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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坊刻本：明代鼓励民间刻书。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你自己整理看看有没有用
文科论文研究方法。
1、综合比较与社会调查法
（1）综合法。大致分为“综述”和“述评”两类。“综述”要求归纳、总结学术界对某一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所谓“全部”是相对而言的，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全部”，也可以是某一次会议的“全部”。“述评”要求在此基础上加以评论。
选择这类课题，首先要全面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概括和分类。评价他人成果时，力求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发表自己意见时，要有独到见解，有理有据。
（2）比较法。首先要确认对象具有可比性，即属于同一种类或同一条件、同一关系。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纵比是历史比较，即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内的具体变化，例如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问题，横比是不同的具体事物在同一标准下的比较，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探索原因何在。
如研究清代两大代表性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异曲同工，即是横向比较。
（3）社会调查法。学位论文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选题的确定，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注重社会调查，从社会实践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确立选题。真正做到选题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2、材料提取、拟想验证启发法
（1）材料提取法。阅读材料是多多益善，要勤于动手、认真思考、归纳分类。要弄清哪些属于本学科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哪些属于本学科争论的焦点问题。经过反复琢磨和提炼升华，形成自己的选题。
（2）拟想验证法。是指先有拟想，而后通过阅读资料并验证来确定选题的方法。根据自己平素的观察和学习，初步确定选题范围，再阅读大量资料，了解学术界的探讨。如有一位研究生以《我国企业资产重组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为题探讨国企怎样摆脱困境问题，这个选题就是在搜集大量有关国企资产重组成败案例的资料基础上确定的。
（3）启发法。教师在讲授中，将课堂知识与课外阅读相结合，就某一问题论证的观点、依据、方法给研究生以启发，开拓思路，使其找到合适的选题。如教师讲授市场营销理论时，学生深受启发，联想到某企业加强品牌管理的成功经验，由此确定《关于企业名牌战略再思考》的课题。
3、回溯法
这种方法是从事物结果或现状着手，进行逆向思维，追根究底，寻找矛盾的根源，确定选题。比如《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脂砚斋评语为论据。进一步分析比较，发现这些评语有可疑和自相矛盾之处。如目前已知最早的手抄本乾隆甲戌（1754年）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批语写道：“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
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其口气显然出自与“作书者”不同时代的后人。但据大量脂批推断，脂砚斋又是比作者年龄大的至亲好友，参与小说的修改、校定和誊清等工作。
如第十三回末批语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因命芹溪删去。”其中“芹溪”即曹雪芹。1754年曹雪芹30余岁，而批书者已自称“老朽”。这是其自相矛盾处。可疑之点如：甲戌本第一回末批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直至30年后的乾隆甲辰（1784年），才出现第一个全书以《红楼梦》命名的八十回手抄本。在此前所有手抄本均题名《石头记》。但在甲戌本第五回却出现这样的脂批：“设言人亦应如此法看《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
如何解释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回溯法”，追究甲戌本发现的经过。1928年2月，胡适发表文章，宣称他买到甲戌本，并公布他研究甲戌本的结果。但此后30余年，胡氏对此书及其来历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61年台湾影印此书时，他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时的历史。”
据此，有的红学家提出脂批的真伪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如果选这个题目，不妨定名为《脂批疑案考》。
