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我国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预防和分散商业风险的法律规则、票据与票据交换的法律规则以及海上运输法律规则构成。除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为法律规范含于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法律制度有：
1.证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证券法全面规定了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证券法实行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发行、交易的当事人地位平等，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业协会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依照我国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也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有证券交易均以现货进行交易。
证券法还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发行公司股票、债券、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样做，可以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实现公正交易创造条件。
2.票据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票据法， 是我国第一个全面规定票据事项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历来，票据立法体制有“分离主义”和“包括主义”之别。票据立法的“分离主义”是指将汇票、本票归于一项立法，将支票归于另一项立法；票据立法的“包括主义”是将汇票、本票、支票合于一项立法。我国票据法属于“包括主义”的立法，其特点是采用汇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编纂体制，即以汇票为主，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规则统一规定于票据法之中。票据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规定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有多种功能，包括支付功能、汇兑功能、信用功能、抵销债务和融资的功能。因此，票据交换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仅作为支付、汇兑手段。票据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票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创造了条件。
3.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1995年6月30 日颁布的保险法是规范商业保险的基本法，对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险法通过对保险关系和保险业管理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我国保险法主要实行下列原则：第一，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即同一个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第二，保险利益原则。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避免赌博行为和防范道德危险。在人身保险中，则还在于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于弱者的原则。保险法实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同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四，保险公司稳健、安全运营的原则。保险公司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必须作到稳健、安全运营。适应其需要，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准备金提取制度、偿付能力维持制度、资金运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国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 它是我国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体现。该法系统规定的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调整海商关系、解决海事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海商法是国内法，但由于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因而各国在制定海商法时不得不参照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以求得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则的相对统一。我国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将国际公约的规定引入国内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将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选择地吸收。海商法还引入了国际惯例，诸如共同海损的确定、分摊和理算，均采用了国际惯例。由于海商法吸收了当前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海运实践的最新成就，受到国际海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被人们认为是同国际社会接轨最好的一部法律。
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
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
摘要：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
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
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
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
“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
关键词：商法；商事通则；商法基本原则
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践。从需求的角度
说，商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
业的复兴所带来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阶层的
产生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也是商法产生所必须的
社会因素。独立的商法产生之后，欧洲各国“政府
给予商人特殊的保护，加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为
谋求国家的富强，并加强政府本身的统治，各国政
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
尊重，于是重商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随后，西方快速发
展起来，并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国
家。中世纪独立商法的出现开创了欧洲的新纪元。
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自然经济在
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专制制
度的基石。商业对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
法则是私法中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故无论是基于
模糊的认识还是借助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统治
者总是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
展，打击商人，贬抑商人，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发
展的机会。所以，主要调整商人之间横向联系的商
法根本无法出现，相反，反映统治者对商业活动纵
向控制的商业法规在中国却很发达。而真正意义
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国出现。在随后的近百年
里，中国的商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经历了
一
个曲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从法律
部门的序列中消失。我国的这一传统，对市场经济
的发展及国际贸易一体化是有负面影响的。
加入WTO为中国彻底打破旧有的轻商、抑商
传统，振兴商法带来了新的契机。国际贸易日益一
体化的商品经济潮流要求必须振兴我国的商法。
我国的商事立法既没有商法典编纂也没有商法总
