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会议：中国近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南 2005.10.21-22第二届近代中国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 台北 2005.10.22-23第七届唐代学术文化学术研讨会 台北 2005.10.27-282005年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 南京 2005.11.9-13秦文化学术研讨会 天水 2005.11.11-132005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 中坜 2005.11.19-20第七届两岸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高雄 2005.11.21-22隋唐五代经学国际研讨会 台北 200511.21-23第四届先秦两汉学术国际研讨会 台北 2005.11.26-272005经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台中 2005.12.9中国文化研讨会第二届年会--中国文学与文化 波士顿 2005.12.10近世中国（960-1800）的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北 2005.12.16-172、近期论著：王润华、杨松年主编《新马汉学研究：国大马大中文系研究状况探讨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251 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2001年2月10日至11日邀请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老师与研究生前来新加坡，共同研讨新马的汉学研究，而且以国大马大中文系师生研究成绩做为探讨的焦点。报告由两系师生撰写，每一篇报告后面都附有详细的老师著作与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书目。国大马大中文系首次在这个研讨会，公开各自对各个汉学研究领域的成绩单。论文集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为国大中文系论文，包括：国大中文系的学术研究重点与方向-王润华国大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概况-马文禅、吴福焕廿年回眸：国大中文系古典文学-陈君、李国彤国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状况-夏菁、莫显英国大中文系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郭惠芬、韦佩仪国大中文系师生二十年来的史学研究-许齐雄、陈宝良国大中文系中国哲学研究概况（1980－2000年）-何国杰、林伟毅下部分为马大中文系论文，包括：马大中文系教职员的学术研究概况-苏庆华近十年来马来西亚汉学研究初探-陈徽治马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陈志鸿现代文学与马华文学的研究概况-林素珍马大中文系中国历史、哲学与语言学研究概况-张惠思马大中文系社会科学研究简述-祝家丰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2 册。本书是对外国现代一部分著名汉学家及其学术成果的论述评介。参加执笔的各位学者都熟悉国际汉学，其间不少曾在外国任教或留学。他们或与有关汉学家有较多交往，或对所论汉学作品有较深研究，因此书中介绍绝非泛泛之谈。本书的编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的创意下开始进行的。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以下文章：序 李学勤费正清与中国学 候且岸古德炜与甲骨学研究 刘学顺韩禄伯与古代哲学 邢文韩南与明清文学 萧立艾兰的汉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特色 张海燕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 王志平下册包括以下文章：瓦西里耶夫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彭迎喜查瓦茨卡娅与中国绘画美学 程英姿伊藤道治与古史研究 王震中大庭修的学术道路及其汉学研究 徐世虹山田庆儿与古代针灸医学史研究 韩健平中村璋八汉学研究述评 刘国忠沟口雄三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王士花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 张国刚“我的中国文化梦”：加拿大汉学家白光华自述 张国华后记
《殷墟文字缀合》（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55《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1994《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李学勤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外文出版社，1980年。 《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版。 《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文物出版社，198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文物出版社，1990年。《英国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86、1992年。《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1986 年。《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修订本《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与艾兰合作），文物出版社，1995年。《中国青铜器概说》，外文出版社，1995年。《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与彭裕商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99年。《拥篲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甲骨百年话沧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青铜器萃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0年。《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文物出版社，2001年。《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古史寻证》（与郭志坤合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清路集》，团结出版社，2004年。《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青铜器与古代史》，（台湾）联经，2005年。《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李学勤讲中国文明》，东方出版社，2008年。《李学勤说先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另有学术论文1000余篇。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
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
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
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 造型形式
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
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
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
二 纹饰意蕴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
（一）几何纹
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
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
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
