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
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
=====================
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近代音乐史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景教
！、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早起传播的主要内容
1） 进贡乐器：管风琴 古钢琴等（带来了西方乐器）
2） 记谱法和乐理知识：徐日升撰写的第一步汉文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律吕正义续篇》
3） 乐谱与音乐作品：西方的圣咏赞美诗等基督教歌曲
编印各种中英文圣诗集
教会学校里得音乐课
新式军乐队的成立
一、 19世纪80年代上海公共管乐队，现在是上海交响乐团
二、 赫德乐队
三、 中国自办的新式军乐队：1898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式军乐队
四、 军乐队的影响：军队—学校—社会生活
新式学校音乐教育
一、 教会学校
二、 史料记载最早在1842年香港即已有开设音乐课的教会学校
三、 登州文会馆
四、 民国成立后的新式学校
学堂乐歌
一、 学堂乐歌的兴起和编创
1、 学堂乐歌：清末民初的新式学堂中开设的乐歌课和所教唱的歌曲
2、 学堂乐歌的肇始：‘
1） 教会学校中的乐歌编创----“文会馆唱歌选抄”中的10首乐歌
2） 1898年康有为上书《请开学校折》
3） 留日学生归国后的自发实践
4） 1904年制定《奏定学堂章程》
5） 1907年作为中小学“随意科”
6） 1912年以后列为必修课
3.乐歌的主要内容
7） 宣扬富国强兵，抵制外侮的爱国精神，歌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胜利
8） 配合向中小学生进行“军国民教育”的军歌
9） 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
10） 向青少年进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教育
11） 鼓吹忠君尊孔等封建传统伦理的题材
12） 开设学堂乐歌的根本目的：启发民智、塑造新民、祛除民族劣根性、救亡图存
4.创作形式与曲调来源
13） 创作形式：选曲填词
14） 曲调来源：早起大多为日本的学校歌曲和军歌
后期多为欧美的流行歌曲和宗教音乐
另有少数中国的民间曲调
极少数自创曲
5.西方音乐在中国经历的三个阶段过程
15） 猎奇
16） 认同 3）接受
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
（一） 沈心工
主要贡献：
1）编创乐歌：《重编学校唱歌集》、《心工唱歌集》、《国民唱歌集》
2）摆脱旧文学，旧诗词风气
3）开“白话文”先河
代表作：《男儿第一志气高》、《黄河》
（二） 李叔同
主要贡献：1）艺术教育注重美育 2）乐歌编创
代表作： 《送别》《春游》
（三） 曾志忞
主要贡献：1）致力于音乐教育 2）编创学堂乐歌
音乐理论著述：《乐理大意》《乐典教科书》《和声略意》
音乐批评文章
其他乐歌欣赏
1）《革命军》原曲为日本的歌曲《勇敢的士兵》沈心工配词
2）《光复几年》华航琛选曲填词
3）《中国男儿》石更配词辛汉配歌（同为一人）
4）《祖国歌》原曲为传统古曲《老六板》歌曲作者不详
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
1） 通过学堂乐歌，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包括：作家作品基础乐理。演奏演唱法、音乐会的演出形式等初步传入中国
2） 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中国近代尝试性、探索性的新音乐作品（新音乐初步创作）
3） 作为一种声乐形态，乐歌集体唱歌的演绎方式ing影响救亡歌咏
4） 作为中国造就了第一代国民音乐教育家，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等，同时也为日后专业音乐家创作及队伍的扩大作了启蒙和贡献
5） 鼓吹学习西方音乐，鄙视中国传统音乐，对此后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萧友梅
主要音乐贡献：
一、 专业音乐教育：
两个时期：（一）北京时期：1）首创被打音乐传习所
2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
3）北京艺专音乐系
1927年离开北京
（二）上海时期：创办国立音乐学院
1）延聘教员2）课程设置3）人才培养4）社会影响
总结：音乐教育是萧友梅音乐事业的核心 ，他在其他方面的音乐实践都是围绕音乐教育而开展为 音乐教育服务
二、 专业和音乐创作
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个突破“选曲填词”而自己独立作曲的音乐家，是进嗲中国音乐创作的先驱
（一） 声乐作品
1）,《今乐初集》（写给初中生）2）《新歌初集》（写给大学生）3）《新学制唱歌教科书》4）合唱《别校辞》、《春江花月夜》5）《从军歌》
（二）器乐作品
1、德国时期的习作：
1）两手管弦乐：《哀悼进行曲》作品4号，《在暴风雪中行进的进行曲》（23号），
2）两部弦乐四重奏《夜曲》、《小夜曲》
2、归国后作品：1）大提琴《秋思》2）管弦乐《新霓裳羽衣曲》
三、音乐理论著述
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学研究的先行者，他的博士学论文《至十七世纪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史的专著。
赵元任、
主要创作的声乐作品
1、 艺术歌曲--《新诗歌集》1928
2、 《晓庄集》1933、《儿童节歌曲集》1934—以陶行知部分诗词谱写的儿童歌曲
3、 《民众教育歌集》1939—爱国歌曲
4、 《西洋镜歌》1935-----电影《都市风光》主题歌
5、 影响较大的声乐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
黎锦辉（儿童歌舞音乐与流行歌曲创作的先驱）
一、 音乐创作
1） 音乐创作主要在于两个领域：儿童歌舞音乐和流行歌曲（时代曲）
2） 儿童歌舞音乐又可分为两类，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
3） 儿童歌舞剧共12部，代表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月明之夜》、《三蝴蝶》等
二、 儿童歌舞音乐创作的特点
1） 创作动机：对少年儿童进行推广过于，新思想的教育，培养孩子对艺术美的热爱，自己动手动脑的锻炼
2） 有的是教育小孩热爱动物，有的是要破除迷信，有的鼓励小孩勇敢机智，有的提倡因材施教
三、 儿童歌舞音乐创作的艺术特点
1） 绝大部分是自己编剧作词编曲
2） 语言采取白话文歌词通俗易懂
3） 音乐既有学堂乐歌时期的流行歌曲曲调又有大量民间音乐曲调而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旋律
