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简所见的“候史”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二人合作，第一作者。2.《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1999年第5期全文转载。3.《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期摘要转载。4.《论汉代的督邮》，《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5.《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4年第5期摘要介绍。6.《张家山汉简所见的亭及其吏员》，《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7. 《简牍所见秦汉邮书传递方式考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8. 《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9. 《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10.《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11.《秦汉的都亭与乡亭》，《历史教学》2008年第11期。12.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西北第二民院学报》2007年第4期。13. 《 “十里一亭”说考辨》，《南都学坛》2008年第3期。14. 《河西汉晋简牍及其学术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15. 《秦汉驿的职能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16.《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原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后收入《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7．《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18.《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19.《初元三年汉弃珠崖刍议——兼论汉代边疆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20.《汉代护羌校尉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21.《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22.《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23.《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24.《论汉代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25.《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二人合作，第二作者。26.《古代河西开发的历史反思》，《开发研究》2003年第3期。27.《汉唐河西农业开发得失谈》，《开发研究》1992年第7期。28.《汉初经济萧条原因探析》，《晋阳学刊》1995年第4期。29.《汉代河西的行政区划、职官建置及其特点》，《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30.《先秦时期的河西农业》，《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二人合作，第一作者31.《秦汉时期西北疆域的变迁》，《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32.《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西北第二民院学报》2004年第1期。33.《汉代河西人口蠡测》，《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第1期。34.《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西北人口》2003年第2期。35.《秦汉的邮与邮人》，《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6.《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简牍学研究》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7.《汉代甲渠候官邮程考》，《史学论丛》第9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38.《秦代刑徒的生活和服役范围》，《秦文化论丛》第7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二人合作，第二作者。39.《秦代的公文记录》，《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40.《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鲁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41. 《秦汉驿制诸问题考述》，《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42.《论汉代对羌民族政策的演变》，《张掖师专学报》2001年第1、2期。43.《古史所记的先秦河西》，《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44.《汉代河西文化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45.《古代河西的兴衰及其地位和作用》，《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46.《陈垣先生与敦煌学研究》，《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47.《汉唐时期河西农业的局限发展及其原因》，《张掖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48.《汉代对河西的农业经营》，《张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49.《隋唐时期西北疆域的嬗变》，《历史教学与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人合作，第一作者。50.《略论曾布》，《张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51.《司马光经济思想刍议》，《张掖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52.《唐前期的河西农业经营》，《酒泉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李守奎在2003年撰写《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列述学者对包山楚简的研究文章及著作：遣册研究：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如《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 补释文章：《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如林沄《包山楚简札记七则》、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包山楚简补释》（2001）、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囗”字及其相关之字》①（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囗”和“囗”》②（1998）等，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注：①和②中的“囗”符号用以表示无字符编码的古文字。 李家浩另著有《包山楚简的旌旆及其他》、《包山楚简“蔽”字及其相关之字》、《包山楚简中的“枳”字》等文章。 楚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有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以及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1995）等。 卜筮祭祷部分楚简，所祭祷的楚人先祖有老僮、祝融、媸酓、武王等。媸读为昆，释作众。酓是楚王之姓。媸酓即众酓。简文中记载的楚人先祖世系为老僮（童）——祝融——媸酓的顺序，可与史籍的有关记载相对证。简文中所祭祷的近组中，邵（昭）王列于首位，祭祷的礼遇也最高。楚昭王与公元前515至489年在位。墓主人为邵（昭）氏，当是楚昭王的后人。注：“媸酓”的媸的楚简原字从女、从上下结构的二虫。因无字符，以媸代替。 老僮即老童，见《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大荒西经》及《世本》。《世本》另一条及《史记·楚世家》作卷章，应为字形之误。祝融文献多见，《楚世家》云重黎与弟吴回都有祝融之号。对于媸酓，李学勤则认为是“鬻熊”。李学勤先由《楚世家》的世系，确定楚先祖名某熊的有穴熊、鬻熊二人。之后将简文的“媸”字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的“陆终”，楚帛书的“祝融”所从的古文字偏旁比较，结合音韵，认为“媸”可与“鬻”通假。因此，包山楚简的媸酓，乃是文献中的鬻熊。 文字地域面貌包山楚简从古文字学来看，是一批重要的研究材料。出土竹简的包山二号墓是公元前三、四世纪之际下葬的一座楚国贵族墓葬。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文字的需求迅速增加，使新造字大量涌现；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导致了字形和字体的变化；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使文字的地域性特点日益明显。