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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号称七子之冠冕，其诗在建安诗坛独树一帜，被誉为五言之冠冕。
王粲的诗可以分为两期三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前期的五言诗苍凉悲慨，志深笔长，前期的四言诗情至语质，文当而整。后期的五言诗莽苍雄阔，笔势浩荡。我们既要重视以《七哀诗》其一、其二为代表的前期诗作，也应该给以《从军诗》为代表的后期诗作以充分评价，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建安诗风的两个方面。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畿，接下来就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是朝廷的衰败，其作用就如同是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从建安七子的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在到唐朝的杜甫，《七哀诗》的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王粲在归附曹操幕下之前，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表达汉末战乱，或是抒发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尤以《七哀诗》为代表。
《从军诗》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创作的两首五言古诗，作者一共创作了五首相同题目的古诗，主要抒发自己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和对军旅 *** 生活的向往之情，但王粲于40岁时英年早逝，终身没能入伍。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畿，接下来就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是朝廷的衰败，其作用就如同是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从建安七子的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在到唐朝的杜甫，《七哀诗》的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王粲在归附曹操幕下之前，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是表达汉末战乱，或是抒发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尤以《七哀诗》为代表。
作者所写的《七哀诗》首句描写道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便是记载了东汉末年长安一片狼藉，李唷⒐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属于写实，表现了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句诗说明了诗人并非第一次被迫迁移，早在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百姓被迫迁移长安，而此时又因长安战乱，再度搬迁，一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饱含感慨与悲伤。
诗歌后半部分描写了诗人离开长安的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悲凉沉痛，真切动人。伤如今百姓颠沛流离，感曾经文景之治明王贤君。
《登楼赋》是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将其内心深处的因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积郁的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的忧虑倾注于诗赋之中，作者在抒发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述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
这首诗赋的创作背景为王粲依附于荆州牧刘表时期。汉献帝兴平元年，董卓部将李喙汜祸乱关中，王粲被迫离开长安，南下投靠刘表。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赏识王粲的才能，未能重用他，王粲自此流落襄阳十余年，心情愤懑。建安九年，是王粲来到荆州的第十三个年头，长期客居他乡，登上麦城城楼的王粲，纵目四望，万感交集，于此地写下这篇历代传诵不衰的名作。
《登楼赋》以铺叙的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感，将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词句之间各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全篇抒情意味很浓郁，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王粲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作诗灵感与他的博闻强记有很大的关系，《三国志》中关于王粲拥有冲啊强记忆力的篇幅相当的多，可见王粲过目不忘的才能在当时极为出名。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明确地指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时，可以很简捷地得出正确答案。那么精于计算的能力与他作诗写文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善于计算的能力可以说明王粲的思路极为清晰，而且对于字符能够快速的记忆，这对于撰写文章而言，是极有帮助的，因此王粲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
另外，《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同样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日，王粲与友人相伴通行，遇见道路旁竖立着刻有文章的古碑，王粲极富兴致，便上前朗诵起来，有人见其对此碑文极有兴趣，便打趣道既然喜欢，何不将其记下来。王粲灿然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石碑，将碑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有人对此极为钦佩。
另一处记载，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由此传播开来，为人钦佩。