。教研室成员先后有：崔其焜、关伯基、张文倩、陈荣喜、许树坚、赵婉洁、赵雅瑶、汪波、陈维伦、王润秋、罗小平、黄虹、吴丽玲、邓希路、胥远帆、汪红珺等老师。1995年，教研室悉数并入音乐研究所，所长为：罗小平；副所长：周广平、何平；党支部书记为：汪波；秘书：汪红珺、陈宏。除了研究所原有的成员（赵宋光、陈天国、罗德栽、陈安华）外，还先后增加了闫笑雨、潘澜（2000年调离）、刘大坚、尚红、周凯模等老师。所内教师依然承担全院的史论类公共课。1998年，音乐学系从研究所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制至今。主要人员几乎都来自原来的音乐理论教研室，后来又增加了年轻一代新教师（均为硕士）。第一届系主任：何平（2004年7月调离）；系秘书：陈宏。2004年7月，由邓希路以副主任职衔继任；2005年9月，幸祝香出任党支部书记。下设四个研究室：1.音乐史学教研室；2.民族音乐教研室；3.技术理论教研室；4.哲学—文学教研室。目前系里从教与管理人员共29名：赵宋光、陈天国、幸祝香、罗小平、吴丽玲、黄虹、邓希路、闫笑雨、刘大坚、周凯模、王少明、彭莉佳、周广平、邹洪明、尚红、王沥沥、章俊、陈宏、艾福华、黄蕾、张卓、吴志武、黎敏、郑敏、高飞胜、藿橡楠、刘彤文、程亚鹏。谢泽慧老师2007年9月调至现代音乐系工作。 作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音乐学系在目前广东省各音乐教育机构中音乐学学科建设、师资力量、学术水平、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处于领先的地位。1.学科结构目前，音乐学系所开设的专业主干课程已覆盖了音乐学的所有基本学科，计有：历史音乐学（含：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戏曲与曲艺、音乐人类学、音乐形态学、音乐社会学、音乐阐释学等学科。2.教学队伍（1）人员结构年龄结构：在26位教学人员中，60岁以上3名；50岁以上5名；40岁以上5名；30岁以上8名；30岁以下3名。职称结构：教授/研究员8名；副教授5名；讲师/助研7名；助教6名。博士生导师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8名。学历结构：博士2名；硕士12名；学士12。学缘结构：星海音乐学院6名；中央音乐学院3名；湖南师大2名；武汉大学1名；中山大学1名；上海音乐学院1名；香港中文大学1名；北师大1名；武汉音乐学院3名、西安音乐学院1名；华南师范大学1名。以上所有人员都在本院固定编制之中，此外还有两位外聘教授：卓仁祥（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博士）；费邓洪（广东现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2）学科带头人及主讲教师业绩从专业要求来看，这些人员配备大致覆盖了这一专业的所有主要学科。同时，这些专业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有十分深厚的积累，并展现出颇为丰富而又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与较好的学术地位。多学科与跨学科赵宋光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其研究领域包括有：哲学、美学、数学、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律学、民族音乐学。先后历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律学会会长、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理事等全国性学术社团的重要职务。在国内享有盛誉。音乐美学在全国专业音乐院校范围内，音乐美学作为一门专业课，我院是继中央音乐学院之后，于1984年由罗小平教授接踵开出的，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这也说明这一学科在我们院已有20多年的研究历程。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罗小平教授在国内享有盛誉，先后在专业核心刊物及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8本。此外，后来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还有王少明教授与邓希路副教授。其中王少明教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以他哲学专业之长，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教研力量，也为这学科的研究拓展出新的学术视野。近年来，他着力于从现象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音乐学学科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学术见解，并在核心刊物上连续发表论文，也很快引起了音乐美学界的关注。民族音乐学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尤其是岭南音乐研究方面，本专业有较强的研究历史与研究实力。首先，赵宋光教授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着力于民族和声理论的探索。此后，80年代初又致力于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学的学科建立，并在国内多所专业院校讲学。陈天国研究员40多年来，一直从事潮州音乐历史文本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其个人所拥有的研究材料在国内无疑首屈一指。在占有充足材料的基础上，他进行了各种分类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十数种研究专著，成为国内这方面无可比拟的专家。他还从泰国寻回了早已失传多时的广府板佛乐，为拯救中国传统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沥沥老师，自本科到研究生阶段连续8年对江西地区的民间音乐与民间戏曲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完成了硕士论文《赣剧两路高腔唱腔音乐比较及其源流分析》，并先后发表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出版专著一本。音乐人类学周凯模研究员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自1985年在上音选修“比教音乐学”开始，二十余年出版专著三部、合著三部、论文数十篇，其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二十二篇。