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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共同特点：青铜本身与王权做紧密地结合，摆脱以往制作工艺粗糙，以及式样少的印象，大量被贵族所采用。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夏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
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扩展资料：
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
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青铜器
图腾崇拜的意义也就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
图腾崇拜是指关于人与某一图腾有亲缘关系的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产生。首先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发现，后在许多原始部落发现类似现象。主要见于兼营农猎的混合经济社会或狩猎社会。图腾是原始社会中作为种族或氏族血统的标志并当作祖先来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物件。
图腾崇拜并非宗教，但多少含有宗教因素。主要特点：
（1）认为图腾是祖先、保护者、亲人，有超人的能力，因而人们崇拜它，甚至畏惧它；
（2）不得屠杀、食用或接触图腾所代表的动物、植物或其他物种；
（3）举行崇拜图腾的仪式。是原始公社教育的内容之一。
扩展资料：
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
在原始时代人们的眼里，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图腾作为崇拜对象，主要的不在他的自然形象本身，而在于它所体现的血缘关系。图腾崇拜的意义也就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
图腾逐渐演化为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它深入到原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极其深远，它是原始文化的基础，构成现代人文化的原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图腾崇拜
中国生肖与图腾崇拜将“图腾”一词引进我国的是清代学者严复，他于1903年译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时，首次把“totem”一词译成“图腾”，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通用译名。严复在按语中指出，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并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与澳大利亚人和印第安人相似的图腾现象。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那么，什么叫图腾？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居住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至今仍保留了丰富而又历史渊远的天文学知识，他们以十二兽纪日，今天是鼠日，明天即牛日，虎日赶虎街(集市)，猪日赶猪街。有些地方建十二兽神庙，每年举行祭礼活动，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中跳十二兽神舞蹈。“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保俗语表明人们普遍对老鼠的憎恶。然而，远古时代的不少氏族、部落却认为自己的始祖是老鼠，并为自己是老鼠的后代而自豪，他们描绘、雕刻老鼠的形象，在仪式或节目期间隆祀厚祭，祈求鼠祖先的保护。白族虎氏族认为其始祖为雄性白虎，虎也不会伤害他们。当要出远门时，一定要选在属虎的那天(寅日)，认为只有这样，做事才会吉祥如意。有的人从远方回来，也一定要算准日期，只有虎日才进门坎。白族鸡氏族则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金花鸡的蛋里孵化出来的，认为公鸡知吉凶，会保佑他们。在迁徙时，将东西装在背箩里，上面放一只公鸡。到达新迁地区后，公鸡在什么地方叫，就在什么地方安家。在他们看来，公鸡叫的地方，就是最吉利的。中国的龙，具有图腾的基本特征，它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图腾神。在《说文解字》中解：“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传说炎帝、黄帝、尧、舜和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其形貌，都与龙有关，是龙种、龙子。古越人也以为自己是龙种，故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直至今日，我们还常说“龙的传人”或“龙的子孙”，这些都是图腾祖先观念的残余。至于龙图腾神观念，更为普遍，大多数民族都曾把龙视为保护神。野猪神是北方狩猎民的崇拜对象，在满族中列为大神，说它身比山高，鬓毛如林，山里的沟谷都是它的獠牙所害是部落守护神。把牛视为远古创世神兽的有纳西族。在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纪》中记述了这头在大海中巨卵孵出的神牛，角顶破天，蹄踏破地，造成天摇地动，由纳西族人始祖开天七兄弟和开地七姊妹将它杀死，用牛头祭天，牛皮祭地，肉祭泥土，骨祭石头，肋祭山岳，血祭江河，肺祭太阳，肝祭月亮，肠祭道路，尾祭树木，毛祭花草。于是，便有了晴朗明亮的天空日月，才有了万物生长的清静世界。从此，牛才作为神圣物用来做祭圣物，用来做祭祀天地山川的牺牲供品。纳西族十分崇敬牛神。对马的崇拜多流传于北方游牧民与游猎民中。保安族中流传有雪白神马的神话。满族有供奉马神习俗，清代文献中多有祭马神仪和修建马神庙的记述。达斡尔族人称神马为“温古”，这种神马不准女人骑，可随处吃、走，不准人驱赶，甚至可以在田中随意吃秧苗。神马多为全白色，全尾全鬃，从不修剪，并常在鬃尾拴五彩绸作为标志。羊图腾在许多民族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古代典籍《山海经》中记述了远古的一种无口不食却长生不老的神羊。哈萨克族崇拜山羊神，称做“谢克谢克阿塔”，认为天下山羊都归它掌管，祭它是为了山羊的繁衍。崇拜的绵羊神称做“绍潘阿塔”，统管天下绵羊，祭祀中求此神保佑绵羊多产。柯尔克孜族崇拜山羊，称山羊神为“七力潘阿塔”，此神是最早驯养野羊成为家畜之神。