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高希尧何鲁1894年诞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73年9月13日在北京病逝。中央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学出版社编辑。 1912年11月，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赴法留学的六十来位同学，告别了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祖国，踏上了寻求前途的征程。其中，有一位年方18岁的四川学生，他姓何名鲁，字奎垣，1894年出生在四川华蓥山北麓的广安县。父亲粗通文墨，母亲是位贤惠的农家妇女。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对这个贫寒的农家却无幸福可言。为了节省灯油，每当夜幕降临全家便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神龛上的油灯，发出惨淡的荧荧之火。这时未尝人生艰辛的孩子们正在夜色中追逐嬉戏。年幼好学的何鲁却已爬上供桌上摆的椅子，借着神龛前微弱的灯光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1904年，10岁的何鲁投考初创的成都机器学堂。考试点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何鲁挤出人群，当众质问为何点名无他。主考官见此少年器宇不凡，便问道：“能成篇乎？”何鲁答道：“请示以题！”接过试题略加思索，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主考官见文，暗暗称奇，又问：“曾读何书？”“诗、书、《左传》……”“试为吾诵《左传》。”何鲁不慌不忙，朗朗背诵起“郑伯克段于鄢”。接着主考官又出对，曰：“童子鸿不因人热”，他用“梁鸿传”之典试探这位少年的涉猎广度和应变能力。何鲁立即对道：“学生鲁当以扬名。”主考官禁不住赞道：“此神童也。”何鲁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成都机器学堂。三年后毕业时，何鲁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入南洋公学（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后又转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就读。因参加学潮遭校方开除。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他们希望青年人通过俭学努力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办法，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因此“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此亦极为支持。这一年春天，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校）。何鲁是该校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学生不但“专攻法文，乃欲养成勤俭之习惯，故校中同学皆轮班值日，自操工作，除疱人外，则无佣工”。自5月底开学，经过近半年的学习，首批留法学生便离开北京。何鲁和其妻弟朱广儒、朱广湘和朱广才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位于索恩河与罗纳河的汇合处。欧洲著名古城之一。1896年里昂的法律、医药、理工和文科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所综合大学——里昂大学。何鲁至法不久，便进入里昂大学学习。中法两国中等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不同造成的数理基础方面的差距，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使初到法国的何鲁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遇到了重重困难。课堂上常常有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因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而被“挂起”（站立）。为了促使中日留学生赶上功课，有一次春假时，相对论课程的教授要求他们不去春游，留下补习功课。这件事深深刺伤了何鲁的自尊心，他决心要争这口气。整个春假期间，他拼命补法语，查资料，赶功课。春假过后，何鲁对教授在课堂上的提问对答如流，使教授暗暗吃惊，怀疑他过去是不是假装不懂。何鲁只好以实相告，教授知道其中原委后，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多次当众称赞这位中国留学生。何鲁在法留学期间，学习刻苦，一丝不苟地演算每一道数学题。在何鲁的遗物中，有一本1915年在里昂大学的“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共142页。从头至尾用整齐流利的法文抄写，一字未改，如刻似印。何鲁在大学期间，用三年时间便完成规定的学分。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讲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恰在这时祖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远在异国他乡的何鲁深受震撼。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激情，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条件，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踏进国门，面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故土，何鲁思索着何以报效祖国。他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法国求学，学习理工的。但是通过对法国及欧洲列强文明的回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他感到人毕竟是第一位的，只有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才能挽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走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生涯。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教育部令（第28号）宣布将学堂正式改为学校，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北京政府又制定了《教育宗旨》、《学校系统》、《中学校令》、《大学令》等一系列法令，对旧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制度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教育从学制入手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小学实行“六三三”制，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大学采用选科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学校渐具规模，健全建置。