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人学，是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1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
从时间上来划分，我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它的源头便是著名的五四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它是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它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不一致，思想上也更为新潮，更为突出。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建立，他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化整体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 反思 时期、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和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发展变化
1文学内容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广泛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 文学创作者笔下融入了更多的平民形象和普通生活。其中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生活范围有所丰富和增加。这些作品从普通群众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的描写，侧面上反衬出社会的安稳与动荡，并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描绘了一幅幅民主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随着中国人从压迫中解脱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明显扩大，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开拓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等。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工业、科技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等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极大地填补了文学创作题材上的欠缺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上天入地，无所不及。这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解放、突破与创新。
2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进展
“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应用在文学方面，意思就是说文学的创作源泉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因此文学创作者在具体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物写实和艺术深化推动历史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作品中，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批形象包括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阻碍社会发展的反派形象，以及多种历史人物形象。从中不难发现，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过去贫穷困苦受欺凌、受压迫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喜欢的描写对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一跃成为主人公，成为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成为人们仿效的榜样，填补了当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空白，具有开创的意义。现当代文学中呈现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也与那些为数不少的平庸浮浅的人物形象不同，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物个性鲜明，优点缺点皆有，但是他却更让人印象深刻。他比完人更可敬，比平庸更真实，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简。文学作品主人公新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水平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全新的文学表现手法的应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批文学创作者若想达到成熟，那么首先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学、时代文学的兴盛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短暂又漫长的十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3]，但广大文学创作者依然不断深入生活，坚持写作理念。特别是早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写作风格就已经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者在文化运动新潮中，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个性又有了全新的进展和突破。有些作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人们得到解放之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取得了迅猛发展，文艺创作者们纷纷探索新的艺术形式，适应时代需求，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探索和创造还建立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群众基础，其拥有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赞许的。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者尽管各有各的风格，也一定有时代精神的标签。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肯定包括生活环境、人生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时代和社会是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在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它是融汇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的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 的一种文学现象。
4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生命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瑰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已经到了濒临消失的边缘。五四运动的掀起也让少数民族文学重获新生，有才华的作家一批一批不断涌现，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中描绘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民俗面貌、文化传统等让我们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生活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也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的历史篇章。
5成就经受严峻考验的优秀文艺大军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期，周树人先生就中国能够出现一批个性鲜明的文学创作家怀抱着巨大的希望，期盼他们能用他们的神笔创造新的时代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界的沉寂。20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时代责任感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热火朝天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文学创作家，比如说周树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曹禺等。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创建了一支优秀的富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他们分别产生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批是高举新文化旗帜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作家，他们是新文化浪潮的时代思想产物，他们为新文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们继续高举新文化新思想旗帜，在当代文学历史中通过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勤劳双手也写下了光辉史篇;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为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文学创作者，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它包括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包括了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文学创作者们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艰苦而磨灭了他们的创作意志，更可贵的是在烽火中在苦难中崛起，他们肩负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发扬的历史重任，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也有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在新中国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此外在工人和农民中也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创作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了当代文坛;在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者大都成长在大好时代，相对而言他们还有些许稚嫩，些许不足，但是他们是新文化的新鲜力量，新的生命活力，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中坚力量。这支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在党的思想指导和文化浪潮的培育下，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而今已经锻炼得更为坚强和成熟。
在探讨国内文学在现当代的成就时，应该是内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文学作品的总和，不得不说港澳台的同胞们也不乏有相当多的进步文学作品出现。港澳台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港澳台的中国人和内陆人民也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近百年来，台湾的进步思潮在时代的发展和推动下也有所成就。近几年来，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港澳台的优秀文学作品被内陆文学家、文艺工作者所熟知，在欣赏优秀作品，开拓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从作品中得到了某些借鉴。因此，不断加强研究台湾、港澳文学的工作，对了解各地区文学以及加强祖国统一团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绝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结论
总而言之，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一百多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又艰难的道路，但是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分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2
浅析现代文学中狼形象的复魅
摘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审视文化中的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狼形象”的梳理来探视现代文学中的复魅现象。借此来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狼形象;复魅
1、狼形象的恶化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狼形象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恶魔化”历程。从神话和图腾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狼，直至到了后期被定性为单纯象征了兽性和野性的一种动物符号。人类远古神话阶段笼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环消失不见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物种被简化成了“恶”的代名词。
西方中世纪兴起过捕狼的热潮。“10世纪英国国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统治时期，下令全国灭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给予奖金，因此在欧洲大陆相继形成了一个捕狼高潮。”风靡一时的猎狼运动使欧洲大陆的野狼数量急剧减少，但并没有给野生的狼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狼来说，真正的灾难发生在____诞生后。基督____将神性赋予自然界，开始了对自然的祛神秘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独白者。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人与剥去了昔日神性光环的自然环境分离，人获准掠夺不再神圣的环境的权利。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自然，而这种情感遭到了犹太一神教的排斥，犹太教、基督____斯兰教都是如此。”野性和兽性是与宗教推崇的光辉人性截然相反的，对人性的颂扬把狼从神圣的祭坛赶了下来，它们不再是人们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人类进入农耕与畜牧社会后，人与狼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野狼在丧失了自己的狩猎地后，为了求得生存有时会捕捉放牧在草场上的牛羊。这种天生的狩猎本能并不能为人所谅解，狼成了人类私人财产的竞争者。这个形象被固定化，人们的仇狼情结也逐渐积淀下来。
文学艺术，是作为唯一符号动物的人的情感体验载体之一。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对狼的种种情结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人们的仇狼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随处可见：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
《杜陵叟》
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虐人害物的暴政、残暴无序的统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汉民族对狼的仇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左拉的《人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都有关于狼的描写。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为“兽性”的代名词，它们和人性相融合，狼性(兽性)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涌动着野兽的气息。狼，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恶的象征流传下来。狼形象从自然中实体的狼走向了人的内心深处，楔入了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改变。
2、现代性中的复魅
