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音乐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音乐教育的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农村音乐教育》
摘要：本文从家长、社会、师资、设施等方面分析了农村音乐教育的现状，指出了农村音乐教育的落后，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提出了改善农村音乐教育的措施，以期得到重视和发展。
关键词：农村;音乐教育;现状;建议
作者简介：周韦(1976.9.25-)，辽宁省大连人，女，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教学。工作单位：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初级中学。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1
前言
音乐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音乐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它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塑造、感知力、想象力、智力的开发以及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等等，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音乐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教育界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学校的音乐教育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学校重视，而在广大的农村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绝大多数地方学校的音乐教育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展。在广大农村，教育面貌与现代教育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1.音乐教育在当今农村的现状
1.1家长、社会、学校关注度的不够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还处在经济落后，思想守旧的时代，应试教育在农村教育工作中一直是围绕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学校把考取大学成为教育优劣的一个评价标杆，而农民把考取大学当做摆脱贫困生活的唯一途径。
这种应试教育的结果是，迫使家长把目光更多的投在了升入大学摆脱贫困，迫使学校把高考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最终目标。家长不会把微薄的收入投入到与高考成绩无关的学科，请家教、上课外辅导班，而用在音乐上的却捉襟见肘。在学校这种现状尤为明显，特别是作为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单纯地追求高考升学率，几乎把音乐等与高考无关的科目一律拒之于门外，仅有的音乐课也时常被占用。特别是在中学，只要是与高考无关的课程，全部被高考科目占用，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音乐课就沦落为“副科”不被重视，成为教学的附属品。
1.2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决定一个学校在某学科领域的教学能力与水平，与教师资源的水平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中小学中，音乐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较低。在音乐学科师资配置上，农村学校目前还是很缺乏，尤其是小学，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开音乐课，就连兼职教师也不存在。在音乐教师中，专职教师少，其余大部是兼职教师，而就是兼职教师其专业技能也十分薄弱;有的学校还把能力低音乐基础差的教师安排来讲授音乐课，这不仅打击了音乐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的积极性，还严重削弱和影响了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水平。
1.3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设备严重不足
一个学校或一个部门要改进教学方法、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学设备、教学用具是学校教学工作重要物质保，有了这些物质保障，教学工作才能得以正常的开展。由于大部分农村学校对音乐课不重视，没有改善音乐教学设施的经费，也没有改善的想法。绝大部分的中小学音乐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有音乐教室的学校寥寥无几;有的学校甚至连最基本脚踏风琴也不具备，更谈不上钢琴、音响器材等现代教学设备，有的学校宁花五、六千元钱买一盏吊灯，也不肯花两、三千元钱买一台电子琴。至于《音乐课程标准》中要求的“教师应努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其视听结合，声像一体，形象性强，信息量大，资源宽广等优点为教育教学服务”，在农村中小学当中只能成为一纸空谈了。
1.4农村中小学学生感知能力低下
造成农村音乐教育教学质量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管理的薄弱，教师的极度缺失，还有教育教学设备的简陋和不足，同时这些方面也大大地影响了制约了农村广大学生感知能力。中小学音乐课的主要教学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在农村学生当中，这三个方面来说没有一个达标。95%的学生喜爱音乐课，但是大部分学生对音乐知识知之甚少，在调查的学生中仅有10%的学生识五线谱;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部分的学生不识谱;对节奏、节拍、力度表现力等全然不知;喜欢流行歌曲的学生居多，对古典音乐基本上没听过，更谈不上理解。
2.改革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几点建议
2.1对音乐教育树立新的观念
要改变当前农村音乐教育的状况，应首先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认识，广大社会、家长、教育部门都应加强对农村音乐教育的重视，各级管理部门，尤其要更新观念，加大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改变音乐教育在农村可有可无的附属品的观念。保证课时不得随意侵占，并适当纳入到考试行列，让农村音乐教育正常有序的开展起来。
2.2建立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教育的任何变革都要通过教师来完成，教师是教育的中坚力量。根据广大农村教师严重不足的现状，加大对音乐教师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应提到日程上来。第一，对音乐教师进行培训。各学校可以向音乐师范院校输送教师进修。县区中学师范、进修学校利用教师寒暑及业余时间开设短期性函授班和培训班。第二，提高教师地位，在评职晋级等方面应平等对待，不应根据教科目进行选择，保证不受歧视。第三，提供教学研讨机会。给教师提供交流经验的机会，鼓励其积极参加教学研讨活动。钻研业务，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2.3完善教学设施、优化教学环境