4） 作品大多抓住了儿童的心里特点表现儿童的生活及其心灵世界
刘天华
一、音乐贡献
1、新国乐创作：、
1）二胡曲十首：《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苦闷之讴》《、悲歌、》、《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
2）琵琶曲三首：歌舞引、改进操、虚籁
3）改编国乐合奏曲《变体新水令》
4）二胡练习曲47首
5）琵琶练习曲15首
其二胡音乐的艺术特点：其作品是五四时期新国乐的代表作，而且借鉴了许多西方因素
（二） 改良民族乐器与工尺普：
1） 改良二胡的形制，扩展把位，发展了二胡的演奏技巧
2） 在兄长刘半农的帮助下在琵琶上实现十二平均律的应用
3） 将工尺谱曲竖排改成横排借鉴简谱中的延音线用于明确工尺谱节拍时值
（三） 专业音乐教育
1）1922年受聘北大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
2）1922秋任教北京女师大音乐系
3）1926受聘北京女子艺专音乐系
4）1927任教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培养了郑振铎，曹安和，等二胡与琵琶演奏人才
（四）收集记录整理传统音乐
1）他是近代音乐家中较早有意识的收集记录整理中国传统音乐者
2）1930年为京剧大师梅兰芳赴美演出听写记谱的《梅兰芳歌曲谱》
3）其他记谱作品《安次县吵子会乐谱》等《佛曲谱》
4）1932年六月一日，在北京天桥收集锣鼓谱染猩红热一周后病逝
（五）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
1927年与吴伯超柯政和，曹安和，汪颐年，肖淑娴等艺专老师发起国乐改进社
（六）音乐思想
1、受美育思想与平民文学思想影响主张音乐要普及到一般民众
2.不能盲目排外
聂耳
-.最早的音乐创作
在约两年的时间里共创作了
1）34首歌曲
2）为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配乐
3）改编4首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昭君出塞》、《山国情侣》
_.歌曲作品的分来
1） 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自卫歌》、《春回来了》、《告别南洋》、《伤兵歌》
2） 群众歌曲：《开矿歌》、《大路歌》、《开路先锋》
3） 抒情歌曲：反映下层妇女思想《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
4） 儿童歌曲：《卖报歌》、《小野猫》共六首
一、 歌曲创作的艺术特色
1） 重视民族风格：大路歌，打长江，塞外村女，飞花歌
2） 吸取外国歌名音乐因素：如采用西洋大调式音阶，进行曲题材《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3） 从生活体验中创造音乐形象：如码头工人歌，新女性
4） 善于以短小动机或乐句为基础并发展
黄自
一、 音乐创作
1） 器乐作品：出《都市风光幻想曲》外其余全部创作于美国留学期间代表作为毕业作品《怀旧序曲》1929
2） 声乐作品：艺术歌曲--《玫瑰三愿》、《春思曲》、《花 非花》 爱国歌曲—旗正飘飘，抗敌歌、热血 儿童歌曲—踏雪寻梅，西风的话 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青主
一、 代表作：《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
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
著作《乐话》1930和《音乐通论》1931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是世界的语言。青主的思想主要受留学德国盛行的表现主义艺术的美学思想以及19世纪末以来浪漫主义者音乐美学思想影响
三、 青主的音乐批评：共写有70余篇文章，表达了他对中西音乐美学的认识音乐是上界得预言是由灵魂说向灵魂的预言，音乐不能成为礼的附庸
贺绿汀
一、 音乐创作
主要优秀作品集中在1949年之前，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 国立音专时期 ：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
2） 抗战时期：代表作为一些电影音乐和抗战内容的群众歌曲《秋水伊人》、《春天里》、《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
3） 解放战争时期：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管弦乐《森吉德玛》
二、 艺术特点
作品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鲜明时代精神，能把欧洲近代作曲技法和中国传统音乐因素有机融合
马思聪
一、 音乐创作：
1） 小提琴作品：如《内蒙作曲》、《西藏音诗》、《牧歌》、《新疆狂想曲》《内蒙组曲》（又名《绥远组曲》）影响最大，全曲分为三个乐章：1、史诗《跑马溜溜的山上》片段2、《思乡曲》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3、《塞外舞曲》绥远民歌《叫大娘》
2） 声乐作品（包括大量抗战歌曲）---五部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等
3） 管弦乐与交响乐作品，如《第一交响乐》1941《第二交响乐》《山林之歌》和《第二交响乐》
三、 小提琴创作的特色
1） 音乐大多采用民间主题，富于歌唱性，有鲜明民族特色
2） 音乐发展手法也受民间音乐启发
华北沦陷区
江文也
一、 音乐创作（三个时期）
1） 早期1934-1938成名作，管弦乐《台湾舞曲》钢琴曲《五首素描》《断章小品16首》
2） 中期1938-1949
a、 器乐作品：代表作钢琴曲《北京万华集》管弦乐《北京点点》（《故都素描》）管弦乐套曲《孔庙大晟乐章》
b、 声乐作品：《渔翁乐》
3） 后期1949年后：《乡土令诗》大型钢琴套曲，交响诗《汩罗沉流》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 后期音乐创作受齐尔品“欧亚合璧“音乐思想影响，回归中国民族音乐风格创作
冼星海
一、音乐创作：
1）四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包括《序曲》、《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九个乐章）
2）歌剧《白毛女》1945年大型歌剧
主题思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被誉为民族歌剧创作中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王光祈本人在历史上不仅作为中外音乐交流的参与者，他还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缔造者。他本人留德回国后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音乐理论，除了乐理等基础知识外，他还是中国比较音乐学的奠基学者之一，他除了译介西方比较音乐学的观念，还以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可以说王光祈一个人承担并完成了中外音乐的一次跨国界思想交流。