文人相互轻视，自古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相比，文才不相上下。而班固却小看傅毅，在给其弟弟班超的信中说：“班固靠能写文章而做了个兰台令史，但他写文章总是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御文字”。人们善于看见自己的长处，但文章并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够众体兼长，所以各以自己的所长，来轻视别人的所短。俗话说：“家里有把破笤帚，却当成有千金之贵重”。这是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弊端啊。 当今的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禹元瑜、汝南应杨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这七子，从学问上说无所遗漏，从文辞上说不须依托，都各自以其学识、文辞驰骋于千里文坛，并驾齐驱，不相上下。七子之间相互佩服，也的确是很难得的。有修养的君子是先审查了自己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免除这种文人相轻的负累和毛病。我也因此而做这篇“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虽有齐学之气，但其辞赋仍然可与王粲相匹敌。如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即便是张、蔡的作品也不能超过。但这两人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如他们的辞赋好。陈琳、阮禹所做的章、表、书、记，是当今文坛上的隽秀出众者。应杨的语言风格平和而不壮健。刘桢文章语言风格壮健但不细密。孔融文章反映出他的才情气质很高妙，超出常人，但不能立论，道理不能胜过言辞；至于孔融那些杂以嘲戏的议论文，好的可与杨雄、班固同类文章相比。一般人看重远处的或前代的，轻视近处的或当代的，趋向声名而背弃实际，又患有那种无自知之明的毛病，只说自己的文章为最好。 文章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文体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大体上说奏议要典雅，书论应顺畅达理，铭诔提倡真实，诗赋趋向清丽。这四类文体不同，所以能写这些文章的也各有所偏长，只有通才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 文章以其“气”为要素。气的清或浊各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不能用强力去改变它。比之于音乐，曲谱即便相同，节奏也用同样的标准，到了演奏时由于每个人的气息不同，本性有巧有拙，即使技巧掌握在父兄手中，也无法将它传授给子弟。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是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是有时间尽头的，他的荣耀和乐事也只限于一生，二着到了他的期限就必然终止，不象文章能流传于后世而没有穷尽。所以古代的作者，置身于笔墨之中，把他的思想观念表现于篇章文籍之上，不必借助良史的文辞，不必依托权贵的势力，而自己声名自然流传于后世。所以周文王遭囚而演《周易》，周公旦显达而编制《周礼》，不因贫穷而放弃著述，也不因安乐而转移著述的想法。这样，古人就轻视一尺长的美玉而看重一寸长的光阴，害怕时光从身边流逝。而一般人大多不努力，贫贱的害怕饥寒，富贵者则纵情享乐，于是只顾经营眼前的事务，却遗漏了千载不朽之功业。日月每天在空中匆匆而过，体力面貌在生活中逐渐衰老，人生瞬间便与万物共同变化以至于消亡，这是有志之士的最大悲痛啊！孔融等人已经逝去，只有徐干著有论文，而自成一家之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①，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②：“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③，下笔不能自休④。”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⑤。”斯不自见之患也。 ①傅毅、班固：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传》有传；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父班彪，《后汉书》卷四十有传。 ②超：班超，字令升，班彪少子，投笔从戎，曾成功地出使西域。《后汉书》卷四十七有传。 ③兰台令史：兰台，本为汉代宫廷藏书处，由御史中丞掌管，后置兰台令史，掌书奏。 ④“下笔”句：落笔无休止，指文章冗长。 ⑤享：当作。语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帝记》。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 刘桢公干，斯七子者①，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②，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①斯七子者：上举七人，后世称为“建安七子”或“邺下七子”。 ②骥騄：千里马。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①，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②，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③，虽张、蔡不过也④。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⑤。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⑥，以至乎杂以嘲戏⑦。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⑧。 ①齐气：舒缓的文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 ②“初征”句：《初征赋》等四篇是王粲辞赋的代表作。 ③“玄猿”句：《玄猿赋》等是徐干的代表作。 ④张、蔡：张衡、蔡邕，东汉著名文学家。 ⑤隽：同俊。 ⑥理不胜辞：指辞过于理。 ⑦嘲戏：嘲谑，一种以诙谐为特色的文体。 ⑧扬、班：指文学家扬雄、班固。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①，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①向声背实：慕求虚名而不重实际。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①；唯通才能备其体。 ①四科：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四类文体；偏：指各有所长。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①，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②；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③，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①气之清浊：气，本为哲学名词，这里运用到文学上，指作家的气质；清浊，指风格的特点；清，近于刚健；浊，近于柔弱。 ②“曲度虽均”二句：曲度，音乐的曲调旋律；均，相同；检，法度。 ③引气：运气。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②，周旦显而制《礼》③，不以隐约而弗务④，不以康乐而加思⑤。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⑥。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⑦，斯志士之大痛也。 ①盛事：不朽的事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②西伯：指周文王姬昌。《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前羑里，演《周易》。” ③周旦：即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摄政国事期间制订礼乐。 ④不以隐约而弗务：隐约，穷愁忧困，指上文周文王被拘狱中而演《周易》。 ⑤不以康乐而加思：加思，改变原来的写作心思，指上文周公旦居摄政之位而制礼。 ⑥尺璧：直径一尺之大璧，极珍贵的玉石。《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⑦迁化：死去。《古诗十九首》：“奄忽随物化。”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①。 ①“唯干著论”二句：指徐干所著《中论》。曹丕《与吴质书》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世。” （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 ┄┄┄┄┄┄┄┄┄┄┄┄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大子。曹操死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位，建立魏，在位七年，谥文帝。