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对于一个朝代的研究，不外乎几点：行政模式、军事制度、国家环境、社会形态。
然后没一点给你几个题目，再稍微发散一下，供你选取。
1，行政上的问题，比如科举的变革，明朝的科举与宋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最基本的点就是宋朝不用考秀才，而是直接推荐之后考州试，过了就是举人，然后去考进士。明朝却有童生试，要先在县里考秀才。
又比如党争问题，明末东林党之类的，对于国家的影响。
2，军事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导致了许多问题。军户世世代代都是军户，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卫所制度下的士兵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也间接促成了将军的私兵。
3，国家环境。草原上的鞑靼，辽东的满人。开始来贸易的洋人，东南亚的战争，等等。其中可以主要关注明朝对于蒙古人的分化政策，以及土木堡。还有嘉靖前后与洋人的贸易。
4，社会形态。可以谈论国家税收制度，对于有功名之人免税问题，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还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查阅《金瓶梅》中的描述与记载。
以上都是大方向，可以在大方向中选取一个小支脉，认真查阅之后动笔，必然是一篇好论文。
附上一个小建议，若是我自己写。大概会写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其实并非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与现代的社会很相似，金瓶梅之中对此有很多描述。比如寡妇改嫁的普遍性，商人的社会地位，运河的影响，家长里短的琐碎，人与人交往的形势等等。
也可以阐述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源，从功名科考之上开始，再到避税逃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面积流失的现象。
也可以就谈城镇的生活水平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答案。
就是随便想想，希望对你有帮助。
望采纳
明朝内阁制度浅析
我国历代政治制度,几乎皆相因袭.自秦以来,各朝国家之政体同属专制,然其治道与政风不同,得失利弊各异。有明一代封建专制已至颠峰,其政制与政风概而言之,则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所创设的以“私臣”治国的“内阁制度,是这一时期国家体制的集中表现。关于明代“内阁”制度,历来论者持议常居两端、鲜能趋于一致。拙文试就其创设过程及因之而生成的明代政制的两大弊害论述于后,诚为抛砖。
考察明代政治体制,不难看出,明初基本上袭仿元制,其体制并未逾跃前代而自成一格。“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其官有承相、平章、左右垂、参政。而吏、户、礼、兵、刑、工六尚书为曹官”(《明史》109卷宰辅年表)。由此可知,此时的六部是中书省的职能部门,六者之长一尚书,不过是垂相的属员,而中书省则为综理政务的最高行政机关。这一体制与前朝相似,稍有不同的是,明之中书令不以太子兼领而置右左相国(后更名为承相),秩正一品。昊王无年(公元136月年)“以李善长为中书右相国、徐达为中书左相国”(《明史记本未》卷1刁)。这种设置大约是出于统一海内之需要,以勋臣,名将为相当国是太祖有国之初的特殊考虑。此时之承相,大权独揽、位处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上,一切政令及奏章均由中书省呈转颁行国之大政系于垂相一身。明初太祖置相专任而独宠,在这种情况下、权臣擅政之局面自然形戎。`明史》卷127载:“然徐达、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其从容垂相之位者、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而已“其中尤以胡惟庸朝纲独揽,“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数陆、或石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病已者辄匿不以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以明史·胡惟庸传》)。明初施行垂相之制,虽为时甚短、充任者不过数人,然相权之大甚似前朝。在我国封建专制时代,相权大到足以危及皇权的时候,也就是最高统治阶层权力争夺的开始。