早年研究云南音乐、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近九年致力于岭南音乐研究：1998年承担和完成了省级项目“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作为当时研究部主任，1999年提出了本院“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和“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建设构想，组织完成了展览馆首批资料收集整理，使其学院顺利建成该馆；2005年作为课题负责人，在展览馆基础上又设计了省级重点项目《岭南传统音乐资源在当代高校的转换》获省高教厅批准立项；2006年继续为展览馆争取到香港民族音乐学家曹本冶教授的个人收藏资料两千余件（部）的捐赠，丰富了馆藏基本建设。最近个人相继出版和完成了“广东排瑶‘仪式音声’研究”成果近30万字，为本院在传统丰厚的三大乐种研究成果之上，增加了新领域的岭南音乐研究成果。该成果结合音乐人类学宏观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在本院教学中发挥着一定作用。音乐心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我们起步较早，在国内曾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早在1986年，罗小平与黄虹教授已出版了专著《音乐心理学》，继而又出版了译著《外国音乐心理学荟萃》。其中《音乐心理学》作为一本教科书，被国内其他专业教育机构所采用，并重版多次。最近，该书还应上海音乐出版社之邀进行修订再版。2003年，她们又与其他同事合作出版了《音乐教育心理学》一书。除此之外，两位教授还先后在核心刊物与省级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十多篇。目前，两位教授分别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的副会长与理事。其中，黄虹教授在20年间一直注重调查与实验工作，先后走访的大学、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十多家，并建立了一系列有相对固定性的研究试验点。这不但对个人研究，还对实际教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场所。最近，学院又建立了音乐心理学实验室。此外，刚到本系的硕士毕业生张卓，近几年来致力于音乐的时间心理研究，并完成了高水平的硕士毕业论文《影响音乐听觉时距判断的主客体因素》，为音乐心理学界同仁所关注。西方音乐史学这也是我们专业较为成熟的一个研究学科，我们学院从60年代开始就有前辈学者投入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如关伯基教授曾长期致力于匈牙利浪漫主义音乐家李斯特的专项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同时还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与译著。80年代后期由黄虹、许树坚教授接上，90年代后期又加入了邓希路、周广平教授。围绕这一学科的教学，他们先后增设了交响音乐体裁与名作、西方歌剧、20世纪西方音乐等配套课程。20年来，他们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此外，他们还十分注重各种研究文本的收集，除图书馆之外，各自收集的唱片4000多张，影像资料2000多张，总括西方音乐文化史从中世纪到20世纪末所有重要体裁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相关西方艺术文化史方面的书籍万册。黄、邓两人均被推选为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教研力量在近年的人才引进中得以加强，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引入，使这学科在我院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前景，在古代史范畴，除了吴丽玲，刘大坚、尚红等原有的教师之外，最近又加入了吴志武。吴志武最近五年来一直致力于《九宫大成》的研究，并完成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科学发声与嗓音保健近十年来彭莉佳老师一直致力于科学发声与嗓子保健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的专著有：《发声常识与嗓音保健》、《嗓音的科学训练与保健》。这项研究深得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肯定，几年来还应邀在全国数十所大学中举办讲座或开设系列课程。研究基地与研究项目就音乐学各专业，我们还建立了以岭南音乐为主导的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立足于本院在编的音乐学专业教研力量，同时也增聘一些院外专家。目前，我们承接的研究项目有：1.冼星海研究；2.岭南音乐研究。冼星海研究的常设机构安置在沙河校区冼星海纪念馆中，而岭南音乐研究则安置在沙河校区岭南音乐博物馆中。关于岭南音乐研究，我们一向有固定的研究指向，其中包括：1.广东音乐研究，为此我们还设有“余其伟广东音乐研究中心”。2.客家山歌与汉乐研究。3.潮州音乐研究。以上几项研究我们还邀请民乐系的有关专家参与，因而使得这项研究具有十分雄厚的力量。此外，在音乐心理学研究上，我们还与广东中医药学会的有关专家合作，研究领域正在向音乐治疗方面拓展。再就是我们还承担了国家级的《高中艺术》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其中包括4个模块，即：1.音乐的情感表现（以完成，并出版）；2.生活中的音乐；3.音乐与文化；4.音乐与科学（与广州大学音乐学院合作）。3.学生状况目前本系在读学生分四个年级，总人数97人，其中2004级21人；2005级20人；2006级19人；2007级34人；延长学制3人。近三年报考本系的学生，每年总在200人左右。
^_^……祈祷老师不会仔细看吧 否则几百号人 都写同一份……所以我决定……跑题写论文 及格就行拉
写出每个地方音乐的特征就可以了。
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默然.......