汉族是古代训养家犬较早的民族之一，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狗可以御凶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述了古代瑶族始祖神话,即神犬盘瓠助帝喾高辛氏杀吴将军得天下,帝高辛氏之女嫁给盘瓠,繁衍瑶族子孙的故事.作为氏族始祖神话或救世神州神犬盘瓠一直被湖南、广西、广东的瑶族“勉”支系尊奉为氏族祖先，并敬称为“盘王”和“盘护王”，不仅在口头传颂，还写入族谱，供于神庙年年致祭，岁岁还愿。满族自狩猎时期就崇拜狗，把它看作有恩于满族的动物，后又与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复合，至今不吃狗肉，不打狗，不戴狗皮帽子。蛇是古越人的重要图腾之一，后来演化为神。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说：“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祀必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纤结，不怖人变不螫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凡祀神者,蛇常游其家”江苏宜兴人将蛇分为家蛇和野蛇，分别称之为“里蛮”和“外蛮”。所谓家蛇，指生活于住宅内的一种蛇，常盘绕于梁、檐、墙缝、瓦楞、阁楼的一种无毒蛇，共约三尺许。人们认为家蛇会保护人，家有了家蛇，米囤里的米就会自行满出来而取不空。广西南丹县瑶族黄姓传说其始祖妣为母猴，母猴生下的后代力气都很大。后来，天上有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白天太热，晚上太亮，人们就请黄家的子孙上天打太阳和月亮，后来打下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人们为此很感谢黄家兄弟，由于黄家兄弟是由猴妈生的，人们也就很感谢猴妈。后来为了纪念猴妈，大瑶寨的瑶族至今不仅黄家禁忌打猴吃猴肉，其他姓氏也同样禁忌。
简单明了的说。精神上的安慰
共同特点：青铜本身与王权做紧密地结合，摆脱以往制作工艺粗糙，以及式样少的印象，大量被贵族所采用。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夏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
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扩展资料：
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
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青铜器
中国传统图案融入现代标志的意义摘要：现代标志设计作为标识符号，反映着民族、国家、地域等不同的特征。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使我国的现代标志与传统图案能更好的结合、继承。关键词：传统图案 现代标志设计 形 意 神正文：传统是文化的沉积，没有文化的长期积累和传承，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开始使用图案符号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案艺术。中国的图案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案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是值得探讨的……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案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沟通的媒介。标志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将创意视觉化、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根据设计意象对图案进行挑选、变换、组合，将图案进行有机的关联、编码，使之形成特定的符号系统。它借鉴和运用原始图案，并赋予原始图案以更高的艺术价值。现代标志设计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来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案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在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修饰加工和复制拼凑。取其“形”自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传统图案不断延伸、衍变，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图案；或者把传统造型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同时也体现民族个性。中国的现代设计艺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基础之上的，香港的一些著名的设计师成功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继承并不意味着拘泥，几千年的文明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宝库，但一味沉迷在传统的襁褓里，在我们的设计中单纯的奉行“拿来主义”，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将会导致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停滞，最终只能使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对传统的继承是必然的，而我们该如何继承呢？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做一个深层次的考量，我们可以从“形”、“意”、“神”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运用。形，即从中国传统图案中汲取他的造型方法。 标志设计不仅是实用物的设计，也是一种图案艺术设计。它与其它图案艺术表现手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为使标志在视觉上富有美感，要充分发挥标志特有的表现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谐音、一形多义、正负形反转、负形的利用、追求图案的完整、运动感、多用曲线、散点透视等，以及使用借笔、借形的技巧，除了开发内涵之外，在形式感上形成良好视觉美感以及合理的空间、合理的比例、合理的虚实。