在当代学术界，王光祈的研究己成为经典，而围绕王光祈及其学术成果这一现象也成为一种研究方向，作为民族音乐学家研究这样一种前沿话题。论及王光祈，就离不开中外音乐交流史上的王光祈，包括他的生平活动、个人经历和研究成果都包含在中外音乐交流的范畴中。当下的“王光祈”这一名词于音乐史学或者民族音乐学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文献
相关文献见表1。
二、文献综述
以上20篇文献都是以王光祈为对象，探究音乐交流史视野下的王光祈为侧重点，而其中的每一篇都能找到各自的亮点。结合每一篇的内容，笔者将其分为4类有着相同研究取向的文献。
第一类是研究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学术观点，共有6篇。在这6篇当中，作者大部分也都是民族音乐学家，如管建华、高厚永、俞人豪、王耀华、杜亚雄等。其中，《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一文中认为比较音乐学是王光祈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支持了王光祈在音乐各领域中的研究，而且对当时欧洲兴起的比较音乐学本身也有所推动。并论定王光祈是将国外的比较音乐学的学科方法引进我国的最早一批学者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王光祈的求学经历，着重于他在柏林大学的学习过程，并从王光祈比较音乐学的基本观点与世界三大乐系的划分、从事音乐的目的与中西音乐之比较、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对音乐的影响之比较、音乐学与有关学科之比较这四点分述了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文章还在最后介绍了王光祈对比较音乐学的贡献以及比较音乐学中国学派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中，作者首先认为王光祈在比较音乐学这一领域中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方均具有开拓性。作者从介绍音乐进化论思想着手，介绍了王光祈的老师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学派的基本音乐观，并进一步认为王光祈在接受他们观念的时候还超越了他们，提出了音乐弧形进化思想，尽管目前音乐进化论已经被人们抛弃，但王光祈在当代做出的超越仍旧值得称道。作者进一步又介绍了音乐文化圈论，同时讲到王光祈对这种理论做出的发展。最后，作者对王光祈的研究课题和治学风格做了一定的描述。
第二类文献研究了王光祈的音乐史学观点，共有6篇文献。在《论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一文中，作者从五个方面来阐述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首先，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创造“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其次，他最早将西方音乐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编纂了大量的音乐论著。再次，他在我国乃至亚洲最早采用比较音乐学方法来研究音乐，并将其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外。然后，他在我国最早采用西方音乐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传统音乐进行整理和研究。最后，他是我国最早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以外文形式介绍到西方国家的音乐家。王光祈的音乐论著和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相当深远的积极影响和学术价值。作者在文中列举了王光祈大部分的著述，以详实的资料为王光祈的成就呼号。在另一篇文献《对王光祈定位的研究――以相关研究者的言论及著述为例》中，作者采用了一种宏观的史学视角，对王光祈的研究做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作者在文章指出，以往的研究中，有关“王光祈定位”的表象及内置的论述零落第充斥与各种未出版的油印材料、会议实况录音及正式出版物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
意思是事物从出生开始的一个进步变化的过程，是事物的不断更新。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
从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继而创作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本期终止于明月歌剧社音乐团体的解散，众歌星大都进入电影界为止。
第二发展阶段：
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
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中国歌坛。
此期歌坛整个情况是没有歌舞表演团体表演。专门靠灌唱片和电台播音来演唱的歌星是少数，大多数歌星都以拍电影为主，演唱电影插曲的影歌双栖形式出现。本期到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为止。
后期：1950-1969年（香港时期）
本期从姚敏、姚莉兄妹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开始。最初还是以影歌双栖为主，随时间推移，靠演唱和录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员本人唱插曲，请专业歌星配唱的情况也多起来，但仍无明显有影响的歌舞团体表演。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语流行歌曲在香港渐趋衰落，粤语歌曲中兴，在歌坛上占据主导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许冠杰。
第三发展阶段：1970-1981（台湾时期）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流行音乐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国语流行歌曲渐趋衰落的香港歌坛的位置。其标志是谢雷的《曼丽》红遍东南亚，奠定了台湾流行歌坛的领先地位。