今存诗歌四十余首，其中《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文人作品中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有《魏文帝集》。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白叙》、《论文》两篇较为完整。《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汉魏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 曹丕批判了“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风气。汉魏时期，品评之风盛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文人们都自视甚高，“暗于自见”，因此，“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针对这种风气，曹丕提出“审己度人”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文人相轻之病，作出公允合理的评论。“贵远贱近”，即尊古卑今，这一陋习，汉代的桓谭、王充都批判过。曹丕重提这个问题，联系到他对“文人相轻”的批评，可以看出他有志于彻底扭转当时文人批评中的不良风气。 (二)关于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 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关于“气”，本是个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养气”说，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荀子提出了“治气养心之术”，认为“血气刚强”等性格与“气”有关。曹丕的“文气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联系起来。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气”有清浊之分：“清”，指作品表现出来的阳刚、俊逸、豪迈的特点；“浊”，指作品的阴柔、凝重、沉郁的特点。作家的气质个性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后来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文心雕龙·体性》)，即秉承了这一观点。曹丕评论作家，首开以“气”论文的风气。如论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等等。结合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来评论作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建安七子”，曹丕逐个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评论，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可以说，曹丕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为当时的文坛树立了典范。 (三)关于文体 曹丕对文章的样式进行了分析，归纳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并简要地指出它们的特征。汉代以来，各种文体蓬勃发展，已引起批评家的重视。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已注意到各种文章体裁的不同。曹丕的分析，概括而简要。尤为可贵的是，他已注意到纯文学的两种样式——诗、赋的自身特点。“欲丽”二宇，即揭示了纯文学作品的重要美学特征。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 (四)关于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在这里论的是文章的价值和作用，但联系前面文体区分的四大类来看，显然也包含了文学。把文学提高到如此高度，在曹丕之前还没有过。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这对六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王粲极富文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年少时，正值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在混乱的事态局势下，王粲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时期。王粲十七岁时，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但王粲出于长安局势混乱并未赴任，之后，他前往荆州投奔同乡刘表，但事情并不如意，刘表见其相貌不扬，身体孱弱，又有过多拘束，所以并未看重他。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王粲，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自幼极有才华，《三国志·魏书》中有较多篇幅是讲述王粲的轶事典故，过目不忘的技能更是广为流传。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
王粲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作诗灵感与他的博闻强记有很大的关系，《三国志》中关于王粲拥有冲啊强记忆力的篇幅相当的多，可见王粲过目不忘的才能在当时极为出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明确地指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时，可以很简捷地得出正确答案。那么精于计算的能力与他作诗写文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善于计算的能力可以说明王粲的思路极为清晰，而且对于字符能够快速的记忆，这对于撰写文章而言，是极有帮助的，因此王粲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
另外，《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同样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日，王粲与友人相伴通行，遇见道路旁竖立着刻有文章的古碑，王粲极富兴致，便上前朗诵起来，有人见其对此碑文极有兴趣，便打趣道：“既然喜欢，何不将其记下来。”王粲灿然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石碑，将碑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有人对此极为钦佩。另一处记载，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由此传播开来，为人钦佩。
