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墓主画像研究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崔芬墓壁画初探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承担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等课题。郑岩多次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并协同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先生发起“汉唐之间”中国考古美术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集三部。郑岩先生多次提出“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领域的次学科，并且将其定义为“以考古提供的材料为核心，融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郑岩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和《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二文中详实的论述了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新学科的发展演变史。郑岩先后翻译多部外文美术史著作，其个人论文亦多次被翻译到国际学术界，在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领域达到国际水平。
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95.7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5.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56米、深1.3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23.6米、南北宽2.4米、高2.06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1.84米、南北宽2.85米、高2.32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5.1米、高2.1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3.27米，南北长5.14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12.5米，上口的宽度为1.1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4.55米、东西宽1.83米、高2.25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1.065米、残高0.65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28.9米、深11.55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曹操墓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疑问的，“倒曹派”列出的许多反证，其实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都是有类似的发现可以将其推翻的。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专家们都表示，考古是很严谨的事情，应该远离利益的争夺。专家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专家们给出了六个依据，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市的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曹操高陵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千百年来，这些问题扑朔迷离，异说种种，疑雾重重，并由此产生了对曹操的许多怀疑和曲解。曹操高陵的确认，扫去阴霾，解决了诸多历史悬案，让人们新获许多历史信息，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将获得新的突破。权威论证曹操高陵的发掘，尚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调查等。同时，保护展示规划也已开始着手进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综合自身研究成果，逐一列出证据，对当前几个最为流行的质疑进行回应，最终指出：曹操墓不可能造假。质疑：核心证据石牌伪造回应：地层关系无法造假石牌为真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考古地层关系，石牌发掘出土，这种地层关系是没有办法造假的。石牌上的皮壳、土垢、水垢无法造假到这种程度。此外，有从事清理地层、绘图、清点文物等工作的众多人员见证了考古现场。此外，从文字方面，石牌上的文字的结构、书体、用法以及文字内容都经得起时代风格、典章制度、组合关系检验。鉴于大墓中没有出土墓志或印章，唐际根指出，“如果是造假，当造墓志或者印章啊！”质疑：魏武王称号为假回应：史书多有此种记载对于大墓的质疑中，自始至终都有关于“魏武王”称号的质疑。有观点指出，这种称呼将阴名和阳名混为一体，没有任何文献中提及。研究院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列出了文献中的相同表述：东晋孙尴《魏氏春秋》中“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卷二十三·五行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事实上，曹操生前是魏王，有自己的封地，武王虽是谥号，但也只能是有封地前提下的“武王”，故应称“魏武王”。历史上还有中山靖王、鲁恭王等称呼存在。质疑：鲁潜墓志为假回应：二者字体差别甚多曹操墓热议中，早年发掘并指出了曹操墓现今方位的鲁潜墓志，此番也连带受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墓志本应记述墓主生平，但鲁潜墓志却指出了曹操墓的位置，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研究院指出，墓志内容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衡量最初的阶段。此外，也有观点质疑鲁潜墓志的文字跟曹操墓石牌字体相近，因此认为是同一人造假。但是研究院调出图片比对，指出这是个“伪质疑”，事实上鲁潜墓志的字体同曹操墓石牌字体有很多差别，但与同时期的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刻石相同。反对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郝本性说，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至于“武王”前加上“魏”，就更容易解释了，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天下历朝历代“武王”很多，不加魏武王，又怎能分出是哪朝、哪代的呢？质疑“武”字写法是缺乏相关文字认知。对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郝本性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而其中通常习见的异体字或俗字不过数种。”这主要是因为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就好比甲骨文，在100多年前，谁都不知道有这种文字。但不知道并不代表就可以断定它根本不存在吧？”