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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古诗吧，汉魏以后的古诗一般以五七言为基调，押韵、转韵有一定法式。你还在找寻优秀经典的古诗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古诗词鉴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译文：
原野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苍翠。原野上的大火无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机勃发。
芳草的馨香弥漫着古道，照耀下碧绿连荒城。又送游子远行踏上古道，满怀离情望着萋萋芳草。
注释：
赋得：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冠以赋得二字。这是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
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
一岁一枯荣：枯，枯萎。荣，茂盛。野草每年都会茂盛一次，枯萎一次。
远芳侵古道：芳，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芳：草香远播。侵，侵占，长满。远处芬芳的野草一直长到古老的驿道上。
晴翠：明丽翠绿。
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的友人。
萋萋：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
赏析：
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
全诗措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赋得”两个字在诗里本身是没有意思的，这个词指的是用限定的事物为内容所做的诗，更像是现在很多书前面的先导声明一样。
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
《文赋》原文：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於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於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於笔端。始踯躅於燥吻，终流离於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勉，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袟叙，故淟涊而不鲜。
或仰逼於先条，或俯侵於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於锱铢，定去留於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於予怀，怵佗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於集翠。缀下里於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讬言於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於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虽浚发於巧心，或受欠於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於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纷威蕤以馺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於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於将坠，宣风声於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於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译文：
我每次阅读那些有才气作家的作品，对他们创作时所有的心思自己都有体会。诚然，作家行文变化无穷，但文章的美丑，好坏还是可以分辨并加以评论的。每当自己写作时，尤其能体会到别人写作的甘苦。作者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意念有能下确反映事物，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大概这个问题，不是难以认识，而是难以解决。因此作《文赋》借评前人的优秀作品，阐述怎样写有利，怎样写有害的道理。或许可以说，前人的优秀之作，已把为文的奥妙委婉曲折地体现了出来。至于前人的写作决窍，则如同比着斧子做斧柄，虽然样式就在眼前，但那得心应手的熟练技巧，却难以用语言表达详尽，大凡能用语言说明的我都在这篇《文赋》里了。
久立天地之间，深入观察万物;博览三坟五典，以此陶冶性灵。随四季变化感叹光阴易逝，目睹万物盛衰引起思绪纷纷。临肃秋因草木凋零而伤悲，处芳春由杨柳依依而欢欣。心意肃然如胸怀霜雪，情志高远似上青云。歌颂前贤的丰功伟业，赞咏古圣的嘉行。漫步书林欣赏文质并茂的佳作，慨然有感于是投书提笔写成诗文。
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此时物象，清晰互涌。子史精华，奔注如倾。六艺辞采，荟萃笔锋。驰骋想象，上下翻腾。忽而漂浮天池之上，忽而潜入地泉之中。有时吐辞艰涩，如衔钩之鱼从渊钓出;有时出语轻快，似中箭之鸟坠于高空。博取百代未述之意，广采千载不用之辞。前人已用辞意，如早晨绽开的花朵谢而去之;前人未用辞意，象傍晚含苞的蓓蕾启而开之。整个构思过程，想象贯穿始终。片刻之间通观古今，眨眼之时天下巡行。
完成构思，布局谋篇。选辞精当，事理井然，有形之物尽绘其形，含声之物尽现其音。葳者层层阐述，由隐至显或者步步深入，从易到难，有时纲举目张，如猛虎在山百兽驯伏，有时偶遇奇句，似蛟龙出水海鸟惊散。有时信手拈来辞意贴切，有时煞费苦心辞意不合，这时要排除杂念专心思考，整理思绪诉诸语言，将天地概括为形象，把万物融会于笔端，开始好象话在干唇难以出口，最后酣畅淋漓泻于文翰。事理如树木的主体，要突出使之成为骨干，文辞象树木析枝条，干壮才能叶茂校繁。情貌的确非常一致，情绪变化貌有表现。内心喜悦面露笑容，说到感伤不禁长叹。有时提笔一挥而就，有时握笔心里感到茫然。
写作充满着乐取，一向为圣贤们推崇。它在虚无中搜求形象，在无声中寻找声音。有限篇幅容纳无限事理，宏大思想出自寸心之间。言中之意愈扩愈广，所含内容越挖越深。像花朵芳香四溢，像柳条郁郁成荫。文思奔涌如风起飚立，落笔挥洒如云起文林。
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因此难以描绘固定形象。辞采如同争献技艺的能工，文意好比掌握蓝图的巧匠，文辞当不当用他要仔细斟酌，文章或深或浅他都分毫不让。即或违反写作常规，也要极力穷尽本象。因此喜欢渲染的人，崇尚华丽词藻;乐于达理的人，重视语言精当。言辞过于简约，文章格局不大;论述充分畅达，文章气势旷放。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碑用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诔用以哀悼死者，情调应该缠绵凄怆。铭用以记载功劳，要言简意深，温和顺畅。箴用以讽谏得失，抑扬顿挫，文理清壮。颂用以歌功倾德，从容舒缓，繁采华彰。论用以评述是非功过，精辟缜密，语言流畅。奏对上陈叙事，平和透彻，得体适当。说用以论辨说理，奇诡诱人，辞彩有光。文体区分大致如此，但都不要淫邪放浪。辞义畅达说理全面，但要切记不能冗长。
客观事物千姿百态，文章体式也常变迁。为文立意崇尚巧妙，运用文辞贵在华妍。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好象五色配合鲜艳。虽说取舍本无定律，文辞安排难有最佳;但要通晓变化的规律、次序，就象开泉纳流那样自然。假如错过变化时机再去凑合，犹如以尾续首，颠倒混乱。如果颜色配搭不当，就会混浊不清色泽黯然。
有时下文对上文有损害，有时上文对下文影响。有时语言不顺而事理连贯，有时语言连贯而文义有妨。把它分开两全齐美，合在一起两败俱伤。所用辞意严格考较，去留取舍仔细衡量。如用法度加以权衡，丝毫不差合乎词章。
《文赋》有时辞藻繁多义理丰富，欲达之意却不清楚。文章主题只有一个，意思说尽不再赘述。关键地方简要几句，突出中心这是警语。尽管讲得条条有理，借助警句才更有力。文章果能妙笔多而败笔少，就可以满足不再改易。
