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95.7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5.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56米、深1.3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23.6米、南北宽2.4米、高2.06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1.84米、南北宽2.85米、高2.32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5.1米、高2.1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3.27米，南北长5.14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12.5米，上口的宽度为1.1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4.55米、东西宽1.83米、高2.25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1.065米、残高0.65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28.9米、深11.55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1）〈吉林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第1期。（2）〈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3）〈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墓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9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书（3）。（4）〈高句丽，渤海, 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高丽亚学研究》1995年。（5）〈延边博物馆藏遗物和保存管理〉，《韩国保存科学研究》14集，1984年。（6）〈延边地区先史时代四种文化类型〉，《韩国上古史学报》15集，1994年。（7）〈东清渤海墓葬发掘报告>，《渤海史研究（3）》，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8）〈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及其保护〉，《中国境内高句丽遗迹研究》，1985年。（9）〈渤海初期通往日本的陆路研讨〉，《渤海史研究（5）》，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传播〉，《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11）〈韩国考古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延边大学朝鲜学学术讨论会文集1998年。（12）〈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3）〈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与三陵屯2号墓壁画〉，韩国美术学会1999年度年会论文集1999年。（14）〈贞孝公主墓建筑年代及几个问题〉，《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5）〈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7）〈渤海的疆域和五京位置〉，《渤海史研究（9）》，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18）〈渤海遗民和韩民族〉，《古代东亚的民族与韩民族学术讨论会》2001年。（19）〈渤海的经济生活〉，《日本东亚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2000。（20）〈和龙北大渤海墓葬出土的三彩器〉，《韩国上古史学报（7）》1991年。（21）〈19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韩国上古史学报（16）》1994年。（22）〈和龙县龙海古遗迹调查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23）〈和龙龙海附近考古学调查〉，《延边文物资料汇编》1983年。（24）〈吉林汪清考古调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合作，第一著者）。（25）〈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永庆东清村渤海墓群发掘略报〉，《朴成洙教授花甲纪念论丛》1991年。（26）〈最近几年中国东北地区渤海遗迹调查发掘与渤海史研究动向〉，《韩国上古史学报（9）》，1992年。（27）〈罕见的千年古墓—渤海贞孝公主墓〉，《吉林日报发》1982年1月3日。（28）〈和龙县龙海渤海墓葬〉，《博物馆研究》1983年第3期。（29）〈渤海墓葬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30）〈渤海墓葬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1）〈1988年发掘的北大渤海墓葬及三彩器〉，《渤海史研究（2）》，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32）〈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百济研究（22）》，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1991年。（33）〈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4）〈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论栅城位置〉，《延边大学第一次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35）〈最近几年朝鲜史学界渤海史观变化〉，《高句丽、渤海学术讨论会文集》，2003年。（36）〈近代朝鲜史学界的渤海史观的变化与问题点研究〉，《白山学报》2004年67号。（37）〈高句丽，渤海，靺鞨埋葬习俗比较研究〉，《白山学报》2005年72辑。（38）《对渤海史的中国视角》，《东北亚历史财团》 2007年12月。（39）《渤海文化考古学新探---以陶器为中心》，《东疆学刊》200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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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三辻利一主编，王世和、王维坤等著：《东アジア古代陶器の传播·流通に関にする研究》，奈良教育大学共同研究报告书，1991年。2．王维坤著：《西安案内》（日文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3．张永禄主编，段浩然、王维坤等著：《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湖北省博物馆编，王维坤等译：《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古代学研究会，1988年。5．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一)》(参编) 三秦出版社 1996年。6．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同志社国际主义教育委员会，1997年。7．王维坤著：《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日本）朋友书店，1997年。8．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二)》(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9．