最出名的就是黛玉葬花了。。。
红学末路：红学走到末路了吗 2005年05月11日16:15:09 光明日报 相关阅读：《红楼梦》漫画版 误读红楼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 “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当浮躁的岁月扰乱我们的内心，当深厚的文化内涵被束之高阁，当时代的技艺逐渐被湮没，你是否反思过，是否想过要为它们做点什么？你又是否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坚持着他们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手艺的崇敬与传承。 孙锐，便是这样一位致力于歙砚的不简单的80后。在他身上，你看不到那份浮躁与喧嚣，30岁出头的年纪，相较于同龄人，则更显一份老成与厚重，我想，这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年的歙砚生活所导致的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对于“非遗传人”这个称号，孙锐觉得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论是对于歙砚，还是它的传承。 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他也是这么做的。他现在带了两个徒弟，如今也是黄山学院的客座教授，给学生教授关于歙砚的历史文化、传承技艺。孙锐说，“有时候看到一些学生天赋很好，真的很开心。总希望多教点东西给他们，他们能多学一些。因为这样的传统需要延续，我也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 他不再单一的用传统课堂理论教学的方式，而是更多的让学生切实接触到歙砚制作的每一个步骤与要理，亲自动手，让学生能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摆脱他们对于歙砚的距离感，从而对于歙砚的接纳程度更高，也更利于他的传承。同时，不得不提的是，这种传统工艺课进入大学课程，还是首次。 虽然歙砚历史悠久，但它的发展却一直断断续续。2006年至今，由于政府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力度的加大，歙砚才有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所以对于孙锐而言，不论是他的徒弟，还是对于学校里的学生，他都是尽其所能去教他们。他会因为他们的一些进步而倍感高兴，也会因为他们的不用心不认真而感到惋惜与难过。 他常说他要对得起“传承人”这个称号，对得起他于歙砚的那一份热爱。 我们不仅要传承，我们还需要创新与保护。 传承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才是延续的真理。记得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最好的传承，传承不是重复，发展在于创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歙砚的传承，不仅在意砚雕技艺的提升，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更是每一个歙砚人艺术思想的见解与创新。 歙石的产地以江西婺源与安徽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老坑砚石为最优，所以歙砚又称龙尾砚，现在龙尾山是大部分存世关于歙砚珍品的石料出产地。砚石和玉石一样，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加之最近数十年的疯狂开采更使得歙砚石特别是精品砚石越来越少，老坑砚石已于2008年禁止开采。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关于歙砚的传承，保护同样重要。 越了解，越热爱 在孙锐看来，时间越久，了解歙砚越多，越发觉其中蕴藏着无尽的徽文化内容，很有味道。用孙锐的话说，这是一个很磨人的手艺，从最初的磨石开始，孰能生巧中一步步摸索，领悟砚雕的精妙。一步一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心，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他认为好的歙砚作品，是自然与创意的最佳结合，除了珍贵的石料外，还要根据石材天然的纹理式样等进行创作，线条雕刻的细腻、干净、流畅，人物形神兼具或山水藏意，才能展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内容。十几年下来，孙锐渐渐在行业展露头角，他的一系列作品也相继在国内大展上获得奖项。 从最初接触时的懵懵懂懂，慢慢学习后的了解，到如今时间沉淀下的热爱，关于歙砚这一条路有多难走没有人知道，十四年的时间不能说艰难困苦，但坎坎坷坷的下来，却也把孙锐打磨的更加内敛与沉稳。 其实，在我看来，一件好的砚雕作品，除了珍贵的石料、精湛的技艺，最重要的还是砚雕人的那一份用心，他投注于这方砚台的心血与感情，一件他对歙砚的那一份初心。 孙锐，便是如此，他怀抱初心，在歙砚这条路上默默耕耘，将这一份指尖上的技艺传承下去。