不少大学相继创办了数学系，开始了我国近代高等数学的专业教育。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算学系，1913年京都大学堂设立算学系，1919年南开大学筹建数学系，1921年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开办。此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也陆续设立数学系。从20年代起我国开始能够自己培养高水平的数学人才。何鲁正是在这一教育大变革时期踏上故土，走上教育战线，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上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南京高师是1915年在三江师范原址上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初创时期，教育水平还很低。学生年龄相差悬殊，程度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很大。血气方刚的何鲁，年轻气盛，急盼学生早成大器，便照搬法国的教授方式，严厉要求学生。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自尊心受挫，教学效果大受影响。一年后何鲁只好拂袖而去。离宁赴沪后，何鲁先后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大同大学、中国公学等任教，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杨杏佛、何鲁等人接收国立东南大学。这所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于1921年，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该校。1928年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该校数学系是我国高校较早设立的数学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为熊庆来。何鲁到校后便接任中央大学数学系主任。经过熊庆来、何鲁的努力，中央大学数学系规模已堪称全国第一。当时共有5名教授（何鲁、段子燮、周君适等），副教授以下20余人。每班学生人数已超过10名（当时全国各大学数学系学生人数都很少，有的一个年级仅有两三名学生）。何鲁还亲自主讲微积分、高等代数以及预科数学基础课等。教学中何鲁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亦很重视数学系学生外语、物理等学科的学习。何鲁对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根据四川省善后会议议案，组建了重庆大学，校址在重庆南区菜园坝（后迁巴县沙坪坝）。大学由三院十系一科组成。刘湘自任校长。理学院院长一席虚悬无人，经人推荐刘湘便填写“委任状”和“训令”，委任何鲁为理学院院长，态度十分傲慢。何鲁接令后立即原件退回，并回函刘湘：“吝先生而不语，炫高官其何为？”（其意曰：你对我何鲁称一声先生都如此吝啬，只夸你官大么？！）后刘湘多方赔礼道歉，何鲁才于1932年离开安庆（当时何鲁任安徽大学校长）赴重庆，担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十余年间，除1937年应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约一年光景外，何鲁一直在重庆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曾担任重庆大学校长、部聘教授（国民党政府共聘任6位部聘教授）。解放后，何鲁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北师大数学系任教。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和千百万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样，难逃厄运，惨遭迫害。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1919年夏，何鲁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众多人才，才能拯救中华。从25岁任南京高师教授起，到79岁过世，几十年来不少知名学者、专家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数学教育家余介石以及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四川大学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等。何鲁初在南京高师任教，完全按照法国的教材讲授，能听懂的学生为数甚少，因而去听课的学生也就寥寥无几。可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堂堂都到，专心听讲，还与教师讨论。他就是严济慈。发现人才，何鲁就把平生所学，倾力相授。若交谈学术为时已晚，便留其在家食宿。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后，每逢暑假都邀请严济慈到其上海家中度假。严在何鲁指导下，很快就通晓了法文，阅读了不少何鲁珍藏的法文原版书籍，还演算了大量习题。有严师指导，加上天资和勤奋，严济慈学业水平远远超过了同学。严在大学学习期间就以善解难题而闻名于宁沪，连大学教授们也常拿校外送来求教的难题请严代为解答。1923年严济慈在何鲁指导和资助下赴法留学。果不负老师厚望，像老师一样，三年修完四年课程；1925年以优异成绩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终于成为科学家。何鲁不仅着力于现代数学的介绍、传播，对于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也作出过重要贡献。我国现代中小学校教育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起初大中学堂教科书多直接用外文教科书或外国教科书的中译本。20世纪初，我国上海等地的一些书局开始自编教科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实行七年制，中学四年制。此后，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成套的中学教科书。当时翻译的外国教科书仍很流行。全国实际上并没有一致的教学大纲。20年代初我国普教事业又有一次较大规模改革。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中小学学制为“六三三”制。为适应新学制的实行，又成立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订各科教学纲要。1923年6月颁行新学制各科课程纲要。这一次改革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态。