“复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对“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拨。魅，在这里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性、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认为自然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与之对应，古希腊的有机论即是一种“附魅”的自然观。“祛魅”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他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 经验 和感觉。人在科技光环的笼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无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写的人(Man)具有统治权，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现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传统、历史。在一个近乎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却面临着全球性的生存危机。这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所为，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弊端。
复魅的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复魅”这一概念最早由大卫·格里芬提出，作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他认为自然应被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不再是机械论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在科学复魅，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人认识到了“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复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变：狼形象的现代表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人类陷入各种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却发现自己在创造性的扩张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现代人渐渐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对抗人的异化过程中，西方兴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英、美兴起了新时代运动，这股运动以对文化的反思、“朝后看”为特征，是对理性统治的回拨。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回归：发现自我、重归原始、原始思维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杰克·伦敦的系列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彰显的是对野性的呼唤;法利·莫厄特的纪实性作品《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对一个狼家庭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狼性中有悖于传统观念的一些品质，如团结、忠诚、友爱等;贾平凹从《废都》开始就尝试着寻找狼性，到了他世纪末的实验小说《怀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强力成了他追寻的主角，并且更强烈地呼唤英雄的重构。
文学作为人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生态文化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划定动物的善恶。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狼进行再认识，狼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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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
弥 沙1,李育红2
(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
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
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
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
MI Sha, LI Yu-hong
(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
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
serious limita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
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
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
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
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
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
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
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
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
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
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
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
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
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
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
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
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
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
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
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
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
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
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
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
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的工具。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
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
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
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
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
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
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
“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
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
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
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
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
“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
和“非社会性”。
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
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
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
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
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
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
来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
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
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
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
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
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
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
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
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
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
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
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
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
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
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
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
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
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
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
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
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
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
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
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
方式和提问方式。
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
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
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
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
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
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
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
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
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
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
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
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
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
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
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
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
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
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
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
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
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
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
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
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
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
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
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
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
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
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
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
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
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
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
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
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
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
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
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
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
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
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
“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
“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p.22)在这种精神指
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
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
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
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
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
践。”[3](pp.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
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
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
个宇宙。”[4](p.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
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
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
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
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
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5](pp.486-487)
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
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
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
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
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