《诗经》用得最多的还是比兴手法。“比”是比喻，比拟，“以彼物比此物”。“兴”指借一物来引起他物，触景生情，以引起下面的歌词，“托物以起兴，借物以表情”。《诗经》爱情诗中，更多的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同一首诗中交相运用，相互补充，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赋”“比”“兴”已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方法和优秀传统，传承至今。“楚辞”以后，“比”“兴”合一，屈原作品中，以香草鸾凤比君子，以恶草臭物比小人，以饮食芳洁比道德修养，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意。唐代李杜诗中“比”“兴”更是触目皆是，丰富多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杜甫），皆是追踪《诗经》、巧用比兴的佳句。而《诗经》拓创之功，殆不可没。《诗经》的影响《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当时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这在《左传》、《国语》中例子极多，当时叫做“赋诗言志”，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经秦始皇焚书，《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其中有少数散佚。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属今文经学；《毛诗》则属古文经学。《鲁诗》、《韩诗》，汉武帝时并设博士之官，传授讲解。《鲁诗》到西晋时亡佚；《韩诗》至南宋以后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6卷。《齐诗》，汉景帝时设博士，到三国魏时亡佚。《毛诗》相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初由鲁人毛亨传给毛苌，即所谓“毛传”，在西汉时未立于学官。到了东汉，《毛诗》逐渐盛行，章帝时立于学官，经学大师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郑玄并为之作“笺”，对毛传颇有异同，通称《毛诗传笺》。魏晋以后，《毛诗》独行于世。《诗经》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好啊！在这找答案？？？
文化传承的纽带———浅谈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发端，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也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艺创作奠基铺路。论其功用，称之为文化传承的纽带亦不为过。集门户论，成一家言关于赋比兴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胜景。一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丰富着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艺术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众口难一，不免让浅尝辄止者莫衷一是，难以超越。所以，给赋比兴下一个普遍性强、标准程度高的定义，便成为研究赋比兴的要义。研究学者关于赋比兴的意义虽然阐述的较多，但引人留意的却并非浩如烟海。主要有：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刘勰：《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锺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归纳一下，不难得出———赋者，铺也；比者，喻也；兴者，起也。为便于理解，简言之，即：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情感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如是的定义既解释了赋比兴的意义，也道出其艺术特色，可以说切中肯綮。解读《诗经》，探研赋比兴赋，如风止的湖面，缓缓延展，不堆砌，平静的让人洗耳恭听，拭目以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酿成比的香茗，让如香气般潜在的思想内涵通过露于皮表的具体形象透析出来，再现内中世界纷呈的的物象；兴恰似珍馐盛宴前袭鼻的馥郁香气，让你由此及彼，由彼到此，来去中调动情感的升华，体味艺术的超凡魅力。赋是一种非曲径通幽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也运用的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为人熟知的《邶风·静女》，全文不用“比、兴”，完全用“赋”，情景逼真的写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幽会时诙谐幽默的场面，叙事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性格特点也略有刻画，在平淡叙述中，展现了心仪男女故意制造咫尺天涯距离的浪漫情怀。《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魏风·硕鼠》当推为典型之作，据《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正是借用这一形象，用比的手法表现，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也使此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篇明确表述 “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已开后世文学描绘“桃花源”社会的先声。而且，运用比表达喜爱之物，可使之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使之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谈及“兴”在《诗经》中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当然，“兴”的两种功用并不是隔离开的。《秦风·无衣》便是明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的前两句既是第一章的起兴句，也是全诗的起兴句，“袍”与“矛”谐音“ao”，起到和谐韵律的作用，同时，从“岂曰无衣”的发问到“与子同袍”的承诺，引出下文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沙场生死情怀，全诗表里融洽相当，给人一种思维缜密、无懈可击之感，从侧面也道出“兴”的要义：文已尽而意有余。虽对赋比兴作了板块型分析，但在诗歌创作中，它们往往被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诗经》的开卷之作《周南·关雎》，便熔赋、比、兴于一炉，体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千古流传的起兴句，以“对鸣合唱的忠情鸟”引出倜傥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切情切意。而下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则是比的完整体现，作者没有把对女主人公那种想念、追求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比的手法，将女主人公那种摇摆不定与心态的变化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而将《关雎》塑成“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的文艺作品，思想如骨，形式如肉，只有骨肉附贴，才是有生命的。巧借奇魅赋比兴，诗词歌赋若点睛以《诗经》为肇始，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屡见于后世的诗词歌赋的创作，并成为铸就诸多名篇的点睛之笔。博览群诗，“兴”的表现手法无疑是众捧之星。这大抵与中国古代诗歌重意境、意象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除了以它笃深的情怀感动世人外，诗歌创作中“兴”的运用也是直截明了。为了传递“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太白以皎洁月光起兴，由月光幻望到满地白霜，而尾联直抒胸臆———低头思故乡。“兴”的运用，让此诗情意来得更缠绵，来得更委婉，与其说是借景抒情，不如说是触景生情，也便是一种真“兴”。“词”这一文体的鼎盛时期在宋，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不仅词人多，流芳后世的名词也很多。婉约派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 《一剪梅》更是人人称道，通观全词，“赋”的表现手法渗透创造过程中的缝缝隙隙。