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型研究论文

研究领域： 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教育经历： 祖籍江西新干，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履历： 1989年8月至1991年8月，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变压器厂职员。1997年1月至1999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1999年7月至2002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年1月至5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访问副教授。2002年4月至6月，日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2003年7月－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访问教授。2007年8月至2008年1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2002年8月至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11月到2011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3年11月-2010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至2012年，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11月21日，接替周其仁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要兼职：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4月22日，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6－2010），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 －），康奈尔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季刊》主编（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Agricultural Economics 副主编（2007－2010），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07－，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金融学》（2003－，四川大学主办）、《公共管理评论》（2003－，清华大学主办）、《世界经济文汇》（2005－，复旦大学主办）、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2006－，希伯来大学主办） 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2006－，副会长：2007－），留美经济学会 (1993－，1998-1999年度理事，出版委员会成员，2004－)，美国经济学会（1997－），英国皇家经济学会（2006－），国际比较经济学会（2003－），欧美同学会 （1997－）。 匿名评委：Agricultu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 studies, 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2005），社会科学基金会（200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1），英国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中国软科学学会 (1999)。 教授课程： 经济学原理；演化博弈和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商业数学与博弈论初步；中国经济：1949-1999；高级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应用初步。 主要荣誉： 论文《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获第二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1年3月。专著《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2月。论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研究——来自全国、江苏省与广东省的证据》获第一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2008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国青年领袖，2008年5月。北京大学第十五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07年6月。GDN第8届年会“Reforms, Public Services and Poverty” 一等奖（和沈艳合作），2007年1月15日，北京。Fellow, India-China Institute, The New School, 2006-2008.  第二届“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奖，2006年。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2006年。北京大学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秀奖，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北京大学第八届文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年9月。北京市2001-05年度“跨世纪百人工程”。北京大学2001年度岗松奖教金，2001年4月。北京大学第七届文科优秀论文二等奖，2000年9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赴美交流奖学金，2000年1月-5月。世界银行Robert McNamara研究奖学金，2000-2001。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学金，教育部，2000-2002。归国奖学金，福特基金会，1997－1998。Gamma Sigma Delta，世界农业荣誉协会，1995。MEO奖学金， 威斯康星大学，1995年春季。孙逸仙中西部奖学金，1995年。五四科学论文奖，北京大学，1985。2015年6月，姚洋、钟宁桦合著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获得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学术著作： 姚洋、高梦滔（主编）：《健康、村庄治理和农村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Yang Yao and Linda Yueh (editors),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2006.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顾昕、高梦滔、姚洋：《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林毅夫、姚洋（主编）：《中国的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 and Yang Yao.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2005.  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译著：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姚洋：《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刘一皋、王晓毅、姚洋：《村庄内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Yang Yao and Xiaolu Wa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姚洋（校者）：《充分理由》（Daniel Bromley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赖平耀、姚洋、邢予青（译者）：《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Anthony Downs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姚洋（校者）：《博弈与信息》（Eric Rasmusen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姚洋（校者）：《博弈论》（Tirole and Fudenberg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课题项目：2008年3月－2009年3月：“中国制度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教育部。2007年7月－2008年1月：“中国地区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报告。2007年5月－2008年5月：“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提升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北京市－北京大学共建项目。2006年6月－2006年12月：“村庄选举及其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Brown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6年4月－2006年12月：“中国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可持续性”，主要实施人，IFC。2005年7月－2005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调查”，主要实施人，FIAS、IFC、MIGA。2005年9月－2007年8月：“中国工业集聚研究”，参与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年1月－2007年12月：“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参与人，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转型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004年2月－2005年6月：“大病风险对农户的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2002年7月－2003年7月：“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改革”，主要实施人。 2002年7月－2002年12月：“国有企业改制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2001年3月-2001年8月：“产权改革中的效率和平等：中国的例子”，与Michael Carter, Klaus Deininger, Juergen Voegele合作，世界银行。2000年5月-2001年4月：“中国政府改革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世界银行McNamara项目资助。2000年1月-2000年12月：“东亚技术发展”，中国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2000年1月-2002年1月: “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绩效”, 负责人,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会资助。1999年6月-2000年3月：“中国私营部门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1999年7月-2000年9月：“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与中国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变迁”，项目负责人，与王晓毅、刘一皋合作，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公共政策资助项目。1999年7月-1999年12月：“贵州土地长期租赁的效率和公平问题”，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9月-2001年9月：“中国财政体制研究”，参与者，负责乡及乡以下的财政研究。项目总负责人为吴敬琏。福特基金会资助。1998年6月–1999年1月：“中国农村工业化”，项目负责人，与林毅夫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3月－1998年12月：“中国小企业的技术与效率”，项目负责人，与王岳平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1月－1998年7月：“城市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项目负责人，日本联合国大学资助。1997年1月－1998年1月：“土地制度、土地市场与中国农业绩效”，项目负责人，与Michael Carter和刘守英合作，世界银行资助。