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
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
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
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
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
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
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
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6](p.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
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
幸。”[7](p.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
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
的工具化”[8](p.136)。
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
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
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
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
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
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
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
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
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
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
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
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
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
干欺骗买卖的现实主义”[9](p.703)。他批判“文化工业”
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
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
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
“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
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
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
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
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
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
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
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
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
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
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
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
它们消灭。”[10](p.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
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
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
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
文化的准绳。”[11](p.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
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
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
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
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pp.145-146)卢卡
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
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
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p.383)通过
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
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
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
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
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
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
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
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
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
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
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
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
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
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
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
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
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
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
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
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
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
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
判性的过度强调。
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
潮的影响
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
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
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
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
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
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
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
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
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
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
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
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
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
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
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
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
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
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
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
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
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
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
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
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
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
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
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
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
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
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
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
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
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
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
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
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
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
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
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
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
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
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
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
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
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
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
力的原因[14](p.252)。
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
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
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
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
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
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
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
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
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
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
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
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
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
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
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
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
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
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
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
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
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
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
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
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
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
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
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
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
以检视和反思。
研究现当代文学必须在充分熟悉现当代文学史和大量作品的基础上，了解其整体面貌和基本内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新的理论方法的更新也在不断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从作品到欣赏，从单一到群体，从流派到思潮，从文学到心理、地域、宗教，特别是与文学作品配套的文学批评，不断接受新的理论方法，展示和丰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面对这样一门生机勃勃的学科，如何选择研究方向、新的研究角度或合适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可以参考几种选题的角度。
从个别案例或部分案例入手。比如，台湾和大陆现代主义诗歌风格的比较，啊Q和堂吉诃德的比较。不要对触及大局的问题进行比较。例如，中国古典诗歌与英国现代诗歌的比较，20世纪东西方小说的比较，都是宏观问题，不能涉及，也不应选作学术论文的对象。即使是微观的比较，有些课题也是很大的，比如哈姆雷特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西方战争科幻小说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比较，还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所以，不要选择自己做不到的项目。
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理论观念的转变，都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尤其是现代主义所总结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极大地影响了第二世纪的文学理论发展。因此，我们应该追寻其概念的出现及其实际意义。
小编针对问题做得详细解小编针对问题做得详细解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大家可以多多和我评论，如果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多多和我互动交流，如果大家喜欢作者，大家也可以关注我哦，您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谢谢大家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 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二
那么，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理论的批评实践，从这其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令人信服的启示。
