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一名，最早出现在7世纪。《金史》是这样记述女真族的起源的： 女真族的始祖函普，有兄阿古迪弟保活里。在唐朝贞观年间，因氏族离散，年逾 60的函普，从高丽旧居出走。他的哥哥信佛，留在了高丽，只有保活里随他出来。走到完颜部时，正巧碰上人们互争财物，械斗不已，函普出面调停，平息了事态。作为酬谢，完颜部送给了他一头青牛。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又用这头青牛作为聘礼，和完颜部的一个60岁老妇人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了二男一女，他和他的子女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完颜部人。 完颜部居住在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流域，女真族是由这一带的朱里真人组成的，与采集珍珠的居民有关。辽代女真族分布范围较广：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居于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至束沫江(今第二松花江)之间，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称之为“回跋”(回霸)；居于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夫余石头城子)东北，直至黑龙江中下游的称之为“生女真”；居乌苏里江以东而近东海 (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 女真中最强大的完颜部，又分12部，以部为氏。 函普的后人，担负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绥可时期，已定居安出虎水(黑龙江阿什河流域)，种植五谷，制造舟车，建筑房屋，学会了烧炭和炼铁。乌古迪时期，史称“自景祖(乌古迪)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乌古（辶西）奠定的基础，为他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女真族的强大，引起辽王朝的不安。不仅派重兵防御，大辽皇帝还年年东巡。辽国每年要向女真族征收贡马万匹，契丹贵族强买女真族的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他们还随意强抢、殴打女真人。辽国和契丹贵族的残暴，自然也引起了女真人的不满、愤怒和反抗。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壮大了武装力量，还领导了当时东北的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室韦族、铁骊族、兀惹族人民共同反辽的武装斗争。他生前还和南宋王朝达成协议，南北夹攻辽军，协助南宋收回燕云十六州。宋、金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频繁。 阿骨打在繁忙的战争年代，仍很注意农业生产，对黑龙江流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做了不少努力。在他生前还创制了女真文字。1125年，宋金联合攻灭辽国。后来，宋、金双方缔约，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崛起于白山黑水的金国，拥有了北部中国的广大版图。女真族不仅有本民族的语言，还有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文字最早是由一个叫完颜希尹创制的，他仿照汉字楷书，参照契丹文而创制了女真大字。后来，又颁行一种女真小字，是仿照契丹字和汉字的偏旁创制而成。这种女真小字流行很广。流传至今的女真文已经不多，吉林扶余县石碑崴子屯有一通碑，叫《大金得胜陀颂碑》，是目前最为珍贵的女真文实物。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代，凡是在女真族地区任职的文武官员，晋京朝见的奏疏、表章，一律要用女真文字书写。在中国文字史上，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一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女真贵族不仅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还自觉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在元代，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称之为混同江，元朝在这里设立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邻、荸苦江5个万户府；又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千户所，在滨海地区设鲸海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兀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一般情况是，万户府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又有百户所。这些女真部落，“各仍旧俗，无市并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 明朝女真族的分化和重组。明初，依照分布区域，把女真族划作三大集团，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努尔哈赤与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在位时间是，是明朝末年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女真族的杰出首领，他作战非常勇敢，也很有谋略，不久就征服了邻近的几个部族，并且吞并了女真族的其它部落，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建立国家，定国号为金，历史上称为后金，从此，他就公开与明朝为敌了。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在明末入关，从李自成手上取得政权，得成大业，正式以清朝统治中国。
灭族这事只有西方人才干，中华民族历来是大一统思想。明朝初年是想把蒙古各部治于统治之下，特别是成祖朱棣先后几次出师漠北，也成功了一部分。土木堡之败以后基本上是被动防御。互有胜负。满洲女真人起初只是小部落，对明朝极为恭敬，努尔哈赤甚至于当了明朝大将李成梁的干儿子，这样麻痹了明朝。
女真一直生活在我国东北一带，分为海西、野人、建州三部。建州是其中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一部。明朝初年，为削弱建州女真的力量，设置了建州三卫对其分而治之。但是游牧民族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力都是战士，所以随着繁衍生息，建州女真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因为生产资料的不足，他们在建州都指挥使李满柱、建州左卫首领董山等人带领下，逐渐开始骚扰明朝边境，成为当时明朝东北最大的边患。
成化三年（1467年），董山和李满柱的儿子李古纳哈在进京朝贡时，与明廷发生冲突，宪宗命令将其“押解出关”，也就是遣返。然而，桀骜不驯的董山咽不下这口气，路上意图逃跑，被明军杀死，李古纳哈则趁乱逃回建州。以此为导火索，考虑到李、董屡屡犯边，明朝发动了大规模征讨建州女真的军事行动。明宪宗派靖虏将军赵辅率五万大军，兵分三路分别从浑河、抚顺、鸦鹘关进兵。同时，宪宗给朝鲜下旨，命其派军协助明军作战，朝鲜也派出一万精兵渡过鸭绿江对建州女真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建州女真遭受重大打击，被擒斩1700余人，李满柱也被朝鲜大军杀死。
但是这次进剿并没有动摇建州女真的根本，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建州女真恢复了实力，又开始侵犯明朝边境。他们倒不是非要跟明朝过不去，甚至是不招惹明朝更安全，但是他们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出来抢劫。
这确实是个问题
史书里说努尔哈赤继承部落后，以13副铠甲起兵，带领族人统一女真各部，颁布七大恨，向明朝宣战。可信度是很低的，因为从明朝开始，女真族就一直是明朝的臣属，每年要进贡，当其中某一个部族想要做大的时候，明朝都会出手干涉。
但努尔哈赤从白手起家一直到与明朝分庭抗礼，明朝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时，明朝才开始着手应对，这事挺匪夷所思的。
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曾经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一名家奴，他的祖父辈和李成梁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他的祖父在李成梁的一次行动当中被误杀。所以很多人认为，努尔哈赤之所以在发展壮大时没遇到太多阻碍，多半是由于李成梁内心的自责和养寇自重的目的，只不过是玩脱手了。这一点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时，李成梁暗中出兵协助，再到后来李主动放弃关外诸多要塞堡垒这些表现中就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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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金朝、宋朝版图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朝－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多汉化程度、南境者为熟女真，少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
清朝以后，“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汉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齐，楚等傀儡政权。稍后，建立按照汉人的习惯建立叫做金的国家。 女真人用家乡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建立的金朝（黄金，女真文anchuhu相当于后来的满洲语 aisin - 金的，黄金）。
辽，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说938年)改称辽。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西夏，是朝代，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西夏政权国号为“大夏”，因在当时宋朝的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还有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唐贞观九年（635），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