政治:由封建制转为半封建半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经济:中国经济全面衰弱,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文化:文化空前专制,中国科举制彻底腐朽外交:闭关锁国,中国不只没有前进反而倒退260年科技:中国科技开始全面落后西方思想:奴化思想,扼杀明朝开明思想

从经济上讲：元朝是全面健康发展的商业社会，外贸收入占有相当高的国民收入比例。中国事实上在宋代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元代，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开始进入了“原始积累”的“羊吃人”阶段，也就是商业、手工业，开始向传统的农业抢饭吃的阶段。在元代，商人很容易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整个商人阶级受到尊重，商业文明被极高的推崇。商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顶峰。这是在宋的基础上的正常发展的结果。宋帝国也是一个以商业为发展导向的产业，不过宋的商业规模并不如元强大，因为毕竟元是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然而到了明朝则先后切断了陆上丝绸之中和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被彻底打击。中国几千年来作为积极的商业帝国的地位，从此不再。中国与外界不存在正规合法有序和积极的商业关系。只能保持一种类似于先秦时期的“朝贡”模式。可以说，明朝使中国的对外商业模式倒退了几千年，一下子打回到了秦始皇他爷爷的时代。而商人想要掌握政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即使是商人的儿子，张居正，一度成为了大明帝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最优秀的宰相，但是他也不敢于去维护商业集团的利益，而反而更加的保护地主阶级的权益。因为明代的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张居正之所以要当官，就是要摆脱商人家族的卑下的社会地位。张居正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在。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不能掌握政权的一个阶层，商人，是永远没有政治前途的。因此，也是绝对没有任何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机会的。可以说，明朝没有给资本 主义留任何生存的机会，只有死路一条。而进入清代，连这种秦始皇他爷爷的水平也没有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成为了小农自给自足型的。清朝连死路都没有留给资本主义，因为根本就没生出来过，清朝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事情发生过。既无生，何谈死？从政治上讲：元朝的皇权相当有限，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衡，皇帝要通过宰相来管理国家，宰相又要受到地位平等的监察机构的限制。而且地位有相当高的自治权力，中央不能过份干涉地位权限。进入明代，起初干脆取消宰相制度，后来作为一种妥协，将宰相权以非正式的方式移交给“皇帝的老师兼秘书”——大学士代理。而后，又渐渐的将执政的权力交在“皇帝的家奴兼玩伴”太监代理。而皇帝对太监的控制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可以说，明代的皇权，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尤其是太祖、成祖时期，是皇权最高胀的时期。到了清代，干脆连大学士和太监也没有了。真正的乾纲独断。大臣只有承政听旨的份儿，完全没有任何决策资格。从文化上讲：元朝具有极发达的文化，不仅继续并发展了“辽宋夏金大理吐蕃蒙古”等唐朝以后中国各王朝的各种文化，并且积极主动的吸纳来自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元朝皇帝曾经多次写信至罗马天主教教皇，请求派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这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直到民国以后至今，中国人才开始以尊重的态度主动的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之前，只有元朝有过主动的向西方学习的姿态，而我们如果注意到，元这种姿态是在元朝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表示出来的，就更感到难能可贵了。一个王朝，在自己很强大的时候，积极主动的虚心去向比自己相对落后和弱小的民族学习文化，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明代，从建国之初，帝国开始很不情愿接受西方文化，明初的时候，帝国对完全没有威胁性可言的境内的基督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其中其实很多人是中国人，当然多数是外国人。到了明末的时候，西方人再次出现在帝国的视线之内，士大夫们立即起来极力的攻击西方学者和传教士，是“居心不良”者。然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西方根本想不到对中国有任何“不利的企图”，他们想都不敢想。直到帝国因为战争，——建州兵变，女真人谋求东北独立，这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西方人在武器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顺带着，也接受了西方的很多文化和思想。因此明末甚至提出了反对帝制的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清朝，即使帝国已经离死不远了，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借助西方的学者来当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仍给了西方学者一个限制“只许教学问，不许传教！，不许传播西方的思想。”所以可以说，到了清代，中国彻底没有一点对于文化的追求的态度，完全处于一种自高自大的极端民族自负主义情结当中了。所以总的说，由元至明，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从明到清，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而之前的中国历史，从秦汉到宋元，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社会文明都是在发展中的。元朝是一个转折，元朝本身仍是在发展辽、宋、夏、金文明，但是发展的速度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而元以后，进入了欠发达阶段，社会的发展速度已经相当的缓慢。进入明朝以后，社会在主体上，已经不再发展，只有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和非主流领域，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发展。进入清朝以后，连边缘地区和形式上的发展，也没有了，整个帝国就像一具僵尸一样。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 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 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 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 二 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 第二个是“，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 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 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 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 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 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问题。 2、对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的分析预测 文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鹏文集》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文集作者看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 因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并进而阐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作者从很多方面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罗列，仅举其中的两点，一是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观点，作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 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另外，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权威的影响的见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 3、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及使其健康发展的对策选择 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展、政治控制形式的变化、政治腐败的社会后果等所有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接着分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 的发展。” 