有时组织词义如编彩绘，严密漂亮光泽鲜艳。辞采富丽像斑斓锦绣，情调凄婉如乐器和弦。果真自己没有独创，恐怕就要雷同前贤。虽出自个人锦心绣口，也怕别人用于我先。假如确实有伤品誉，虽然心爱一定削删。
有时个别句子出类拨萃，象芦苇开花禾苗秀穗。如声不可拴，影不可追，佳句孤零零超然独立，绝非庸言能够相配。心茫然很难再寻佳句，犹豫徘徊又不忍将客观存它舍弃。文有奇就象石中藏玉使山岭坐辉，又象水中含珠令河川秀媚。未经整枝的灌木纵然不美，招来美丽的翠鸟也会为它增色添光。又好比《下里巴人》的俚调连缀在《阳春白雪》雅曲之中，反而会增加了它的奇伟。
有时候写成短小的诗文，面对单薄的内容却少有兴趣。俯看下文孤独而没有响应，仰观上文空荡而无所应承。好比孤弦独奏，虽蕴涵清韵，却单调没有和声。
有时候文辞憔悴，虽徒事浮靡，语言却缺少光泽。把美丑混为一体，质地上乘的美玉也会因疵累而成瑕，又好比堂下管乐奏出偏急的调音，虽欲与堂上雅乐相应，却由于曲调急促不能协调。
有时候抛弃文章的内容义理，以保存文辞的奇瑰，只能是徒然追循文字的虚浮和细微。言辞缺少感情和鲜明爱憎，文辞轻飘飘而不真实，就好比在单弦上弹奏，音调虽和谐，却并不能感人。
有时候文章写得奔放恣肆，音韵格律轻佻鄙俗，仅仅为了迎合世俗，纵然声调再高，品位也是低下。如同《防露》与《桑间》，纵然感人，却并不高雅。
有时候文章写得清新空灵而柔美简约，也摒弃了浮辞滥调，但由于过分平淡却像没有调料的肉汁;又像抚琴演奏质朴清曲，纵然一人唱三人和，也只能说雅致却并不艳美。
至于文辞繁简、谋篇布局，其灵活应变也自有微妙之处。有时语言朴拙而喻义巧妙，有时思想质朴而文辞飘逸。有时因袭旧辞而每出新意，有时沿袭浊音而变化清音。有时稍一观览便能明察文义，有时深入钻研才能悟得深邃。就好比舞者合着节拍挥动衣袖，歌者和着琴弦唱出歌声，这里的奥妙轮扁说不出来，也非文辞所能阐明。
士人们博通为文的法式与规约，很让我打心里佩服。要知道世上一般人写作中常犯的过错，认识先贤们文章的长处。先贤们作文纵然发自内心，构思精巧，有时还要遭到目光笨拙者的讥笑。那琼花玉草一样美妙的文辞，只要勤于学习也会像遍布田野的大豆一样唾手可得。他们像风箱鼓风一样没有穷尽，和天地同生同长。世上的美妙文辞虽然纷纭繁多，可叹的是我所能采集到的不满一捧。我常怕自己才短智拙，学识空疏，难于学习先贤的美言，写成美文，所以在小诗短韵上蹒跚徘徊，聊以用平庸的音调杂凑成曲。写成文章后总是充满遗憾，哪里还有踌躇满志的.骄傲之感!生怕自己的文章覆盖瓦罐落满灰尘也无人叩击，只能被音响清越的鸣玉取笑不已。
至于文思灵感到来的时机，顺通和阻塞的机遇，则是来时不可遏，去时不可抑;隐藏时像是影随光灭，出现时像响随声起。当灵感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纷丝乱絮理不出头绪?当文思像疾风在胸中涌起的时候，文辞就像清泉流淌似的从口中涌出。丰盛的文思纷纷涌现，络绎不绝，只须尽情落笔成文，但见满目是富丽的辞藻，充耳是清越的音韵。及至感情凝滞，神志停塞，像干枯的树木兀立不动，像干涸的河床流水断绝;只能聚拢精神，凝聚思绪，再去探求。那灵感隐隐绰绰，愈加掩蔽，那文思涩若抽丝，难以抽理。所以有时候竭心尽力构思成文反而多有懊悔，有时候随意挥洒反倒少有错误。虽然文章出自我手，但文思灵感却绝非我所能把握，所以常独自慨叹，我哪能知道文思开阖通塞的缘由?
文章作用很大，许多道理借它传扬。道传万里畅通无阻，勾通亿载它是桥梁。往能挽救文武之道使之不至衰落，它能宏扬教化使其免于泯灭。人生道路多么广远它都能指明，世间哲理多么精微客观存在都能囊括。它的作用同雨露滋润万物本比，它的手法幽微简直与鬼神相似。文章刻于金石美德传遍天下，文章播于管弦更能日新月异。
赏析：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创作论的文章。陆机在序文中说明，他写作《文赋》的根据，一方面是对于他人创作用心的体会一——“余每见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一方面是亲身从事创作的经验——“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就很难深切地体会别人的用心;但拘守自己的实践经验，又未免陷于狭隘。陆机结合直接和间接的创作经验来探索“作文之利害所由”，这种研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陆机从总结经验中认识到，“作文之利害”的关键是要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庄子》中早已提出了言和意的矛盾。魏晋时，言意之辨又成为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当时持“言不尽意论”者甚多，主要是阐发庄子的观点，强调精微奥妙之意是不可以言传的，把道形容成玄妙莫测的东西，宣扬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然而他们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当时欧阳建则独树一帜反对“言不尽意论”，可是他又完全抹杀言和意的矛盾，而陷入了形而上学。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无疑是有影响的。因此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创作理论中。他既承认言意之间存在着矛盾，又主张写作时应该力求解决这个矛盾。他在言意关系之外，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来讲，则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这种见解是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陆机把“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作为探讨的中心问题，确是抓住了创作中的主要矛盾。 怎样解决这个中心问题?陆机是从分析创作过程落笔展开论述的。他指出，创作前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生活的准备，即所谓“伫中区以玄览”，对外界事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情因物感，辞以情发，从而开启文思的泉源。二是学养的准备，即所谓“颐情志于典坟”，要认真学习典范的作品，从中吸取思想上的营养，以培养高洁的情思，还要从中吸取文辞上的营养，以丰富表达的技巧。这两方面的准备，是解决文、意、物之间的矛盾所缺一不可的，完成了这些准备才能进入创作过程。 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部分是构思。陆机认为构思与观察不同，需要“收视反听”，即排除干扰，虚静专一。至关重要的是“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就是发挥想象力。通过构思，要达到“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使情和物在头脑中逐渐清晰、活跃起来。通过构思，还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调动各种有用的表现手段。可见构思是解决文、意、物之间的矛盾的重要环节。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也就是谋篇布局、修辞炼句。陆机认为在意(义)和文(辞)两方面都应作精心的安排。 整个创作过程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所谓“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最后臻于“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即达到文和意二者都比较完美的境界，这样作者是会感到无限的欣喜的。 由此可知，在陆机看来文、意、物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那末，其中有无规律可循呢?这是陆机心中经常思考琢磨的问题，他认为创作是有规律的，但不是僵死的公式。在序文中他就指出：“放言遣辞，良多变矣”，“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创作规律之难以摸索，也不易说明，正是由于文章的.“多变”。因此，他要求“达变识次”，即掌握变化的规律。 为什么文章多变?这是由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所决定的。《文赋》中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要反映千姿万态的客观事物，固守刻板的教条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灵活机动。