之前，台湾歌坛所演唱的歌曲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包括闽南语歌曲）；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创作歌曲。后来逐步创作出处于上海时期流行歌曲与现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间具有自己特点的时代曲。这种风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趋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曾出现过著名的校园民歌运动。由学生首先发起创作、演唱，影响深远，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内地歌坛。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汇入了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发展，为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四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重心多元化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开始衰落，由于罗大佑一张《之乎者也》专辑，紧跟着苏芮一张《搭错车》专辑，改变了台湾歌坛的风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础。
本期歌曲风格远离了中国原有的传统，受欧美影响更深，以台湾为首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迅速。因为在此期间随科学不断发展，高科技手段应用到音乐制作中，加之商业化趋向更为明显，这都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出现华语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景象。加上内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流行音乐也有所发展。这样其市场更加广阔，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
在此期间听众有明显的分化现象，流行音乐几乎成为年青人的专利，多数老年听众不能接受。这与上海时期的流行音乐同民间音乐、严肃音乐都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情况截然不同。
商业性的中文流行音乐是与留声机同步出现的，后者最早是由法国人Labansat带至上海西藏路的。百代是创建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最早的唱片公司之一。
20世纪2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被称为时代歌曲。它们被视作华语流行音乐的原型。从地域上说，上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是该种音乐体裁的创始者。他创作于1920年代的作品《毛毛雨》被视为最早的中文流行音乐。
20世纪30、40年代，在上海，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涌现了出来，众多音乐人成长了起来。借助唱片、电影、歌舞、播音等传播媒介，在当时的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掀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的歌曲传唱热潮。有专家认为那个年代的上海老歌已经彰显出一种现代性。
中华民国时期最初的“七大歌星”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在亚洲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歌星在演唱中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小曲、日语流行音乐等的演唱技巧，其演唱风格与之前任何中文音乐均不尽相同。此时，处于襁褓之中的中国电影工业正在成长，并网罗歌手担当电影演员或电影歌曲配唱工作。
由于其成功的歌唱和电影表演生涯，周璇被视为这一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流行音乐明星。这一代人见证了女歌手在舆论中从“歌女”一跃成为“明星”的历程。她们甜美的歌声也通过位于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传到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而唱片则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娱乐商品。该时代由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占领上海而遭到干扰，但最终仍延续至1940年代末期。
扩展资料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奠基人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歌曲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二发展分阶段中间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分为前后两期，加上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前的学堂乐歌，这样共有六个部分。
在流行音乐出现之前，只有在学校里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先在学生中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词曲作家代表为李淑同（弘一法师）、赵元任和沈心工。
中国音乐教育现况与发展前景论文
一、我国现阶段音乐教育发展的状况
(一)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与其在当下的遭遇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资源。中国可考的音乐史有8000多年，中国传统音乐之广博和多样化，是世界上少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戏曲剧种有394个，曲艺种类有400余个，民族民间器乐有600多种，其曲目多达近万首;中国的民歌更是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5000多首。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近年来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强大的商业运作为后盾的流行音乐以及其它种种因素对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给民族音乐保护与传承带来了阻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正在不断地消失，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与其在传承民族音乐方面的乏力