由于新学制比较简明，也较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除以后在学分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些变更外，新学制一直沿用到解放后。在新学制教育改革中，何鲁是一位积极参与者，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请托各专家分科拟订各科教学纲要，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由委员会加以复订刊布。其中高中几何课程纲要是由何鲁起草的。这一课程纲要共分三部分，包括平面几何（主要内容为直线形、圆、比与比例、多边形）、立体几何（直线和平面、多面体、旋转体）和二次曲线。这部纲要十分重视基础理论，提出“几何最重原理，原理有异，几何可分；故特列总纲一部以讨论之，并辨明原理与定理之区别”。又说“几何重逻辑之次序”，“高中应加重注意之”。这部纲要也很注意以较现代化观点指导教学，提出“初中几何，大抵为欧派，与他派异点，在平行原理。与此原理不同，则得新几何；故高中几何应当有弹性，令学者不只有一种几何之观点”。这部教学纲要是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早期较为成熟的几何教学大纲，对中学数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何鲁还亲自参加中学数学教科书的撰写工作。1923年编著出版了《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代数学》（商务印书馆），其主要内容为代数之基本运算、代数推广之方法、分析之基本概念和代数之本身问题四个篇章。1924年又经中国科学社出版《高中代数学》。这些教科书是我国数学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后，由中国学者自编教材的尝试。除编纂教科书以外，何鲁还撰写各种数学书籍，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初等代数倚数变迹》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等。何鲁的著作内容翔实，论理严谨，深入浅出，为数学读物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其《虚数详论》序曰：“纯粹数学入室之功。在能逐处推广。虚数者，推广代数运算符号之一也。”该书“读例”曰：“一是书凡分五章。一二章为虚数索原及其运算。用别形所得慕氏公式。致用最广。其论形数则为图解杂数运算张本。第三章推广三角公式。第四章论三次方程式。末章论二项方程式。于n次单位根演论极详。为近修大代数三角学所不及。”这本60余年前的作品，至今读起来仍使读者兴趣盎然。何鲁的著作为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他晚年还曾撰写一部《数学自学丛书》，内容涉及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众多内容，可惜未能终篇，便与世长辞了。何鲁还是我国早期科学社团的重要组织者和活动家。在法留学期间，创办“学群”团体，后来“学群”并入中国科学社，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科学技术学术团体。1920年中国科学社呈准财政部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官产为社所，3月迁入，8月15日成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何鲁与胡刚复、竺可桢等名教授筹办的，图书均是由教授们私人藏书凑起来的，数量虽少却多精品。对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才起了积极作用。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立，何鲁被选为董事会9位董事之一。大会还通过教育部关于审订数学名词的交议，并拟请陈建功、胡敦复、何鲁、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等15人组成委员会。中国数学会还决定出版《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前者由苏步青为总编辑，后者由顾澄任总编辑，何鲁、钱宝琼、傅种孙等13人组成编委会。20世纪前期，我国数学名词术语由于翻译各异，非常混乱，急需统一。1934年教育部决定审订数学名词，陈建功、何鲁等15人组成委员会。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于193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算学名词汇编》，为我国数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何鲁是解放前部聘教授之一，十分注意发现和选拔数学人才。1938年华罗庚任教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这部20世纪数论经典著作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无人能审，连原稿亦丢失了。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正值盛夏，何鲁冒着酷暑，躲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审阅中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之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予数学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数学奖的获得者。 何鲁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法国他又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何鲁正继胡适之后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面对蒋介石藉口清党，制造宁汉分裂，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何鲁公开发表演说：“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事后陈立夫派特务到中国公学气势汹汹问何是否讲过这样的话，何鲁义正辞严地讲：“我说过蒋介石要闯祸的话。如果他不改正，他还要闯大祸！……”1947年东北战场国共双方重兵云集，形成拉锯战。4月何鲁等发起“重庆大专学校教授时事座谈会”，到会者二百余人。何鲁首先发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蒋介石做得很孬，要闯大祸；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说蒋介石做得更孬，要闯更大的祸！而且祸在眼前！”接着他列举了二十多年来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的种种事实，指控了制造内战的祸首。何鲁的慷慨陈辞，激起阵阵掌声。次日，重庆各大报刊，包括《新华日报》均报导何鲁等人的发言。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何鲁对此曾说：“管仲教齐桓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实谓齐君不知礼仪，寡廉鲜耻；并非用以教老百姓者。