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的对比上看：日本明治维新时，以幕府为中心的守旧势力已经十分脆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工场主、农村富农在内的町人阶层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相反，在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守旧势力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改革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吏、绿营军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联合少数帝党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员。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他们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他们脱离中国社会，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守旧势力一旦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2从个人因素上看，两国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经验也非常不同。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气质和采取的方法、策略，与维新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日本维新派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有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至能够逐渐实现目标。明治维新人物还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www.nIUbb.net)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 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 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 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 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 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 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明治维新成功了，企图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常使人们思索。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维新派的报纸澳门《知新报》刊登文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了比较。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及戊戌变法和改良主义时，也常涉及明治维新。比如，说戊戌变法“企图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言外之意，这就是“改良主义”。有的文章明确地说：戊戌变法的纲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占有制，就是改良主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等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皆“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又是什么？本文拟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谈谈这些问题。
戊戌变法与儒家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从根本上却是与儒家思想相抵的。首先他的理论精神是“托古改制”，的确也表现了儒家文化中自我更新，完善的一部分理论。与王安石，张居正等的变法思维一脉相承，只是变法的对象，方式不同而已。王，张等人的变法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所作出的具体调整，虽然动作很大，但不涉及帝国的根本体制问题，所以阻力相对较小，王，张等变法虽然出现了挫折，但是很多变法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促进了国家的中兴和稳定。同样，戊戌变法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内部的客观需要所进行的改革，从外表看它其实是一种最传统的儒家方式的改革运动，（上书，提拔人才，改革技术等）唯一变化的仅仅是一些具体内容，所谓旧瓶装新酒。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的精神，结合西方的体制和特色，对满清这做大厦的修修补补。但是最终，他失败了，而且比谁失败的都彻底，百日维新，除了一个京师大学堂，什么都没留下，原因就在于，戊戌变法不适合当时的国情，更不适合儒家思想本身。首先，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忠”，这个忠忠的对象并不是某个皇帝，而是天下，国家，民族。戊戌变法各位的核心却是皇权，而且是一个不得人心，幕幕而立的皇权，仅此一点，便以经不在是真正的儒家变法了，仅仅是一次奴才变法，官迷变法，变法各位的目的，恐怕救国是其次，当官才是目的，康有为等人对皇权的痴迷，对满清奴隶主的拥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想当做稳的奴隶而已。其次，这次变法不能，也绝无可能解决当时中国之主要矛盾。因为自满清入关以来，满汉分治，八旗作为特权阶层，奴役汉民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达200多年，罪孽不可谓不深重，而近代经历国内外大小战争蹂躏的满清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他赖以统治这个民族的军事和经济保证，然而却依旧把持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特权，对广大人民形成了无以复加的负担（满清奴隶主，帝国主义，国内军阀豪强三层剥削）。这个政府和满清特权阶层注定要被消灭，不是谁能挽回的。总之一句话，那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已经背叛了儒家的教义，被满清彻底扭曲成了皇权思想，奴才思想和愚忠思想，从那次变法的领导者身上就可见一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