“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为了达到“穷形尽相”的目的，不妨突破常规。 正由于重视变化，陆机也就重视创新，因为陈词滥调是不可能适应变化的需要的，他强调要“谢朝华于已披，启文秀于未振”。甚至说：“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即使并非有意的剽袭，而系无意的雷同，也同样是要不得的。但是陆机并不排斥继承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他主张“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而且“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有时利用旧辞，脱胎换骨，还可以收点化之效。 陆机虽然突出了创作规律的灵活性，但是并没有把变化说成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变化之中仍有不变的原则在。“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果掌握了变化的规律，也可以举重若轻，化难为易，左右逢源。 在探索创作规律中，陆机感到难以解释的是灵感问题。在《文赋》中，陆机对灵感来去的情状作了形象的描绘，但是陆机不能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得感慨地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当然灵感或创作冲动并不是象陆机所讲的那样，作者完全无能为力，唯有听其自然。然而，创作毕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灵感兴会的生灭，文思源泉的开塞，决定于许多因素，确实是很难把握。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写作任何文章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文赋》很明显地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阐明的。在陆机心目中，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已经划分得比较鲜明了，因此他论述各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牢牢地抓住了文学的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情感的因素。例如他讲观察生活是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他讲修辞是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他讲文体是说：“诗缘情而绮靡”，“诔缠绵而凄怆”。先秦两汉的儒家在诗乐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情感的因素在文艺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在这个基础上踵事增华，更进一步阐发了情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二，强调形象的概括力。例如他讲构思，要求“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讲谋篇，要求“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他认为行文的乐趣正在于能够“函緜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这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善于集中提炼，小中见大，以有限的篇章展示阔大的境界，具有尺幅千里之妙。 第三，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美。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陆机明确地指出，内容是主要的，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他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但他也反对“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这样空洞无物的作品。从他列举的五种文病，即“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也可以看出他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审美标准。 综观《文赋》的成就，可以说陆机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的道路上比他的先辈前进了很大的一步。《文赋》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著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从《文赋》中得到许多启发，书名中“文心”一词即来源于陆机所说的为文之“用心”。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把《文赋》看作《文心雕龙》的胚胎或雏型，这样的估价是并不过分的。
陆机文赋的意思陆机写《文赋》的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以创作构思为中心，主要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性的问题。
导语：《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该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陆机《文赋》主要观点的整理，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此时物象，清晰互涌。子史精华，奔注如倾。六艺辞采，荟萃笔锋。驰骋想象，上下翻腾。忽而漂浮天池之上，忽而潜入地泉之中。有是吐辞艰涩，如衔钩之鱼从渊钓出;有时出语轻快，似中箭之鸟坠于高空。博取百代未述之意，广采千载不用之辞。前人已用辞意，如早晨绽开的花朵谢而去之;前人未用辞意，象傍晚含苞的蓓蕾启而开之。整个构思过程，想象贯穿始终。片刻之间通观古今，眨眼之时天下巡行。
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圆满此很难描摹形象。辞采如同争献技艺的能互，文意好比掌握蓝图的巧匠，文辞当不当用他要仔细斟酌文章或深或浅他都分豪不让。即或违反写作常规，也要极力描绘形象。因此喜欢渲染的人，崇沿华丽词藻;乐于达理的人，重视语言精当。言辞过于简约，文章格局不大论述充分畅达，文章气势旷放。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碑用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诔用以哀悼死者，情调应该缠绵凄怆。铭用以记载功劳，要言简意深，温和顺畅。箴用以讽谏得失，抑杨顿挫，文理清壮。颂用以歌功倾德，从容舒缓，繁采华彰，论用以评述是非功过，精辟缜密，语言流畅。奏对上陈叙事，平和透彻，得体适当。说明以论辨说理，奇诡诱人，辞彩有光，文体区分大致如此，共同要求禁止邪放。辞义畅达说理全面，但要切记不能冗长。
客观事物千姿百态，文章体式也常变迁。为文立意崇尚冷气巧，运用文辞贵在华妍、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好象五色配合鲜艳。虽说取舍本无定律，文辞安排很难合适;但要通晓变化的规律、次序，就象开泉纳流吻自然。假如错过变化时机再去凑合，犹如以尾续首，颠倒混乱。如果颜色配搭不当，就会混浊不清色泽有艳。
有时下文对上文有损害，有时上文对下文影响。有时语言不顺而事理连贯，有时语言连贯而事有妨。把它分开两全齐美，合在一起互相损伤。所用辞意严格考较，去留取舍他细衡量。如用法度加以权衡，丝毫不差合乎词章。
有时组织词义如编彩绘，严密漂亮光泽鲜艳。辞采富丽象斑烂锦秀，情调凄婉如乐器和弦。果真自己没有独创，恐怕就要雷同前贤。虽出自个人锦心绣口，也怕别人用于我先。假如确能有伤品誉，虽然心爱一定削删。
有时个别句子出类拨萃，象芦苇开花禾苗秀稳。如声不可拴，影不可追，佳句孤零零超然独立，绝非庸言能够相配。心茫然很难再寻佳句，犹豫徘徊又不忍将客观存它舍弃。文有奇就象石中藏玉使山岭坐辉，又象水中含珠令河川秀媚。未经整枝的灌木踢然不美，招来翠鸟也会为它增加。