柯崇，幼喜丹青，1983年起就与中国首位砚石研究专家程明铭先生研究砚石、砚文化，并长期交流合作、切磋砚艺，使得砚艺突飞猛进。1986年在大谷运歙砚厂任车间主任并任砚雕技师。1992年-1994年受聘为上丰砚厂砚雕技术师，带徒数十名。1994年创办柯崇砚雕艺术馆，至今从事歙砚设计、创作及砚文化研究。为弘扬徽文化和推动歙砚产业的复兴和发展，创作、授徒两不误，共授徒百余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砚雕人才，许多弟子已经成为当代砚雕名家，是歙砚制作技艺的主要传承者。柯崇三十年砚雕不辍，制砚刀工独到，线条流畅，常根据石料的造形、纹理、颜色、等天然风韵因材施艺 ，追求自然与人工协调统一，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砚雕作品注重文化内涵，题材广泛，意境深远，能吸收古今诗词，绘画，及各类雕刻之精华，师古而创新，可谓砚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尽在砚中，深受行家赞许。 代表作有《东方巨龙》、《松林雅聚》、《仙女舞乐图》 、《琴棋书画》、《嫦娥奔月》、《狮子滚绣球》、等，2001年在纽约石溪大学展出，《九龙朝阳》砚被美国纽约华人艺术博物馆收藏，并获最佳华人艺术精品奖。2010年歙砚作品《巨龙砚》在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首届“中国文房四宝精粹博览会”获得“文房精粹奖”金奖。2014年8月柯崇的歙砚作品《和合二仙》砚又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荣获金奖。《三狮戏球》砚在首届安徽省民间工艺精品展获银奖。10月《徽州石狮》砚在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大展获金奖，《杜康品酒》砚在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四水回归》砚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11月《双狮滚绣球》砚在安徽省第四届传统工艺美术产品展获银奖。12月《有容乃大》砚在首届中国国际传统工艺技术研讨会暨博览会名人名品展获一等奖，《魁星点斗》砚砚获中华传统工艺名品一等奖，《琴棋书画》砚获中国国际传统工艺技术博览会金奖。并荣获“中国传统工艺特殊贡献奖”、 “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等至高荣誉。今年3月他的砚雕作品《庄周梦蝶》砚在第50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荣获2015中国工艺美术“金凤凰大奖赛”金奖，5月份《西厢记》砚又获2015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荣誉满满，被业内人士称赞为“歙县砚雕艺术家获奖第一人”、“ 金奖专业户” ，柯崇大师因此获 “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殊荣。柯崇在2011年4月被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工作委员会授予“中华传统工艺大师”称号；全国职业技能考评委员会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传统工艺师；2011年国际职业规划鉴定中心评审为“国际注册高级工艺美术师”；2011年5月由中国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收入国家专业人才库；2014年黄山市政府授予了“新安艺术家” 称号； 中华文化研究院聘为院士，授予了“中华文化名人”称号；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工作委员会授予了“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国际艺术家协会授予了“中华杰出贡献艺术家”等荣誉称号。柯崇现为安徽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歙砚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并任中国国际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安徽省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黄山市工艺美术协会及文房四宝协会理事、歙砚协会理事和歙砚精品艺术馆艺术总监。