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腾文化研究论文

简单明了的说。精神上的安慰

共同特点：青铜本身与王权做紧密地结合，摆脱以往制作工艺粗糙，以及式样少的印象，大量被贵族所采用。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夏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

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扩展资料：

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

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青铜器

中国传统图案融入现代标志的意义摘要：现代标志设计作为标识符号，反映着民族、国家、地域等不同的特征。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使我国的现代标志与传统图案能更好的结合、继承。关键词：传统图案 现代标志设计 形 意 神正文：传统是文化的沉积，没有文化的长期积累和传承，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开始使用图案符号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案艺术。中国的图案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案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是值得探讨的……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案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沟通的媒介。标志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将创意视觉化、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根据设计意象对图案进行挑选、变换、组合，将图案进行有机的关联、编码，使之形成特定的符号系统。它借鉴和运用原始图案，并赋予原始图案以更高的艺术价值。现代标志设计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来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案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在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修饰加工和复制拼凑。取其“形”自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传统图案不断延伸、衍变，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图案；或者把传统造型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同时也体现民族个性。中国的现代设计艺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基础之上的，香港的一些著名的设计师成功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继承并不意味着拘泥，几千年的文明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宝库，但一味沉迷在传统的襁褓里，在我们的设计中单纯的奉行“拿来主义”，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将会导致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停滞，最终只能使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对传统的继承是必然的，而我们该如何继承呢？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做一个深层次的考量，我们可以从“形”、“意”、“神”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运用。形，即从中国传统图案中汲取他的造型方法。 标志设计不仅是实用物的设计，也是一种图案艺术设计。它与其它图案艺术表现手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为使标志在视觉上富有美感，要充分发挥标志特有的表现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谐音、一形多义、正负形反转、负形的利用、追求图案的完整、运动感、多用曲线、散点透视等，以及使用借笔、借形的技巧，除了开发内涵之外，在形式感上形成良好视觉美感以及合理的空间、合理的比例、合理的虚实。在合理运用现代标志设计的审美观后再对传统图案中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在标志设计过程中，我们应该对形加以重视和运用。正如陈汉民先生说所讲：“重视标志的作用和提高标志设计水平毕竟不是一回事。任何比喻和象征都不是比喻物本身，但是它形象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化了内涵。”所以说，在标志设计中，如果缺乏特色，形象平凡，只是图案和文字的拼凑，就谈不上形象化和深化内涵了，也就出不了好作品。中国传统图案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案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文化人类学给人的概念太复杂，让人类文化基础认知完全让西方学者牵着走，论文写作强调的是创新、是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不是你抄我和我抄你的文字拼接。我有三点基本的认知:一是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文化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行为，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一种创新，而动物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行为文化，因此，讲人类学就是讲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学；二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本源是“耕种”，这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人类对自然高级认知的行为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创新结果；三是文化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界面，不要再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区分人类，因为纯天然的石头什么样的都有，但基于文化创新的飞机坦克除了人类谁也造不出来。因此，人类文化学就应该是组织文化管理学，它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创新行为。写这些创新题材的论文才有意义。