则的统领，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商法应采用民商
合一模式，但在现行的民法框架中还没有反映对商
法整体原则的抽象与归纳，正在进行的《民法典》起
草工作似乎也未对商法的未来发展予以切实的考
虑与设计。更何况，商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的重大区别本身就决定了商法和民法有着不同的
原则、方法和精神，应该是有区别的法律部门。①因
此，及时制定中国商事通则既可以尽快发挥统领单
行商事法规的作用，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交叉和
法律之间的冲突或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现象，又
可以为编纂商法典奠定基础。然而，在对中国商事
通则制定相当关键的商事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上目
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其中一些主流观点进
行反思，并对商事法的基本原则和商法的精神作一
次尝试性探析。
一
、
商事诘律关系的根本特征‘聚合"
而非“营利"
人永远是趋利避害的。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一
样，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首先是作为
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本质上是人们企求满足
的要求、愿望或期待，它包括具体的物质财富获取
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获取。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心
理学的观点看，营利被看做人们追求的实现，这种
实现又是新追求的起点和契机，因此，追求利益即
营利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
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商事法
律关系当然具有营利性，但将营利性拿来作为商事
法律关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的法律
关系并否认其他法律关系具有营利性，显得过于牵
强。例如，简单的民事交易虽然规模小，法律关系
主体简单并且不具有反复和连续性，但在任何一次
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绝不会因为从事的不
是商事交易而放弃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营利目的，
相反嘈杂的菜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声总是不绝于耳。
应该说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及
其他法律关系的根本特征应该是“聚合性”，这种
“聚合”是指商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实际上是源于对
简单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聚合，单一的
以物易物和钱货交换都不能被排除具有营利性，但
他们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资料下载][字数: 30208 ] [目录]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1. 公司法律制度2.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3. 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二、商事行为法律制度1. 证券法律制度2. 票据法律制度3. 保险法律制度4. 海商法律制度[原文]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 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它是规范现代企业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该法规定了公司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公司债券、公司的财务会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标志着我国企业立法从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进行立法转向主要按照企业出资人的责任和资金组成结构的不同进行立法。 ...[
商主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商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商主体乃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集结点。社会关系需要为当事人各方及社会其他有关各方所确认，并需要梳理、调整。法律是这种梳理器、调整器之一。市场本指商事交易的场所，也代表商事交易关系的总和。市场随着商事交易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有商事交易便存在市场。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事交易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
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资产阶级国家奉行不干预商事的原则，这是指国家一般不以自己一方为主体直接介入商事领域，同社会商事活动主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商事完全放任不管。国家作为社会最高管理者，它要为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即法律，以规范各商事活动主体的行为，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竞争秩序。这也是国家的一种管理方式。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乃是一种“商事管理”方式，国家制定的这类法律，好比游戏规则，这就是商法。
商主体从个体经营形态逐渐发展起来，其初期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商事立法，当时商主体的商事活动适用着原有的具有商法性质的一些法律规范。后来由于商主体普遍发展，商主体内外部关系较原来个体或合伙经营的复杂性，常常引起超越原有法律调整范围的纠纷，产生了国家针对商主体这些特殊性专门立法的需要。
商法主要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商事交易的许多原则和规则被商法所确认，成为法律原则。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各当事人的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制定的商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法的平等、自由精神，并把它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法国商法典所确立并为其他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的私人财产所有权无限制、契约自由、过失责任，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
商法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法律保障。由于商法对于微观商事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于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商事秩序，这就是商法秩序。商法范畴的有关商事立法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商主体的财产权及商主体的设立、组织与活动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上。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与当时调节机制一元化(即市场调节)相适应，在调整社会商事关系的法律中，也基本上依靠商法这一部门法。
商事立法在初期阶段基本上限于私法即商法领域。国家一般只为民间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而不直接介入和干预商事。那时国家职能还没有(客观上不需要)调节商事的任务，因此尚未出现商法这一部门法，尚未由商法来对商主体加以规制。当时国家对商主体也实行某些管理，但主要是一般性行政管理活动。其中有些管理活动具有某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性质；但这些仍主要属于行政措施和行政法性质。这些现象也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总的情况是国家放任商事自由发展，商主体充分自治，商事立法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
