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509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509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恪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页）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 大公报创刊号月27日宣布停刊。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
详细参考：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英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 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