销售。2003年7月，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的属于市政府直接管辖的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对会展行业发挥了重要的管理、规划、协调和服务作用，但是会展旅游的规模化及专业化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协调二者的关系。正如评选中国最佳商务会展旅游城市中，城市会展销售工作的组织情况包括旅游局与饭店、会展设施及其他旅游设施经营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成立专门的会展局进行合作推销占30%的评分分值，这不仅是发展会展旅游的必要因素，同时也是会展旅游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
统一规划场馆建设与周边饭店的建设。在会展活动顺利展开过程中，具有合理布局的饭店服务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近年来，长沙市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交通设施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满足了会展业发展的要求。全市三星级以上宾馆有近100家，拥有标准床位近8万个。旅馆业和餐饮业总体上能满足举办各种类型会展项目的需要。但各展馆周边宾旅馆数量偏少，布局不合理，是会展主办方考察展馆时意见最大的一个方面。如国际影视会展中心只有五星级的高档服务酒店，中档酒店缺少，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地处城市南郊，周围很少有服务完善的酒店。湖南省展览馆、长沙市国际会展中心整体布局相对较好。政府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时应同时考虑会展和旅游的关联性及统一性，实现合理布局、整体规划。
2.城市的整体旅游实力。城市旅游产品多样化。会展城市起码应具有一般旅游城市的吸引力。在会展时间以外，城市应考虑提供可以观光的多样的旅游项目和可以使用的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参加会展的客人在闲暇时，同样喜欢进行其他的旅游活动，如购物、观光、休闲、娱乐活动等。而与会代表会常常偕同家人一同前往，在逗留期间从事常见各种旅游活动。如果旅游节庆、都市观光和休闲购物等能有效地穿插在会展活动中，从而为当地经济带来更大的综合效益。目前，长沙市可以提供的主要旅游项目有人文景观如马王堆汉墓、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心阁旅游走廊、贾谊故居等及自然景观如橘子洲及其它江心洲屿、滨江城市风光。如果旅游产品本身不足，缺少吸引力，它限制了旅游业与会展业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因此，如何增加城市旅游吸引力，使城市旅游整体提升，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将是旅游行业应认真思考的如何发展会展旅游的重要问题。
除了会展企业继续开展大型展会以吸引观众外，旅游部门可考虑将具有本城市特色的现代化场馆作为都市观光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以提高场馆的利用率。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是中国现代农业博览交易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也可以成为长沙都市观光的重要目的地。
城市旅游形象的宣传。科技是为传统的会展业和新兴的会展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技术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科技动态及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寻找网络技术与传统会展业和现代会展旅游业的结合点，更加突出服务的必要性与快捷性，变网络技术的挑战为我们市场开拓的机遇，使双方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会展旅游业的健康发展。由长沙市会展办和长沙市会展协会主办的长沙会展网，其中包括长沙概况、会展业基本情况、会展资讯、会展预告、会展管理、会展服务各个栏目，其中会展服务中还具体提供会展法规、会展场馆以及餐饮、购物、饭店、娱乐场所、交通与旅游指南等详细信息。可以说，长沙会展网是一个服务项目较完善的网站，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会展、旅游双效应的宣传作用，但是经过仔细分析，网站中为旅游服务的购物、娱乐场所、旅游指南中的介绍仍有需改进之处。
购物场所局限于一般的消费超市和百货大楼，而忽略了旅游定点商店，旅游纪念品上应着重介绍本地特色的产品如极具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的中国红瓷器、湘绣及菊花石。而娱乐仅仅停留在歌厅文化，其他休闲娱乐设施介绍太少，范围太小。考虑到会展旅游的综合效益中，网站对购、娱的因素介绍不够全面，缺少湖湘文化的特色。旅游资源的介绍较详尽，但缺少实用线路设计和景点内容介绍。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网络优势作好宣传和引导工作，同时利用发达的影视业的媒体宣传作用，在大型会展尤其是国家级会展和国际会展期间制作相应的专题旅游宣传片，带动旅游全面开花，树立会展旅游城市形象，使会展拉动经济的即时效应与长期效应完美结合。