老百姓谁不知耻？今当道自身寡廉鲜耻，而反以此约束老百姓，只笑话耳。”1946年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如下新闻：“本社消息：褚辅成、许德珩、西恒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二十余人。……何鲁的发言更为沉重，他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听众一致报以热烈掌声，历久不息。”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此条消息。解放后，何鲁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接见政协委员，与何鲁握手时还谈及此事，对何鲁说：“你的胆子不小！”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曾约见何鲁，表示愿向蒋介石推荐何鲁。何鲁笑曰：“我见到他非骂他不可！你作介绍人，不怕吗？”事后与朋辈笑谈此事，他诙谐地说：“他要介绍我去给蒋介石‘排朝’，我辞以不够资格。给蒋介石‘排朝’，要花鼻梁才合格。我的鼻梁不花，所以不够资格。”闻者大笑。何鲁寓居重庆石钟花园时，国民党政府曾派人送去一套中将礼服和薪金，何鲁拒之不受。1935年冬，何鲁与一军官同为一对新人证婚。何鲁借证婚之机，说：“婚后要生子，中国是人口多，特别是军人多。军人多了就要出事，各据州郡，你争我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中国的事情办不好，他们要负责任。拥兵多了，有大阀、小阀，闹得不亦乐乎！两位结婚生了娃娃，切忌不要娃娃当军人，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幸福无穷！”这话惹恼了另一证婚武人，这位军官气汹汹地说：“将来生娃娃洗三朝的时候，要多用自来水把娃娃的脑壳好好冲洗冲洗，让他头脑清醒才好。不然，一个人脑瓜子不清楚，乱骂人，会惹事生非的！”何鲁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慷慨陈辞，痛斥蒋介石政府；何鲁还曾在庐山当众撕毁蒋介石的请柬，表示坚决不吃“奉谕饭”。何鲁终于惹恼了当局。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何鲁的名字列入了美蒋特务暗杀之黑名单。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何鲁才幸免于难。 何鲁是位数学家，还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早年的勤学奠定了他的功底，家乡的山水哺育了他的灵感，人生的阅历又陶冶了他的情操。在教学生涯之余，何鲁又进入了诗的境界。他用诗词记事、酬和，用笔端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自己的激情。他留下的旧体诗词达数千首。 建国后部分已整理出版。1935年与其兄何斗垣同游重庆北温泉，曾写道：年来诗兴已无多，不对名山懒放歌。今日置身巴峡里，虫吟泉吼也想和。他在“秋兴”其二中写道：叶叶题诗句，句句着香痕。分明无怨旷，一心报国恩。他曾赠诗于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回首松江畔，相逢各盛年。今兹艺益老，故人渺如烟。田墅腾欢日，农民庆更生。我惭鸣盛世，君宜谱新声。“诗言志。”何鲁在诗歌中，献出了一颗赤子之心：添得建设砖一块，百年休负有涯身。何鲁擅长书法。他在其砚台上铭刻铭词：“终日相携，形影不离。子不弃我，如式佩。”1954年，年已花甲的何鲁在学俄语时，逐日把一本俄文日历译成中文，再用朱墨蝇头小楷抄录下来。字迹工整、清丽，一字未改，一笔不苟。何鲁的书法先学颜、柳，后习欧、王，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楷书既有欧体的锐利俊丽，又融合了“二王”的笔意，还有汉碑的特色。据说何鲁的书法传到东邻日本，颇受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就很推举何鲁的书法艺术，曾盛情邀请何鲁率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可惜由于何鲁辞世未能成行，可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憾事。1973年9月13日，79岁高龄的何鲁在书房伏案工作，突然心肌梗塞发作，手中紧握的笔尚未放下，便倒在了书桌旁，匆匆走完了79年的人生旅途。创办载英中学何鲁曾在重庆、广安办过三所中学，尤其是1939年2月在重庆唐家沱办的“载英中学”（原重庆第46中学）以收留贫穷学生和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外校开除的学生而闻名。何鲁亲自从左思《蜀都赋》中的名言“江汉炳嶙，世载其英”中取“载英”作校名，以表明他渴盼教育出人才的愿望。当时何鲁任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该校汇集了许多优秀老师和进步人士，成为闻名重庆的一所新型的学校。何鲁十分支持革命，不顾当局的种种阻挠，大力疏通《新华日报》在学校的销量渠道，传授进步思想，使学校的民主气氛十分活跃。全国解放后，何鲁任重庆大学校长，同时还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57年调北京。2014年3月23日，何鲁诞辰120周年。是年，重庆市第四十六中学恢复载英中学校名。
2013年4月起任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总裁、总台长。牟丰京，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编辑，从事新闻工作25年，先后就职于新华社辽宁分社、西藏分社、重庆分社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历任辽宁分社部门主任和重庆分社总编辑，2000年后调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工作，担任重庆日报总编辑十一年，2011年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负责集团全面工作及新闻管理工作。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新闻类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业绩突出。 1987年9月至1989年7月，在新华社辽宁分社任农村记者期间，深入基层，写出了大量带有浓郁泥土气息的报道。1989年8月至1991年2月奉派到西藏分社。在藏期间他采写了《是谁在西藏践踏人权？》《三次进藏 阅尽风云》等大量真实、生动的报道。援藏结束后，继续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工作，他采写的《“钓鱼”钓来三角债》、《欲清三角债当除大锅饭》等大量报道，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的肯定，并被评为新华社好稿。牟丰京同志的调查研究能力很强，在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写出了很多有重大影响的调研稿件，其内参稿件，被中央领导批示的就有30多件。 