果然,洪武十三年“右垂相胡惟庸谋反”被诛。权力斗争的结果是皇权战胜相权。明太祖痛下决心,废止垂相制度。自秦汉以来我国封建社会政制的经典构架被太祖拆散。当然,公然废止古制是需要说服臣民的。于是太祖训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承相。自秦始置垂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令罢皿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庭总之”。太祖的此番说辞似乎堂皇,但并非废相的初衷。因胡惟庸的擅权放肆进而谋逆犯上,明太祖已对大权独揽的垂相制度深恶痛绝,在罢相废制的十五年后即洪武二十八年,犹告诫臣下::“联罢承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庭,嗣君不许复立垂相,臣下以请者、置重典”(《明史·太祖传》)。这条硬规矩一定,太祖之后确也无人再言及置相一事。这一做法无疑是明太祖的创举,将延行千载,被历朝崇奉的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的基本结构废除,这不能不说是明太祖才智与魄力的综合体现,正如学者杨树藩先生所言“蓄太祖所设之制,系按自己之才智而设,非按后代子孙之才智而设者也。以太祖之聪颖、可以自操权柄,直统六部,备顾间之殿阁学士,只备垂询而已。然继体之君长于深宫,鲜习政事,凡六部所奏呈者,无法裁决,于是不能不重用作为顾问机关之殿阁学士,因之,“票拟”之制行矣,“内阁”之制成矣”。
由上述可见,明朝先有垂相之制,这一点与前代无二。自垂相制度被废止后,才逐渐形成“内阁制度”,当然内阁制度也并非废相即设,太祖朝所置之四辅官,尚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内阁”。因为,此时的辅官只是皇帝的顾问而已,并不具有掌持天下庶务的职权,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草拟浩赦、处理文书、票拟批答以备垂询而已,政事则悉入六部处分,辅官不能侵夺。
政事既入六部,然裁决必须天子。当时虽“翰林春坊详看谙司奏启,兼司平驳”(《明史·职官志》),显然一日万机,仅天子怎能件件亲批,事事督行?据《明史·七十四职官志》载:“洪武十七年九月已末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答,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此三千余事,虽有翰林、儒臣考驳本允,然皆待帝载决,章奏浩繁,岂能一一亲批?”自废相以来,最使太祖犯难的事情,便是政事浩繁、庶务如山,而自己根本无此精力处处顾及,于是“则亦只有传旨处分、或朝堂论政,各官亲奉旨意,自行批写,回本衙门再作施行耳”(同上)这样以来,权力似乎确归天子一人持有,但一人之精力、才智,远远应付不了一朝纷繁之政务,于是将皇权无可奈何地化整为零,分散给诸司。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太祖废相的初衷。而事实上,废相伊始,浩繁的政务确实给当时的统治者出了道难题,并且伴之而来的权力下移,又是太祖始料末及的。基于此,洪武十五年“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参与枢务。当时所设殿阁为华盖、武英、文华三殿、东阁与文渊二阁。“殿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奏陈规侮、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又“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明代·职志官》)。应当指出的是,此时的阁臣位卑品低,秩仅五品,其虽“侍天子殿阁下”但正式身份仍是翰林院官员。大学士,虽是职务,却不是官衔、因此“内阁”仍不能称为朝庭正式衙署,换言之,大学士应该是皇帝的私臣,称其为“内阁”者,有别于处庭诸署也。
殿阁大学士制度的施行,虽为皇帝承担了一日万机的政务之繁忙,况此时内阁之外,六部昂然而立,所司政务直达天听,阁臣仅备顾间耳。虽亦参与枢务,但无裁决处分权。“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据后来的大学士刘健言:“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进”这是连印信都没有。
内阁的正式成立,始于成祖。成祖以武力篡夺,由落王跻身皇帝位,由封地北平、移主南京政权不稳,对人对事不明且忌,不得不任用私臣佐理政务,而私臣参与枢务的最简便方式就以“大学士”身份入阁办事。成祖于建文四年六月兵入南京“其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与机务,谓之内阁”(《明史卷七三}))。“侍读解络、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明史卷五》)。可以看出,成祖所用之人,尽皆出自翰林院,其中具有“学士”资格者居其半,其余官秩尚未及五品。