从首句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到末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感情清晰明了，不加雕饰，使人一读即懂，一懂即感。可以说，“赋”在词中的运用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最娴熟的。“赋”的运用，无疑让词的艺术成就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除了它浓缩了乐府诗歌的艺术精华外，作品中的赋比兴的运用也很出彩。在讲到兰芝、仲卿的对彼此的坚贞孰轻孰重时，有如是几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很明显，运用了比的手法，把抽象的坚贞操行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值得说明的是，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划清界限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赋比兴，只有分配的不均，没有分配的有无，这也是需要认识清楚的，否则，便会造成学术上的形而上学。赋比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学创作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文体，还是表现手法，都在按特定的轨迹徐徐变化。在 《诗经》中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可谓独占鳌头，也正是因为这样，经过几代变更，它成了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呈现诗的散文化，散文诗化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而且一跃成为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作为一种新文体，虽沿用了作为表现手法的名称———赋，而它的内容却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就汉赋来讲，它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化，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所以，若要将作为文体的赋与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相比较，恐怕不甚妥当，但毋庸质疑的是作为文体的赋的确吸收了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的平铺直叙的风格，畅谈胸臆，非曲径通幽，只开门见山。比和兴都是以间接地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一是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方法，二是指它们在现代文学中的角色。“兴”在如今被唤为“作铺垫”，“比”则被接受为“打比方”。时下文坛，无论叙事记人抒情，章启的环境描写总是不可或缺的，此之谓“兴”，而在描绘景物时，往往附上人的情感，以使之有声有色，血肉丰满。综观，赋比兴在经历过千载百年的变迁后，已经很难让人辨清它的面容，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它的灵魂却永远不会改变，现在是，以后也是。伴随流金岁月的脚步声，被视为文化传承纽带的赋比兴也愈加坚韧。作为表现手法，赋比兴在文学沃野上注定永生扮演孺子牛的形象。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这两天重又讲王冕的《白梅》和《墨梅》，一首咏物诗，一首题画诗。不论哪一种，都是诗言志。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风尘”，王冕借着白梅，把遗世独立的清傲昭告天下。诗人所求，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荣耀，而是生命的自娱自乐，超然物外的那一份逍遥。用马斯洛的幸福层次论来说，就是超越了温饱，安全，归属，和爱以及尊重的需求，直达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了！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生命在日益成长的过程中，内功修炼到家，于是厚积薄发，生命应然之质和本然之态融合，从南明道德人格图谱的境界论来看，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王冕已跃然而至天地仁爱阶段了。 诗人不仅表明了生命的态度和追求，也同样在岁月中活成了理想的样子。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语言不能只停在嘴上，还要落到脚上。在《墨梅》中，王冕告诉我们他借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能诗善画，诗养心，画养人。有此修为，不惧风流啊！这份充沛凛然的生命底气让人不禁想起宋代的林逋。 林和靖独居孤山，梅妻鹤子，淡然一生，于湖边玩赏疏影横斜，在月下细品暗香浮动。林逋的梅花诗最有名的是《山园小梅》其一，一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尽了梅花的孤傲高洁。以至《山园小梅》其二（“剪绡零碎点酥乾，向背稀稠画亦难。日薄从甘春至晚，霜深应怯夜来寒。澄鲜只共邻僧惜，冷落犹嫌俗客看。忆着江南旧行路，酒旗斜拂堕吟鞍。）熟悉的人就不多了。在林逋眼里，（“剪绡零碎点酥乾，向背稀稠画亦难。”）梅花就像剪碎的丝绸点缀着酥酪般的枝干，要画出那姿态和布局确实为难。可见，林逋可能并不擅画梅，否则，应该有画作流传。也可能，林逋作为文人雅士，诗书画也是技能等身的，只是他的诗更胜一筹。 王冕就不一样了，他不仅传承了前辈林逋的雅好，还超越了林逋的生活常态。他爱梅，养梅，写梅，更能画梅。林逋卖梅自给，王冕则卖梅画自足。“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王冕怀着满腔欢喜，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在他眼里，梅树上的花和墨纸上的花，都一样灿烂芬芳。 诗中第二句，我喜欢“朵朵”，王冕题画诗里用的是“个个”，我偏重情态刻画，也许王冕要注重数量吧，毕竟，画梅有画法讲究。王冕从构图角度注重每一朵花的姿态，而我依旧愿意从赏梅（不论是自然之梅还是艺术之梅）的立场去看一树梅花或一枝梅花的绽放。朵朵与个个，意蕴同，而梅的清香散落在唇齿之中，朵朵更具芬芳馥郁之气。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王冕比林逋“澄鲜只共邻僧惜，冷落犹嫌俗客看”式的宁缺毋滥的孤傲坚守又多了份洒脱的豪爽。豪则豪矣，但王冕绝不是哗众取宠，他“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所以，他笔下的梅花是淡墨痕。墨色看似朴素，其实可成一切颜色。在洁白的宣纸上，白底黑字，白底墨花，已足够绚烂！若再锦上添花，可能真是画蛇添足了。最后一句诗中的liu，还有留和流之辩。 在我看来，留清气，希望生命的清气长存，这是一种立世的态度。流清气，希望生命的高洁之气生生不息，这是一种生命活力的霸气外漏。留也好，流也罢，都是气骨为质，发而为文，留的虬曲笔墨在，乾坤万里自带春。安身立命，齐家修身，是儒家文人骨子里自带的对“穷则独善其身”操行的坚守。至于治国平天下，对王冕来说，那是被时代环境硬生生腰斩的“达则兼济天下”之梦。 一枝墨梅，黑色的花朵，白色的骨骼，黑即是白，白就是黑。黑的永是目之所触，白的永是心之所向，画是真心写意，诗是直率言志。黑白相间的诗画背后，站立的是一个人格整全，刚正不阿的大写的诗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冕，用坚毅不屈的人格力量，挥洒所有色彩于宣纸上绽放生命的绚烂；王冕，用勃发的生命之气，熔铸所有风骨于诗歌的血脉中酿出人格的清芬。“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句诗表现了诗人正直高洁的品格。
开篇明义，“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两句出自元代诗人王冕的《墨梅》一诗。根据诗题显而易见，这首《墨梅》是一首咏梅诗。原诗如下：
王冕的这首《墨梅》诗，是题写在墨梅画作上的一首诗，也就是说这是一首题画诗。王冕，字元章，元代著名画家、诗人。