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1、关于物质文化;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米—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几年来，一直有好多朋友对我的呢称很感兴趣，在我简单得理解为：图腾是人类最原始的视觉文化艺术。今天我转载（作者：卢笛，来源：人大附中）到一篇简要阐述图腾文化的文章与大家一起分享！一、前言 在大多数人眼中，图腾文化似乎是距离我们相当遥远的古代现象。其实不然，图腾文化事实上离我们很近，我们周边的许多现象都是由图腾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 图腾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且遍布世界各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文化，它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支基础文化力量，从原始氏族部落时代起便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下面，我谈一谈关于图腾文化与当今世界有关文化发展的关系。 二、图腾文化的概念及其历史渊源 （一）“图腾”概念及其表现形态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TOTEM），其他各地区、各民族也有与其意义相同的词。关于它的意思，学术界至今尚无统一准确的定义。总的看来有三种含义。 图腾是某种标志或记录；图腾是祖先或血缘亲属；图腾是保护神。 我比较赞同何星亮先生的说法：“最初，原始人把图腾认作血缘亲属，用'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等称谓称呼，把自己装扮成图腾模样，并视为群体标志。后来的原始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来源，很自然地误把图腾视为是个体的祖先，以为群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衍而来的。随着人类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原始人认识到人与兽之间有很大差别，不再以为图腾能生人，不再相信群起源于图腾。但图腾祖先观念在原始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于是，在图腾祖先观念基础上产生保护神观念。” 我认为这种说法较为符合人类对自然与物的认识过程和思维逻辑。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图腾其涵义必定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认知过程而不断演化，因而不可简单定义。 原始人崇拜的图腾有其外在表现形式，即图腾实体。远古图腾实体的形成源于万物众生的大自然，归纳起来，基本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动物类。这是图腾崇拜物中最早、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一类。其中尤以哺乳动物居多。例如，我国赫哲族、土家族等以虎为图腾；非洲加纳境内的阿坝人崇拜老鼠；维柰巴人以羚羊为图腾…。此外，还有以禽类、鱼类、虫类、两栖类等动物为图腾的。例如，我国彝族以绿斑鸠、蛤蟆、黑甲虫等为图腾。 二是植物类。这类图腾崇拜出现较晚也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与原始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植物类型。 三是无生物或自然现象，这类图腾崇拜产生更晚一些。无生物主要指工具类图腾；自然现象崇拜多为天、地、日、月、星、水、火……。 四是随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复合图腾，如“龙、凤、麒麟……”等图腾的派衍，到后来甚至出现了对人的崇拜。 总之，随着社会发展，图腾实体的种类也在不断变更、演化，形成各种各样更为复杂的图腾形态。 （二）历史渊源 图腾文化作为人类诸多文化中的重要一支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它就与人类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几乎全世界各个种族、民族，各个地区至今仍保有远古图腾文化的遗迹。 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时几乎成为原始人类主要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图腾文化是人类最早的宗教文化；图腾名称也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各称；图腾标志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民族标志；图腾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禁忌系统；图腾仪式是人类诸多仪式的原形；图腾生育信仰是最早的人类生育观也是早期的化身信仰；图腾神话更是人类最早的神话，而图腾艺术则对于人类艺术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图腾文化更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而丰富多彩。从古至今均发现有图腾文化的遗迹。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文物特别是彩陶纹，说明中国的确存在一个繁荣的图腾时代。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等出土的彩陶上绘有人面鱼纹、单体鱼纹、复体鱼纹、变体鱼纹、五鱼纹、蛙纹、鸟纹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各种象征图案化纹样，足可说明我国古代图腾文化的发达程度。 早在夏族的时期，由夏族蛇图腾与羌族等氏族部落的图腾合并而成的龙图腾就已出现。直至夏朝建立，龙图腾在中原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与其它的图腾继续合作衍变。直到今天，先民的龙图腾仍然对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自称是“龙的传人”，即与古代龙图腾崇拜相关，“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说是古代龙图腾的现代遗存现象之一。 非洲氏族制度有着特别强的生命力，至今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还普遍存在。图腾崇拜这种宗教观念仍是现今非洲黑人传统宗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相信对图腾的真诚膜拜能与图腾产生交感，从而获得图腾的活力、生机与魔力。图腾膜拜还有利于加强家庭、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团结，维系其稳定。非洲黑人氏族的图腾都经历了明显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图腾形象来看，图腾实体由初期的某种纯自然物逐步转向半人半兽和全人形图腾。从经济基础来看，图腾文化产生于狩猎采集经济的鼎盛时期，其崇拜对象随着社会转入畜牧农阶段，也由信奉某一物种转为物种多样化的图腾形态，并逐渐由氏族图腾演变为今日的家庭、部落、部落联盟甚至个人的图腾。由于非洲文明进入现代化较晚，所以它的原始图腾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并充分反映在现今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中。 