在合理运用现代标志设计的审美观后再对传统图案中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在标志设计过程中，我们应该对形加以重视和运用。正如陈汉民先生说所讲：“重视标志的作用和提高标志设计水平毕竟不是一回事。任何比喻和象征都不是比喻物本身，但是它形象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化了内涵。”所以说，在标志设计中，如果缺乏特色，形象平凡，只是图案和文字的拼凑，就谈不上形象化和深化内涵了，也就出不了好作品。中国传统图案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案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中国古籍中虽然没有图腾这个词，但图腾及图腾崇拜在古籍中却在大量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中国的文化古籍和许多古老的民间传说，为研究图腾文化提供了最完整、最丰富的资料，因此可以说，研究图腾及图腾文化，最肥沃的土壤在中国。《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凤、龟、龙，实际都曾经是中国古代的图腾，是中国先人们的崇拜之物。郭沫若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中说:“凤是玄鸟，是殷民族的图腾”；“龙是夏民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别的不说，单就麟、凤、龟、龙这“四灵”而言，在中国古籍和民间传说中就不知有多少，它们都是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图腾和图腾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图腾作为民族的崇拜物和民族标志，常常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心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以龙为例，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涉及龙的内容，几乎随处可见。《周易》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意识。《周易》中的乾卦，是开篇第一卦，其卦文均以龙为象征:“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或跃在渊，无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龙是中国先人们的崇拜物，是图腾，这可以从《周易》的这些话中得到印证。就因为如此，龙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皇帝是龙的化身，因此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秦始皇被称做“祖龙”，中国各族人民成了“龙的传人”。由于龙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编出了许多有关龙的故事，形成了许多与龙有关的民俗。在汉语词汇中，与龙有关的词也多到不可胜数，在近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中，单是以龙字为词头的词语就有数十个之多。 图腾崇拜与图腾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开展图腾与图腾文化的研究就成了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图腾研究，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民族历史和民族的风俗、民族的共同心理，对认识一个民族的民族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图腾作为狭义的理解，专指远古时代的民族崇拜物或民族标志。但图腾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文化形象，不仅古代有，现今社会也依然存在。现在世界各民族与国家几乎都有自己的民族图腾，他们是历史的继承，同时也有发展。如果把图腾的内涵加以延伸，现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国旗、国徽上的图案，世界上的很多活动，如运动会、博览会等等，均使用吉祥物，其实这都与古代的图腾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研究图腾崇拜和图腾文化，就更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不是图腾，但也和我国人民的图腾意识有着密切关系
那是社会倒退，愚弄人民。讲鬼讲神，不敢出门。我们的夜生活怎么办？
华夏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但是少数名族都有自己的图腾，鄂伦春族的图腾是熊，羌族某些部落是以为蛇图腾的。 像甘肃天水，大多是以前羌族的后代，后来都汉化了。他们的图腾其实是蛇，证据是农村很多庙供奉的都是与蛇有关的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水是相传女娲的家乡，蛇身人面，以蛇为图腾也就顺理成章。 对图腾的崇拜主要是认为图腾是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会带给自己部落平安，在远古征战中会帮助自己。保佑自己。
中国龙具有虎鼻 狮鬓 马脸 豹眼 牛耳 鹿角 鹰爪 蛇身 鱼鳞等 外部特征，传说其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能升天能潜渊， 长吻含珠，能行云布雨的神异动物。 据现代诗人. 学者闻一多先生所著的《龙凤考》著作中指出中国 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图腾和传说。相传黄帝在统 一中原之前，以熊为图腾。战败蚩尤，统一中原后，为了使各民族和 部落能紧密团结，它的图腾兼取并融合其他民族的图腾合并成中华民 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这一奇特的 形象蓄涵着中华各民族相互融合 团结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图腾，象征着团结 吉祥 欢乐 力量与腾飞，是华夏各民族紧密团结 的历史见证。 团结就是力量，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为了巨龙的腾飞，愿所有的 华夏儿女紧密团结，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龙的精神。 龙抬头 炎黄子孙不可欺.巨龙苏醒万户齐. 待到神州百业旺.狐妖走狗收尾依.