3.旅游企业的积极作为。会展旅游的深度发展客观要求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呈良好的对接关系状态，在会展期间旅游企业为参展人员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专业服务，在丰富了会展活动之余，旅游企业也获得了客观的收入及稳定的客源。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和势力得到了提升，旅游行业可以得到全面、持续地发展。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反过来会促进会展企业招徕业务，从而形成会展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我们所提倡的会展旅游，不是让旅游企业去举办各种会议和展览，而是让旅游企业发挥行业功能优势，为会展的举行提供相应的外围服务。因此， 旅游企业应积极为参展商、与会者和观众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服务，并因时因事，根据展会的特征调整服务内容，针对会展的主题、营销计划、服务接待计划进行可行性分析，选择企业所能参与的部分；尽量将丰富多彩的旅游节庆活动与大型会议或展览结合起来。
如在长沙举行的各种大型会议或展览上，长沙市各旅游饭店及各旅行社利用完善的服务网络，设立各种服务专柜或专业部门，尽量为参展商、与会者及观众提供从交通、通讯、票务到购物的全方位服务。并且，旅游企业不要仅停留在机票、订房的差价上，而是应使自己的服务融入到整个会展活动中去，甚至细微到参展商的临时需求。旅游饭店应该利用会展的有利时机为获得稳定的客源提供优质服务，获得综合效益。同时，旅行社可以针对会展主题提供旅游线路设计及相关服务，在会展之余为与会者提供参观游览、娱乐购物等活动设计与服务，为他们介绍当地风景名胜与民俗风情等咨询与介绍。在长沙会展旅游的过程中，旅行社可以为与会者设计比较有代表性的同时考虑到场馆分布的旅游线路，如有以湖南省展览馆为基点楚湘文化大观游线路，即马王堆、简牍博物馆、天心阁、清水塘旅游文化步行街、第一师范、贾谊故居、岳麓书院、岳麓山、雷锋纪念馆、铜官窑，以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为基点的现代城市风光游线路即金鹰文化城、世界之窗、湘江风光带、橘子洲；并整合周边县市旅游资源又兼具湖湘特色的线路，如浏阳河、浏阳烟花、大围山的名山名水风情游；长沙、曾国藩墓、韶山、花明楼、灰汤的名泉名人故里游；长沙、屈子祠、岳阳的楚湘文化游线路。
4.主题会展活动与主题旅游的融合。会展旅游还应选择具有特色的主题，通过旅游的强大吸引力来为会展提供更多的专业观展者和潜在顾客，同样会展也可通过举办强势品牌的展会为举办城市带来更多的旅游者。选择与城市旅游资源及特色相关联的主题会展将使会展和旅游凭借各自的优势互动发展。众所周知，云南昆明世界博览会对其城市旅游、会展旅游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表明1999年世界博览会提升了昆明旅游在全省和全国的地位，推进了昆明旅游目的地品牌化进程，是中国会展旅游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之一。
借鉴昆明的成功经验，长沙市发展会展旅游应努力从会展活动中的大型会展如金鹰电视艺术节、浏阳国际烟花节、全国糖酒交易会、省农博会着手，尝试将主题会展活动与主题旅游结合，挖掘市场的深度。如金鹰电视艺术节与影视旅游产品、建立影视艺术中心、展示中国电影电视艺术文化结合，浏阳国际烟花节旅游与本地的旅游资源结合，开发生态旅游，在全国糖酒交易会、省农博会、茶文化节会展期间强调湖湘特色的旅游资源（如星沙的百里茶廊、长沙的白沙古井、宁乡的旅游资源），与休闲旅游、乡村旅游联姻，使传统的酒文化、茶文化与长沙周边的旅游特色整合。如长沙的烈士公园，是全国十大公园之一。烈士公园每年的游客近400万人次，每年成功举办灯展和车展，每次观展人数达三十余万人次。目前，长沙在尝试以“生态、文化、科技、现代园林”的烈士公园为阵地，斥资1.5亿元在二年内打造“国际生态会展”，让旅游者欣赏烈士公园的美景同时，还可以感受长沙国际生态会展的魅力。这样的思路将会展和旅游完全融合，从而将大大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旅游业具有聚集人气、繁荣市场、拉动消费、促进招商的强劲推动力，因而是长沙市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环节。旅游业在长沙市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与其他著名旅游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着力整合长沙市旅游资源，加快旅游产业开发建设，培育发展旅游新市场—会展旅游，构建内外对接的旅游网络，打造湖湘文化底蕴厚重和长沙特色鲜明的整体品牌，是为长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陆大道.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科学出版社，1991
2.王春雷.中国会展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J].旅游学刊，2002(2)
3.卞显红，黄震方.关于发展会展旅游的初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1，15(4)
4.马艳辉.会展旅游:经济迅速腾飞的“丝绸之路”[J].现代企业，2000(12)
5.林越英.对中国发展会展旅游的若干问题的探讨[J].旅游学刊，20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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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
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
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刘向《别录》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优缺点:
(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
(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古代名纸
宣纸
薛涛笺
谢公笺
澄心堂纸
毛边纸
连史纸
六、胶片、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