1992年，通过对辽宁省10个亏损大户一个多月的调查，写出了一组三篇内参，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其中“技改失误使企业倾家荡产”、“管理混乱是企业亏损的巨大黑洞”、“谁为国企亏损负责”等观点在新闻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振聋发聩。朱镕基同志亲派调查组，与记者一起对这十个企业详尽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对全国的国企扭亏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此稿荣获当年的新华社十佳调研奖。他还执笔采写了内参《辽宁水灾后统计表明水利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产业之一》，水利部运用这一观点及时向中央作了专门汇报，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随后的国家“十五”规划中，水利第一次被列为我国四大基础产业的首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称赞说：小记者起了大作用。这一稿件再次荣获新华社十佳调研奖。1997年，新华社受中央委托，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战略意义”进行调研，为设立重庆直辖市做好舆论准备。其执笔采写的一组调研稿，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参阅文件下发，对统一人大代表思想，顺利通过重庆直辖这一重大决议起了较大参考作用。在担任新华社重庆分社总编辑的三年间，他带领分社全体记者，围绕重庆直辖、三峡库区移民、老工业基地改造等重大题材，写出了大量稿件，使这个新组建的分社一直在新华社业务考核中名列前茅。 到重庆日报主持工作后，围绕中央交办给重庆直辖市的“四大任务”，带领全体记者编辑，组织、策划了大量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年来，《重庆日报》刊发的关于国企改革、农民增收、三峡移民、农村扶贫、发展民营经济、“五个重庆”建设、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等方面的大量报道，多次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的表扬。在行政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他每年都要抽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领记者写出700多篇稿子。而且坚持常年审改重要稿件，常年审看《重庆日报》头版。他带领记者采写了《面向新世纪的重大转变》、《发展体制环境的重大变革》、《正气、正义、天理》、《生死时速》等多篇稿件，在市内外产生了重大反响。他写的《报业集团如何提高新闻资源利用率》荣获2004年中国新闻奖论文类三等奖；评论《青年中国说》荣获2009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编辑的通讯《为官要守大义 拘小节 慎用权力》获2010年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三等奖。另有采写和编辑的三十余篇稿子获得重庆新闻奖一等奖。他担任重庆日报总编辑期间，正值重庆日报由过去的单列市党报向省级党报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带领编委会一班人，多次到全国的先进党报学习，对报纸的定位、作用和优势进行了全新梳理，提出了“权威政经大报，出色主流新闻”、“高度服务决策，深度参与生活”的新的办报理念。他还在“三贴近”的基础上，针对党报多年的痼疾，提出了党报要“提供更加贴近读者阅读需求的内容，采用更加贴近读者阅读习惯的话语体系，运用更加贴近时代特点的版式语言”的“小三贴近”。他提出党报要善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这一办报思路。 2004年，在渝考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给予充分肯定。在重庆市委的汇报会上，云山部长说，重庆日报的办报经验很好，他们提出的十六个字我很赞成，我给他们改了一下，可以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现在“两个服务”已成为全国新闻宣传的重要指针，也成为重庆日报多年来坚持的办报方向。在他的主持下，重庆日报经过了六次重大改版，实现了由单列市党报向全国一流党报的转型。改版后的重庆日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中心工作的报道，创新了党报话语体系，报道内容更加鲜活，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得到广大党政干部和普通读者的好评。2010年，重庆日报被评为“中国十大省级党报”。去年就任集团党委书记后，牟丰京同志更加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去年3月底，集团在所有媒体中组织开展了“千名记者编辑‘三进三同’”大型采访活动，到农村、到社区、到厂矿，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很好地锻炼了记者队伍，又采写出大批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体验式报道和调研性报道，受到中宣部领导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欢迎。在随后在全国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他也亲自组织集团各媒体积极参与集团的活动，多次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表扬。
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 大公报创刊号月27日宣布停刊。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
详细参考：
《包身工》有关资料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作者简介（刘茵等）】
夏衍（1900～1995），原名沈端先。浙江人。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做过染坊店学徒。1914年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在明治工业专科学校、九洲帝国大学攻读工科。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1923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7年被驱逐回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左联的工作。抗战期间，任《救亡日报》总编辑。1941年奉命赴香港创办《华商报》。后到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夏衍一生著译丰富，电影、戏剧、杂感、电影评论、报告文学的写作均有较高造诣。他创作和改编的主要作品有《狂流》《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
——摘自《中国精品报告文学（上）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06期
