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零售港币6元。以爱国爱港为办报宗旨，新闻报道公正翔实，及时准确；新闻内容详尽丰富，生动活泼；版面时尚，色彩艳丽，印刷精美。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内地各省市共设立包括北京新闻中心、上海新闻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在内的三十个办站机构，拥有一支敬业、勤业的专业记者队伍，其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经常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转载和高度评价。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王树成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高级编辑，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社长。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编委，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他相继担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助理，1993年升任副总编辑、总经理；1994年12月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97年底，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2005年底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2008年5月，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副社长，同年12月任现职。他还相继担任安徽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政协委员、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联谊协会常务理事等。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写出百余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述评、人物专访、杂文、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华社和相关部委评为全国好新闻，《我们永远需要艰苦奋斗》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辅导教材。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相继组织和参与了国庆50周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和筹备、抗击非典等重大战役性报道；参与过“漫游中华大地”等大型丛书的编撰，编著有《风云人物大写真》等人物通讯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报告文学作品。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鉴于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徐铸成成名作在1929年，张季鸾让其采访处于中原大战前，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的冯玉祥，当时冯处于尘封状态，外界鲜知他的行踪。张季鸾派徐铸成进人太原，运用独特的智慧，居然采访到了冯玉祥，还在山西严格的新闻封锁下发出了这篇新闻。一篇《晋祠访冯记》一炮成功。徐铸成自己说：“我跑政治新闻，第一炮打响了。”从此，徐铸成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胡政之、张季鸾，放手让徐铸成独当一面。1932年派他到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大公报》驻汉办事处主任。抗战时期，他全面主持《大公报》桂林版，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言论坚持自由民主，彭子冈在《大公报》渝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在桂林版照发。彭子冈的通讯和社评成为桂林版两大特色，报纸畅销于桂、湘、粤，发行数等于桂林各报的总和。民国25年参与筹备《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刊工作，任要闻编辑，后曾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大公报》停刊。民国27年初，《文汇报》在上海福州路436号创刊；他主持编务，在日伪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坚持宣传抗战，连续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次年《文汇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于民国35年回到《文汇报》任总主笔，持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民国36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他赴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任总主笔兼总经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1949年6月，《文汇报》在上海圆明园路复刊，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长期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传授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人才。1957年徐铸成被打为右派，文革结束后徐铸成自称“旧闻记者”，写了大量的“白头宫女话天宝”的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年逾古稀，仍勤奋笔耕不辍。10年间，写作并出版《新闻艺术》、《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新闻艺术》、《杜月笙正传》等17本著作。1985年，徐铸成开始撰写回忆论。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见闻、掌故、轶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写出来。书名定为《八十自述》。虽然这年(1985)他是七十八岁，说八十自述是虚，但人生过了七十，就可称行年八十了，就这么定了下来。1987年5月，他整整八十岁时终于完成。但是《八十自述》印成后未能问世。三联书店于1998年以《徐铸成回忆录》为题，首次出版。但是《八十自述》印成后未能问世。1991年12月，徐铸成准备去医院检查身体，上厕所时突然不支倒地，一口痰梗在咽喉，抢救不及，在上海寓中逝世，年85岁。这样的遗憾终于使这部书成为徐先生的遗作。
曾敏之
祖籍广东梅县，生于广西罗城。
15岁出任小学校长，16岁赴广州半工半读并开始文学创作。
1940年后即开始报人生涯，先后任《桂林文艺》杂志助理编辑，《柳州日报》副刊编辑兼采访主任，桂林《大公报》特派记者、文教记者，重庆《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广州《大公报》特派员，香港《大公报》华南版主编、评论员。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1961年初调任暨南大学副教授、写作及中国现代文学两教研室主任。1978年再赴香港，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评委会主任。数十年的报人生涯，锻炼了他敏锐的新闻触角及深刻的时事观察力，凭着他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与文采斐然的笔触，他采写编发了大量的军事斗争、政治活动和社会民生的报道，其中不乏轰动一时的重大消息和独家新闻。他以文学的笔法采写的一批特写、专访和长篇报道，有的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范本。他1946年写下的长篇专访《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是中国新闻记者第一个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述评了贯穿抗战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真相和经验，并且以文字媒介向世人首次披露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和哲人风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篇专访所能包容的内涵。这篇文章后收录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大系》，也以全文壁录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他从十来岁开始，一部《全唐诗》伴随大半生。他通读、熟读、吟咏、背诵、写赏析文字，几十年来以旧体诗词遣兴言情、交游寄慨，先后出版《望云楼诗词》正、续编，收入他的诗词作品近千首。有人认为，如果曾敏之先生把近千首的望云楼诗词加以详注，那将是一部很丰富的自传。关振东先生则认为：读罢曾敏之先生的《望云楼诗词》，觉得曾诗属重情一派。当然，情不止于爱恋之情，儿子之情；家国情、世情、人情，都包括在内。敏之先生是位老报人，数十年报海沉浮，时移世易，风云变幻，关情的多是国家民族政局的命运，所以，他的诗“浮沉几度悲欢感”，多是抚时感事之作。洪柏昭先生亦有云：曾敏之诗写得最多的是七绝，他最擅长的也是七绝。这种诗体，易学难工，辨于诗味的唐人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即作绝句需要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具体来说，就是言近旨远，语浅情深，在简短的篇幅中蕴蓄深远的内涵，得“韵多之致”。曾敏之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曾敏之自己也说，写旧体诗是他的一种癖好，一种兴趣。因为经常吟咏，长期养成练字、炼句、炼意的习惯，这对于其他文体的写作大有裨益。
有论者认为，对学人的评价，最好还是看他的作品。曾敏之著作等身，远的不说，仅从1980年起至2005年的25年间，便出版了27部文集。其中包括：
《望云海》（散文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词艺术》（论著）1982年香港波文书局
《文史品味录》（散文集）1983年花城出版社
《观海录随笔集》1984年香港林真文化公司
《诗词艺术欣赏》（论著）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
《诗的艺术》（论著）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
《当代杂文选粹·曾敏之卷》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观海录二集》（随笔集）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苑春秋》（杂文集）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古典文学欣赏举隅》（论著）1991年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
《听涛集》（杂文集）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
《曾敏之散文选》199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春华集》（杂文集）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
《温故知新》（散文集）1994年香港获益出版公
《四海环游游记》199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遇旧》（散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曾敏之文选》1996年香港作家出版社
《文林漫步》（散文集）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
《古诗撷英》（论著）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望云楼诗词》（诗词集）1998年香港作家出版社
《书与史》（散文集）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绿到窗前——望云楼随笔》（散文集）2001年香港明窗出版社
人·文纪事（散文集）2002年香港明窗出版社
《空谷足音》（散文集）2003年新世纪出版社
《文史丛谈》（散文集）2004年香港明窗出版社
《旧曲难忘》（散文集）2005年香港文汇出版社
《望云楼诗词续集》（诗词集）2005年香港银河出版社
萧乾老师在由许翼心主编，2005年9月出版的《文传碧海——曾敏之的文学生涯与成就》的原序里说：“这个集子里收入了几十位作者对敏之兄长达60年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评论，共分综合研究与作品评论二辑。还附有八篇作家专访，以及曾敏之文学活动、创作年表。本书的撰稿人均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深学者。他们都热爱敏之兄的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写出对敏之兄作品的理解，使读者阅读后对敏之兄的创作内涵有进一步的认识。……敏之兄是我《大公报》时代的老同事，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笔耕不辍，在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游记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写诗，并对我国古籍和古典诗词尤有独到的研究，这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