文章作用很大，许多道理借它传扬。道传万里畅通无阻，勾通亿载它是桥梁。往能挽救文武之道使之不至衰落，它能宏扬教化使其免于泯灭。人生道路多么广远它都能指明，世间哲理多么精微客观存在都能囊括。它的作用同雨露滋润万物本比，它的手法幽微简直与鬼神相似。文章刻于金石美德传遍天下，文章播于管弦更能日新月异。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简介：
《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该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
“意物文”与“知能”的各自关系，是写作应处理的两大难题。接着叙述创作前的准备以及写进入写作过程后，要保持精神意念的高度集中，排除任何杂扰，全心投入构思，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而获得形象准确的语言，极为艰难，要发掘昔日积累，寻求充分表达情志的新颖文辞。然后论创作立意，并从思想、语辞两方面，说明写作的乐趣，又论述文体多样性的成因，分析十种文种特征，论作文时注意处理的四个问题，说明创作的艰难，最后论艺术灵感及文章的作用。
辞赋专著（含学位论文） 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备注AA0-001、赋史、马积高、上海古籍出版社、、赋史大要、铃木虎雄 殷石臞译、台北：正中书局、、原日本富山房1939年初版，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殷石臞译本。AA0-003、赋史述略、高光复、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辞赋流变史、李曰刚、台北：文津出版社、、辞赋学纲要、陈去病、台北：文海出版社、、原出版於1927年AA0-006、赋学、张正体、张婷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赋选注、傅隶朴、台北：正中书局、、中国的辞赋家、蔡义忠、台北：汉威出版社、、中国辞赋与韩国歌辞之比较研究、金星洙、文化大学中文硕士论文、1985、王熙元教授指导 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备注AA1-001、先秦辞赋原论、姜书阁、齐鲁书社、、屈荀辞赋论稿、李金锡、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备注AA2-001、汉赋研究、李善*、台北：撰者、1967AA2-002、汉赋研究、张清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汉赋研究、李兆兰、台北：书恒出版社、1980、尚无资料AA2-004、汉赋研究、龚克昌、山东文艺出版社、、汉赋研究、许建章、台北：崇德出版社、、汉代文赋之研究、林达琪、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尚无资料AA2-007、汉赋之史的研究、陶秋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原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初版AA2-008、汉赋通义、姜书、齐鲁书社、、汉赋通论、万光治、巴蜀书社、、楚辞到汉赋的衍变、张书文、台北：正中书局、、汉赋体裁与理论之研究、朴现圭、台师大国文硕士论文、1983、方祖燊教授指导AA2-012、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简宗梧、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论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曹淑娟、台北：文津出版社、、台师大国文硕士论文（1982）、叶庆炳教授指导AA2-014、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刘斯翰、广州文化出版社、、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简宗梧、政大中文所博士论文、1976、高明、卢元骏教授指导AA2-016、王褒及其赋之研究、白承锡、东海大学中文硕士论文、1983、简宗梧教授指导AA2-017、张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廖国栋
当代著名学者，辞赋学家，国学专家。主要从事先秦西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辞赋研究，出版《汉赋通论》、《赋学研究论文集》、《蜀中汉赋三大家》、《羌山采风录》。教育部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等著作与教材10余种，发表《论汉赋的图案化倾向》、《尹湾汉简〈神鸟赋〉研究》等论文30余篇。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3次获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万光治，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汉赋通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汉赋通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赋称原始、第三章班固分类原则试析、第四章汉赋分类史述略、第五章汉赋三体溯源及变迁、第六章汉代颂赞箴与赋同体异用、第七章祝 论汉宋古赋、第八章汉初文化心理与骚体赋、第九章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第十章赋家地位与赋的繁荣、第十一间机舱赋的与汉诗、汉代经学。《羌山采风录》在人民大会堂发行。
1、赋体文学的渊源及其流变
赋体源流是赋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1，本次会议在此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伏俊琏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
的“杂赋”作了具体的文献考索，将自嘲杂赋的源头上溯至《荀子·尧问》的“为说者曰”，又从《史记·龟策列传》中钩稽出先秦时期的1篇俗赋；踪凡论证了“赋起源于民间韵语”的观点；王以宪对“7”体之赋和“9”体之骚的发展过程、体制特点作了深入论述；郭建勋则细致考察了“7”体名称的文化意蕴、渊源流变、文献著录，及其结构体制、文体特征等问题；余江论述了“贤人失志之作”——骚体赋的发生过程；高光复提出了“文学团体启于赋家”的观点；韩高年由赋的“继作”、“共作”与“赠答”，阐释了魏晋赋创作范式的转变及其文学史意义；苏慧霜从“香草意象”入手，论述了屈骚抒情精神影响下辞赋与乐府的传承与拓新；罗时进考察了从唐律赋到宋时文的递承与演变过程；程章灿则提出了“碑文似赋”的论断，对碑文与赋的问题关系作了重新审视；孙福轩从科举试赋的角度考察了唐宋两代辞赋的发展，李润强则论述了唐代律赋与科举的关系；曹明纲还考察了辞赋创作对旅游文学的影响。这些研究观点新颖、多有创见，将赋体文学源与流的讨论进1步推向深入。此外，董芬芬考察了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词；马世年通过结构体制分析，对《荀子·赋篇》的赋学史意义作了新探；凌郁之探讨了从体物赋到咏物诗的演变过程。所论颇有新意，值得重视。
2、历代赋的文献学、文体学及文化学综论