今天读了姜戎的<狼图腾>,与其说读,不如说补.因为几个月前就在新华书店读过一遍.从翻开第一页起就被这本书给深深的吸引了,那些文字把我带进了广袤额仑草原.让我和那里的人,那里的狼,那里的一切亲密接触.于是平生第一次为了一本书而足足站了半天,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饥渴,全神贯注,象是着了魔.最终还是一个电话把我从书里拉了回来.今天补读这本书,却是越读越不忍心看下去.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狼的命运. 起初以为狼只是喜欢群居的野兽,凭借着数量的优势扑捉一些小动物,苟且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生物而已.在我心目中狼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凶猛不及狮虎,速度不及猎豹.同为食肉类哺乳类动物,它也只能去欺负狐狸.它的存在也只是为了衬托虎豹们的勇猛.就象一部电影,它永远只能做配角.然而,读<狼图腾>,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我越来越明白我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甚至有点愚昧. 狼是智慧的. 这一点在草原狼捕杀猎物的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它们的每一次进攻都堪称经典.它们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在狼与人的争斗中,这种智慧也随处可见.为了不使狼群暴露,独处而被人发现的狼,往往逃向与狼群相反的方向.牺牲自己,保全群体.这绝非聪明，而是智慧. 狼是团结的. 它们很少各自为战,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狼王的统一调度下进行.只要狼王一声令下,群狼便会排山倒海,勇不可挡.即使是它们被牧民和猎狗围困,四面楚歌,它们依然镇定自若,阵形不乱. 在草原上,人类成了名副其实的学生,人从狼那里学来了智慧,团结和勇敢.于是有了成吉思汗.于是有了横扫欧洲的蒙古骑兵. 狼是处在草原生物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狼,草原也就不复存在.生活在草原的牧民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所以他们恨狼,同时也爱狼,杀狼同时也崇拜狼.人和狼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生活了数千年.狼也成为了那里文明的起点,那里人们的歌声,舞蹈,以及人性的豪放,无不和狼有着密切的关系.毫无夸张的说,那里的生机勃勃,那里悠久的历史都是拜狼所赐! 然而,这一切被一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人破坏了.他们开着大马力的吉普车,抗着射程极远的步枪肆意捕杀那里的草原狼,并乐此不疲.当我看到一匹大狼被一辆吉普车狂追了20公里,费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带着不屈的眼神轰然倒地的那一刻.我再也读不下去了.这时的狼是英雄,而人,成了最卑劣的动物. 人类......哎~~~~~
《狼图腾》读后感 在长期的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人和狼都积累了自己的生存手段，暂不讨论其中狼的睿智、勇敢，单是蒙古草原人畏狼、敬狼，将狼视为草原的生命图腾而言，我们便对狼之精神可见一斑。而最伟大精深的是最后作者纵观了中国的发展史，探讨了各个朝代、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讨论了农耕、游牧、狩猎等不同时期的民族性格，是民族性格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且作者旁征博引，纵古观今，还将世界发展与我们联系起来，最后使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源泉、中国发展的源泉乃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们之精神。我们呼唤狼的精神，唾弃羊之懦弱、摒弃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之糟粕，中国才会真正的站立起来！ 从这么多的故事，也使我这个从小认为大灰狼的故事中走了出来，给狼一个公平和平等的机会，接受人的评判。如今狼已成为一种精神，从小故事中总结而来狼的处世哲学，以便自己能够牢记。 O 自由可贵：狼不会为了嗟来之食而不顾尊严的向主人摇头晃尾。当你看到作者为研究狼观察狼而驯养的小狼因搬家拒绝被托运最后致死，便会真正理解自由只故，生命揭可抛的理念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O 团队精神，众狼一心：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东西，必群而攻之，并事先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协商，有狼王带领。 O 同进同退：狼虽然通常独自活动，但狼却是最团结的动物，你不会发现有哪只狼在同伴受伤时独自逃走。 O 知己知彼：狼尊重每个对手，狼在每次攻击前都会去了解对手，而不会轻视它，所以狼一生的攻击很少失误。 