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钧学术论文集最新章节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历史的回音”——唐装之我见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 唐朝的服装 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 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 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 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 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 “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 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 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 “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 “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 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 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 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 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 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