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百年学府聚珍》(参编) 文物出版社 2002年。10．王维坤著：《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论文与译文1．戴彤心、王维坤、张洲：《宝鸡石咀头东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2．戴彤心、张洲、王维坤：《陕西华县、扶风和宝鸡古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87年第2期。3．王维坤、冉万里：《唐长安城崇化坊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7年。4．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5．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中国都城原型探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6．王维坤：《中日出土的唐三彩工艺技术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4期。7．王维坤：《试论孔子学说的东传及其影响》，《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8．王维坤：《中国唐三彩与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综述》，《考古》1992年第12期。9．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另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10．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11.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12.王维坤：《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13.王维坤：《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再析》，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4.铃木重治、王维坤：《坦桑尼亚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15.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16.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17．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一》，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18．王维坤：《武则天造字的分期》，《文博》1998年第4期。19．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20．王维坤：《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载《远望集》编委会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1．王维坤：《关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1·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22．王维坤：《略论日本出土武则天造字的历史意义》，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2·周秦汉唐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23．王维坤：《再论汉唐时代的长安渭河三桥》，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1999年 。24．王维坤：《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25．王维坤：《隋唐墓葬出土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26．王维坤：《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合理的开发利用》，（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调研与决策》）2001年第10期。27．王维坤：《长安の都と平城京から探る日中文化の交流》，（日本）《富山市日本文化研究所报》第14号，1995年。28．[日]太田进著，郭笃信、王维坤译：《我在中国的经历——与阿六有关的事情》，《西北大学校刊》第105期，1984年12月13日。29．王维坤：《漫话元宵节》，载西安市历史学会、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今古》1985年第2期。30．王维坤：《虞世南及其书法艺术》，载西安市历史学会、西安市地方志馆：《西安今古》1985年第6期。31．王维坤：《漫谈昭陵》，载张铭洽主编：《长安史话·隋唐分册》，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32．王维坤：《正仓院超す大量の唐代织物》，《毎日新闻》1987年7月2日。33．王维坤：《中国の秦始皇帝の兵马俑》，《同志社国际学生》，（日本），1986年第2号。34．王维坤：《中国陕西法门寺の歴史と考古発掘记》，《同志社国际学生》，（日本），1987年第3号。35．王维坤：《龙生九子の传说につぃて——考古学の立场からみる》，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Ⅲ·考古学と地域文化》，（日本），1987年。36．王维坤：《古代中日文化交涉史の一考察——日本の遣唐使のルートを中心に》，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Ⅳ·考古学と技术》，（日本），1988年。37．王维坤：《古代中日の都城に関にする研究——长安城と平城京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同志社大学大学院修士论文，1988年。38．王维坤：《平城京の模仿原型》，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日本东京）小学馆，1991年。39．[日]吉川忠夫著，王维坤译：《五、六世纪东方沿海地域与佛教——摄山栖霞寺的历史》，《敦煌学集刊》1992年第2期。40．王维坤：《唐代耀州窑の考古学的新发见》，载同志社大学文化史学会：《文化史学》第49号，（日本），1993年。41．王维坤：《シルクロードと死者の口に货币を含ませる习俗》，载森浩一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Ⅵ·考古学と信仰》，（日本），1994年。42．王维坤：《长安の都と平城京から探る日中文化の交流》，《富山市日本海文化研究所报》第14号，（日本），1995年。43．王维坤：《考古学から见た孔子学说の东传とその影响》，（日本）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编：《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第2号，1995年。44．王维坤著、气货泽保规訳：《长安城のプランニング》，《月刊しにか》1996年第9号。45．王维坤：《则天造字と日本における“则天文字”の受容》，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渡来の文化》，（日本）小学馆，1997年。46．王维坤：《中国陕西の古代陵墓出土の文字瓦当》，载森浩一编：《古代探求》，（日本）中央公论社，1998年。47．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韩国）汉城大学地理教育科编：《’97首届韩中日古代都市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997年。48．