第一，完善教学设施。齐全的教学设备是教学得以正常实施的基本保证，学校应设法加大音乐教育方面投入。首先应配备音乐教学的基本设施，如：教学用具、音响设备与音响资料等;再配置一些乐器，如二胡、手风琴、钢琴等。可通过单位投资，社会赞助及勤工俭学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优化教学环境。在抓好教育同时，要开展成立第二课堂、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文艺活动，创设一种强烈的音乐氛围。如组建合唱团、舞蹈队、器乐队等，以发挥中小学生们的天赋和特长。利用有限的条件，制造音乐氛围，如：校园广播站，学生集会、做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都离不开校园广播，很多学校的校园广播，几乎每天都是那首陈旧的歌曲在回响，令人一听就厌。
结语
国家的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改革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任重而道远，同样也面临着的机遇和挑战。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要借力而上。这就需要个人、社会、团体、教育主管部门齐心合力，来关心关注、支持中小学音乐教育，特别是落后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努力改变其现有的状态，力争在极短的时间使农村音乐教育登上新的台阶。
素质教育是一种旨在挖掘学生自身潜能，以完善和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
音乐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首先是一种基本素质教育。它通过教授音乐这门听觉艺术，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使 学生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爱好，具有对音乐美的感受、表现能力 和初步的鉴赏、创造能力，教会学生如何认识生活、感受生活并在一 定意义上创造生活，从而促进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其目的是培养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在这一 点上，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首先，音乐教育有助于学生记忆力的发展。在音乐教学中，教师 通过歌曲演唱、和乐演奏、随歌随舞等活泼丰富、各种各样的教学形 式，让学生全身各种器官都能活跃起来，在提高兴趣和注意力的同时， 也促进了学生记忆力的提高。并且，音乐能改变人的情绪，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都有类似的体会。听一些轻松愉快的抒情乐，能使我们浑 身放松，精神愉快，对改善记忆有着极显著的效果。诚如马克思所言： "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其 次，音乐教育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 过让学生欣赏《草原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优秀作品，借 音乐形象来唤起学生对相关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及有关事物的联想， 让学生尽情畅想草原之夜独特的自然美和莫斯科郊外别具异域风光的 境遇美，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第三，音乐教育能培 养学生的节奏感，促进时间知觉的发展。音乐是一门节奏性很强的学 科，在教授过程中，学生最易感受到的便是那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 乐感，尤其是在敲打乐、摇滚乐中。这时，教师应注意教会学生从身 体的协调动作、肌肉反映上去感觉、体验节奏，并运用到乐理中去， 增强学生的节奏意识。
在教会学生认识生活、感受生活的同时，音乐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如何更好的适应社会。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是一个尊重个人创造和自我发展的社会，更是一个强调合作，强调沟通，互通有无的社 会，信息即是生活线。人与人、人与物，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教会学生热心参与、相互合作、乐于交往、善 于应变的能力尤为重要。音乐教育因其独特的优势，将成为学生更好 的与自然、与社会相互沟通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组织排练、举行演 出等一系列音乐活动，不但为学生交往能力的提高和协作精神的培养提供了良好途径，还发展了个性与特长，增强了集体合作意识，有利 于学生开朗性格和良好品质的形成，为其将来适应不同的人际组合， 更好的参与社会竞争奠定了基础。
勿庸讳言，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它对于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完善人格的形成，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许多教育领导机构和一些中小学校将音乐教育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促进了学生 素质的全面提高。同时，素质教育的实施又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音乐教育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从"杭育杭育"的渊源之声起，音乐伴随着人们进行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 相信随着人类认识方向的转移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音乐教育在促进对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探索征程中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音乐教育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关系在交过过程中所需要的。音乐作为一个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法，包括了教学和研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音乐教育论文2500字，希望大家喜欢!
《音乐与爱的教育》
摘要：21世纪成功的音乐课堂是一个充满了爱的课堂，这需要音乐老师热爱音乐·热爱教育·关爱学生，运用一切积极的教育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美，才能更好地展现出音乐的魅力，让学生在每一节音乐课堂中都能够感受到这才是爱的教育。
关键词：音乐;爱的教育;尊重;课堂主人
中图分类号：G633.9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47-02
在人们的心目中，音乐老师在舞台上都是热情奔放、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老师，给每位观众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那现代的音乐教育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老师呢?他们怎样才能带动和教育好我们的学生呢?