狼针对草原里的旱獭、黄鼠、黄羊等等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捕捉策略，令人瞠目。 O 顺水行舟： 狼知道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 O 狼亦钟情，授狼以渔： 公狼会在母狼怀孕后，一直保护母狼，直到小狼有独立能力。狼会在小狼有独立能力的时候坚决离开它，因为狼知道，如果当不成狼，就只能当羊了 然而狼并不是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能够联系在一起， 并且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相悖，也许在农耕条件下发展的华夏文明，华夏子女永远不可能将狼作为自己的信仰，唯有龙图腾才是中国炎黄子孙的代表。狼的贪婪、凶狠、狡猾，无疑我们永远不能接受。然而我们从作者的痕迹中看到了中华龙与狼的相似之处，而唯我们的欠缺，部分狼精神的欠缺，使我们的社会发展有了局限，我们需要的是一只现代狼。我们与西方的国家的差距、与日本的差距，无法例举了。然而我们同样的渴望大唐盛世、贞观之治，同样渴望只时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一统江河，同样渴望清朝的康乾盛世，希望国家强盛屹立在世界之列，为了这一梦想，我想我们不该拒绝，不能拒绝狼之精神，树立自己内心真正之图腾。参考资料：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因为它的厚重，因为它的不可再现。因为任由蒙古铁骑和蒙古狼群纵横驰骋的游牧草原正在或者已经消失，所有那些有关狼的传说和故事正在从我们的记忆中退化，留给我们和后代的仅仅是一些道德诅咒和刻毒谩骂的文字符号。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读了《狼图腾》的确是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是信仰狼图腾还是信仰龙图腾?我们中华民族为何延绵五千年而不衰?读了这本书你便回豁然开朗.读完这本书后使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狼给人带来了什么?或者说人们从狼身上学到了什么?狼生活在一起,一个家族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维系着这个大家族的发展.我认为对于狼群来讲,他们有四个特点：有团结意识,有纪律性,有组织性,有耐性.所谓团结意识体现在狼在作战中会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相互配合,不会有一只狼放弃同伴求得苟生.另外,狼群在吃食时不会忘记给老狼、病狼、小狼甚至一些母狼留些食物.当然狼的团结感还有很多体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所谓纪律性,最值得一提的是狼群在打埋伏时,都会听从命令,严阵以待,在没有接到命令时,任何一只狼都不会打草惊蛇,也不会擅自离岗.所谓组织性,就是只的是狼群中的分工安排,战场上头狼是总指挥,谁在什么位置,负责什么,任务都很明确,即使狼群突围逃跑时,只要头狼不下达各自求生的命令,这种组织性是不会被改变.所谓耐性,大家可能都很清楚,狼为了寻找战机,可以群体埋伏一天一夜甚至更久,狼群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每一仗都是有计划的.我想,一支军队如果也具备了狼群的这些特点.同样也会成为一支强军,神出鬼没,出入自由.一群狼是由一条条狼组成的,一个群体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单从狼个体中我们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在作战方面,狼勇敢、强悍、狡猾、机敏、警觉、有体力.当人与狼交锋的时候你不会轻易取胜,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力量,更是由于它在长期与自然搏斗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性能.在处事的态度上,狼的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都表现的淋漓尽致.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看这些可能有些野蛮,可正是这些野蛮成为了维系生存的根基.羊也没有这些性格,所以他们只能被人保护,否则在草原上就入狼口.狼在自身的追求上崇尚自由,有领域感.众所周知,狼是不能被圈养的,他们向往自由,即使你可以用铁链拴住它,但他会用拼命精神来换取自由.而且,狼是有领域感的,一般情况下,狼不会放弃自己的地盘,如果一只狼去侵占别的狼群的地盘,它也会被当作外来狼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除此之外,无论是对于狼还是对于狼群我们都可看到狼的智慧.狼懂气象,懂地形,懂得抓住时机,懂得知己知彼,懂得各种战术,更懂得培养后代.虽然作者没有特意强调狼对后代的培养,可是作者认为母狼对小狼的关爱有甚于母亲对海子的关爱.正是母狼对小狼的悉心保护和严格训练才使得狼群中拥有一批又一批的杰出战将.只有这样,狼群才得以延续.这一点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诸葛亮由于人才意识的不全面使得江山后继无人,拿破仑由于缺乏人才意识使得江山不得恐固.