历代赋综论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为“1代文学”的汉赋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万光治从文献辑佚的角度，对其《汉赋通论》所附“汉赋今存篇目叙录”作了新的补遗与辩证，极具功力，他还对文君相如的故事作了文化解读，饶有趣味；吴广平对《全汉赋》在文字、标点上的失误提出了商兑；张新科以唐宋时期为例，深入论述了汉赋在魏晋6朝之后的经典化过程；冯良方探讨了汉代散体赋的主客问答结构模式及其与经学之间的关系；郭令原从表现形式和语言句型入手，分析了东汉赋与“新诗”的关系；冯小禄论述了屈骚影响下汉代骚体赋的独创性；李泽需、梁复明考察了汉代赋与颂、赞、铭、箴及其同体异用的关系；罗家湘由汉赋中的琴瑟谈到先秦两汉文化的变化；唐洁璠则继续着汉赋与文学自觉的讨论，语文论文《辞赋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 毕业论文》。魏晋以降的赋史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曹胜高以“赋法”流播的视角，考察了汉魏文人诗的兴起；王晓卫对于齐、梁两代同题赋之题材来源、语言形式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林登顺分析了《文选》哀伤赋中所表现出来的6朝生命意识；王德华对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作了文体学的探讨；余浴贤从生命主题出发，论述了6朝抒情赋对初唐诗歌的影响。而赵小华、戴伟华关于初盛唐音乐赋、赵俊波关于中晚唐文体赋的考察，也都有其新见；刘培将辞赋纳入到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深刻阐述了北宋后期党争对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创见甚多；李占鹏从《历代赋汇》中辑录出有关戏剧的史料，文献价值颇高；牛海蓉对金元赋史作了综论；李新宇则论述了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3、作家及作品的个案研究
此方面研究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也体现出考证深入、视野广泛的特点。赵逵夫对班固的《两都赋》作了立体的研究，论及其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等方面，是近年来汉赋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之1，他关于枚乘《梁王兔园赋》的整理与研究，也是该领域最前沿的学术成果；龙文玲、鲁洪生深入考察了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高华平对屈原美政思想的解读、张树国所持《悲回风》为《9章》“大尾”说、漆子扬对今本《楚辞》与刘安的关系及其版本源流的探索、刘向斌关于屈原与《离骚》在汉代地位演变的分析等，也都体现了楚辞研究的多元化；宗明华由张衡的《髑髅赋》论及庄子对汉魏抒情赋的影响；曹虹对《洛阳伽蓝记》与辞赋文学传统的关系作了新探。至于王焕然由《甘泉赋》“玉树青葱”所论赋的虚与实、上原尉畅所论嵇康《琴赋》的表现史特点、丁宏武所论《抱朴子·外篇》的赋体特征、杜志强所论谢灵运赋作的注释问题、胡耀震所论温庭筠《锦鞵赋》的本事、作年及赋法特征、池万兴所论和宁生平及其《西藏赋》的方志学、文学价值等，都富有见地，引人关注；孙晶关于琅琊王氏家族辞赋创作活动的论述、罗文玲由王勃《莲花赋》所论莲花意象的书写及采莲主题的演变，也别有生趣；尹占华考证出唐代有两个崔损，又考证出5代的王翃、王雄、王翊等实为1人，其结论令人信服；龚克昌将苏轼的赋作分游览、饮食、政论、杂赋4类，并逐篇作了评述，这对苏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汪中文等还就前后《赤壁赋》的新变、金周淳就《和归去来辞》创作背景与内容等作了论析，李燕新则考述了苏过的辞赋创作；郝润华、许琰对李梦阳骚体赋的创作也作了新的评价；此外，詹杭伦关于台湾赋的论述、小岛明纪子关于日人虎关师鍊赋作的考察、熊良智关于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魏都赋》注者题录的考察，则是对传统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导语：《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该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陆机《文赋》主要观点的整理，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此时物象，清晰互涌。子史精华，奔注如倾。六艺辞采，荟萃笔锋。驰骋想象，上下翻腾。忽而漂浮天池之上，忽而潜入地泉之中。有是吐辞艰涩，如衔钩之鱼从渊钓出;有时出语轻快，似中箭之鸟坠于高空。博取百代未述之意，广采千载不用之辞。前人已用辞意，如早晨绽开的花朵谢而去之;前人未用辞意，象傍晚含苞的蓓蕾启而开之。整个构思过程，想象贯穿始终。片刻之间通观古今，眨眼之时天下巡行。
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圆满此很难描摹形象。辞采如同争献技艺的能互，文意好比掌握蓝图的巧匠，文辞当不当用他要仔细斟酌文章或深或浅他都分豪不让。即或违反写作常规，也要极力描绘形象。因此喜欢渲染的人，崇沿华丽词藻;乐于达理的人，重视语言精当。言辞过于简约，文章格局不大论述充分畅达，文章气势旷放。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碑用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诔用以哀悼死者，情调应该缠绵凄怆。铭用以记载功劳，要言简意深，温和顺畅。箴用以讽谏得失，抑杨顿挫，文理清壮。颂用以歌功倾德，从容舒缓，繁采华彰，论用以评述是非功过，精辟缜密，语言流畅。奏对上陈叙事，平和透彻，得体适当。说明以论辨说理，奇诡诱人，辞彩有光，文体区分大致如此，共同要求禁止邪放。辞义畅达说理全面，但要切记不能冗长。
客观事物千姿百态，文章体式也常变迁。为文立意崇尚冷气巧，运用文辞贵在华妍、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好象五色配合鲜艳。虽说取舍本无定律，文辞安排很难合适;但要通晓变化的规律、次序，就象开泉纳流吻自然。假如错过变化时机再去凑合，犹如以尾续首，颠倒混乱。如果颜色配搭不当，就会混浊不清色泽有艳。
有时下文对上文有损害，有时上文对下文影响。有时语言不顺而事理连贯，有时语言连贯而事有妨。把它分开两全齐美，合在一起互相损伤。所用辞意严格考较，去留取舍他细衡量。如用法度加以权衡，丝毫不差合乎词章。
有时组织词义如编彩绘，严密漂亮光泽鲜艳。辞采富丽象斑烂锦秀，情调凄婉如乐器和弦。果真自己没有独创，恐怕就要雷同前贤。虽出自个人锦心绣口，也怕别人用于我先。假如确能有伤品誉，虽然心爱一定削删。
有时个别句子出类拨萃，象芦苇开花禾苗秀稳。如声不可拴，影不可追，佳句孤零零超然独立，绝非庸言能够相配。心茫然很难再寻佳句，犹豫徘徊又不忍将客观存它舍弃。文有奇就象石中藏玉使山岭坐辉，又象水中含珠令河川秀媚。未经整枝的灌木踢然不美，招来翠鸟也会为它增加。
文章作用很大，许多道理借它传扬。道传万里畅通无阻，勾通亿载它是桥梁。往能挽救文武之道使之不至衰落，它能宏扬教化使其免于泯灭。人生道路多么广远它都能指明，世间哲理多么精微客观存在都能囊括。它的作用同雨露滋润万物本比，它的手法幽微简直与鬼神相似。文章刻于金石美德传遍天下，文章播于管弦更能日新月异。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简介：
《文赋》是晋代陆机的文艺理论作品。该赋序言说明创作缘由和意图，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认为对写作的认识，虽然可以借览前人的经验，但主要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
“意物文”与“知能”的各自关系，是写作应处理的两大难题。接着叙述创作前的准备以及写进入写作过程后，要保持精神意念的高度集中，排除任何杂扰，全心投入构思，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而获得形象准确的语言，极为艰难，要发掘昔日积累，寻求充分表达情志的新颖文辞。然后论创作立意，并从思想、语辞两方面，说明写作的乐趣，又论述文体多样性的成因，分析十种文种特征，论作文时注意处理的四个问题，说明创作的艰难，最后论艺术灵感及文章的作用。
陆机文赋的意思陆机写《文赋》的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以创作构思为中心，主要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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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赋》原文：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於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於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於笔端。始踯躅於燥吻，终流离於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勉，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袟叙，故淟涊而不鲜。