郝本性举例说，曹操墓中“武”字“止”部写为“山”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相同，恰巧证明了碑别字存在的一致性。而有关学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质疑曹操墓不该殃及《鲁潜墓志》。“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郝本性说，如果说怀疑曹操墓造假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鲁潜墓志》造假的动机又是什么？仅仅是为给10多年后曹操墓的发掘做铺垫吗？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鲁潜墓志》是1998年4月，安阳县农民徐玉超在该村西北取土烧砖时无意发现的，其后交给了文物部门。那么，如果该农民造假的话，他不卖该墓志赚钱，而是交给文物部门，其目的是什么？再者说一个农民的墓志造假水平，能瞒过这么多的考古专家，而且这个农民还懂得后赵时期的碑别字，他有那么高的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吗？“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郝本性说，而此次因其给曹操墓的发现提供了比较确凿的线索，并因其碑别字上的写法，背上造假“恶名”，若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西方神话中的“羽人”曹操墓也有。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一般是以元宵节舞的那种形象。而在曹操墓中出土的“龙”，却有三种不同的形象，它们更接近蛇的形象，但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形象 。
曹操墓即安阳高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在曹操王都邺北城西12公里处。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220年曹操卒于洛阳，灵柩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
2009年12月27日，经中国考古学界一致确认，国家文物局最终认定，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墓主为曹操。2010年6月11日，安阳曹操高陵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2013年5月，曹操高陵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6月，曹操高陵及邺城遗址入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批准的《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文物局表示，“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学术认定和研究成果公布等程序，符合考古工作规程”。
2018年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曹操高陵2016-2017年度考古发现，曹操遗骸基本被确认。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曹操墓
曹操墓发现和确认的消息传出后，在各专业人士之间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均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发现和确认曹操墓都是官方和职业考古机构的行为，权威性毋庸置疑；提出质疑的多是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等各行业内造诣颇深的专家，质疑的根据也非常确切，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常常提出一些符合逻辑、颇有见地的质疑。 纵观各方的质疑，绝大多数人认可将西高穴大墓的年代定位于东汉末年或曹魏时期，规模比较大，另外墓主人应该和古邺城密切相关。以上三点争议不大。但是约有超过80%的质疑者不认可墓主是曹操。争议主要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之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考古学家并不负有判定墓主人的职责，对于考古材料，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并不能就此取代历史学的研究。如“魏武王”三个字涉及复杂的礼制、语境等诸多问题，如何解读是一个历史学课题，判断墓主人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考古学者应该尽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学术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径直下结论。其他如古文学、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各学科的专家都曾就本人研究的专业方向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质疑。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非考古专业人员的质疑缺乏专业性，外行充专家，学术问题娱乐化。地域之争1、河南方面的人士认为现在的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确信无疑；2、河北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等表示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依据不足难以服众，且方位不合帝王陵墓的传统，真正的曹操墓应当在距离现在西高穴大墓不远的河北境内（漳河对岸偏西偏北的山地中）。这种意见属于河北方面的主流意见。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曹操墓可能在西高穴村东南方向的亮马岗村（古称野马岗）一带。4、河北邯郸民间学者张立刚（网名“山尖子”）认为曹操墓在河北邯郸磁县的索井村，他并提出了曹操墓应当是由曹操墓、陪葬墓等若干大墓组成墓群。具体请见参考资料中的“曹操西陵研究”博客。这种意见比较旁门，支持的人比较少，突出之处是如果曹操墓真的在这里，那么其“风水”位置是比较理想的 。5、另外安徽亳州方面认为亳州有公认的曹操家族墓，并且已经成功发掘出曹操女儿曹宪和曹操父亲、祖父及其他族人的墓葬，由此判断曹操墓也有可能在安徽亳州。 证据之争 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这些证据我觉得都不是第一手证据，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但考古专家孙新民指出，同类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中有七块为科学发掘出土，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位置之争1、 目前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文献记载与邺城西门豹祠、铜雀台以及后来发现的鲁潜墓志等的相对位置是重要依据。然而历史上邺城、西门豹祠等位置多次变动，西门豹祠甚至先后有十多个位置，鲁潜墓志并非从墓中取出，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因此以此为依据确定曹操墓显得依据不足。另外假定由鲁潜墓志标明的相对位置找到曹操墓，反过来应当是根据 高陵（曹操墓）图册 曹操墓也能找到鲁潜墓，但是至今在相应的位置并没有找到鲁潜墓。2、 目前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同一陵园之内只有两座墓葬，中轴线在两座墓葬之间，两墓葬一南一北对称分布，相距30米，朝向一致坐西向东。