王冕对梅花情有独钟，在绘画上专注于画梅。他种梅花、画梅花、写梅花，他将自己的无限情思寄托到一朵朵梅花身上，并由此创作了大量的梅花画和梅花诗。
王冕所爱的不仅是梅花的形貌，更是梅花的精神。他种的是现实中的梅花，但是他绘画中的梅花、诗歌中的梅花却高于现实中的梅花，那是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梅花。
王冕笔下的梅花形象，有着深刻的含义，被赋予了高尚和坚贞的人格意义，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寄托和物化形式。读王冕的梅花诗，真可谓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走进王冕的这首《墨梅》，开头两句“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直接描写墨梅。画中小池边的梅树，花朵盛开，朵朵梅花都是用淡淡的墨水点染而成的。“洗砚池”，化用了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
这个断骨出自北宋文学家曾巩的散文《墨池记》：“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王冕借王羲之勤学苦练书法并取得很高造诣的典故，彰显自己刻苦学画的精神。
王冕晚年在诸暨枫桥镇北九里山的水南村，他清贫乐道，淡泊名利。他种梅、画梅、写诗咏梅。同时，他善于吸收融合宋元以来文人水墨画的技法，加以发展和创造，经过数十年的勤学苦练，形成了稳重、秀逸、清婉的个性风格。在他的笔下，梅花呈现不同的姿态和神韵，画梅手法日趋成熟，画梅艺术臻善臻美。
后两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诗人盛赞墨梅的高风亮节。通过诗画对比就会发现，王冕《墨梅图》画作上的梅花由淡墨画成，外表虽然并不娇艳，但具有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内在气质。
王冕在画作上所描述的梅花，是墨梅，用淡淡的墨色点染而成，因此并不艳丽，但是画中的梅花神清骨秀、孤澹清逸、澄淡高远，有着独特的内在气质。它不愿以鲜艳的颜色吸引人，只愿散发清香，让它留在天地之间。
诗人不想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人，讨好人，求得人们的夸奖，只愿散发一股清香，让它留在天地之间。王冕喜爱梅花，写了大量与梅花有关的诗作，他爱的不仅仅是梅花这一植物，更是具有清香气息的梅花精神。诗人笔下的“清气”指的是梅花与生俱来的清香之气。
这两句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王冕出身贫寒，为了维持生计，他白天不得不从事其他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学习，他到佛寺的长明灯下苦读，经过常年持之以恒的学习，终于学有所获。王冕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但他屡试不第，于是他归隐浙东九里山，以卖画为生。
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这两句也表明了诗人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淡泊名利的品格。
王冕的梅花题画诗妙就妙在虽不直接写梅花，却足以传达出梅花的神韵。王冕的诗很少直接出现“梅”字，也较少出现写梅花形状的句子。但是诗人用“梅花”为题，就突出了梅花的神韵，体现了“画为无声诗，诗乃有声画”的艺术境界，也传达出诗人“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人生追求。
王冕之所以如此的钟爱梅花，是因为从梅花的品性中，王冕似乎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精神品格，就是如同梅花与生俱来的清香之气一样。清气”不仅仅是梅花本身具有的气息，更是梅花精神的外在表现。“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追求与梅为友，与梅相伴的生活。王冕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在清贫中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信仰。所以他始终能够以豁达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不需要别人的赞赏或者肯定，要的就是坚持自己。
在这首诗中，由淡淡的墨痕点染而成的朵朵梅花，透过画卷，梅花的清香之气却弥漫在天地之间。梅花的品质就是人格的体现，墨梅画的丰姿与诗人傲然的形象融为一体，墨梅诗的韵致与诗人高尚的品质合二为一。
赏画品诗，翰墨飘香，诗画传情。透过王冕的《墨梅图》与《墨梅》诗，梅花的清香气息似乎扑面而来，梅花的高风亮节似乎跃然纸上。
诗人借物抒怀，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这幅画与这首诗有着相同的题目“墨梅”，诗人将画、诗、人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誉梅花，实际上是赞赏自己的立身之德，也可以说这是一首咏物抒怀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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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画、形与神、和谐、天赋才人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在诸多艺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艺术天才，其诗中洋溢而出的诗情画意，一向为后世学者而津津乐道。宋代大家苏轼更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之论。但令人遗憾的是，东坡虽提出王维诗“诗中有画”之评语，却无具体之解释，是故后世学者在分析“诗中有画”涵义时往往异议纷呈，莫衷一是。本文拟从艺术创作中形与神的统一和创作主体的个性修为方面来探讨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 一、形与神的和谐 我国的古典艺术，尤其是诗与画，从来都把“传神”作为美的最高典范，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的古典艺术则更注重思想感情的表现，注重形与神的和谐统一。“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得形易而得神难，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把他的诗写得逼真如画，这算不上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必须在这“画”中，饱含着人的气质、风格、意趣，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达到意境两浑，物我化一的艺术境界，方可称为上品。因此，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的艺术特征，具有很深的内涵，甚至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对另一位天才艺术家艺术心灵的感悟，是“妙处难与君说”的悠然心汇。事实亦如此，“诗中有画”的艺术创作方法并非王维诗歌所独有，凡是比较生动逼真地描绘出自然景物，使人产生视觉想象的诗，都会充满画意，而东坡独独以此语来评价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王维诗歌中的画意最浓，他诗作中的画意，不仅有形似，而且富有神韵和气象，更能体现出创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个性修为。王维诗中的图画，同晋宋和齐梁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谢眺以形似取胜而未完全达到神似境界的作品比较起来，就多了最能感发人心的神韵和气象。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亦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盎然，或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冷静观察、思索之后的一种自然回归的心态。 