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
弥 沙1,李育红2
(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
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
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
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
MI Sha, LI Yu-hong
(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
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
serious limita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
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
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
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
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
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
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
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
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
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
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
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
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
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
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
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
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
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
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
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
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
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
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
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
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的工具。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
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
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
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
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
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
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
“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
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
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
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
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
“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
和“非社会性”。
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
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
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
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
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
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
来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
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
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
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
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
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
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
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
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
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
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
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
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
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
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
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
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
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
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
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
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
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
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
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
方式和提问方式。
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
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
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
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
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
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
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
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
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
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
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
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
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
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
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
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
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
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
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
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
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
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
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
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
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
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
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
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
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
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
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
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
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
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
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
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
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
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
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
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
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
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
“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
“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p.22)在这种精神指
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
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
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
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
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
践。”[3](pp.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
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
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
个宇宙。”[4](p.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
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
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
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
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
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5](pp.486-487)
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
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
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
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
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
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
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
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
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
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
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
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
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6](p.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
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
幸。”[7](p.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
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
的工具化”[8](p.136)。
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
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
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
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
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
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
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
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
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
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
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
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
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
干欺骗买卖的现实主义”[9](p.703)。他批判“文化工业”
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
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
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
“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
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
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
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
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
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
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
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
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
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
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
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
它们消灭。”[10](p.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
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
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
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
文化的准绳。”[11](p.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
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
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
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
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pp.145-146)卢卡
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
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
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p.383)通过
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
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
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
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
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
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
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
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
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
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
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
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
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
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
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
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
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
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
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
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
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
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
判性的过度强调。
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
潮的影响
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
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
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
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
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
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
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
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
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
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
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
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
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
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
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
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
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
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
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
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
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
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
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
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
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
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
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
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
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
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
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
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
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
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
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
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
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
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
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
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
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
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
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
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
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
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
力的原因[14](p.252)。
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
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
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
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
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
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
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
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
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
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
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
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
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
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
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
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
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