大洋洲的图腾文化资料十分丰富，它主要源于当地土著文化。土著居民在奥大利亚的生活经历是由四万年前开始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土著人是来自东南亚一带，其图腾文化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信仰、氏族或部落标志、生育、神化、圣地圣物、艺术等。后来，由于英国人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导致殖民文化的侵入，使当地许多图腾文化现象逐渐消亡，剩下的仅是大量的图腾圣物（图腾柱、面具）及图腾艺术，显示这里曾有过丰富的图腾文化时期。 美洲的图腾文化是世界图腾文化中的瑰宝，它由土著印第安图腾和非洲黑人图腾文化组成。大量图腾实物的保存为人类图腾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图腾文化在世界诸多文化起源中几乎是最早的。从原始社会起，它便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它作为一种原始的基础文化，至今仍对人类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三、图腾文化与当今世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图腾文化是人类后来诸多文化产生的基础，仍与当今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原本形态的图腾文化现象 现今，许多图腾现象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宗教文化就是源于原始图腾崇拜而发展出来的。一般认为，无论哪一种宗教中所崇拜的神都是由图腾神演变而来的。因而，图腾仪式、圣物、圣地也便是最早的宗教仪式、神物及场所。同样，图腾崇拜中产生的禁忌，如禁杀禁吃图腾物，到后来逐渐演变为宗教文化的禁忌。比如，信奉伊期兰教的教徒不吃猪肉；印度教视牛为神物。当今世界上信奉宗教的人相当多，可见源于远古图腾崇拜的意识仍深存于人们的心中。 民族便是由图腾崇拜引起的部落或氏族合并而逐渐形成的群体，原始图腾还较多地保存在现今民族风俗中。例如；我国云南克木人至今仍遵循图腾外婚制，凡同一图腾氏族的人不得通婚；瑶族亦保存有图腾入社仪式残余，上刀山、下油锅等危险和痛苦的考验便源于此。此外，现在非洲许多民族的特殊发型、发饰、镶唇、毁牙、项饰、服饰、面具以及巫术仪式都在于模仿其崇拜的图腾。 当今人们生活中的传统现象也有许多图腾遗风。例如诞生、婚葬、祭祖仪式；传统节日庆典也多由原始图腾仪式演化而固定下来，如端午赛龙舟、庆典会舞狮舞龙等。这些都足以说明民俗源于图腾。 （二）新形态的图腾文化现象 当今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高科技在全球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原本形态的图腾文化亦不会恒久不变，而是以新的形态存在并加速演化着。 现代人对原始艺术表现出强烈的探求精神，图腾艺术在保有原始元素的同时发生着变异。美国的爵士乐和宗教音乐便是源于非洲的图腾音乐；现代舞也是融合了原始图腾舞蹈演变而来。十九世纪末，随着欧洲殖民者侵入非洲，许多图腾雕刻、绘画、面具等艺术被带入欧洲，对后来的立体主义雕刻及野兽画派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现代抽象艺术的前身。这些艺术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现代人。 “品牌”这一现代经济的产物一商品标志，也可说是原始图腾实物衍化来的最具“现代味”的图腾标志。它跨越原有地域界限、突破种族群体隔阂，拥有新的崇拜群体和生活方式观念。很少有人将名牌崇拜与图腾相联系。它们状似毫无关系，其实“品牌”这一商品标志亦是图腾标志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形态。其内涵仍保留图腾元素：具有权威、可信度和名气，是某种保证，与原始图腾崇拜中信奉者寻求保护和对强有力的图腾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是现代人不将图腾视为祖先或亲属。现代图腾文化不再仅限于某个民族或地域，而是日趋国际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图腾文化这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已由人类求生存的目的逐渐演变到今天，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精神依托和文化需求。它作为一种基础文化仍将伴随人类与社会不断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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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图案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的沉淀,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结晶。它是用丰富的想象力和象征性代替对形象的实际摹写,把似真似梦的境界与无形无迹却又无往不在的虚空融为一体,超脱而浑厚。如何运用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设计服务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从近年来一些脍炙人口且深入民心的标志设计的佳作中,不难看到设计者是如何将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互相融为一体的。在标志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是将本土文化自我延续,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加强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同时,也诠释了传统纹样在现代标志中的应用和影响。关键词：传统图案； 现代标志； 巧妙结合； 影响性； 延续性国在其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 “夕阳文化”，只能当作是古董或是文物而珍藏起来，对于这种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传统图案只是它浩瀚江海中的一支涓涓细流。而正是这支永不枯竭的细流至今依然浇灌和渗透在许多的现代艺术领域之中，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相信大家对标志并不陌生，在经济信息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无论是用于公众和社会活动的公用标志，还是用于商业性质的商标或是有关专利的专用标志，都可谓是无处不在。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标志是平面设计的一种，是具有相当视觉美感的一种艺术造型，但它同时也是实用美术，它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创造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近年来标志成为了CI策划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个产品的名称，更是商品制造商的代言人和企业形象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标志属于现代设计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