正如作者所说,由于狼的存在使得草原人强壮、善战,使得草原充满生机.我们经常说中华文化五千年延绵不断,那正是由于草原不断的给我们“输血”,如果汉文化没有草原文化的渗入,那么我们的文化也逃避不了被毁灭的厄运.广袤的草原拯救了我们的民族,而狼拯救了整个草原.毁了狼也毁了草原,最终找难得是我们的民族.如今,大漠紧逼京城我们该怎么办?狼是草原的兽祖、宗师、战神和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团结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蒙古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以及狼噑、狼耳、狼眼、狼食、狼烟、狼旗……有关狼的种种细节,不仅使作者沉迷其中也使我沉迷其中.如果我们人也有狼那样团结就好了
小程序polygon区域地图上的区块，比如为中心的圆圈或不规则块。 小程序中 strokeColor代表边框，fillColor代表填充色，且16进制颜色外还多两位-18位，后两位为透明度（alpha）。 0-100%代表的两位组合，搜索关键词【小程序十六进制对照表】参考，或如下。 100% — FF 99% — FC 98% — FA 97% — F7 96% — F5 95% — F2 94% — F0 93% — ED 92% — EB 91% — E8 90% — E6 89% — E3 88% — E0 87% — DE 86% — DB 85% — D9 84% — D6 83% — D4 82% — D1 81% — CF 80% — CC 79% — C9 78% — C7 77% — C4 76% — C2 75% — BF 74% — BD 73% — BA 72% — B8 71% — B5 70% — B3 69% — B0 68% — AD 67% — AB 66% — A8 65% — A6 64% — A3 63% — A1 62% — 9E 61% — 9C 60% — 99 59% — 96 58% — 94 57% — 91 56% — 8F 55% — 8C 54% — 8A 53% — 87 52% — 85 51% — 82 50% — 80 49% — 7D 48% — 7A 47% — 78 46% — 75 45% — 73 44% — 70 43% — 6E 42% — 6B 41% — 69 40% — 66 39% — 63 38% — 61 37% — 5E 36% — 5C 35% — 59 34% — 57 33% — 54 32% — 52 31% — 4F 30% — 4D 29% — 4A 28% — 47 27% — 45 26% — 42 25% — 40 24% — 3D 23% — 3B 22% — 38 21% — 36 20% — 33 19% — 30 18% — 2E 17% — 2B 16% — 29 15% — 26 14% — 24 13% — 21 12% — 1F 11% — 1C 10% — 1A 9% — 17 8% — 14 7% — 12 6% — 0F 5% — 0D 4% — 0A 3% — 08 2% — 05 1% — 03 0% — 00 ps：
腾讯游戏学堂，致力于推动游戏行业可持续发展 而作为TGDC的主办方，腾讯游戏学堂一直致力于游戏专业人才的培养，并通过高校产学研合作、开发者生态建设、行业知识共享及交流等方式，助力游戏行业可持续发展，探索游戏的多元价值。 今年，我们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下面，我们分几个维度展开来讲： 夯实游戏学科建设，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第一个维度，是高校产学研合作。腾讯游戏学堂一直致力于打造从“专业”到“学科”的一体化建设，与高校共同推进专业人才培养。 我们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共建的清华-腾讯互动媒体设计与技术中心（IMDT）硕士研究生专业即将迎来第三届学生入学，他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高校，有着信息科学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人机交互、工业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我们希望培养出“能够用世界语言来讲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目前，该专业前两届的不少学生已提前拿到腾讯、米哈游、supercell、字节等公司的offer，祝他们未来能在各自的岗位持续发光发热。 为了给更多怀揣游戏梦想的高校学生们提供一个专业的职前游戏制作学习平台，我们推出了“腾讯高校游戏公开课”，这一活动自2014年起已连续举办9届，包括游戏策划、游戏运营、游戏客户端开发等专业方向。同时，今年还将首次开设海外游戏公开课。 以学术研究推动认知升级，加速游戏技术跨界应用 同时，我们也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紧密合作，从学术角度切入，挖掘游戏的社会价值，带动科研成果快速落地。 在学术研究方面，今年上半年，腾讯游戏学堂联合多方机构、高校、学者，先后发布了《游戏科技力研究报告》、《电竞、游戏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中的应用》、《振动触觉反馈技术在无障碍领域应用白皮书》等在内的多个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索游戏在加速科技创新、助力实体经济及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价值。 