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
（二）动物纹
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
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
三 艺术风格
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
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
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
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
“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
[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
[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
[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
[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
[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
[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
[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
[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
[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1933年，李学勤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爱读书。1951年至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1952年夏，入学不到两年的李学勤在既未毕业、也未取得任何学位的情况下，离开清华，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辅助曾毅公、陈梦家，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担任侯外庐的助手。1985年至1988年，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口号。1991年至1998年，出任所长。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2004年起，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是少数于清华肄业、而后成为教授的特例之一。李学勤担任人文社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2011年9月29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召开前，中国文字博物馆举行馆长聘书颁发仪式，李学勤正式担任受聘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任期五年。2013年7月9日，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于成都金堂举行。该奖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发起，历时六年的网络投票、五个月的正式评议，正式公布了该奖获得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访李学勤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7.4）：■：我所要问的是，青年们对您如何成为当代著名的学者的历程很有兴趣，希望您谈谈您个人的学习或治学的话题，有哪些经验，让青年们有所借鉴。●：也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说，我这个人走的道路不足为训。这不是我客气，因为我这个人的道路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特殊，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我不是学文史的，虽然考入清华哲学系，不是学哲学史的，虽然后来我跟侯外庐先生搞了多年的思想史。我来清华是想学数理逻辑，那时数理逻辑与哲学是分不开的，你知道罗素和怀特海是搞数理逻辑的。把数理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金岳霖先生。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我读到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当我从头到尾把书看完了之后，就向往数理逻辑。1951年我决定报考清华大学，理由就是学习数理逻辑，所以说我来清华并不是学习文史，而是学习哲学。跟满满一教室学生面对一个老师的情况不同，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学生，经常到金先生家里去，到他家听他讲授，学问也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跟从金先生学习，不光是学他的知识，也是在他跟前学习做人。我在清华呆的时间很短，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就没有文科和理科了。那时候，我在研究甲骨文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就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您怎么会很早就对甲骨文产生兴趣呢？●：我在小孩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不懂的东西，一看是不认识的，恰恰是我最喜欢的，特别是符号性的东西。我的数学学得还可以，但是我不想去学数学。数理逻辑就是这样，人们看不懂，几乎没有什么字，都是符号。甲骨文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喜欢这个。1950年，我17岁，就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卜辞里面的先人的思维，深深吸引着我。我经常骑自行车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这方面的书。■：那么您学习甲骨文就是通过自学吗？没有什么老师指导吗？●：就是自学。那时候，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很方便，通过借阅甲骨一类书刊，我认识了馆中负责金石部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帮助下，我不但能看已经编目的书，还有机会看到不少馆中特别收藏的书籍、拓本，眼界就逐渐开阔起来。当时，我曾仔细读了《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也看了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殷虚文字甲、乙编》的序。我还看了陈梦家先生的文章，他的《甲骨断代学》正在《燕京学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我发现他关于甲骨断代，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甲骨分期的看法与董先生有些不同。后来，我又看到日本贝冢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再检讨》，他们的意见与陈梦家先生比较接近。总之，当时我已经对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了。当然也要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文字学、音韵学等等，这些也是我自己学的。■：1952年您应该是大二的学生，您怎么能够到考古所工作，谈谈具体情况好吗？●：1952年的时候，陈梦家先生从清华中文系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当时上海的郭若愚先生对《殷墟文字甲、乙编》进行缀合，将书稿送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郭先生把书稿转交给考古所，当时的所长是郑振铎先生。郑先生征求陈先生意见，陈先生认为书稿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当时，北京图书馆的曾毅公先生在甲骨缀合方面已经知名，所以就邀曾先生来搞，我也一起参加这项工作，所以1952年我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这项工作1954年完成了，成果就是与郭若愚、曾毅公先生合作的《殷墟文字缀合》，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郑振铎为该书写了序，是由陈梦家先生代笔的。