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财经新闻》、《循环日报》、《广东日报》、《明报》、《星岛日报》。
1、《信报财经新闻》：
1973年由林行止与妻子骆友梅及罗治平创办，1973年7月3日正式印行。创办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香港处于经济谷底，《信报》经营困难。林行止曾把崭新的印刷机卖给《东方日报》的马惜如，以维持公司运作。该报总编辑现为陈景祥。
2、《循环日报》：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并任主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极大的的报纸之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
3、《广东日报》：
《广东日报》于1904年3月31日在香港创刊。郑贯一为主编，蓼世仲、陈树人、胡子晋等编撰。以"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宗旨，设有言论界、实事调查、两粤要事、东洋访稿、内地纪闻、中国事、外国事、地方新闻、电报、战警、译书等栏目。
4、《明报》：
《明报》是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59年查良镛（即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系列报刊。
5、《星岛日报》：
《星岛日报》由胡文虎于1938年创办，是一份历史悠久、发行网覆盖全球的中文国际报章。《星岛日报》除了在香港出版之外，也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等地同时发行八份日报。《星岛日报》旨在为中产阶层读者群提供客观而深入的新闻报道，尤以教育和地产新闻深入人心。
董桥，一九四二年生，福建省晋江县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台湾台南省立成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一九七五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一九七〇年任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编译美国出版之各科书籍。一九七三年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广播及时事评论，并编制英国文学、文化和科技史节目。一九七九年返香港任职美国国际交流总署，翌年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一九八七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组主任，半年后转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一九八八年任香港《明报》总编辑至一九九五年夏退休。董桥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出版了《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辩证法的黄昏》、《另外一种心情》、《双城杂笔》等多种文集及多种翻译书籍。
70年代高信疆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并屡在文化、艺术各方面创造风潮。高信疆历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出版总编辑，80年代与作家陈映真合办《人间杂志》，报禁解除后担任《中时晚报》社长。但80年代未了，他便辞去副刊职务，远赴美国进修两年。高信疆1996年转往香港担任《明报》集团总编近两年。2001年赴北京参与《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一年后杂志收刊，他则担任企业顾问，旅居北京。高信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许多创办副刊的新理念，他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下的空前辉煌，对新加坡华文报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地华文报副刊编采人员有不少也或直接或间接的受过高信疆的启发。2009年5月5日晚9时因大肠癌病逝台北，享年65岁。
《明报月刊》在1966年1月创刊。这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月刊，一开始便锁定以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对象。《明报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强调，“这本刊物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金庸在致纽约《留学生季刊》发起人姜敬宽信函中表示，所以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只是表示《明报》愿意承担这份月刊的亏累。“月刊的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除了名称与《明报》有关系外，杂志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金庸还强调，《明报月刊》的编辑宗旨，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能够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
为了强调《明报月刊》非牟利的学术地位，自第四期起，在版权页上注明下列英文声明：
A Non-profit Magazine Promoting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1967年4月号，《明报月刊》又把这句话改为：
A Non-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明报月刊》把这句话译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到了1970年2月号开始，《明报月刊》版权页上删去了这段英文。同期“编者的话”向读者解释，取消这句话，“并非说今后就不以‘文化交流与推广知识’为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我们今后就孳孳为利。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只是我们觉得标明‘非营利’这三个字大可不必。这会给人错觉，我们领了什么津贴，不愁钱，所以不营利”。
《明报月刊》创办后，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好的反应，第一号印了四千份售清，三个星期内要加印五版。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明报》赚到什么钱，却为《明报》及金庸赚到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明报》凝聚了一批海外知识分子。以1979年12月号的《明报月刊》的发行来看，共发行了34,830本，海外占12,130本，为全部发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美、加、英三国共占6,650本，新加坡2,100本，马来西亚500本，澳洲300本，泰国270本，巴西250本，另其他各地共计2,060本。最高峰时期曾销四万余本，到了八十年代，月刊销量下降至一万多本。
金庸在筹备《明报月刊》时，虽然向海外华人学者表示，一个事业要长期存在，就要“企业化经营和管理”，但是月刊的运作，还是很精简，很原始的。《明报月刊》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创刊初期并不是与《明报》在一起的，而是在礼顿道2号A二楼，即金庸日间写稿休憩的书房。《明报月刊》初期只有一位主编，是金庸，一位副编辑兼校对，是王世瑜。王世瑜编辑了月刊二十多期之后，转而协助潘粤生筹备出版《明报周刊》，而《明报月刊》则改由胡菊人负责。
胡菊人自1967年起，即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直至1979年止，历时12年，是《明报月刊》任期最长的总编辑。胡菊人一名，几乎等同于《明报月刊》。
胡菊人，生于1933年，本名胡秉文，广东顺德人，13岁到香港，一直半工半读，1961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后出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1963年至1966年在香港《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1967年起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既是香港报坛上的著名专栏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著有《小说技巧》、《文学的视野》。他所关注的，有“文学”的范畴，也有“中国”的范畴。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本的人文思想，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明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明报》能蜕变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明报月刊》和胡菊人的贡献，不可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