2014年，为了将歙砚文化之薪火更好地传承与推广，他成立了黄山市徽州歙砚研究中心，并受邀参与《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安徽卷》的研究和写作。柯崇大师集制砚与治学于一体，在2011年曾与程明铭先生共同编著了《中国歙砚大观》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三十多年来，既研发砚石，又操刀雕刻。既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又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奉出艺术精品。既单门独户的辛勤劳作，又积极组织业内人士为弘扬歙砚文化劳碌奔波。他为中国歙砚雕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歙砚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近年来，柯崇大师俨然以“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身份，多次率领歙砚文化艺术家参与许多国家和国际展览与交流活动，不断加强歙砚文化和砚雕理论的研究与交流，悉心努力，使歙砚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多年以来柯崇与程明铭先生一起，在古歙范围内新发现了有金星、金晕、眉纹、水浪、玉带、等砚石的砚坑20多处，并开发利用了彩带、金皮、金膘、金丝、银线、彩眉、金眉、冰纹、千层石、朱皮籽料、龙潭黑玉、刷丝纹、等若干纹饰的砚石新品，开发利用这些砚坑砚石缓解了歙砚石的紧缺，对歙砚资源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柯崇是程明铭大师毕生培养的唯一研究砚石、砚文化的弟子。为了推广歙砚制作技艺知识，传播歙砚文化并提高歙砚的知名度，鼎力协助程明铭编著《中国歙砚大观》一书，本书是二位30多年合作的结晶，共分为十一章60余万字300多幅附图，内容丰富，字字珠玑。2012年被收入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文存”丛书第一辑，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歙砚研究中一大空白。2013年柯崇被收入《当代安徽书画家即工艺美术师》;素有“南饶北季”之称的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为柯崇砚雕艺术馆题词“砚之冠”;《东坡赏砚》砚被饶宗颐大师收藏。柯崇痴迷于砚雕，创作歙砚之余对砚石、砚文化继续研究，其砚雕艺术不止于此，正在砚林中茁壮成长。
赣榆方言的主要特点，在于声类系统较多地保存着中古音。在老派赣榆话里，古见组见、溪、群、晓、匣五母今细音仍保留[ts]、[ts′]、[s]的读音，可以分尖团；古知、庄、章三组声母今音大致按古二、三等分为两组。这对于研究古音或其它现代方言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古平、上、去、入四声赣榆方言分化为今阴、阳、上、去四声，和北京相同；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也和北京一样；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如“北、铁、尺、客、屋、接、说、湿”和“麦、蜜、纳、辣、绿、额、药、物、月”（次浊声母字有少数读法去声：“幕、觅、诺、历、厉”。“穆、牧”阴平、去声两读）。需要说明的是，现赣榆方言已分化为新、老两派，上面所述的是老派读音。
汉字中有这么一个情况，有些字很常见，但是基本是专用的，比如“赵”，这个字大家都认识，但这个字要么就是当姓氏用，要么就是当古地名或人名用；还有“刘”，也是一样，字很常见，但基本只是当姓氏使用，不怎么用于组词。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由于我国文明悠久，所以出现了很多专用的姓氏，地名等。在地名上，中国很多地方会出现一些极有意思的现象，明明是专用地名却被别的地方抢用。
比如我举个例子：赣。这个字现在基本就一个地方会用：指江西（当然，江西的赣州，赣江等也包括在内）。可以说“赣及江西”是一个基本常识了，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江苏存在一个赣榆县（2014年7月赣榆县撤销，设立连云港市赣榆区）。
额，那这就很好玩了，这个“赣”和江西有关系吗？
从地理上看，这当然是不存在任何关系，那从历史上来看呢？
江西简称赣其实就是因为境内的赣江，那“赣”这个复杂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咱们先来看看赣字的由来吧。赣，这个字的形状非常复杂，所以可以确实是个古字，它的来源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赣巨人”。
“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山海经·海内经》
因为这个“南方”指的可能是江西，所以就叫赣江。