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同市场调节一元化的调节机制相适应，调整商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上是商法，那时商事活动中建立的是一种较纯粹的商法秩序；在这种总的法律秩序下，国家立法对商主体的规制贯彻着自由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商法为保障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商法奉行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上。随着生产社会化进程，个体同社会总体矛盾突出，一味强调个体本位并不能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商法在其立法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某些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和修正，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整个社会进步的要求。商法社会化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从立法形式上说，表现为商法典中作出调整和修正的商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以及新颁布的单行法对商事立法的影响。前者如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商法原则的修正，影响着商事立法；后者如新颁布的公司法、合伙法等，是直接关于商主体的新立法。从商事立法内容上看，社会化的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在投资设立商主体方面，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商主体设立，主要实行自由制和准则制，鉴于商主体设立对社会影响颇大，法律需要加重发起人的责任，并规定设立商主体必须经过国家主管机关登记，受主管机关监督管理，各国普遍改行严格准则制；在股东构成和股权结构方面，由于许多商主体规模扩大，股东人数增加，股东成分多样化。法律为鼓励和方便普通群众、特别是商主体内部职工入股，在股份种类设置和发行上作了相应规定。由于商主体股东人数和成分的扩大，使大股东特别是大家族股在商主体股份中持股比重下降，使商主体在财产权和管理上更加公众化和社会化。在商主体内部权力结构和管理机构体制上，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商主体财产所有权同经营权严格分离，并互相配合和制约。法律完善了股东的诉权规定，规定股东可以起诉董事；从责任主体上说，各种商事活动除须对商主体内部的股东、商主体的债权人负责外，还须对其他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责任，并须对国家和社会整体承担责任（这表现为商主体应当接受国家管理和经济调节，遵守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归责原则上，虽仍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但19世纪末以来各国相继确认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广泛的采用。此外，还出现了公平责任原则。
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当前，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快和越来越明显。新的调节机制正在逐渐发达和完备，它同其他调节机制相配合，正在形成新的三元化的调节机制体系新格局。这些都标志着市场经济在经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两个发展阶段以后，目前又正在步入第三个阶段，即国际化市场经济阶段。
国际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即国际性的市场调节。现代国际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国际调节，但国际调节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同国际市场调节相结合和配合，它应是市场调节的补充和辅助手段，应当是通过国际调节弥补和消除市场调节的缺陷，而不能排斥和取代市场调节。国际调节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可以发挥导向或主导作用，但其调节措施应当适当，一般宜少而精。总之，任何时候都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市场调节即为价值规律的宏观作用。在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必须以充分、公平的自由竞争为前提和基础。为规范和保障自由竞争，必须完善国际商法。国际商法是规范和保障国际市场调节机制的法律部门。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要求国际商法不断完善和发达。各国商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活动需要遵守国际商法的各有关规定。并且，对于大型跨国公司，也只是通过国际立法才能对其加以有效规制，因为它们的跨国性和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单凭某一国(包括其国籍所属国)的法律往往无能为力。商主体在国际市场的商事活动，涉及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商事活动规则，包括主体资格、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争议管辖和处理程序、法律冲突等等，有些由相关国家以双边或多边条约形式加以规定，有些以区域性或全球性条约形式加以规定。这些都是同商主体密切相关的立法。
市场国际化要求各国的商法同国际接轨，遵守国际商事惯例和本国参加的国际商事条约。各国商法的立法和实施需要相应作出调整。各国颁布有关商主体的立法反映了国际化的要求和各种经济领域的商事活动规则。
一、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在商事登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立法规范，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影响下，商事登记中存在的不足也逐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缺乏统一的登记依据和程序
由于缺乏统一的商业登记基本法，使得不同的企业都有着自身独立的登记立法，而且不同责任形式，不同所有制的商主体具有不同的登记审批程序。这种分散立法的情况，使得商主体在进入市场前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入门的门槛高低不平，等于人为地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了相应的障碍，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原则。
（二）缺乏良好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受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商事登记机关并没有树立民主意识和公开意识，没有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从而导致商事登记的不足。
一方面，在登记之前，没有对相应的规定进行有效告知。在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而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于应该公示的内容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当前许多商事登记机关并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信息通知，使得商主体在申请登记前，并不了解相关的规范和要求，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不仅降低了登记工作的效率，同时也是对商主体知情权的侵犯。
另一方面，缺乏对于登记过程的有效监管。部分商事登记机关在对商主体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时，没有对审查人员的资格、工作进展、审查流程等进行公示，也没有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导致暗箱操作的存在，不仅滋生了贪污腐败问题，还会影响政府的权威性。
（三）缺乏完善健全的公示制度
商事登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信息进行公示，维护交易安全。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商事登记公示制度的规定极其简单，制度不够健全，社会公众能够看到的，只有企业的登记申报文件、变更事项等，使得相应的公开规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同时，在公示途径方面，以公告为主，分为开业登记公告、名称变更公告和注销登记公告，而忽视了其他形式的公告。
（四）缺乏合理的审查原则
审查原则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审查效果的好坏。在不断的发展和改进过程中，我国商事登记审查原则实现了由实质审查到折中审查的转变，有效解决了实质审查中存在的不足。但是，折中审查虽然看似对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各自的优点进行了综合，但是由于授予了登记机关采取实质审查的权利，给不正当的行政干预提供了条件，很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所谓的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的申办人为了保证主体资格设立、变更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的有效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以向第三方或者社会宣示某种关系或事实的存在为目标，将相关事项向登记义务机关申请记载，经登记义务机关审查后，在商事登记薄上进行登记的一种法律行为。
而商事登记制度，则是政府部门为了对商事登记机关、商事主体等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对商事主体的设立、变更等进行规范，而制定出的法律法规的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