■：这里我还想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殷墟文字缀合”呢？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甲骨发现的时候，大多数是分裂破碎的，所以早就有学者指出，为求窥见卜辞的完整记载，甲骨缀合是最急切最基本的工作。把原属于同一版块的甲骨碎片联接复原，这称为缀合。另外，把本相关联的不同版甲骨排比连属，就称为排谱。■：您搞甲骨文没有受到家庭的影响吗？●：没有，我父亲是在医院工作的，就是我自己喜欢。不过一个偶然的情况有可能使我成为另外的一个人，我给你讲讲：我是1945年入中学，1948年初中毕业。当时北平有两个高等工业学校，都很有名：一个是北平市立高等工业学校，一个是北平国立高等工业学校。市立的在东四北边，国立的在白塔寺后面。市立高工就是现在的北方工业大学，在石景山；国立高工就是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国立高工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学校，学校毕业相当大学的专科，一共要上五、六年，把大学的课程上完，而且学校还管饭，当时是很不容易考的。1948年国民党要垮了，生活比较困难，我们家的情况还算好的，还有饭吃。我初中在汇文中学读的，1948年夏天我去考国立高工，我考的很好，是电机系的第一名。但是我遇到一个奇怪的事，这件事便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时国立高工要求录取学生到北平市防痨协会去体检，要照一个小片子。体检后给我一个通知，上写“两肺尖部浸润性肺结核二期”。这个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因为那时没有什么特效药，不是上得了学上不了学的问题，而是保得住保不住生命的问题。得了这种病是活不了的，很危险的，我真是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当时也没想是怎么回事，遭受了一场惊恐。后来我又到其他医院检查，根本没有事。等后来再到防痨协会去问，他们说是片子搞错了。但是我受到这样一个惊恐，我也没有再去这个学校，学校倒是也找过我，因为我是榜首。如果我去了，我非常可能留苏，当时很多高工的学生都留苏了，回来以后可能当一个厂长。你看，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看来您的成长经历确实很独特，您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通过学校培养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然后参加工作的。这个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启示呢？●：如果说我的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说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前几年《科学时报》记者访问我，问我对当前教育有什么看法。我说，当前教育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功利化，而科学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功利化，功利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发明创造。我那时候是一个小孩，一个穷学生，可是我没有想过学什么东西可以赚钱。那时的生活条件比现在差远了。那时我买书只能买旧书 ，不敢买新书。我老到旧书店、旧书摊去，书店的人都认识我，到今天我和中国书店也还有很好的联系。因为我小时候就和旧书打交道。我不但买书而且卖书，经常是买了卖，卖了买，有时候不吃饭也要买书。当时喜欢科学，想当个科学家，可是脑子里没有功利的想法，完全是凭兴趣。如果说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我为什么要搞这个？这是最不能挣钱的行当了。如果有功利的目的，就不会在科学上做出成绩。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培养功利化思想。从小就要考虑找一个好幼儿园，才能上好小学，上好小学才能上好中学、上好大学，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然后出国，然后挣钱。你想他哪有精力去考虑科学创造的问题？ ■：文革前，您在历史研究所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和侯外庐先生一起搞思想史，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您可以回忆一下吗？●：侯外庐先生是我国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之一，我怎么到他身边工作的呢？这个也是我从考古所到历史所工作的原因。我认识侯外庐是通过外交部一位先生，他对我很赏识，他与侯外庐先生有关系，他把我介绍给侯先生。历史所是1954年建立的，而考古所1950年就建立了，中国科学院1950年建立的时候就有考古研究所，也有了近代史所。1953年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当时分一所、二所，侯先生被任命为二所副所长，那时他是西北大学的校长。他到二所做筹备工作，我还在考古所，那时我的岗位还没有定下来，他说你到历史所来吧。侯先生要我跟着他，做他的助手。侯先生是史学大家，他虽然主要是作思想史研究，但实际上他什么问题都研究，他写的东西多，古今都有。我就一直跟着侯先生，一直到“文革”。在“文革”当中，我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搞新发现文物的整理工作。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现在的历史所。不久老一代的室主任们要退下来了，对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在思想史研究室，一个是到先秦史研究室，接替胡厚宣先生做主任。经过侯先生同意，我就到了先秦史研究室。■：在“文革”时期您就参加了马王堆等项目的工作了？●：是的，那是很快乐的事，那时学术工作都停顿了，只有这样的项目可以做。我也去过干校，但是时间很短。我是1970年去的干校，1971年郭老要修改《中国史稿》，就把我调回来了。但《中国史稿》也搞不了了。发现马王堆帛书以后，文物局就想把我调去，但这边搞运动一直不放。我是1975年初正式过去的，实际我从1974年就已经写这方面的文章了，一直到1978年才回来。■：那么说“文革”对您的耽误不是很大？●：不，耽误很大！前几年我在全国政协提出一个提案，建议搞口述历史，特别让一些老学者说说自己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有出版社很感兴趣，一会儿他们就要来找我谈这件事。本来我计划做很多研究，但失去了这样长的时间，很是可惜。■：五十多年来您一直在研究甲骨文，在研究甲骨文的分期上有自己的成果。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您好象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金文以及青铜器研究方面，您的这种转变也是由于个人的兴趣吗？●：50年代，我在这个领域里艰辛的摸索，从甲骨文着手，又研究整理战国文字。到60年代时，我深感自己积累不足，就转到金文以及青铜器的学习研究上来。■：您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成果丰硕。1980年出了《中国青铜器的奥秘》一书，1990年出了《新出青铜器研究》，1996年出了《中国青铜器概说》。您还总结了青铜器研究的历史以及方法等问题。您曾谈到古代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进一步说明一下吗？●：好，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就和中国古代的玉器一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汉代。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收藏青铜器的记载。后来，汉宣帝时有个叫张敞的，他曾考释过青铜器的铭文。北宋的时候，开始有了青铜器的专门著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吕大临《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录》，主要是青铜器。因此，可以说中国金石学的青铜器研究传统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并成熟了。现代青铜器研究的标志，是郭沫若1931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对于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起了划时期的作用，这一点没有什么夸张的。