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赋比兴影响研究小论文

《诗经》用得最多的还是比兴手法。“比”是比喻，比拟，“以彼物比此物”。“兴”指借一物来引起他物，触景生情，以引起下面的歌词，“托物以起兴，借物以表情”。《诗经》爱情诗中，更多的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同一首诗中交相运用，相互补充，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赋”“比”“兴”已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方法和优秀传统，传承至今。“楚辞”以后，“比”“兴”合一，屈原作品中，以香草鸾凤比君子，以恶草臭物比小人，以饮食芳洁比道德修养，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意。唐代李杜诗中“比”“兴”更是触目皆是，丰富多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杜甫），皆是追踪《诗经》、巧用比兴的佳句。而《诗经》拓创之功，殆不可没。《诗经》的影响《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当时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这在《左传》、《国语》中例子极多，当时叫做“赋诗言志”，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经秦始皇焚书，《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其中有少数散佚。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属今文经学；《毛诗》则属古文经学。《鲁诗》、《韩诗》，汉武帝时并设博士之官，传授讲解。《鲁诗》到西晋时亡佚；《韩诗》至南宋以后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6卷。《齐诗》，汉景帝时设博士，到三国魏时亡佚。《毛诗》相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初由鲁人毛亨传给毛苌，即所谓“毛传”，在西汉时未立于学官。到了东汉，《毛诗》逐渐盛行，章帝时立于学官，经学大师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郑玄并为之作“笺”，对毛传颇有异同，通称《毛诗传笺》。魏晋以后，《毛诗》独行于世。《诗经》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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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的纽带———浅谈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发端，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也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艺创作奠基铺路。论其功用，称之为文化传承的纽带亦不为过。集门户论，成一家言关于赋比兴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胜景。一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丰富着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艺术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众口难一，不免让浅尝辄止者莫衷一是，难以超越。所以，给赋比兴下一个普遍性强、标准程度高的定义，便成为研究赋比兴的要义。研究学者关于赋比兴的意义虽然阐述的较多，但引人留意的却并非浩如烟海。主要有：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刘勰：《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锺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归纳一下，不难得出———赋者，铺也；比者，喻也；兴者，起也。为便于理解，简言之，即：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情感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如是的定义既解释了赋比兴的意义，也道出其艺术特色，可以说切中肯綮。解读《诗经》，探研赋比兴赋，如风止的湖面，缓缓延展，不堆砌，平静的让人洗耳恭听，拭目以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酿成比的香茗，让如香气般潜在的思想内涵通过露于皮表的具体形象透析出来，再现内中世界纷呈的的物象；兴恰似珍馐盛宴前袭鼻的馥郁香气，让你由此及彼，由彼到此，来去中调动情感的升华，体味艺术的超凡魅力。赋是一种非曲径通幽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也运用的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为人熟知的《邶风·静女》，全文不用“比、兴”，完全用“赋”，情景逼真的写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幽会时诙谐幽默的场面，叙事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性格特点也略有刻画，在平淡叙述中，展现了心仪男女故意制造咫尺天涯距离的浪漫情怀。《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魏风·硕鼠》当推为典型之作，据《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正是借用这一形象，用比的手法表现，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也使此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篇明确表述 “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已开后世文学描绘“桃花源”社会的先声。而且，运用比表达喜爱之物，可使之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使之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谈及“兴”在《诗经》中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当然，“兴”的两种功用并不是隔离开的。《秦风·无衣》便是明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的前两句既是第一章的起兴句，也是全诗的起兴句，“袍”与“矛”谐音“ao”，起到和谐韵律的作用，同时，从“岂曰无衣”的发问到“与子同袍”的承诺，引出下文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沙场生死情怀，全诗表里融洽相当，给人一种思维缜密、无懈可击之感，从侧面也道出“兴”的要义：文已尽而意有余。虽对赋比兴作了板块型分析，但在诗歌创作中，它们往往被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诗经》的开卷之作《周南·关雎》，便熔赋、比、兴于一炉，体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千古流传的起兴句，以“对鸣合唱的忠情鸟”引出倜傥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切情切意。而下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则是比的完整体现，作者没有把对女主人公那种想念、追求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比的手法，将女主人公那种摇摆不定与心态的变化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而将《关雎》塑成“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的文艺作品，思想如骨，形式如肉，只有骨肉附贴，才是有生命的。巧借奇魅赋比兴，诗词歌赋若点睛以《诗经》为肇始，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屡见于后世的诗词歌赋的创作，并成为铸就诸多名篇的点睛之笔。博览群诗，“兴”的表现手法无疑是众捧之星。这大抵与中国古代诗歌重意境、意象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除了以它笃深的情怀感动世人外，诗歌创作中“兴”的运用也是直截明了。为了传递“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太白以皎洁月光起兴，由月光幻望到满地白霜，而尾联直抒胸臆———低头思故乡。“兴”的运用，让此诗情意来得更缠绵，来得更委婉，与其说是借景抒情，不如说是触景生情，也便是一种真“兴”。“词”这一文体的鼎盛时期在宋，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不仅词人多，流芳后世的名词也很多。婉约派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 《一剪梅》更是人人称道，通观全词，“赋”的表现手法渗透创造过程中的缝缝隙隙。从首句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到末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感情清晰明了，不加雕饰，使人一读即懂，一懂即感。可以说，“赋”在词中的运用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最娴熟的。“赋”的运用，无疑让词的艺术成就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除了它浓缩了乐府诗歌的艺术精华外，作品中的赋比兴的运用也很出彩。在讲到兰芝、仲卿的对彼此的坚贞孰轻孰重时，有如是几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很明显，运用了比的手法，把抽象的坚贞操行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值得说明的是，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划清界限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赋比兴，只有分配的不均，没有分配的有无，这也是需要认识清楚的，否则，便会造成学术上的形而上学。赋比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学创作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文体，还是表现手法，都在按特定的轨迹徐徐变化。在 《诗经》中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可谓独占鳌头，也正是因为这样，经过几代变更，它成了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呈现诗的散文化，散文诗化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而且一跃成为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作为一种新文体，虽沿用了作为表现手法的名称———赋，而它的内容却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就汉赋来讲，它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化，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所以，若要将作为文体的赋与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相比较，恐怕不甚妥当，但毋庸质疑的是作为文体的赋的确吸收了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的平铺直叙的风格，畅谈胸臆，非曲径通幽，只开门见山。比和兴都是以间接地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一是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方法，二是指它们在现代文学中的角色。“兴”在如今被唤为“作铺垫”，“比”则被接受为“打比方”。时下文坛，无论叙事记人抒情，章启的环境描写总是不可或缺的，此之谓“兴”，而在描绘景物时，往往附上人的情感，以使之有声有色，血肉丰满。综观，赋比兴在经历过千载百年的变迁后，已经很难让人辨清它的面容，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它的灵魂却永远不会改变，现在是，以后也是。伴随流金岁月的脚步声，被视为文化传承纽带的赋比兴也愈加坚韧。作为表现手法，赋比兴在文学沃野上注定永生扮演孺子牛的形象。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