或仰逼於先条，或俯侵於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於锱铢，定去留於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於予怀，怵佗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於集翠。缀下里於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讬言於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於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虽浚发於巧心，或受欠於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於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纷威蕤以馺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於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於将坠，宣风声於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於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译文：
我每次阅读那些有才气作家的作品，对他们创作时所有的心思自己都有体会。诚然，作家行文变化无穷，但文章的美丑，好坏还是可以分辨并加以评论的。每当自己写作时，尤其能体会到别人写作的甘苦。作者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意念有能下确反映事物，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大概这个问题，不是难以认识，而是难以解决。因此作《文赋》借评前人的优秀作品，阐述怎样写有利，怎样写有害的道理。或许可以说，前人的优秀之作，已把为文的奥妙委婉曲折地体现了出来。至于前人的写作决窍，则如同比着斧子做斧柄，虽然样式就在眼前，但那得心应手的熟练技巧，却难以用语言表达详尽，大凡能用语言说明的我都在这篇《文赋》里了。
久立天地之间，深入观察万物;博览三坟五典，以此陶冶性灵。随四季变化感叹光阴易逝，目睹万物盛衰引起思绪纷纷。临肃秋因草木凋零而伤悲，处芳春由杨柳依依而欢欣。心意肃然如胸怀霜雪，情志高远似上青云。歌颂前贤的丰功伟业，赞咏古圣的嘉行。漫步书林欣赏文质并茂的佳作，慨然有感于是投书提笔写成诗文。
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此时物象，清晰互涌。子史精华，奔注如倾。六艺辞采，荟萃笔锋。驰骋想象，上下翻腾。忽而漂浮天池之上，忽而潜入地泉之中。有时吐辞艰涩，如衔钩之鱼从渊钓出;有时出语轻快，似中箭之鸟坠于高空。博取百代未述之意，广采千载不用之辞。前人已用辞意，如早晨绽开的花朵谢而去之;前人未用辞意，象傍晚含苞的蓓蕾启而开之。整个构思过程，想象贯穿始终。片刻之间通观古今，眨眼之时天下巡行。
完成构思，布局谋篇。选辞精当，事理井然，有形之物尽绘其形，含声之物尽现其音。葳者层层阐述，由隐至显或者步步深入，从易到难，有时纲举目张，如猛虎在山百兽驯伏，有时偶遇奇句，似蛟龙出水海鸟惊散。有时信手拈来辞意贴切，有时煞费苦心辞意不合，这时要排除杂念专心思考，整理思绪诉诸语言，将天地概括为形象，把万物融会于笔端，开始好象话在干唇难以出口，最后酣畅淋漓泻于文翰。事理如树木的主体，要突出使之成为骨干，文辞象树木析枝条，干壮才能叶茂校繁。情貌的确非常一致，情绪变化貌有表现。内心喜悦面露笑容，说到感伤不禁长叹。有时提笔一挥而就，有时握笔心里感到茫然。
写作充满着乐取，一向为圣贤们推崇。它在虚无中搜求形象，在无声中寻找声音。有限篇幅容纳无限事理，宏大思想出自寸心之间。言中之意愈扩愈广，所含内容越挖越深。像花朵芳香四溢，像柳条郁郁成荫。文思奔涌如风起飚立，落笔挥洒如云起文林。
文章体式千差万别，客观事物多种多样，事物繁多变化无穷，因此难以描绘固定形象。辞采如同争献技艺的能工，文意好比掌握蓝图的巧匠，文辞当不当用他要仔细斟酌，文章或深或浅他都分毫不让。即或违反写作常规，也要极力穷尽本象。因此喜欢渲染的人，崇尚华丽词藻;乐于达理的人，重视语言精当。言辞过于简约，文章格局不大;论述充分畅达，文章气势旷放。诗用以抒发感情，要辞采华美感情细腻。赋用以铺陈事物。要条理清晰，语言清朗。碑用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诔用以哀悼死者，情调应该缠绵凄怆。铭用以记载功劳，要言简意深，温和顺畅。箴用以讽谏得失，抑扬顿挫，文理清壮。颂用以歌功倾德，从容舒缓，繁采华彰。论用以评述是非功过，精辟缜密，语言流畅。奏对上陈叙事，平和透彻，得体适当。说用以论辨说理，奇诡诱人，辞彩有光。文体区分大致如此，但都不要淫邪放浪。辞义畅达说理全面，但要切记不能冗长。
客观事物千姿百态，文章体式也常变迁。为文立意崇尚巧妙，运用文辞贵在华妍。音调高低错落有致，好象五色配合鲜艳。虽说取舍本无定律，文辞安排难有最佳;但要通晓变化的规律、次序，就象开泉纳流那样自然。假如错过变化时机再去凑合，犹如以尾续首，颠倒混乱。如果颜色配搭不当，就会混浊不清色泽黯然。
有时下文对上文有损害，有时上文对下文影响。有时语言不顺而事理连贯，有时语言连贯而文义有妨。把它分开两全齐美，合在一起两败俱伤。所用辞意严格考较，去留取舍仔细衡量。如用法度加以权衡，丝毫不差合乎词章。
《文赋》有时辞藻繁多义理丰富，欲达之意却不清楚。文章主题只有一个，意思说尽不再赘述。关键地方简要几句，突出中心这是警语。尽管讲得条条有理，借助警句才更有力。文章果能妙笔多而败笔少，就可以满足不再改易。
有时组织词义如编彩绘，严密漂亮光泽鲜艳。辞采富丽像斑斓锦绣，情调凄婉如乐器和弦。果真自己没有独创，恐怕就要雷同前贤。虽出自个人锦心绣口，也怕别人用于我先。假如确实有伤品誉，虽然心爱一定削删。
有时个别句子出类拨萃，象芦苇开花禾苗秀穗。如声不可拴，影不可追，佳句孤零零超然独立，绝非庸言能够相配。心茫然很难再寻佳句，犹豫徘徊又不忍将客观存它舍弃。文有奇就象石中藏玉使山岭坐辉，又象水中含珠令河川秀媚。未经整枝的灌木纵然不美，招来美丽的翠鸟也会为它增色添光。又好比《下里巴人》的俚调连缀在《阳春白雪》雅曲之中，反而会增加了它的奇伟。
有时候写成短小的诗文，面对单薄的内容却少有兴趣。俯看下文孤独而没有响应，仰观上文空荡而无所应承。好比孤弦独奏，虽蕴涵清韵，却单调没有和声。
有时候文辞憔悴，虽徒事浮靡，语言却缺少光泽。把美丑混为一体，质地上乘的美玉也会因疵累而成瑕，又好比堂下管乐奏出偏急的调音，虽欲与堂上雅乐相应，却由于曲调急促不能协调。
有时候抛弃文章的内容义理，以保存文辞的奇瑰，只能是徒然追循文字的虚浮和细微。言辞缺少感情和鲜明爱憎，文辞轻飘飘而不真实，就好比在单弦上弹奏，音调虽和谐，却并不能感人。
有时候文章写得奔放恣肆，音韵格律轻佻鄙俗，仅仅为了迎合世俗，纵然声调再高，品位也是低下。如同《防露》与《桑间》，纵然感人，却并不高雅。
有时候文章写得清新空灵而柔美简约，也摒弃了浮辞滥调，但由于过分平淡却像没有调料的肉汁;又像抚琴演奏质朴清曲，纵然一人唱三人和，也只能说雅致却并不艳美。
至于文辞繁简、谋篇布局，其灵活应变也自有微妙之处。有时语言朴拙而喻义巧妙，有时思想质朴而文辞飘逸。有时因袭旧辞而每出新意，有时沿袭浊音而变化清音。有时稍一观览便能明察文义，有时深入钻研才能悟得深邃。就好比舞者合着节拍挥动衣袖，歌者和着琴弦唱出歌声，这里的奥妙轮扁说不出来，也非文辞所能阐明。
士人们博通为文的法式与规约，很让我打心里佩服。要知道世上一般人写作中常犯的过错，认识先贤们文章的长处。先贤们作文纵然发自内心，构思精巧，有时还要遭到目光笨拙者的讥笑。那琼花玉草一样美妙的文辞，只要勤于学习也会像遍布田野的大豆一样唾手可得。他们像风箱鼓风一样没有穷尽，和天地同生同长。世上的美妙文辞虽然纷纭繁多，可叹的是我所能采集到的不满一捧。我常怕自己才短智拙，学识空疏，难于学习先贤的美言，写成美文，所以在小诗短韵上蹒跚徘徊，聊以用平庸的音调杂凑成曲。写成文章后总是充满遗憾，哪里还有踌躇满志的.骄傲之感!生怕自己的文章覆盖瓦罐落满灰尘也无人叩击，只能被音响清越的鸣玉取笑不已。
至于文思灵感到来的时机，顺通和阻塞的机遇，则是来时不可遏，去时不可抑;隐藏时像是影随光灭，出现时像响随声起。当灵感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纷丝乱絮理不出头绪?当文思像疾风在胸中涌起的时候，文辞就像清泉流淌似的从口中涌出。丰盛的文思纷纷涌现，络绎不绝，只须尽情落笔成文，但见满目是富丽的辞藻，充耳是清越的音韵。及至感情凝滞，神志停塞，像干枯的树木兀立不动，像干涸的河床流水断绝;只能聚拢精神，凝聚思绪，再去探求。那灵感隐隐绰绰，愈加掩蔽，那文思涩若抽丝，难以抽理。所以有时候竭心尽力构思成文反而多有懊悔，有时候随意挥洒反倒少有错误。虽然文章出自我手，但文思灵感却绝非我所能把握，所以常独自慨叹，我哪能知道文思开阖通塞的缘由?