内阁成员,何以由近臣渐变为大臣,原因颇多、概括地讲不外有二。其一,体制之需要。阁臣领命重要,参与枢务、声价固高,但殿阁学士、官秩不过五品,况“成祖特命吏部、凡内阁诸臣考满,勿改他任”(同上),如此,阁臣岂非终身不得晋陛,则是爱之,重之,反而害之轻之也。于是,就位加衔给品,或命阁臣兼领部职,并以所兼六部长贰之品位视之,尽可能地提高阁臣秩品。《明史一四七卷》载:“帝尝召络等曰:尔七人朝夕侍左右,联嘉尔勤慎……因各赐五品服。,··…又以立春日赐绪等金绮衣,与尚书坪,绪等入谢,帝曰:代言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联,稗益不在尚书下也。”后又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以崇荣之。在皇帝心目中,阁臣“不在尚书下也”。这种认知,对阁臣日后侵夺部权、凌驾于六曹之上,是至为关键的思想准备。
其二,因近臣日侍天子左右,常与天子讨论机宜、一言合旨、即受天子赏识,既被赏识,便委
以要职,赋与权限、权力日隆、则声价日高。如汉唐之尚书、魏晋之中书、唐之翰林供奉、莫不因此进身。明之阁臣自然也不例外,兹举一例以窥其余。成祖时“同值七人,荣(杨荣)最少机敏。一日晚宁夏报被围、召七人、皆以出,独荣在、帝示以奏,荣曰:宁夏城坚,人皆习战,奏上已十余日,围解矣。夜半果奏围解。帝谓荣曰:何料之审也?”(《明史一四八·杨荣传”。其言中旨、自悦帝心,之后,成祖首摇杨荣为文渊阁大学士,则不足为怪矣。当然这种由近臣变为大臣,由幕僚单位而国家机关的演变、并非明代所独有。如秦时之尚书,设其职时,秩甚卑、不过皇帝殿中主发文书而已。至汉时,尚书演变为天子秘书机构、组织逐渐扩大,人员增多,事无不掌,于是上侵三公之职权,造成“三公备员,而事归台阁”.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尚书再由秘书机构一跃而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又如门下省、中书省之发展趋势,无不同出一辙。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可直接溯源于唐时之“翰林供奉”。我国古制中的这种现象,可以说直接源于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是封建社会皇权至尊的衍生物,亦是我国封建社会以“人治”为本的政权特征之一。而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更是这种特征的充分体现。
明初的阁臣,不能侵犯六部职权,或兼领他部职务。太祖、成祖系一代英主,此时之阁臣,虽声价隆旺,但却不能态作威福。仁宗以后,随着阁臣的职位由卑至尊,品秩由低而高、兼领职务亦渐增多。如杨荣兼工部尚书、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幼孜为户部侍郎,黄淮为通政使。此四位辅官,均是先入阁为阁臣,而后升他官兼领部职的。论职务、阁臣为重,论官品尚书为尊,如使之合二为一,则这种一头轻一头重的问题可得以解决。景秦三年,王文更以吏部尚书入阁,阁臣地位为之一变.尚书兼任阁臣,职务更趋重要。《明史一。九卷》载:“成祖简翰林院官员直文渊阁,参与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衰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付、品位尊荣,地居近密,而论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臣之重,僵然汉唐宰辅,特不居垂相名耳”。《明史·职官志》载,自景泰后“六部承奉旨意,靡所不领,阁权益重……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六部由原来的政府最高职能部门,而沦为内阁属曹。至此,内阁成为明朝最高政府机关。
阁臣最初的“私臣”地位,是国家政权由外而内,由分散而集中的必然结果。最高统治者倚重私臣治国、毫无疑问地加强了中央集权,而这种专制的进一步强化,在有明一朝,显然是通过对外廷权力的逐渐的缩小,内阁权力的逐渐扩大而实现的。阁臣所以被称为“私臣”者,原因有二,明初辅臣入直大内,其身份尚未固定,一般多由翰林院官员充任之。因而皇帝常以“特殊”的需要加以挑选,不必虑及入选者的资望和品秩,另外辅臣没有固定的办公衙署和相应的属员,从而也就不是国家的一级政权机构,他们入直大内尚须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现,他们的品秩仍以原职为准,阁臣只是兼职而非专职也。