它的特点是对金文作系统的整理，同时对青铜器的器形也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接着全面研究青铜器的是容庚先生，他的《商周彝器通考》是全面系统研究青铜器的著作。长时期以来，中国青铜器研究偏重金文，在20世纪的30年代，国际上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出现了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整理，着重研究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40年代末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青铜器研究的新局面。■：您也是主张用考古学的类型学的方法来开拓青铜器研究的新局面的吧？●：我认为青铜器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进展，标志就是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因为到陈梦家先生止，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材料还很有限，做不到以考古材料作为青铜器研究的基础。又经过50多年的考古发掘，材料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传世的，但是完全可以以考古材料为基础，把青铜器研究的体系进一步建立起来。可以把传世品作为研究的补充，但是研究的基础应该是考古学。既然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青铜器，就不能只以研究金文作为研究的主体，要从多层面、多角度去研究，至少应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工艺五个方面进行。■：从上世纪70年代，您就曾主持或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您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可以回顾一下参加这些简帛整理工作的情况吗？●：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属于汉武帝早年，出土了大量竹简兵书，最主要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帛书最多，有《周易》、《老子》等书籍，是汉朝初年的。帛书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医学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另外还有几册图籍，大部分是失传的书籍。这些佚籍的发现，好像打开了一座地下图书馆，可谓石破天惊。我当时参加了帛书的拼合和研究工作。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一个小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简，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笔书写的秦人手迹。当时我直接到现场去，看到原来满满一棺材都是竹简，主要是秦代的法律。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也出土了竹简，有《周易》、《诗经》等等。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主要是汉初吕后时代的法律。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楚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道家有《老子》，儒家有《子思子》，还有其他书籍。大致同时，还有一个墓的楚简被盗掘，流传到了香港，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收购回来，内容和郭店简差不多，也主要是儒家、道家的书籍。还有很多小的发现我在这里就不介绍了。简帛书籍使我们目见古代著作的本来面目，其中不少佚书是连司马迁、刘向、刘歆也没有看到的。一系列的发现，促使学者对长期以来对古书的看法产生改变，不少久被怀疑否定的“伪书”得以昭雪，还有不少典籍，其时代由此明确，重为学者放心使用。大家逐渐认识到，历史上若干方面，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已经有了重写的机会。 ■：1995年，您受命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这是属于年代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项目吧。它是不是您关于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个新领域呢？●：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呢？简单的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项目。年代学研究古代的年代，也就是给予古代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按照系统工程原则来建立的大型项目。在当时我们的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就规定了建立9个课题、36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达到200人。最后，我们的课题仍然是9个，而专题则根据工程进行的情况，适当地增加，变成44个。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最后达到了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2000年9月，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2001年春天，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这个“工程”的结果，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公布六年了，今天您是否再回顾一下这项“工程”的意义呢？●：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还有中国。在这四个古代文明里面，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绵延不绝，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光辉的奇迹。可是中国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长远的历史，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仅仅说古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不行。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确切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当然，其他几个古代文明最早的确切年代大致也在这个时间左右，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越古的就越模糊。往前还有没有呢？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公认的说法。外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过学者反复研究，是有比较公认的说法的。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发展的水平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海外有些争议，不知您对这些争议是如何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大型工程。我们这个工程进行过程中，开的会最多，有时把不参加我们工程的学者都请来，因为我们要听各种不同的意见。项目是多学科的，大家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国外学者有不同意见，国内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只要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性的意见，我们都欢迎，我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的讨论会上就曾经这样表示过。 ■：上世纪90年代，您写了《走出疑古时代》一书，我想您是不是说，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必须要首先破除近代以来出现的疑古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古代的经籍，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中国人到了19世纪，有的甚至20世纪初还是专读经书。