在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解构批评正在跨越文本分析而迈向泛文化批评的尝试与努力。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西方哲学文化造成哲学与诗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谬误。在德里达看来，诗（或隐喻）正是哲学的生命，而传统的西方文化一贯尊崇哲学而抑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驱逐诗人可见一斑），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观充分显示了传统西方文化的虚构性和暴力性。这种自我虚构性和文化暴力性在文学文本中的写作与阅读中更是无处不在。从语言文字的“延异”本质出发，德里达认为语言文字的意义指涉不过是能指的差异游戏而已，这种能指的游戏本质决定了任何本文（文学本文、艺术本文、哲学本文、历史本文）的写作或阅读永远处于一种自我解构和自我指涉的运动之中。由此，本文间形成一种“互文性”（即任何本文都是对其它本文的吸收与转化），文学本文与哲学本文、历史本文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文学批评由此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德里达断言：“在今天，再好不过地宣称写作的不可还原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失败，是某个特定方面和某个特定形式的文学实践”。（6）
在回答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为什么文学为你构筑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对象？”这一问题时，德里达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批评立场。德里达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写作的体验，写作留下了一种踪迹，“这个踪迹的可能性无疑超越了被称为艺术或文学的东西，超越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辩认出那个名字的基本法则”（7）。由此，文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被称为真理、小说、幻觉、科学、哲学、法律、权利、民主的东西相关联”。（8）
这种泛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取向在罗兰·巴特后期的文本理论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巴特称：“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9）“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10）在《文本理论》一文中，巴特进一步强调：“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辩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11）“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互文的概念是给文本理论带来社会性内容的东西，是来到文本之中的先时的和当时的整个言语”（12）
在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泛文化批评的立场显得尤为彻底。保罗·德·曼通过读解卢梭的《信仰自由》发现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他说：“我们发现《信仰自由》在结构上实际上同《新哀绿绮思》（卢梭的小说）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绿绮思》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由》中被称为“‘判断’）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本文系统所取代”，因此，“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的观点来看，两个本文之间不可能有区别”。（13）通过这种修辞学阅读，保罗·德·曼取消了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本文的界限，将其解构理论从单纯的文学本文推广到一切文化本文中。他的文学解读成了一种泛文化意义上的解读或语言学分析。这种泛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取向还表现在希利斯·米勒对《失乐园》和《呼啸山庄》、杰弗里·哈特曼对艾略特《神圣的丛林》等大量文学本文的解读中。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并非寄生或依附于历史事实，而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构塑。（14）新历史主义有这样一句名言：“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正是从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出发，新历史主义拒绝了以往赋予文学本文特殊地位的研究模式，代之以对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模式，将文学本文置于一切文化本文的框架中，由此，正典、野史、传记、非文学的政令、文件、报章、书信、日记、游记、档案、庆典仪礼、宗教巫术或民俗活动的文献记载等都进入到新历史主义者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因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15）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文化批评的倾向在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斯蒂芬·葛林伯雷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中阐述得尤为详细。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如《哈姆雷特》中政权与色欲的交织：哈姆雷特的母亲与其叔叔结合后，马上让其拥有政权）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孟酬土分析说，这种将政治、经济加以“色情化”或把色情欲求政治化的（戏剧）排场，正显示出女王是文化的中心和权力角逐的对象，同时也道出女王是被臣民所包围和塑造的。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16）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是一个同义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展开的前提是建立在对如下问题回答上的：女性文化与文学同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与文学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非主流的女性批评能够通过广泛而细致地阅读自己的文学本文而总结出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吗？在对与男性文化传统格斗的女性天赋的分析中，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性的沉默与空隙能够得到充分揭示吗？作为性别差别的女性写作的异类体验包容了什么样的文化向度？类似对妇女胸围、臀围进行学术测量的“大男子批评”（phallic criticism）隐含了怎样的文化歧视？仙女、悍妇、巫婆、红颜祸水等男性写作传统是怎样一种的文化隐喻？
正是从妇女的双重文化身分（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在她们看来，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17）反映到妇女批评中，则表现为，妇女书信、日记、妇女手册、妇女小说、社会学著作、医学文献与杂志、性手册、生育手册、新闻报导、政治或文学宣言等，都进入到妇女文学符码的互文性解读活动中，形成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的批评图景。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non—conspiratorial）文化网络”。（18）
在西方马主义阵营中，路易·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理论、彼埃尔·马库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释义学、特雷·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阿多诺的“否定性”美学等各种文学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即认为文学研究更有阐释文化意义的任务。亦即“通过作者用以作为材料的那种意识形态来看到普遍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观念走形成特定社会的主体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的性质”。（19）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性质。例如，阿多诺就曾以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快乐的日子》、《终局》等系列荒诞剧进行剖析，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来阐释文艺的批判功能。而詹姆逊通过分析海明威的《非洲青山》，要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要从作品神秘的表层结构中揭示出作品被压抑的潜意识，伊格尔顿则更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活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种泛文化的文学研究立场或取向，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朱丽叶·弗劳尔·麦卡乃尔所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要害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20）
三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首先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并非简单的多元并存，而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它与女性主义政治、妇女史、女性主义人类学和人种学、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妇女心理学等交织在一起。七十年代后期崛起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把探索性别与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批评的原则。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侧重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进行跨学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侧把文学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更是涉及到哲学、文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全面批判了男性文化（或文学）优于女性文化（或文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认为女性写作最善于在文化和社会的压抑中利用身体的语言进行自我渲泻，具有对传统形而上学强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同时精神分析方法也深深渗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欲望与语言的关联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文学文本的沉默、空白和矛盾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集体”的“一块探索的高产田”。可见，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在本世纪初至六十年代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等）一直占主导倾向，文学的自律性和内部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六七十年代以后，这种主导倾向就逐渐为文化批评所取代。就连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21）不独研究兴趣由内转为向外，研究对象也从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研究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通俗文学。就批评本身而言，它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结构分析或语言修辞解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创造活动或文化创造过程，这种批评，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林达·哈奇所说，它业已“超出了一种已经固定或正在固定的解释，它是一种‘诗学’，一种永远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22）
其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23）而文学批评则应当去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两极对抗关系，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者由于把文学批评看成是干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抗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詹姆逊也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作“征兆”分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遏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途径与方式，詹氏本人对海明威小说的解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詹氏看来，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一个异已的商业社会面前，硬汉形象是作者对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是在利用意识形态（文学）来批判现存社会与文化。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 “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24）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同传统的标榜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一种高度参与现实的实践精神表现出明显的伦理取向或价值立场。换句话说，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禀有一种关注现实的斗争精神和干预主义的信仰。
再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策略性和诊断性。策略性源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在现实的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面前，文学批评要通过干预现实达到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的目的，只能在策略性的文学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实现。例如，解构主义的文化反抗就是一个明显的策略性活动。它不是从正面来批判传统文化，而是从颠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入手来揭露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在耶鲁学派中，保罗·德·曼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流年》的解读就是从语言的修辞性特性来消解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并进而将其修辞学解构理论推广到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权力结构分析也大多是从权力结构的载体——话语形态分析入手的。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征兆”分析、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都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学和文化解读。正是在这种策略性的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使批评实践本身更加复杂化。
由于是在隐蔽的策略性活动中进行着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又往往是诊断性的。这种诊断性突出表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往往依赖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语境或背景。问题意识和语境意识使文学或文化研究者们往往采取一种诊断性的阅读方式和分析方式进行文化或文学分析，“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麻疹或精神分裂症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以实施急需的治疗，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25）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