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起任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总裁、总台长。牟丰京，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编辑，从事新闻工作25年，先后就职于新华社辽宁分社、西藏分社、重庆分社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历任辽宁分社部门主任和重庆分社总编辑，2000年后调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工作，担任重庆日报总编辑十一年，2011年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负责集团全面工作及新闻管理工作。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新闻类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业绩突出。 1987年9月至1989年7月，在新华社辽宁分社任农村记者期间，深入基层，写出了大量带有浓郁泥土气息的报道。1989年8月至1991年2月奉派到西藏分社。在藏期间他采写了《是谁在西藏践踏人权？》《三次进藏 阅尽风云》等大量真实、生动的报道。援藏结束后，继续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工作，他采写的《“钓鱼”钓来三角债》、《欲清三角债当除大锅饭》等大量报道，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的肯定，并被评为新华社好稿。牟丰京同志的调查研究能力很强，在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写出了很多有重大影响的调研稿件，其内参稿件，被中央领导批示的就有30多件。 1992年，通过对辽宁省10个亏损大户一个多月的调查，写出了一组三篇内参，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其中“技改失误使企业倾家荡产”、“管理混乱是企业亏损的巨大黑洞”、“谁为国企亏损负责”等观点在新闻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振聋发聩。朱镕基同志亲派调查组，与记者一起对这十个企业详尽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对全国的国企扭亏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此稿荣获当年的新华社十佳调研奖。他还执笔采写了内参《辽宁水灾后统计表明水利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产业之一》，水利部运用这一观点及时向中央作了专门汇报，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随后的国家“十五”规划中，水利第一次被列为我国四大基础产业的首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称赞说：小记者起了大作用。这一稿件再次荣获新华社十佳调研奖。1997年，新华社受中央委托，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战略意义”进行调研，为设立重庆直辖市做好舆论准备。其执笔采写的一组调研稿，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参阅文件下发，对统一人大代表思想，顺利通过重庆直辖这一重大决议起了较大参考作用。在担任新华社重庆分社总编辑的三年间，他带领分社全体记者，围绕重庆直辖、三峡库区移民、老工业基地改造等重大题材，写出了大量稿件，使这个新组建的分社一直在新华社业务考核中名列前茅。 到重庆日报主持工作后，围绕中央交办给重庆直辖市的“四大任务”，带领全体记者编辑，组织、策划了大量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年来，《重庆日报》刊发的关于国企改革、农民增收、三峡移民、农村扶贫、发展民营经济、“五个重庆”建设、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等方面的大量报道，多次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的表扬。在行政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他每年都要抽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领记者写出700多篇稿子。而且坚持常年审改重要稿件，常年审看《重庆日报》头版。他带领记者采写了《面向新世纪的重大转变》、《发展体制环境的重大变革》、《正气、正义、天理》、《生死时速》等多篇稿件，在市内外产生了重大反响。他写的《报业集团如何提高新闻资源利用率》荣获2004年中国新闻奖论文类三等奖；评论《青年中国说》荣获2009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编辑的通讯《为官要守大义 拘小节 慎用权力》获2010年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三等奖。另有采写和编辑的三十余篇稿子获得重庆新闻奖一等奖。他担任重庆日报总编辑期间，正值重庆日报由过去的单列市党报向省级党报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带领编委会一班人，多次到全国的先进党报学习，对报纸的定位、作用和优势进行了全新梳理，提出了“权威政经大报，出色主流新闻”、“高度服务决策，深度参与生活”的新的办报理念。他还在“三贴近”的基础上，针对党报多年的痼疾，提出了党报要“提供更加贴近读者阅读需求的内容，采用更加贴近读者阅读习惯的话语体系，运用更加贴近时代特点的版式语言”的“小三贴近”。他提出党报要善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这一办报思路。 2004年，在渝考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给予充分肯定。在重庆市委的汇报会上，云山部长说，重庆日报的办报经验很好，他们提出的十六个字我很赞成，我给他们改了一下，可以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现在“两个服务”已成为全国新闻宣传的重要指针，也成为重庆日报多年来坚持的办报方向。在他的主持下，重庆日报经过了六次重大改版，实现了由单列市党报向全国一流党报的转型。改版后的重庆日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中心工作的报道，创新了党报话语体系，报道内容更加鲜活，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得到广大党政干部和普通读者的好评。2010年，重庆日报被评为“中国十大省级党报”。去年就任集团党委书记后，牟丰京同志更加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去年3月底，集团在所有媒体中组织开展了“千名记者编辑‘三进三同’”大型采访活动，到农村、到社区、到厂矿，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很好地锻炼了记者队伍，又采写出大批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体验式报道和调研性报道，受到中宣部领导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欢迎。在随后在全国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他也亲自组织集团各媒体积极参与集团的活动，多次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表扬。
常芝青，（1911年—1985年），原名守廉，山西省交城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西北《抗战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统辑、总编辑，《晋绥日报》总编辑、社长，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时代出版社社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大公报》总编辑兼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财贸战线》报、《中国财贸报》负责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办报提出的要求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
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创刊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同时在广州设立分馆，同年10月分别在25日、21日从汉口和广州迁入重庆和桂林。 该报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经理徐迈进。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17日，报社营业部曾被国民党暴徒捣毁。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重庆继续出版，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机关报。《新华日报》陆续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在黄陂、宜昌、郑州、洛阳、许昌、南昌、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在武汉期间，该报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董必武主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该报有步骤地纠正了某些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宣传。迁至重庆后，报社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兼任董事长，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等直接领导，具体负责人先后为潘梓年、华岗、吴克坚、章汉夫和夏衍。1938年8月1日迁至汉口府东五路（现前进五路）150号办公（新华日报社旧址位于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当时报社领导机构为董事会，由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组成，陈绍禹为董事长；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熊瑾玎任总经理。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同日，同一期号、不同内容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历任总编辑有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1938年12月19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宣告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21日，何云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任务有三：一是立足华北，坚持敌后抗战，鼓励、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及进步；二是创造、巩固和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三是团结华北文化战士，开展敌后文化运动与敌苦斗到底。”这是全国各大报在敌后发行地方版的创举，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终于在战火中诞生了。当彻夜未眠守在印刷房中的何云看到第一张报纸印出来时，激动不已，十分欣慰。他决心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来哺育它，使它茁壮成长，成为华北地区强有力的新闻舆论阵地。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1940年1月6日，因社论被国民党当局强令删去﹐《新华日报》被迫“开天窗” 。天窗中共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栏第一次打开“天窗”。此前，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惩罚办法》等法令，规定所有报纸于出版付印前，其内容都必须经新闻检查机关审查、通过。是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今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日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周恩来题诗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登载周恩来的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诗上首赫然入目地写着另九个狂草大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宣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惩处叛变。周恩来得知上述消息后，恕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指示新华日报社拒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坚持照常出报，并部署了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当日清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1943年10月1日，改为太行版，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庆设分馆。其中，重庆分馆改为四川省委机关报。后因国民党当局阻挠，上海﹑南京两版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重庆分版先后由傅钟、张友渔任社长，熊复任总编辑，于刚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还出版过《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共北方局机关报﹔后改为太行版﹐为中共太行分局机关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过《新华日报》华中版﹐为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1945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在江苏淮阴创办，为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