《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曾就自己陵园的规划建设，下达过如下指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见，就曹操亲口安排的自己陵园规划而言，他本人是独自居于先王所在的主位，位置在最为尊崇的顶端，左、右两侧不能有其他墓葬与之并肩等列；陪葬的诸侯、大臣，则以功勋地位的高低，在自己前方的左、右两边依次排列，左为尊位，右为卑位。显然，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和曹操本人的规定以及当时的礼仪都有很大差别。此外，曹操要求王公大臣在自己陵墓附近陪葬，也就是说曹操墓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墓群，但目前经过详细探测，陵园内只有两座墓。3、 都城与陵区方位的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两汉帝陵、已知魏陵、西晋帝陵都是如此，汉献帝的禅陵也在山阳城西北，按洛阳方位算是东北，没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属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厕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东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东北，接受铜雀台上典礼的祭拜。因此这个墓认定为曹操墓，此处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4、 曹操后代如曹丕等的有关文档，多次显示曹操墓在“阿”、“冈”的字眼，也就是与“山”密切相关。然而西高穴大墓却在平原上，附近并没有什么山。墓主之争1、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西高穴大墓墓主就是曹操。2、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也是有考古价值的，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而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存在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3、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有关方面公布的“曹操墓在安阳”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不能否认西高穴墓墓主认定的其他可能 。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方北辰，从礼制研究入手认为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并从陪葬物品、墓的形制、方位、规格以及墓主骨骼年龄等方面分析，西高穴大墓二号墓墓主是曹宇（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曹冲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号墓墓主是曹奂（曹宇的儿子并未入葬是空墓） 。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从位置、陪葬物品、墓的形制结合历史记载判断，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曹奂。6、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倪方六：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 高陵（曹操墓）图册 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 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曹操更不会，他惟恐别人找到他的墓 。 7、另外，西安市委党校历史教授、三国史研究专家胡觉照认为安阳“曹操墓”实则五胡十六国时期军阀姚襄墓穴。8、从事历史研究三十余年、著有专著《曹操墓研究》的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说：“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这座墓不能确证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话，极有可能是曹操最亲信的大将夏侯惇的墓。 ”9、四川一位古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钱玉趾认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曹魏时期名臣常林的墓葬。10、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徐光冀先生认为，此墓很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11、历史学者、作家刘秉光认为墓主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第三任皇帝石虎。称呼之辩历史上除了曹操外，十六国时期冉闵，姚襄等也都有“魏武王”的称号。而考古单位对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却只是指向曹操，其做法也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有学者怀疑，曹操葬礼由曹丕主持，时曹丕继为魏王，应不会直称父亲为“魏武王”，而只称作“武王”；就算要使用全名，也应该用“汉魏武王”而不是“魏武王”；学者以此判断发现之陵墓不为曹操墓。遗骨之惑 河南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曹操妻子卞皇后遗骨，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卞皇后太和四年去世，与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之后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外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发现也与此不符。 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都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一墓，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玺印之疑 根据《晋书·礼志》，曹丕于曹操墓的墓道筑了一个石室，放了金玺。河南发掘点不但没有金玺，连藏玺的石室都没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河南发掘点却出土了金银珠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此外根据已公布的此墓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上边的篆体文字经古文字学者考证为“奂”字，印章的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造假之嫌 学者闫沛东向媒体明确指出曹操墓考古队队长参与造假，因为考古队获得安阳方面230万元挖掘资金后挖出空墓难以向对方交差。对此，曹操墓地考古队队长、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切等闫沛东公布证据后再作答复。但闫沛东在2011年12月被河北警方确认为逃犯，真实姓名为胡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