中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教育体系，有近20万名音乐教师为2亿多大、中、小学生提供音乐教育，并由388所各类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培养着各类音乐教师。这些学校的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在体现文化多样性方面却不尽人意。根据实际调查，许多学生不熟悉、不了解自己的民族音乐，不喜欢传统的民族音乐，却热衷于西方的流行音乐。
二、形成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的原因
(一)历史的原因
回顾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20世纪以来史称“西乐东进”的发展脉络:最初在“学堂乐歌”中传唱的曲调，大多是来自日本和欧美的歌曲;20年代以后则是接受了德奥音乐的教育模式和音乐基础理论，传统音乐文化作为封建专制的一部分受到批判;50年代借鉴苏联的专业音乐教育模式;80年代引进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和港台及欧美的流行音乐，也就是说，“欧洲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是近代以来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受到西方音乐的冲击和影响，其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未能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教材中得到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民族音乐传承并非易事。
(二)现实的原因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影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手段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接收与获得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价值取向对广大青少年审美趣味的形成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目前中国的青少年对美国大片、摇滚乐、流行歌曲、百老汇歌剧、电视片乃至各种期刊杂志、小说读物等等如数家珍，其影响可见一斑。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更使流行音乐文化一时间泛滥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使得流行音乐文化对青少年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体制的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主要以社会文艺团体、专业的民族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社团为主体，由文化部门(含各级文化馆站系统)来负责扶持;而学校音乐教育(包含高等师范教育)则主要以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为主要内容，因此没能很好地利用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尤其没有很好地引进地方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再加上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对学生的巨大影响，都不能不认为是当下学生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淡漠、民族音乐口头文化遗产受到威胁的原因之一。
三、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反思与探索
(一)对20世纪以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反思
1.提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呼吁学校教育重视民族音乐传承在展开近代中外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时，学者们发现找不到中国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音乐教育不是20—30年代传入中国的“欧美式”，就是50年代传入中国的“苏联式”，而没有中国式的。种种现象使学者们发出“中国在哪里”的世纪之问，提出要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进行审视，指出“要把握中国音乐文化体验之核心，发扬传统，全力发展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
2.提出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要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深入研究中，在与东西方诸民族及本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建立其理论体系;而“母语”体系的内涵将包括传统的、民间的、少数民族的、当代的以及民族审美心理历史积淀的等等。
3.提出让每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关注中国民族音乐本身的多元化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有着各自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因此，不同民族自身的音乐文化、相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传承，也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随着对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的深入思考，学者们愈加关注中国音乐本身的多元特点以及多民族多地域特点。