二是章贡合流一说，赣江是由章江和贡江两大支流组成的，章贡二字合在一起而得名“贑”。但古代写字的时候，这个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字，所以为了表示这是一个字，“文”就被当作上标放置在“贑”字旁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赣”字。但此说的问题在于“赣”字先秦就已产生（这个字古代通“贡”），而“贑”字则出现在唐代以后。
郦道元的《水经注》也对“章贡合流”说提出严厉批评。
也有说法说这是宋朝形成的，北宋时期赣州叫虔州（也叫“虎头城”），但因为赣南山区经常闹民变，1152年再一次发生民变后，朝廷实在受不了，因为“虔”字有“虎”字的一部分，不吉利，于是把这个字去掉了，只留了“文”字，然后再把章贡两个字加个文，形成“赣州”。
这个其实也不太对头，因为赣字很早就出现了，虽然赣州是宋代起的名字，但赣县在汉代就有了。
但不管怎么说，“赣”这个字现在完全是有关江西的代称。
那江苏的“赣榆”的“赣”呢？
首先，赣榆县建立很早，1979年，在陕西省临潼县赵背户村秦代刑徒墓中出土两片书有“赣榆距”、“赣揄得”瓦文墓志，证实赣榆置县于秦代，“赣榆”之名文献记载始见于西汉，写作“赣揄”。
而且，“赣榆”地名中的“赣”字，在赣榆方言中无论文白，一律读作/gai/，音“盖”。在赣榆方言中，古咸摄开口一等去声勘韵见母字中只有此字读/ai/韵母，非常特殊。
那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了？为什么，要知道，“赣”字虽然先秦就有了，但用它来指江西，那估摸着是清朝的事情，先秦时期的“赣”字还不是用来指地名的。也就是说，“赣榆”这个赣和江西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为啥会如此巧合？“赣榆”是什么意思？刚刚说的，赣榆设置县的时间一开始都不清楚，1979年才确定是在秦代，非常久远了，那考证名字的来历自然更困难，清代光绪年代修的《赣榆县志》对地名解释了很多，但最后也只是说了个“无可考据”。
对于“赣榆”地名的来历，至少有这些种说法：贡榆说，赣字之前是和“贡”一个意思的，朱尧望在《赣榆名义说》中同时提出：“赣，贡也，榆，木之美者也。咏于诗，征于礼，以榆木常入贡，故名”；还有“龠榆山音转说”，
《南齐书》记载，明僧绍以弟庆符为青州刺史，随郁洲，住龠榆山，郁洲为赣榆旧属地。这是清光绪年间通州拔贡王文炳于同治至光绪年间主持怀仁书院山长时以训诂学对赣榆作字训的考证；也有人认为这是
“鬼臾别写说”，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有“肝榆之尸”，肝鬼同纽，榆臾同纽，他认为肝榆就是鬼臾的别写。赣榆县的县名源于这个民族（东夷的一部分）；还有“肝榆之尸说”，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奢比尸国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尸即人、人方，即东夷。肝榆之尸即赣榆之东夷…
江西人民母亲河赣江
总之，这个“赣榆”目前完全没有可信的解释，只能这么说：赣这个字一开始虽然就和江西有缘分，但并不是指代江西的，也不会有人联想的江西（先秦时期江西可以说是一片蛮荒），而是有别的含义；而赣榆建立县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某些原因，使用了“赣”这个少有的字，而且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晚清时期，赣渐渐成了江西的代称，而赣榆又没有改名，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极为少见的情况。
1、以吴国号为姓，出自姬姓，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朝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周文王），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泰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苏州。寿梦的第四子季札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札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姓，称吴姓。2、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3、出自古帝颛顼时期吴权之后裔。据有关资料所载，相传为上古颛顼帝（高阳氏）时吴权的后代。4、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为吴氏。5、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产生吴姓。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赫哲族等均有为吴姓者。