其实，我们对一位诗人及其作品风格的关照，离不开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王维因早年仕途蹭蹬，爱妻早亡以及安史之乱的惊魂甫定，都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创巨痛，再加上玄宗、肃宗时奸臣弄权，朝政日非，这一切都对王维这样一个有正义感而又带有较大软弱性的仕人来说，不啻是一大人生考验，“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出于对黑暗政治的忧惧心理，以及佛老无欲无为思想的影响，他采取了一种圆通混世、全身避祸的生活方式，白天上朝为官“退朝以后，焚香独作，以禅诵为事”（《旧唐书?本传》）。他购置了南朝谢灵运在终南山的蓝田辋川别墅，与好友裴迪、崔兴宗等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这些惨淡的人生境遇，最终形成了诗人王维在生活上的那种清静闲适的心境和思想上爱道习佛的心理过程，以及在创作上追求回归自然本真的审美情趣。大自然是美的，尤其对官场生活已深感厌倦了的王维，投入到它的怀抱里，物我交汇之际，自然产生了与造物同为一体的新鲜感受，他在静美又充满禅意的山光水色中发现了自我，因而他要以极大的热情去模山范水，讴歌自然，再加上他诸艺皆工审美趣味极高，因而写起山水诗来就会比一般的诗人更有条件去挖掘自然美，表现自然美，也使得诗人那充满灵性的心理世界和浑厚的艺术功力，得以在其笔下复活。带有绘画艺术风神的《辋川集》二十首，便是诗人这一时期心灵的折射。 《辋川集》总的结构，在于对山水景色之描绘，抒发诗人在隐居生活中的欢乐闲适或孤寂苦闷，寄寓了诗人静观万物或参禅悟道过程中的某种妙悟，每首小诗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合起来又是一幅和谐的辋川全景，其境界有如陶渊明之桃源胜境，柳宗元之愚溪佳地。诗人采用篇幅短小的五言绝句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的“通景画”，这里没有官场上的污淖，没有世俗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宁静和平和“表现了作者在深幽的修禅过程中的豁然开朗”（《禅境画意入诗情》，载《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 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中邈无人迹的空山，古木参天的深林，重在创造一个空寂幽深的境界，而若有若无，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人语声，更有“鸟鸣山更幽”的神秘。而那束冷淡的阳光艰难地透过密林的重重遮挡斜射进来，洒落在斑驳的青苔上，则愈发使人感到密林的幽暗。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写法，显示了摩诘写景的惊人才能。明代李东阳评此诗曰：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王摩诘‘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麓堂诗话》），清人李瑛在其《诗法易简录》中亦有评价：“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严沧浪所谓‘玲珑剔透’者，应推此种”。诗人以画意作诗，用声色光态锤炼诗语等诸多意象特征，使诗境画境各自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发展，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诗中创造幽深空寂的境界，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陈允杏先生指出，这是“极力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幻觉，即禅宗最为尊奉的《金刚般若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艺术的鉴赏角度来看，诗的妙处是诗人对禅意的解读，深藏于自然景物的画面之中，禅宗要义在于当下妙悟，而本诗表现禅意却不着痕迹，大相无形，正是臻于禅趣之境的上乘佳作。 次读《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中描写在远离人境的竹林深处，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乐趣。诗人孑然一身，在幽篁深处，尽情地抚琴、长啸。在这幽静的竹林里，无人知道诗人的存在，只有天上的明月，将它皎洁的光辉，透过竹叶射进来，洒落在诗人身上，给予诗人深情的慰籍。这超然的境界，正是诗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诗中诸多意象——幽篁、深林、明月，经过诗人精巧的布局，与人物的活动——独坐、弹琴、长啸有机地融合起来，表现出诗人超然物外，潇洒绝尘，悠然自得的情怀。“独坐”反衬了人世的冷漠，“明月来相照”又写出了诗人与自然身心交融，化而为一。这就启示我们，要摆脱尘忧俗虑，净化心灵，进入佛教所宣扬的“心空之境”，只能到清静幽美的大自然中去寻求，诗中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又尽显在笔墨之外了。 被明人胡应麟誉为“入禅”之作的《辛夷坞》和《鸟鸣涧》在创造清幽绝俗意境的天然浑成方面，最能代表王维诗歌的艺术风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诗人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奔放，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飘然而榭，毫不婉惜。辛夷花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求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他告诉我们自然宇宙虽有色而实空，虽动而常静的佛禅义理，虽小篇之作，却内蕴恒实，难怪胡应麟读之有“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之感。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春野空旷，万籁无声，亭亭桂树，徐徐落花。忽然一轮明月破云而出，幽柔的清光洒满山林；月色惊动了山鸟，音回空谷，诗人以轻柔的笔触，清淡的色调，表现了江南云溪春夜的幽静的意境，抒写出他的一颗诗心，对大自然的细致体验。小诗仿佛是一幅水墨画，清新淡雅，又宛如一首小夜曲，恬静幽美。“人闲”二字，点明了诗人的心境，是全篇之诗眼。 二、无可比拟的天赋才人 从个体艺术修养来看，王维是有唐一代的全能艺术家，其文学创作在当时就赢得了“天下文宗”的美誉。在音乐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进士及第授大乐丞便是一证。除此而外，其绘画艺术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也卓然独步。明末莫是龙、董其昌称其为南宗绘画之祖，开中国水墨渲染写意画之先河，其绘画创作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讲求神韵，董其昌在其《画眼》中论之曰：“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评，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观王维之画意，与其学识、风度、修养有极密切的关系，是故王维的山水画，于泼墨写意之间，参自然造化之神韵，穷山水灵秀之妙趣，而更为难得的是，王维还精通画理，史籍记载他有画论三篇遗世，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创作山水画之旨要。因而，王维在其诗歌创作上，常常能够有意识地吸收一些绘画的技法，以画理入诗，创造出一种与水墨丹青相和谐的情趣韵味，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使画理与诗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我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习称“经营位置”被誉为“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经营位置是要求画家善于把诸多画面形象，经过妥善合理的安排，组成一个整体来创造意境，是绘画上的至难之法。