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
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
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
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
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
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
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
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
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
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
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
以检视和反思。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
一种新的文学思潮逐渐兴起，文学家们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的时候，儒家诗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歌成为了政治教化的工具（《诗经》）。但是诗歌本身的美和韵律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到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本身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魏晋文学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学发展到了魏晋，它的精神与作家的创作态度，都发生了变化。这期的文学，形成一种自学的运动，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探讨文学理论问题。
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
△一、政治环境的混乱与恐怖
东汉末叶，政治上发生了激烈的动摇。由於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专横，外戚宦官的争权夺利，兼并土地，压榨人民，水利不修，水旱连年，使得广大人民，陷入饥饿流亡的绝境，终於爆发了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接着是董卓、曹操的举兵，三国的混乱局面，因以形成。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在那二十多年间，攻打豪强贵族，捕杀贪官污史，向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持久顽强的斗争，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三国以后，接下去便是曹丕、司马两家的继续篡夺，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再加以北方外族的侵入，结果是怀帝、愍帝相继被虏，於是西晋便亡了。到了东晋，虽偏安一时，中经王敦、苏峻、桓玄之乱，造成了刘裕称帝的机会，东晋也就在这时告了结束。在这两百年中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非常尖锐。内祸外患，接踵而来，战乱饥荒，连续不断。人口锐减与人民流亡迁徒的情形，在古史上还可供给我们不少的材料。在政治派系对立与篡夺继续的专制政治环境下，文人是动辄得咎，命如鸡犬。东汉末年党祸的大屠杀，造成了极其恐怖的局面。再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е、何宴、嵇康、张华、石崇、陆机、陆、潘岳、刘琨、郭璞等人的遇害，都是很悲惨的。难怪郭泰、袁闳、申屠蟠之流，住的住土穴，躲的躲树洞，都做了高士传中的高士。难怪魏、晋文人，故意装聋卖哑、寄情药酒，或文尚曲隐，或诗杂仙心，或挥麈以谈玄理，或隐田园而乐山水。这种环境对於文学的转变是很有影响的。
△二、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
儒学在汉代虽盛极一时，到了魏晋，便呈现着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其原因：
一面是因其本身的堕落，无法维持人们的信仰；其次是受了时代动乱的影响，已失去封建统治力量的支持，它既不是利禄之门，也不是养生之道，因此无法维系人心。曹操一当权，便采取法治政策，尚刑名。他所需要的人才，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权谋之士，看不起那些讲德行学问、重礼义名节的儒生，接二连三地下着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举士令）；又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获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进取之士未必有行、文人不获细行，这都不合於儒家的思想。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又鱼豢在儒宗传序中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乎！学业沉陨，乃至於此。”（全三国文）在这些言论里，正反映出当代思想界变化的实况。由於儒学的衰颓，儒家的原道、宗经的文学观点，就失去了对於文学的指导作用。曹操的文风，尚清峻、通脱，曹丕、曹植的诗文，渐趋华丽，陆机探讨创作规律及修辞技巧，以及葛洪论文不以德行为主，反对贵古贱今等，都与儒家的文学观念不同。正因如此，文学才能摆脱儒学的束缚，进入自觉的道路。
儒学衰微下去，继之而起的是老、庄思想。当时那些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篡夺频仍、相互屠杀的政治环境，都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寻求灵魂的寄托，寻求安身立命的理论。老、庄的虚无思想，也表现出对政治压迫、礼教束缚的反抗精神。他们看不惯也受不住那些人为的烦琐法度，和那种虚伪的忠孝仁义的儒家道德。他们梦想着回到原始的无争无欲的自然壮态去，追求逍遥清静的生活。
他们虽也反抗现实，批评现实，但在行动上却是消极地逃避现实，并不向黑暗现实作斗争。所以他们的学说，对於政治社会的改革，民生的救济，实际没有用处。
然而这种思想，却成为晋代一般文人精神上的灵药，在理论上加以解释和发展，成为当代的玄学。当时的名士，无不是在无为、无名、逍遥、齐物几种名理上用功夫。一方面是把经书玄学化，另一方面是把老、庄书加以解释和阐扬。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王弼、韩康伯的注易，锺会的周易尽神论，阮籍的通易论，或是诠释，或是发挥，都是一种经书玄学化的工作。
至如老、庄书的注释和研究，那是晋代读书人的必修科目。据世说新语说，向秀、郭象们注庄子的时候，当时汪庄子的已经有了几十家，到后来，那数目自然是更多了。到了东晋，支道林开始用佛学来解释老庄，一时传诵。我们试看当日史传中称杨某人的学问。总是以“精老庄，通周易”为标准。因此老庄之学，一时披靡天下。当日名士，无不以谈玄成名，及至父兄之劝戒，师友这请求，都以推究老庄为重要事业。玄学的盛行，必然要影响到文学。在那一时期内诗文辞赋里，很多是表现玄风，或是辨析名理。如曹植的玄畅赋、释愁文、髑髅说，已开其端，嵇康的秋胡行、酒会诗答二郭、与阮德如、述志诗诸篇，倾向更为显明。再如张华、陆机、孙楚的诗篇，也时时露出道家的言语来。此后风气日盛，到了孙绰、许询，再加以佛理，诗就更枯淡无味了。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檀道莺续晋阳秋也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这些批评都相当确切。
在这种环境下，当代的名士文人，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礼教，追求任达旷放的生活。不是服药，就是饮酒，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在消极方面，表示向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和毁弃礼法的叛逆精神。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得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寻也。（世说新语注引寒食散论）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墟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晋书本传）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世说新语任诞篇）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琢，来饮其酒，或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晋书阮咸传）
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诸人，有自己的学问、见识、有自己的品质、精神，他们在各方面还有自己的成就，但那些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名士文人，必然流於放荡狂妄，丑态百出，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
初至，属（胡母）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於户外脱衣，露顶於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逐与饮，不舍尽夜，时人谓之八达。（晋书光逸传）
在这里正表现出所谓“八达”的真实面貌。所以干宝在晋纪总论里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葛洪也说：“蓬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裾。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りり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宝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放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当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两者为劣。
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抱朴子疾谬篇）这真是一幅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漫画。文学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在这样的生活思想基础上，文学必然离开现实，故当日作品，很少能反映出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
△三、道教佛学的传布
道家道教这两个名词常有混淆，但意义很有区别。道家代表老庄一派的哲学，道教虽也奉黄老，却是一种宗教。道教的形成，始於汉末。一面因为结合当日阴阳迷信的思想，同时又袭取初欺输入的佛教形式。所以在汉明帝时代，黄、老、浮屠还是一种混淆状态。明帝永平八年答楚王英的诏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到了桓帝，在皇宫中正式设立了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桓帝本纪论说：“饰芳林而孝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应着这种环境，於是译经的事业兴盛起来了。初期翻译经典的如支谶、安清之流，都是桓、灵时代的人。道教也因着社会动摇、人民困苦的环境，在乡村间宣传推动，张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应运而生，形成道教的民间组织。
佛学初来中国，多系口传，国人尚难解其真义，於是与当日流行的道教，彼此混杂，互相推演。当时信教者都未能将佛道二教分辨清楚。因为当日那些名黄、老的方术道士，除讲服食导养丹鼎符之外，也讲神鬼报应祠祀之方，而佛徒最重要的信条为神灵不灭、轮回报应之说，又奉行斋戒祭祀，故双方容易调和，而成为一种佛道不分的综合形式。等到汉代末年，有安清、支谶、竺朔佛、康孟祥、竺大力诸人的译经，有牟子讨论佛义的理惑论，於是佛教本身的意义渐渐显明。同时，道教在民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基础也日趋稳固，成为民间信仰的宗教，对於当代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影响。如葛洪我们不必说，就是嵇康、王义之之流，也是感染着道教的。其势力的传播，可知不仅限於民间。在这种变化时期，佛学也与玄学相辅而行，大为清谈之士所爱好，佛学的发展，又进展到一个新阶级。
魏、晋是政治混乱、阶级矛盾尖锐，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的时代，也正是合於宗教传布、发展的时代。遁世超俗之风日盛，出家为僧道的人也就日多了。
那一时期的佛经翻译，造成极盛的状况。如支谦、竺法护、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诸人，都有很好的成绩。再如道安、支道林、慧远之流，也都是当日有名的高僧。他们不仅宣扬佛理，并且精通中国的哲学，所以为时流所敬重。佛徒在汉末三国时代，在读书界并没有地位，西晋时，渐露头角，阮瞻、庾凯与沙门孝龙为友，桓颖与竺法深结交，开了名士僧人结交的风气。到了东晋，此风日盛，僧人加入清谈，士子研究佛理，当日成为美谈。这种情况，不仅助长当日的玄风，在文学精神上也起了一些作用。追慕隐逸，向往山水，神鬼变异之谈，因果轮回之说，对於诗文、小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魏晋文学的精神，固然有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建安），但一般说来，特别是在晋代，文学呈现出比较浓厚的玄虚倾向，不少作品还表现着神秘虚无的色彩和种种复杂的情绪。作家们大都浮在上层，不能深入观察社会民生，而又受到政治环境和玄学清谈的种种复杂的感染，执笔为文，大都不敢正视现实，常是采用隐蔽的象征手法，表露出他们的精神苦闷和追求解脱的心情，曲曲折折地表达对封建政治、传统礼法的不满。有不少作家，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各种思想一起揉杂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出各种各样的玄虚世界。於是昆仑、蓬莱成了他们歌咏的仙境，人面兽身的西王母，变成了观世音，王乔、羡门、赤松子、河上公这些仙人逸士，都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山海经、穆天子传变成了经典，招隐、游仙、饮酒、升天、采药、神女等等，成为当代文学中流行的题材。这种精神在晋代文学中，颇为显著，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