文章作用很大，许多道理借它传扬。道传万里畅通无阻，勾通亿载它是桥梁。往能挽救文武之道使之不至衰落，它能宏扬教化使其免于泯灭。人生道路多么广远它都能指明，世间哲理多么精微客观存在都能囊括。它的作用同雨露滋润万物本比，它的手法幽微简直与鬼神相似。文章刻于金石美德传遍天下，文章播于管弦更能日新月异。
赏析：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王粲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号称七子之冠冕，其诗在建安诗坛独树一帜，被誉为五言之冠冕。
王粲的诗可以分为两期三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前期的五言诗苍凉悲慨，志深笔长，前期的四言诗情至语质，文当而整。后期的五言诗莽苍雄阔，笔势浩荡。我们既要重视以《七哀诗》其一、其二为代表的前期诗作，也应该给以《从军诗》为代表的后期诗作以充分评价，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建安诗风的两个方面。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畿，接下来就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是朝廷的衰败，其作用就如同是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从建安七子的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在到唐朝的杜甫，《七哀诗》的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王粲在归附曹操幕下之前，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表达汉末战乱，或是抒发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尤以《七哀诗》为代表。
《从军诗》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创作的两首五言古诗，作者一共创作了五首相同题目的古诗，主要抒发自己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和对军旅 *** 生活的向往之情，但王粲于40岁时英年早逝，终身没能入伍。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畿，接下来就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是朝廷的衰败，其作用就如同是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从建安七子的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在到唐朝的杜甫，《七哀诗》的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王粲在归附曹操幕下之前，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表达汉末战乱，或是抒发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尤以《七哀诗》为代表。
作者所写的《七哀诗》首句描写道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便是记载了东汉末年长安一片狼藉，李唷⒐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属于写实，表现了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句诗说明了诗人并非第一次被迫迁移，早在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百姓被迫迁移长安，而此时又因长安战乱，再度搬迁，一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饱含感慨与悲伤。
诗歌后半部分描写了诗人离开长安的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悲凉沉痛，真切动人。伤如今百姓颠沛流离，感曾经文景之治明王贤君。
《登楼赋》是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将其内心深处的因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积郁的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的忧虑倾注于诗赋之中，作者在抒发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述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
这首诗赋的创作背景为王粲依附于荆州牧刘表时期。汉献帝兴平元年，董卓部将李喙汜祸乱关中，王粲被迫离开长安，南下投靠刘表。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赏识王粲的才能，未能重用他，王粲自此流落襄阳十余年，心情愤懑。建安九年，是王粲来到荆州的第十三个年头，长期客居他乡，登上麦城城楼的王粲，纵目四望，万感交集，于此地写下这篇历代传诵不衰的名作。
《登楼赋》以铺叙的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感，将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词句之间各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全篇抒情意味很浓郁，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王粲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作诗灵感与他的博闻强记有很大的关系，《三国志》中关于王粲拥有冲啊强记忆力的篇幅相当的多，可见王粲过目不忘的才能在当时极为出名。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明确地指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时，可以很简捷地得出正确答案。那么精于计算的能力与他作诗写文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善于计算的能力可以说明王粲的思路极为清晰，而且对于字符能够快速的记忆，这对于撰写文章而言，是极有帮助的，因此王粲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
另外，《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同样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日，王粲与友人相伴通行，遇见道路旁竖立着刻有文章的古碑，王粲极富兴致，便上前朗诵起来，有人见其对此碑文极有兴趣，便打趣道既然喜欢，何不将其记下来。王粲灿然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石碑，将碑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有人对此极为钦佩。
另一处记载，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由此传播开来，为人钦佩。
文人相互轻视，自古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相比，文才不相上下。而班固却小看傅毅，在给其弟弟班超的信中说：“班固靠能写文章而做了个兰台令史，但他写文章总是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御文字”。人们善于看见自己的长处，但文章并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够众体兼长，所以各以自己的所长，来轻视别人的所短。俗话说：“家里有把破笤帚，却当成有千金之贵重”。这是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弊端啊。 当今的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禹元瑜、汝南应杨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这七子，从学问上说无所遗漏，从文辞上说不须依托，都各自以其学识、文辞驰骋于千里文坛，并驾齐驱，不相上下。七子之间相互佩服，也的确是很难得的。有修养的君子是先审查了自己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免除这种文人相轻的负累和毛病。我也因此而做这篇“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虽有齐学之气，但其辞赋仍然可与王粲相匹敌。如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即便是张、蔡的作品也不能超过。但这两人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如他们的辞赋好。陈琳、阮禹所做的章、表、书、记，是当今文坛上的隽秀出众者。应杨的语言风格平和而不壮健。刘桢文章语言风格壮健但不细密。孔融文章反映出他的才情气质很高妙，超出常人，但不能立论，道理不能胜过言辞；至于孔融那些杂以嘲戏的议论文，好的可与杨雄、班固同类文章相比。一般人看重远处的或前代的，轻视近处的或当代的，趋向声名而背弃实际，又患有那种无自知之明的毛病，只说自己的文章为最好。 文章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文体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大体上说奏议要典雅，书论应顺畅达理，铭诔提倡真实，诗赋趋向清丽。这四类文体不同，所以能写这些文章的也各有所偏长，只有通才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 文章以其“气”为要素。气的清或浊各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不能用强力去改变它。比之于音乐，曲谱即便相同，节奏也用同样的标准，到了演奏时由于每个人的气息不同，本性有巧有拙，即使技巧掌握在父兄手中，也无法将它传授给子弟。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是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是有时间尽头的，他的荣耀和乐事也只限于一生，二着到了他的期限就必然终止，不象文章能流传于后世而没有穷尽。所以古代的作者，置身于笔墨之中，把他的思想观念表现于篇章文籍之上，不必借助良史的文辞，不必依托权贵的势力，而自己声名自然流传于后世。所以周文王遭囚而演《周易》，周公旦显达而编制《周礼》，不因贫穷而放弃著述，也不因安乐而转移著述的想法。这样，古人就轻视一尺长的美玉而看重一寸长的光阴，害怕时光从身边流逝。而一般人大多不努力，贫贱的害怕饥寒，富贵者则纵情享乐，于是只顾经营眼前的事务，却遗漏了千载不朽之功业。日月每天在空中匆匆而过，体力面貌在生活中逐渐衰老，人生瞬间便与万物共同变化以至于消亡，这是有志之士的最大悲痛啊！孔融等人已经逝去，只有徐干著有论文，而自成一家之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①，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②：“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③，下笔不能自休④。”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⑤。”斯不自见之患也。 ①傅毅、班固：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传》有传；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父班彪，《后汉书》卷四十有传。 ②超：班超，字令升，班彪少子，投笔从戎，曾成功地出使西域。《后汉书》卷四十七有传。 ③兰台令史：兰台，本为汉代宫廷藏书处，由御史中丞掌管，后置兰台令史，掌书奏。 ④“下笔”句：落笔无休止，指文章冗长。 ⑤享：当作。语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帝记》。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 刘桢公干，斯七子者①，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②，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①斯七子者：上举七人，后世称为“建安七子”或“邺下七子”。 ②骥騄：千里马。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①，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②，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③，虽张、蔡不过也④。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⑤。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⑥，以至乎杂以嘲戏⑦。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⑧。 ①齐气：舒缓的文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 ②“初征”句：《初征赋》等四篇是王粲辞赋的代表作。 ③“玄猿”句：《玄猿赋》等是徐干的代表作。 ④张、蔡：张衡、蔡邕，东汉著名文学家。 ⑤隽：同俊。 ⑥理不胜辞：指辞过于理。 ⑦嘲戏：嘲谑，一种以诙谐为特色的文体。 ⑧扬、班：指文学家扬雄、班固。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①，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①向声背实：慕求虚名而不重实际。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①；唯通才能备其体。 ①四科：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四类文体；偏：指各有所长。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①，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②；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③，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①气之清浊：气，本为哲学名词，这里运用到文学上，指作家的气质；清浊，指风格的特点；清，近于刚健；浊，近于柔弱。 ②“曲度虽均”二句：曲度，音乐的曲调旋律；均，相同；检，法度。 ③引气：运气。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②，周旦显而制《礼》③，不以隐约而弗务④，不以康乐而加思⑤。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⑥。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⑦，斯志士之大痛也。 ①盛事：不朽的事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②西伯：指周文王姬昌。《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前羑里，演《周易》。” ③周旦：即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摄政国事期间制订礼乐。 ④不以隐约而弗务：隐约，穷愁忧困，指上文周文王被拘狱中而演《周易》。 ⑤不以康乐而加思：加思，改变原来的写作心思，指上文周公旦居摄政之位而制礼。 ⑥尺璧：直径一尺之大璧，极珍贵的玉石。《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⑦迁化：死去。《古诗十九首》：“奄忽随物化。”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①。 ①“唯干著论”二句：指徐干所著《中论》。曹丕《与吴质书》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世。” （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 ┄┄┄┄┄┄┄┄┄┄┄┄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大子。曹操死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位，建立魏，在位七年，谥文帝。今存诗歌四十余首，其中《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文人作品中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有《魏文帝集》。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白叙》、《论文》两篇较为完整。《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汉魏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 曹丕批判了“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风气。汉魏时期，品评之风盛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文人们都自视甚高，“暗于自见”，因此，“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针对这种风气，曹丕提出“审己度人”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文人相轻之病，作出公允合理的评论。“贵远贱近”，即尊古卑今，这一陋习，汉代的桓谭、王充都批判过。曹丕重提这个问题，联系到他对“文人相轻”的批评，可以看出他有志于彻底扭转当时文人批评中的不良风气。 (二)关于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 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关于“气”，本是个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养气”说，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荀子提出了“治气养心之术”，认为“血气刚强”等性格与“气”有关。曹丕的“文气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联系起来。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气”有清浊之分：“清”，指作品表现出来的阳刚、俊逸、豪迈的特点；“浊”，指作品的阴柔、凝重、沉郁的特点。作家的气质个性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后来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文心雕龙·体性》)，即秉承了这一观点。曹丕评论作家，首开以“气”论文的风气。如论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等等。结合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来评论作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建安七子”，曹丕逐个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评论，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可以说，曹丕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为当时的文坛树立了典范。 (三)关于文体 曹丕对文章的样式进行了分析，归纳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并简要地指出它们的特征。汉代以来，各种文体蓬勃发展，已引起批评家的重视。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已注意到各种文章体裁的不同。曹丕的分析，概括而简要。尤为可贵的是，他已注意到纯文学的两种样式——诗、赋的自身特点。“欲丽”二宇，即揭示了纯文学作品的重要美学特征。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 (四)关于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在这里论的是文章的价值和作用，但联系前面文体区分的四大类来看，显然也包含了文学。把文学提高到如此高度，在曹丕之前还没有过。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这对六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王粲极富文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年少时，正值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在混乱的事态局势下，王粲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时期。王粲十七岁时，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但王粲出于长安局势混乱并未赴任，之后，他前往荆州投奔同乡刘表，但事情并不如意，刘表见其相貌不扬，身体孱弱，又有过多拘束，所以并未看重他。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王粲，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自幼极有才华，《三国志·魏书》中有较多篇幅是讲述王粲的轶事典故，过目不忘的技能更是广为流传。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
王粲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作诗灵感与他的博闻强记有很大的关系，《三国志》中关于王粲拥有冲啊强记忆力的篇幅相当的多，可见王粲过目不忘的才能在当时极为出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明确地指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时，可以很简捷地得出正确答案。那么精于计算的能力与他作诗写文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善于计算的能力可以说明王粲的思路极为清晰，而且对于字符能够快速的记忆，这对于撰写文章而言，是极有帮助的，因此王粲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
另外，《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同样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日，王粲与友人相伴通行，遇见道路旁竖立着刻有文章的古碑，王粲极富兴致，便上前朗诵起来，有人见其对此碑文极有兴趣，便打趣道：“既然喜欢，何不将其记下来。”王粲灿然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石碑，将碑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有人对此极为钦佩。另一处记载，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由此传播开来，为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