王维深谙这一画理，进而将其融于诗作中，熔画理与诗情于一炉，使诗中的景物，情境都自然熨帖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情景相符的画面，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如他的《山居秋螟》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中景物空山、明月、松林、清泉、山石、竹林、荷花、渔舟等，诸多意象，又比较分散，如何布局？这里诗人匠心独运，巧妙经营，他以空山为背景，以夜幕为色调，描绘了一幅秋日夜晚，雨后月明的山间秋夜图，诗中的景物有远有近，有色有声，有光有态，整幅画面呈现出远近交错，动静配置，声色一体，疏淡有致的艺术效果，读来令人“意清理惬”（《河岳英灵集》），诗的尾联，道出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于景物描写中，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次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氵爰。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苍翠的山色，渡头里的落日，墟里孤烟，同潺潺作响的山泉，在晚风中飘荡的蝉声，和谐有层次地组合成一幅有色彩、音响、动态的天然绝妙的图画。而且，画中有人物，有诗人和裴迪这两位年龄和个性不同的隐士，倚杖、临风、醉酒、狂歌种种动态。山村风光，鲜明在目，田园隐士，栩栩传神，风光人物相映成趣，不仅构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也使诗篇洋溢出浓郁的生活情趣，抒写了诗人的隐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挚情谊，画出了一幅绝妙的“高士秋趣图”。 再读他早年创作的边塞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描绘了塞外的荒凉景象，塞上的战争风云，以及诗人的悲凉心态，而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壮观”的颈联，便是诗画交融的绝响。作为一幅画面，大漠的颜色是单调的，它的边缘，不过是一条横贯画面的地平线，但深谙画理的诗人，捕捉住了这幅画面的基本线条，加上“孤烟直”这一“竖”与之相破相生，使得这一平面上的环境顿时有了立体的感觉，再加上富有魅力的曲线长河，与弧线构成的圆形落日，从而通俗自然而又劲拔真切地勾画出了塞外风光的苍茫、孤寂、奇丽和壮阔。这一联中的两个表现线条艺术的形容词“直”与“圆”，是似俗而实巧的一对诗眼，有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正是画家的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诗人人格、气质的综合体现，是其学际天人的艺术功力的自然渲泄，苏东坡对王维推崇备至的背后，体现出他对一位诗人全能素质的要求，正如他在《文与可画墨竹展风赞》中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画本同源，而王维则更能将其对绘画艺术的深切体验与对人生、自然的感悟融为一体，注入诗中，拓展了诗艺的发展空间，形神兼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目录] 一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 二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成因 [原文]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后人称王右丞。他的诗清而弥腴，淡而自远，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园诗清逸明秀，意境深远。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主要特色一是“画意”，一是“禅意”。 “画意”即“诗中有画”，读王维的诗，头脑中能够闪现出一幅幅优美静谧的图画。这图画清丽、淡雅，虽着墨不多，却美丽而有韵味。王维诗歌的这一特色与他“好静、清新、恬适”的审美理想和高超深厚的艺术修养有关。王维创造山水田园诗的时候，能够把大自然的美丽和他自身和谐宁静的心境融合在一起并描述出来，使人感受一种自然的静态美。王维兼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他能够把画家的眼睛捕捉到的美景和音乐家的耳朵悉听到的优美旋律都融到他的诗中，使他的诗同时具有优美图画的静态美和音乐艺术的动感美。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 蘅唐退士选编，吴兆基编译 《唐诗三百首》 长城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2] 朱起予 《王维隐逸趣尚论》 江海学刊 1990年第二期 [3] 吴绍礼 《王维田园诗新探》 人大复印资料 1995年7月刊 [4] 陈小玲 《王维后期山水田园诗诗境说略》 黄冈师专学报 1995年2月刊 [5] 史少青 《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从〈辋川集〉看王维后期的人生观》 思茅师专学报 1993年2月刊 [6] 王 波 《试谈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意境的影响》 人大复印资料 1993年10月刊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003重印）
啊，如果在高中，初中我肯定拿一大堆的资料，把他粘贴上去，还附带自己的理解，现在不行了，一点不记得了
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 《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 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古诗吧，汉魏以后的古诗一般以五七言为基调，押韵、转韵有一定法式。你还在找寻优秀经典的古诗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古诗词鉴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译文：
原野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苍翠。原野上的大火无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机勃发。
芳草的馨香弥漫着古道，照耀下碧绿连荒城。又送游子远行踏上古道，满怀离情望着萋萋芳草。
注释：
赋得：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冠以赋得二字。这是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
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
一岁一枯荣：枯，枯萎。荣，茂盛。野草每年都会茂盛一次，枯萎一次。
远芳侵古道：芳，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远芳：草香远播。侵，侵占，长满。远处芬芳的野草一直长到古老的驿道上。
晴翠：明丽翠绿。
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的友人。
萋萋：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
赏析：
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
全诗措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赋得”两个字在诗里本身是没有意思的，这个词指的是用限定的事物为内容所做的诗，更像是现在很多书前面的先导声明一样。
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