就在6月，在由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主办的“第四届科技无障碍发展大会”上，腾讯公布了将游戏中被广泛应用的“触觉反馈技术”在腾讯地图和腾讯搜狗输入法等产品的技术落地方案，以解决障碍群体在出行、交流等互联网 生活 场景的困难。作为MTGPA的核心成员之一，腾讯游戏学堂正利用在无障碍领域中的学术沉淀助力这一项目的技术研发。这也是游戏技术首次系统输出、跨界应用在无障碍领域，希望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社会环境。 在科研合作方面，由腾讯游戏学堂牵头成立的“浙江大学-腾讯游戏智能图形创新技术联合实验室”近两年产出了3篇论文，都被作为图形图像领域中第一梯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顶会siggraph收录。其中，与天美工作室群合作的《生物动力学的动画间补》以高分被siggraph收录，该论文提供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人物动画插值算法，可生成一定时间和距离范围内到达任意位置和姿态的自然运动补间动画。 同时，我们与NExT Studios合作的“高精度眼睑几何重建”和“布料仿真”的合研论文也先后被siggraph收录，皆取得了傲人的科研技术突破。 推出全新“非遗文化赛道”，绽放游戏多元价值 在学科建设、产业研究与科研合作之外，我们也希望以更多样的形式，去激发年轻人对于游戏的想象与表达。由腾讯游戏学堂举办的腾讯高校游戏创意制作大赛已连续举办7届，累计有超过13000名来自全球500多所高校的学生报名参加，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发掘优秀的高校游戏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创意的舞台，共同探索游戏更多的价值与可能性。今年的大赛，我们携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打造了全新的“非遗文化赛道”，希望以游戏的形式传播中国之美、民族之美。 除此之外，腾讯游戏学堂也持续开展针对刚入职毕业生的培养项目“开普勒计划”。近期，一款原型来自该计划的游戏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曲中剑》开启内测，在玩家中引起了一定关注。这是由几位刚刚毕业加入腾讯互娱天美工作室群的新同学，凭着对传统古风音乐的喜爱，捣鼓出了一款能实现节奏战斗的音乐动作游戏，将古曲中隐藏的故事再演绎，深度弘扬传统乐器与文化，释放游戏多元价值。 GWB独立游戏孵化器，培养创新创意土壤 第二个维度，是对开发者生态的持续建设。游戏作为一种内容创意型产业，基于玩家的丰富需求，各种小众垂直产品也获得了成功，这对于中小开发团队来说充满了机遇。腾讯游戏学堂成立的“GWB独立游戏孵化器”，正是致力于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低风险、创造更高质量作品的环境。 从2016年起，我们连续举办GWB独立游戏大奖赛，以提供赛事奖金、专家咨询、发行资源等多种形式，扶持了超过150个中小团队；GWB还携手内外部合作伙伴，共同举办线下开发者沙龙，帮助中小团队对接发行与孵化合作，以解决产品各阶段的痛点问题。 今年独立游戏大奖赛的颁奖典礼将在TGDC的独立游戏专场举行，欢迎大家届时收看！ 沉淀游戏专业知识，覆盖超过86万用户 第三个维度，是促进行业知识共享与交流。腾讯游戏学堂长期通过建立专业、全面的游戏知识体系，来帮助不同阶段的从业者学习成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为超过86万用户免费提供各类游戏知识文章和精品栏目，并举办各类沙龙、圆桌讨论活动，与来自全球游戏公司的从业者探讨前沿技术发展趋势。 近期，腾讯游戏学堂还参与引进了由USC Games副教授Richard Lemarchand出版的《妙趣横生的游戏制作之旅》一书，该书主要介绍 USC Games 以玩法为核心的课程内容、顽皮狗使用的 Method 等实践成果，同时系统地讲述了制作游戏的4大阶段——构思、预制作、全面制作、后制作。（本书在大会直播期间购买享限时5折优惠价） TGDC 2022、4天精彩干货、42场嘉宾分享 而作为一个行业交流与分享的综合性平台，TGDC一直希望成为行业发展的“催化剂”、从业者的“连接器”、好作品的“放大镜”。 今年，我们邀请了超过60位来自海内外知名游戏公司、关注游戏产业发展的高校学者与社会人士，为观众们带来为期4天的行业盛会。本届TGDC将围绕游戏产品、技术、艺术、市场、独立游戏及游戏社会价值，展开42场议题分享、颁奖典礼和圆桌讨论。 面向未来，我们希望通过TGDC，与更多从业者、专业人士与游戏爱好者一起交流，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与社会对游戏及其技术有更开放、充分地认识，去助力游戏产业实现跨时代的发展，共同构建一个更好的数字社会。 最后，感谢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本次大会的支持，也再一次欢迎各位来到TGDC 2022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精彩演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