王维坤：《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演变与定型研究》，载（韩国）韩中考古学研究所编：《韩·中考古学研究5》，1998年。49．王维坤：《隋·唐长安城の総设计プランと平城京におけるその受容》，（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化史学会编：《文化学年报》第48辑，1999年。50．王维坤：《唐长安城における 大明宫含元殿の発掘と新认识》，载森浩一、松藤和人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り－ズⅦ·考古学に学ぶ 遗构と遗物》，（日本），1999年。51．王维坤：《汉·唐代の桥》，载（日本）春日井市教育委员会、春日井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员会编:《第六回春日井シンポジウム 古代を 步く 旅と 道——道路、桥、駅、渡し、布施屋》，1998年11月13日—14日。52．王维坤：《日本の三角缘神兽镜は日本の工人が 制作した》，载（日本）古代研究编辑室编：《古代研究》（隔月刊），1999年9月、10月。53．王维坤：《汉·唐代の桥》，载森浩一、门胁祯二编：《旅の古代史― 道·桥·関をめぐって》，（日本）大巧社，1999年。54．[日]大泽正昭著，王维坤译：《唐代的蔬菜生产与经营》，《文博》1985年第4期。55．王维坤：《日本的“曲江池”和“西内苑” 》，《陕西日报》1990年3月4日第4版。56．[日]成家彻郎著，王维坤译：《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博》1991年第3期。57．张岂之著，王维坤译：《孔子の文化と日本の文化》，载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东アジア》，小学馆，1991年。58．[日]镰川茂雄著，王维坤译：《贤首大师法藏与法门寺》，载张岂之、韩金科主编：《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59．[日]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一）》，《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60．[日]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二）》，《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61.王士伦著，王维坤译：《后汉“屋舍人物画像镜”の图像に関する研究》，《古代学研究》第129号，1993年。62．[日]气贺泽保规著，王维坤译：《试论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与“衣物帐” 》，《文博》1996年第1期。63．[日]上田正昭著、王维坤译：《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问题点——以隋、唐、渤海的交流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64．[日]气贺泽保规著，王维坤译：《法门寺的起源与拓跋育》，《文博》1997年2期。65．[日]岸俊男著，王维坤、李自智译：《探寻日本古代都城的源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66．[日]杉本宪司著，王维坤译：《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67．王维坤《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合理的开发利用》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调研与决策》2001年第10期。68．王维坤《唐代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二集、三秦出版社 2003年。69．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70．王维坤《死者の口に货币を含ませる习俗の再研究》松藤和人编《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ーズⅧ 考古学に学ぶ(Ⅱ)考古学研究室开设五十周年记念》2003年。71．王维坤《中国の死者の口に玉を含ませる习俗の研究》敬和学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环日本海の玉文化の始源と展开》富山県民会馆 2003年12月13日。72．王维坤、张小丽：《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校报》2004年第4期。73．王维坤：《关于中日古代都城的最新研究》，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空海入唐1200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74．王维坤：《唐代乾陵陵寝制度的初步探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第76册，明文舍，2005年。75．王维坤：《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西北大学学校报》2005年第2期。76．王维坤：《井真成墓志に関する诸问题》，《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3号，2005年。77．王维坤：《唐の日本留学生の井真成墓志に関する私见》，《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4号，2005年。78．王维坤：《遣唐留学生の井真成の渡唐の歴史的背景と改名の问题》，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ュクト：《井真成墓志研讨会资料》，专修大学·朝日新闻社，2005年。79．王维坤：《遣唐留学生の井真成の渡唐の背景と改名の问题》，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ュクト：《遣唐使の见た中国と日本》，朝日新闻社，2005年。80．王维坤、杜辉远：《日本关于井真成墓志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1．铃木靖民撰、王维坤译：《中国西安的日本遣唐使墓志与墓主井真成》，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2．石见清裕撰，王维坤、杨洁译：《关于入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性质——从中国唐代史的角度来看》，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3．王维坤：《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改名新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15日第7版。84．王维坤：《再论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的两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代壁画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85．王维坤：《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初步考释》，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纪念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成立五十周年专刊》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86．王维坤：《乾陵的陵寝制度似为前后双室墓之蠡测》，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87．王维坤：《遣日使になりたい》，《奈良新闻》2006年11月14日第8版。88．王维坤：《古代からアジアは一つ》，《奈良新闻》2006年10月25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