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在文字方面也表现出突出的地方特点，言语异声、文字异性的现象屡见不鲜。包山楚简文书的文字是由官吏书写的，卜筮祭祷记录则出自贞人之手。因此在反映楚国文字的基本面貌和实际使用的情况方面，具有代表性。文字字体风格司法文书的字体多数比较潦草，有明显的急就风格。相比之下，卜筮祭祷记录的文字则较为工整。竹简文字的笔画较为圆转，极少方折；多数字有笔锋，但撇、捺、挑的笔画没有明显的区别。一般笔画的下笔处重而粗，收笔处轻而细、尖。简204和简205这两枚竹简的文字，笔道比其它的字细，但很均匀，起笔和收笔处看不出明显的粗细差别。因此推测，竹简文字是使用一种较硬的毛笔书写的。仔细观察全部的竹简文字后发现，大多数字的右部一般要高于左部。这说明，书写者是把编连成卷的竹简拿在手中书写的。由于握笔的右手紧靠在竹简上，不能随意移动，因此产生字体倾斜的现象。文字变化特点一、简文中的部分字形和偏旁与《说文解字》的古文、《汗简》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楚简的文字与周代金文一脉相承，保留了许多与金文相同或相近的字形，因此可以根据《说文》古文、《汗简》和钟鼎金文的有关字形来辨识简文中的一些疑难字。如“弃、迟、乱”等字形与《说文》古文和《汗简》相同。“卯、仆”等字与《说文》古文相比，个别笔画有增删。“野”字则与《玉篇》相同。二、笔画和字形的简省。由于大量使用文字，要求简便、迅速而产生的想象。笔画简省的一种现象是只省略字中的一笔或两笔。另一种现象是不同的偏旁有共同的笔画，而省去相应的笔画。三、笔画和字形的增繁。由于竹简文字的书写有随意性，或为强调某种含义而增加新的笔画和偏旁，构成新的字形。四、异形。有更换偏旁或更换偏旁位置而产生的字形变异，如左右上下位置、正侧互置等。也有因偏旁意义相近而互代，如口与言、石与土等。 简牍字体类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罗运环在《楚简帛字体分类研究》一文中，将包山楚简的字体特点归结为两类十四种。第一类，三种。在楚简帛文字隶变过程中，程度不深，与篆书较接近，当之为战国楚篆类；第二类，十一种。虽然隶变的程度呈现出不平衡地发展状况，但大体可归于楚古隶书类，大都可称之为先秦“古隶”。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
《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尹湾汉墓简牍料和释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 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 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 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 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22.7厘米，宽6厘米，厚0.25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 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 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 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 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尹湾汉墓简牍区区 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
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门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书中前言记录参加郭店楚简释文工作的有彭浩（荆州博物馆）、刘祖信及王传富。竹简的缀连和注释由彭浩、刘祖信承担。全书的编写工作有彭浩负责。承担竹简保护工作的是方北松（荆州博物馆）、刘雄。整理工作照片由金陵（荆州博物馆）、周光杰摄制。《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图版所用照片有郝勤建（湖北省博物馆）拍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对书稿进行了审定，缀合了一些残简，对《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以外各篇简文排列的次序作了调整，并对简文的分篇进行了调整；对释文和注释，除对技术性问题径直改正外，还提出了许多修订建议和供参考的看法。编写者并以“裘按”的形式收在注释中。 1994年底，《湖北日报》刊载了《我国考古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最早竹简〈老子〉等典籍在荆门出土》一文，首次披露了郭店竹简相关情况；1997年7月，郭店一号墓的发掘报告正式发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在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批材料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各地纷纷举办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就郭店竹简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1998年5月，美国达慕思大学举行了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会议以《老子》与《太一生水》篇研究为主，部分论文收入《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一书。1999 年10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对简文的释读、编连、文本对勘等问题做了集中讨论，相关成果结集为《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2000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 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是“1998年会议的直接扩大和延续”。2001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郭店楚简与历史文化座谈会”。2003年12月，即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之际，荆门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一次“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会议结集为《古墓新知——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于2003年11月由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外，在其它的一些简帛学会议上，郭店简仍是学界争相讨会的焦点。 廖名春编《郭店楚简论著目录（修订版）》所辑研究文献（截止至2000年）专著（专辑）17篇，论文345篇。限于篇幅，词条仅录专著（专辑）部分文献。1.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2. 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美国达慕思大学，1998年5月。3. 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4. 丁原植：《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9月。5. 姜广辉主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6.刘信芳：《郭店楚简〈老子〉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1月。7.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4月。8.张光裕主编：《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1月。9. 陈福滨主编：《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论文集》（上、下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10. 魏启鹏：《楚简〈老子〉柬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11.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郭店楚简”专号），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8月。12. 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13.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一、二册，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等，1999年10月。14.侯才：《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大连出版社，1999年9月。15. 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16.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郭店楚简思想史的研究》第一卷，1999年11月。17. 《中国哲学》编辑部、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合编：《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21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