吴道子：唐代著名画家。被后人奉为"画圣"。其画线条遒劲雄放，变化丰富，一变古来沿袭的高古游丝描的细笔，发展了线描的艺术方法，故表现出来的物象富有运动感、节奏感，被人们称为"吴带当风"。吴承恩：明朝小说家。著有《西游记》传世。吴勉：贵州黎平侗族英雄吴起：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卫国人。初为鲁将，继为魏将，后奔楚国，任令尹，主持变法，后被杀。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前209年与陈胜发动戍卒九百人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后为部将田臧假借陈胜命令杀害。吴三桂 ：明末清初人物，明末清初辽东人，祖籍江苏高邮，大将军 。吴敬梓：清代人，以小说《儒林外史》而著称的杰出讽刺作家。吴沃尧：清代著名小说家。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昌硕：清代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工诗，善书法，尤精篆刻。吴其浚：清代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著有被誉为19世纪中国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吴懋： 瑞德祥公司董事长，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社会主义先锋党。还有呢：吴雁泽，当代歌唱家。吴仪，原副总 理吴刚 ，神话人物吴伯雄国民党主席
1育红班--幼儿园，来自文化大革命 2识字班---未婚女青年，婚前女性也称 为识字班（时），刚解放时女性大多不认识字，未婚女性多被组织起来参加扫盲班，时称 识字班。 3跟古了(gei gu le)（音） --很久以前（是不是只流传在黑林一带） 4香好了--非常好 （只听柘枉九里一带人说） 5解手--去洗手间（相传本地人都是约明朝时有朝廷从山西一带强行迁到赣榆的，当时都是用绳子捆了一串，有官兵押解，当要 内 急时就报告要解手由此而来） 6欺了买？（吃了吗？） 7花喜子（喜鹊） 8洋车子（ 自行车） 9恁以歪的(怎么这么恶心) 10该拜了(口头禅,很无奈的) 11门楼头子(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12当天子(就是家里的院子) 13当门(就是地面) 14小八棍儿 (小树枝) 15你跑我段 (你跑我追) 16打庄户的（农民） 17干巴枣儿（ 干地瓜片子 ...过年街上卖的 很甜） 18香油果子（油条） 19 我不是偷味的 我设当工的 20玄（第四声）：较你腚玄两蹶 21干夫（轻声）米饭 22你怎诀地的,大家要气好哈好(你怎么的,大家吃好喝好) 23 不咬沃着(不要饿着) 24 也不能卡了 25你看那棵叙(你看那棵树) 26你穿那什么衣设(你穿那什么衣服) 27 桥咕咚的 (骂人的,就是傻帽一类的) 28向他乎的(待研究^^^) 29你左写特(就是嚼舌头,满口胡说) 30你哪银呢？(你哪人啊?) 31钢杯寄我估得海了”(刚笔被我弄坏了) 32小叉课（口袋）例：他小挂上（上衣）有四个小“叉课”。33俺家今年打了好几长皮“叉课”粮食。 34悔了（倒霉） 鲜整的.......形容新鲜菜 35例：明天“担不了”要下雨。(明天可能要下雨) 36冰轧冷(形容冷)37滴沥搭拉 38鼓捣 39怪不得 40就地（地面） 41晴天白日拐磨花 ：；... 小马菜 42马各丁(一种水里的动物,可以钻进人的身体内) 43姐猴 (知了的雏形)44 44磕流子（小石头） 45合闸闸的(活的被弄成死的)46 46眼不辞火(不懂的察言观色) 47惬晌(午休) 48 呜哇（唢呐） 49黍秸全子（竽）。50最经典的赣榆话是：爱赣榆（只可会意，不可言传,口头禅,也是骂人的） 51僵尸骑居又（张老师吃猪肉） 52嘎居又包饺子七(割猪肉包饺子吃) 53我在当天子习个喀刘子哉你个比养子（我在院子里拾起一块石头砸你个*** 54沙沙（意思是：整整） 例：他耍了“沙沙”一晌午。55债（意思是：把水放到杯子或其他容器中，晃一晃然后再把水倒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叫“债”）例：吃饭之前先把碗“债一债”。56直吗吗 （就是不拐弯的意思.） 57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大队书记到外地吃饭时.看到桌子有点脏就叫小姐妈吗(抹抹)亿歪歪的(脏)~~~苏历历的~(快点)~ 58桥种(傻X)59赖崴子 —— 青蛙 60得找个好乃搁着(得找个好地方放着) 61和喳喳帮我喜死了(活活的把我笑死了) 62死楞样 63和渣楞死了(傻的不喘气) 64距样（猪样） 65去洗澡，你么(别)掉沟里淹死了 66你鞋弄那去了，不知料(仍)那去了 67吃慢点，么(别)咽着 赣榆和山东接壤,属于山区,是教育大县,北京大学有专门研究赣榆普通话的机构,当年秦始皇派徐福去日本找长生不老药,徐福就是赣榆县金山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