私臣入直内庭,办公地点常在台阁,故有“阁臣”之名。基于前述原因,内阁最终由一介顾间机构发展至王朝最高权力机关。由此而看,王权的高度集中似告完功。其实不然。内阁虽在大内设署,有别于外庭六部,然而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权运作环节是万万不可省略的,那就是皇帝与阁臣之间的文书传递工作却是由内侍充担的。与内阁相比、内侍更贴进皇帝、阁臣的票拟,须呈皇帝“批红”始可变为正式命令,其间收发、转达者则为内监。“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庭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职官志》),内阁侵夺六部所得之大权,又为宦官假藉呈转文书的机会,潜移以去。由此可知,专制时代的机构愈近天子者,则愈有权,有权则体大、体大易外移为国务机关,于是枢机之权又收归于内。
这种演化、实际上是权力吐纳之变迁也在这种翻度下,明代政洽生活中,由内阁制度面发端的两大弊患—宦官专权和朋党博击成了这一时期鲜明的政治特色。
前文述及内阁由小面大,渐成中枢机构,这显然与内阁创设之初仅为顾问机构的格局相去甚远。据大学士刘健说:“窃维内阁之职,所以承德弼达,献可替否、辅佐朝庭,裁决政务,与百司庶府职掌不同。在祖宗朝,凡有咨访论议、或亲临幸,或召见便胶,或奉天门或左顺门,屏开左右,造膝面谕以为常制。如宣宗章皇帝,屡幸内阁、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英宗皇帝视朝将罢,不时面召李贤。宪宗纯皇帝亦常召李贤、陈文、鼓时,或造司礼监太临牛玉、怀恩一二人到阁计议,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此臣等耳阅见者也。因循至今,事体渐异,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奉天颜,虽司礼监太监亦少至内阁。朝鑫有命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至御前”。刘健这段话中可以透露出太监传递文书是阁臣之论议不能直达御前进而阁权受制于宦官的难言之稳。而事实上,自成祖宠用宦官,太监假传递文书之便,已渐次将内阁所侵六部之权潜移而去。专制时代的君主有一个通病,就是渐次收权归内。明初将六部之权纳归内阁,继则纳归“内监”,故明之内监擅权乱政之局面是有其体制之便宜的。内监假“批红”之权.可以控制内阁,于是阁臣不得不阿附内监,就连权倾一时的张居正也得仰仗太监之力方得以坐稳首辅之位。至大奄魏忠贤氏擅权为政,自是太监之权登峰造极之时了义明夷冬访录今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此说可谓大中要旨。准怪“吾以为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此说也未必偏颇。更进一步说:“有明之阁下.贤者货其残膏待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琢为其人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相之过琶”。因此,宦官乱政,势成积重.而内阁之制无疑是这种弊患的体制前提。
另一方面,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无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实。无名而行实者、岂非无权而越权吗?故而学士以卑位而掌枢机、群臣何以甘服,既不甘服,则抨击生焉。虽然阁臣地位日渐尊隆,也深受天子优容、然六部长贰,难以屈居其下,则内阁之地成为朝臣论战之地,国是紊乱必成定数《明史》230列传赞语说:“明至中业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挨之地,遂为抨击之地,国是淆矣”
审视明代政制,不难看出,太祖废相,成祖置殿阁,均为国家政权渐次归内的典型方式,政权中心由外而内,最后落脚点必然内监,外庭职能部门则伦为曹属,专制则登峰造极。一切制度兴起也有因、其发展也有由。拙文仅从明之内阁制度入手,浅论其发展的因由,从而考察明代政治的种种特征的出现,源于一项制度的产生,面制度之优劣,是政治之优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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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百姓震荡，元政府之严苛，太祖本庶民，因逢大旱，家中父母兄弟继死。后之为僧，要过饭，后加入郭子兴之兵，始带兵击战。不知何故，朱元璋持兵之强，少不习法，亦不读书。而后朱元璋势力愈大。郭子兴不复信任，始疑之，朱元璋遂领汤，常遇春等自立。再后，中原仅四方势力，一为元之蒙古人，二是士诚，三是陈友谅，四是朱元璋。其实诸势皆在夹缝中求生。朱元璋趁机扩大实力，遂屠灭陈友谅，伐蒙元，建立大明。大明建之初尚半壁江山。太祖率军北伐，将蒙古逐出中原。一统天下。国家建立之初，诸方所定，而朱元璋手下大将开始邀功，或贪污。太祖诛功臣者亦原因在此。后太祖严惩贪腐。过于严苛。百姓虽稳，而不寒而栗。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