【夏衍报告文学漫议（张宝华）】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3、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选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03月号
【《包身工》研究性学习案例（吴湘霞）】
《包身工》是一篇优秀的课文，选择这篇课文作为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的教学案例很有典型意义。
一、阅读作品，确定选题
把课文分为三大块：主题研究、文本研究、纵横比较研究。根据这三大块，就课文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教师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些选题合在一处，建立选题库。如 ：
主题研究：
1、《包身工》的主题是什么？
2、《包身工》最后三段的意义何在？对揭示全文主题有何作用？
文本研究：
1、《包身工》的结构有何特色？
2、作家与时代背景简介。
3、什么是报告文学？它的特点是什么？
4、修辞手法的运用及评析。
5、文中数字的作用。
6、文中引号的作用及句子的含义分析。
纵横比较研究：
1、包身工现象与打工妹现象的比较。
2、包身工、海外华工与偷渡者的比较。
3、现代“包身工”现象思考。
二、搜集资料，形成观点
论题确定后，关键就是指导学生针对论题，搜集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网上、图书馆里相关资料很多，面对众多的资料，学生该如何选择呢？必须与自己所选的题目内容相吻合。材料是为主题服务的，材料不符合主题要求，即使再好的材料也是废品。
为了让学生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最好选在星期五布置这一任务，星期二展示。这样，双休日每个同学都有时间搜集资料，星期一小组的同学又可以相互交换资料，整理、修正自己的观点。
三、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最能反映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
谈论“数字”作用的同学说：最能反映日本帝国主义恶劣行径的当属一系列数字：不到两万、三十年后、六个、五个、二十五万个、三千张、八千工人、一千二百万的资金，都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可恶和没有人性，他们赚取了工人们的血汗钱，把她们当做了罐装的劳动力，作者对此表示深恶痛绝。我们应从此体会作者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句子分析的同学说：“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引号作用：在此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句子分析：“罐……”是指封闭式的，形容包身工自由丧失的程度。“安……”是对包工头及老板而言的，因为包身工无从接受革命思想，这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一种手段。
主题分析组的同学说：文章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上海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并且为后人留下资料，去剖析当时的社会现状。这篇成功的报告文学让人记忆深刻，也让社会震惊！
纵横比较研究组的同学说：据一则新闻报道，上海有一家日资企业违反法律，公然招用童工。在偏僻的路段上，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家厂家，忙碌的工作车间里，有着不少稚嫩的面孔，大多数是14岁至18岁的初中未毕业的少年，他们一天12到16小时的高负荷的劳动和4个月50元的工资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悲惨的世界，老板赚取了他们的血汗钱，把他们当做了罐装的劳动力，肆无忌惮地压迫和利用，我们可以想像，不知又将有多少个‘芦柴棒’出现。
尽管同学们的陈述还有些不够成熟，需要老师的适当指点，如同学们谈到现代“契约童工”的时候，分析其原因，他们认为是迫于生计、暴力，固然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仅此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困边远地区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孩子们有的迫于生计，弃学求生；有的因父母眼红，辍学挣钱。法律意识的缺乏，使得他们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同时，由于人数的众多，老板有大大的挑选余地，这样现代“包身工”也就应运而生了。同学们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才是解决现代包身工问题的最佳途径？”
四、教学启示
1、同学们在确定选题、查阅资料、组织观点时，充分调动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正如上海的一位专家曾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这个“自主定题”“自主研究”的学习过程：如果把学习比做摘苹果，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苹果是否摘到，更关注的是摘苹果的过程，关注学生是否对怎样摘到苹果有切实的体验。这是一种意在让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方式，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2、同学们在学到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把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了，开发了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资源，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并以社会的文化土壤滋润基础教育的语文之树。同学们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投入了关注，增强了对社会的认识，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
3、培养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和能力。指导学生自己动手，在这次语文活动中亲身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语文熏陶。同学们学会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懂得了如何化资料为我所用的原则。
4、尤其重要的是同学们明白了一件事：语文课可以这样上、这样学，同学们可以自己作课堂的主角，激活了同学们学习语文的兴趣，拓宽了他们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