除了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之外，爱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是音乐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爱的力量是最强大也是最伟大的。它为人类在社会发展中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也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之一。
每位优秀的音乐教师都应具备爱的品质：热爱他的音乐事业、热爱他的教育事业、热爱他的每一位学生。虽然他们在表达爱的方式上不尽相同，但都因为有了爱的教育，人们才会对音乐更加热爱，也更加热爱他们的生活。可以说：爱是音乐教育的基础。
音乐教师首先就是爱音乐。因为他们热爱音乐，所以他们才会去学习音乐并立志从事音乐教育，可以说他们已经视音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他们不热爱音乐，不热爱音乐教育，很难想象他们将怎样来激起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热爱。而学唱歌曲在中学音乐课堂上是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如果老师自己都不喜欢这首歌曲，没有热情来演唱它，试问一下，有几位学生能在下面兴致盎然地唱歌呢，这种尴尬就可想而知的了，长此以往，音乐课堂很可能就成了学生的噪音课堂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理呢?中学生们有着自己年龄上的心理特性，我要怎样带动激发他(她)们呢?热情的示范演唱、带唱是我发现最有效的方法。记得我刚刚进入上饶县中学工作，因为我们上的科目是音乐欣赏课，里面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为了能让课堂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从网上下载了歌曲给同学们听赏，并让学生一起跟唱，学生唱的开心我上的轻松，我为每次的课堂感到窃喜，就这样教了好一阵子，可我发现学生的兴趣渐渐变得越来越淡了。后来有一天教室停电不能使用多媒体教学，于是我就临场发挥，自己坐在钢琴前面自弹自唱了当时要上的歌曲，由于以前就熟唱过这首作品，加上自己也很喜欢它，更多的是学生的高呼“老师来一首。”，于是我激昂地唱了这首《长江之歌》，唱完之后掌声雷动，同学们大呼过瘾，说能亲耳听到自己的老师现场演唱才是最亲切最激动的，都跃跃欲试，我于是趁热打铁，同学们都跟着我积极主动地大声唱起来。在边弹边唱的过程中我还会伴随音乐用肢体语言，尽量让每位学生的每一个身体细胞都融入到音乐中，激起了学生对音乐的热爱，使他们都融入到音乐当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在同学们崇敬的目光中我有点沾沾自喜，但更多的是惭愧和警醒。从此以后，在课堂上碰到需要教唱的歌曲我都会尽量自己范唱带唱了。
其次是热爱音乐教育。这是在热爱音乐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过来的一种爱。当音乐教师真正热爱音乐时，自然会产生与学生一起来分享音乐的欲望。记得刚进校教书不久，我看了一部电影《红河谷》，里面的主题音乐是用钢琴演奏出来的，旋律优美动人，当晚我就把它的旋律记录下来，第二天上课就在班上自弹自唱起来，学生顿时围了上来，我趁机教他们怎样来欣赏这首作品，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对我真是崇拜之极。通过自己的教学，让学生也学会欣赏和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直接传承发扬了音乐，让学生获得音乐文化的真谛。
音乐教师具备的第三种爱，是爱学生。它是建立在前两种爱的基础上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爱。任何音乐教师如果想把他所掌握的音乐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他就必须爱他的学生，全面去了解学生的性格，培养学生的个性，开发学生的创造力，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将自己所学到的音乐知识最大程度地教给学生，从而让学生的身心通过音乐学习得以全面的发展。
要想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爱就必须把爱在课堂中直接表达出来，这对于威严的中国教师可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从古至今，中国的教师只是传道授业的解惑者，很少在课堂上流露出对学生的爱，更别提直接表达了，于是养成了很多教师上课板着脸，一本正经的上课模式。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进步，现代教育需要加强对学生的爱，其实很简单：在教学中，教师只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并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在课堂教学中要多用“我们”一词，把每个学生都拉进课堂的情境中，与每个学生互动，遇事多用商量的语气，语言中字里行间地充满真挚的情感和爱意，让每位学生感觉到自己是课堂上的主人，感觉到老师对他们是非常尊重的，我相信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记得在2008年的某天下午第一节课堂上，我上课的内容是欣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音乐鉴赏第十八单元第三十四课《走进新时代》，其中有一环节是教唱并排练合唱歌曲《走进新时代》，我请同学们分三组讨论并把他们的排练想法逐一告诉我，然后一起商讨研究，第一组告诉我怎样把四个声部衔接演唱好，第二组告诉我怎样处理音乐的情绪变化，第三者则告诉我队形该怎样排列，怎样根据歌曲来变化肢体语言，就在大家进行的非常投入之时，一个男学生突然闯进来，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午睡过头而迟到了，我看着他，微笑地说：你来的正好，我这确少一个指挥呢，过来吧，我们一起指挥排练。看到我信任的目光和坚定的话语，他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排练，课后这位学生感动地说：“自己在老师同学和家长心目中一直就是个差生，没想到你不但没有批评我，还那么信任我，老师，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的爱，争取做一个有用的人才。”。2011的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
音乐的爱还可以延伸到课堂以外，由于大多数学校的班级每周只开了一两节音乐课，大大降低了音乐教师与同学们的交流，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条件允许的学校可以在课余时间组织一些音乐活动，比如每周抽出一两次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一些音乐课外活动(组建校合唱队、民乐队、管乐队和舞蹈队等)，既提高了学生的音乐素养，又增强了师生感情，同时让学生通过对音乐的学习更多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爱。为他们美好的人生增添更多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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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