(二)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探索民族音乐传承的实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就已经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实践、师资培训、课题研究等几个方面全面展开。
1.对教学大纲与教材的修订
为了让广大中小学生熟悉与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规定音乐课教学内容中民族音乐所占的`比例与种类，为民族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身体力行的探索——教学实践的展开
随着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各式教材的编撰出版，全国各地很多音乐教师身体力行，展开了大量的教学实践探索。他们从学生最熟悉的本地或本民族音乐入手，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尝试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取得较好的效果，为民族音乐的传承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3.抓住关键环节——师资培训
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和音乐艺术院校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传承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是培养具有民族音乐素质的师资。这些院校在师资培养方案中增加了民族音乐课程，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开设地方音乐课程，使未来的音乐教师真正具有民族音乐文化的素质。一些师范院校还开始了地方民族音乐师资培训的探索。
4.理论的支持——科研的推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事实上，对近代以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反思，是随着学校民族音乐传承课题的研究而逐步展开的，因此，相关科研课题的展开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对民族音乐传承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并具有了指导性的意义。
四、中国音乐教育当前的任务及未来的展望
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就“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设想与建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些论述涉及到了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当前的任务与未来的展望。
(一)充分认识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在反思近代以来的学校音乐教育以及探索学校在民族音乐传承方面做出的成绩，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各级教育部门和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以及高师的教师们，开始重视和加强音乐教育课程中的民族音乐内容，而且事实证明，凡是朝这方面努力做的学校，学生们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和热爱程度就有所提高。
(二)确立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目标
确立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目标，是当前中国音乐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建立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呢?首先要解决学校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传承互为基础的问题，即学校音乐教育应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应以学校音乐教育为基础。一方面，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学校音乐教育应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
(三)引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资源，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
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引进民族音乐的传承，毕竟涉及到一个学校音乐教育整体性的结构改革，涉及到以民族音乐为基础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整体建设，甚至涉及到地方民族音乐文化的重建，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更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在引进多样化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时，我们将会碰到更多的多样化音乐传统传承与现代教育结构的冲突。因此，如何协调两种不同的体系，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任务就集中在教材的编写、师资的培训、传统音乐教学法的传承、体制方面的改革等等。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所以教育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如何开展让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区文化民俗活动，将教育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才有可能使音乐文化的传承获得可持续的动力，并导致多元音乐文化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