再接着，作者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进入“实然关系”的分析时又把问题转化为“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在把比较抽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步步拉回现实的社会以后，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的和不适当的介入或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第三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地成长起来。”这是作者1999 年发表的见解，太发人深省了。 41 论证中国社会团体向利益集团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李景鹏教授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布于文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和200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绍他这方面的理论观点时， 不能仅限于《李景鹏文集》。“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与此相联系，人们所参与的社会组织也多样化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便在社会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公益性的、联谊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团中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行业性的社团。因为行业性的社团是在经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流通密切地联系着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在学术上一般称为利益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社团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进行，否则就无法深入”。 前面所说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属规范研究范畴的意思仅仅是指其结论的获得主要是靠理论推演，而不是靠统计推断。可是，当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排除进行理论推演的人在得出结论前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甚至接触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可能性。仔细读过“文集”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作者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出现很多的数据、图表，但却能让读者仿如进入到其所分析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场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种经济政治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 根据笔者的了解，道理就在于“文集”作者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时时刻刻捕捉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新气息、新动向。例如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实际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李景鹏教授是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所开展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一定范围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这当中，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素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往深处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结构完全能够容纳利益集团现象了，那么这种状况与我国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发展又会有什么联系呢？ 它是否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某种影响呢？ 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其程度又会如何呢？ 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体现的就是作者立足现实预测未来的能力。 三 《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转型的跟踪、观察、分析研究是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远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椐本人学习所得，文集作者至少还从市场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政府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的蔓延及其对社会控制系统的挑战、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整体变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但一个人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说，本来，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但是文集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问题，也许作者觉得近三十年的中国政党制度与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文集”没有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政党制度功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党制度功能的健全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转型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因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儿使的有明确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到此打住，下面转入对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出不同凡响的解读的原因思考。 应该说，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谈到“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时就说过一段可以让我们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政治生活的规律也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律一样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规律并非由什么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总的结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规律，就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主要依靠具体地分析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状况。在这种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上，再借助于逻辑的工具去细心地探求，并将结论拿到实践中反复印证和检验，这样才能找到规律。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简称‘力的作用场’。”为什么要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摘录下来？ 没读过《李景鹏文集》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道理，而对笔者来说，从“文集”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之时便是笔者解开“文集”作者为什么能对中国转型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的奥秘之时，因此，有种窃喜之感。 另外，“文集”还有一处引起笔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之喜庆日子里，作为在北大执教已超过四十年也是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共同走过最初的十年岁月的老教授发出这样一种期盼之声——“愿未来十年更美好”， 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 希望在政治学研究中改变过去那种人自为战的局面”，“希望政治学界各种学术组织的活动能够更多地集中于学术的发展，而较少的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希望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积极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营养”。“在方法论方面，希望能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研究的深入”。读着作者这几个“希望”，笔者更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临近退休的岁月，全面总结了自己对如何吸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新观念以改造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观点。作者指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从交易的本质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有互惠观念、过程观念、契约观念、世俗化观念和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是否将这些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政治学能吸收以上新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注重对利益调节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转向注重“正和博弈”、从注重统治和管理转向注重参与、从注重政治行为转向注重制度创新、从注重“存量变迁”转向注重“增量变迁”。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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