19世纪末，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成立学堂，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这个时期，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是一种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特别是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冯友兰先生在给《古史辨》第六册写序的时候，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将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您在《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的演讲中，首先提到的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长度”，这个“长度”是否是从纵向的角度看它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是这个意思。我们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如果看一些外国学者的书，不少主张中国文明起源从商代开始，大约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于有人说要从产生甲骨文的商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开始，盘庚迁殷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是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我们看起来这种说法不太公正，因为不但古书里面的记载比这悠长得多，而且考古学等客观的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文明已有相当大的发展了。以文字为例，我们知道甲骨文里面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约四千到五千之间。没有很准确的数字，因为学者对字的释读与其分合的关系没有一致看法，可是总是在四千到五千之间。通过这个量级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字已有了很大发展，而这四千多个字还不是当时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朝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今天我们任何学科的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除了字典，所以当时的字一定要在五千个以上。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这个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四百年多一些，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看来这个郭店简和上博简就像是地下出土的图书馆，内藏非常丰富啊。您从这里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问题在于我们不仅发现了这些书籍，而且通过发现的这些书籍，我们要看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汉初，当时的学术发展究竟是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当然，这些书里面也有一些日常用书，比如《日书》等，是用来择吉、算卦使用的，没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可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是高级学术，不是一般作品。比方说郭店简，其中有些是子思的著作，如《五行》篇，子思和孟子讲五行是战国晚期的荀子提到的。荀子和子思、孟子学派的观点不一样，荀子对此进行了很尖锐的批评。《五行》篇久已佚失了，在马王堆帛书里发现了，在郭店竹简里也发现了，可见当时非常通行。这篇著作非常难读，它讲的是人的性和德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深奥的问题，不是一般民众所能够理解的。在郭店简与上博简里面还有一种《性自命出》或者叫《性情论》，讲的完全是抽象的范畴。过去我们看《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好像孔子是不讲性和天道的，其实不是这样。《性情论》作为孔门学者的作品，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讨论的完全是天道、性命、情性等，甚至宋明理学所讨论的一些哲学概念，这里面都讨论到了，这些也绝对不是当时一般民众所能够理解的。《老子》也是一样，不但有《老子》本身，而且还有解说《老子》的一些篇章，例如上博简的《恒先》，同样非常富有哲理性。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让我们看到当时哲学思想是高度发达的。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它上升到系统的哲学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对几位搞先秦史的学者访谈时，他们对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多，但对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比较关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论争来源于大革命之后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在国际上就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侯外庐先生四十年代参与过讨论，他的贡献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60年前后，我对这个问题下过工夫，当时作的笔记有这么厚，但是“文革”时都散失了。如果这些笔记还在的话，我可以写很多东西。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没能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因为那时写字用圆珠笔，没有想到写的字后来全化了，漫漶难于辨认。因为今天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考古方面、古文字学方面，所以对这个问题就研究得少了。■：有学者认为，今天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您是怎么看呢？●：这是事实，至少许多学者认为不存在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社会。■：是不是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讨论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研究历史可以不要理论。2005年，我在中国社科院出版的《李学勤文集·自序》中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想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真相，除了“实”的研究，还必须有“虚”的指引，这便是理论。回顾上一个世纪，先秦一段历史研究之所以变革发展，最重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才使研究具有现代的特色。■：最后我想请您谈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担任着这么多的行政工作，但是还取得了这么多的学术成果，二十多本学术著作，五百篇文章，您是怎样做的呢？有什么秘诀吗？●：我可说是逼出来的。我在考古所的时候还行，一到历史所我就做一些行政工作，从小组长一直到所长，这个时候做这件事，马上又会做另一件事，这是逼出来的。没办法，只有抓紧时间。像今天下午你来以前，我就已经改完了一篇稿子。■：那您的工作效率很高啊！●：你看我这里的情况，多少个电话打断我们的谈话，今天还是好的。一会儿有出版社的要来，晚上还要与学者们吃饭，明天要开一天会，晚上还有人来访问，后天要给学生讲课，大后天就要去郑州了。■：看来您越是没有时间，越是珍惜时间，越是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反之，很有时间的人，不知道时间的宝贵，可能成果反而更少。●：这话我就不客气地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