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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成员先后有：崔其焜、关伯基、张文倩、陈荣喜、许树坚、赵婉洁、赵雅瑶、汪波、陈维伦、王润秋、罗小平、黄虹、吴丽玲、邓希路、胥远帆、汪红珺等老师。1995年，教研室悉数并入音乐研究所，所长为：罗小平；副所长：周广平、何平；党支部书记为：汪波；秘书：汪红珺、陈宏。除了研究所原有的成员（赵宋光、陈天国、罗德栽、陈安华）外，还先后增加了闫笑雨、潘澜（2000年调离）、刘大坚、尚红、周凯模等老师。所内教师依然承担全院的史论类公共课。1998年，音乐学系从研究所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制至今。主要人员几乎都来自原来的音乐理论教研室，后来又增加了年轻一代新教师（均为硕士）。第一届系主任：何平（2004年7月调离）；系秘书：陈宏。2004年7月，由邓希路以副主任职衔继任；2005年9月，幸祝香出任党支部书记。下设四个研究室：1.音乐史学教研室；2.民族音乐教研室；3.技术理论教研室；4.哲学—文学教研室。目前系里从教与管理人员共29名：赵宋光、陈天国、幸祝香、罗小平、吴丽玲、黄虹、邓希路、闫笑雨、刘大坚、周凯模、王少明、彭莉佳、周广平、邹洪明、尚红、王沥沥、章俊、陈宏、艾福华、黄蕾、张卓、吴志武、黎敏、郑敏、高飞胜、藿橡楠、刘彤文、程亚鹏。谢泽慧老师2007年9月调至现代音乐系工作。 作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音乐学系在目前广东省各音乐教育机构中音乐学学科建设、师资力量、学术水平、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处于领先的地位。1.学科结构目前，音乐学系所开设的专业主干课程已覆盖了音乐学的所有基本学科，计有：历史音乐学（含：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戏曲与曲艺、音乐人类学、音乐形态学、音乐社会学、音乐阐释学等学科。2.教学队伍（1）人员结构年龄结构：在26位教学人员中，60岁以上3名；50岁以上5名；40岁以上5名；30岁以上8名；30岁以下3名。职称结构：教授/研究员8名；副教授5名；讲师/助研7名；助教6名。博士生导师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8名。学历结构：博士2名；硕士12名；学士12。学缘结构：星海音乐学院6名；中央音乐学院3名；湖南师大2名；武汉大学1名；中山大学1名；上海音乐学院1名；香港中文大学1名；北师大1名；武汉音乐学院3名、西安音乐学院1名；华南师范大学1名。以上所有人员都在本院固定编制之中，此外还有两位外聘教授：卓仁祥（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博士）；费邓洪（广东现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2）学科带头人及主讲教师业绩从专业要求来看，这些人员配备大致覆盖了这一专业的所有主要学科。同时，这些专业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有十分深厚的积累，并展现出颇为丰富而又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与较好的学术地位。多学科与跨学科赵宋光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其研究领域包括有：哲学、美学、数学、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律学、民族音乐学。先后历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律学会会长、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理事等全国性学术社团的重要职务。在国内享有盛誉。音乐美学在全国专业音乐院校范围内，音乐美学作为一门专业课，我院是继中央音乐学院之后，于1984年由罗小平教授接踵开出的，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这也说明这一学科在我们院已有20多年的研究历程。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罗小平教授在国内享有盛誉，先后在专业核心刊物及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8本。此外，后来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还有王少明教授与邓希路副教授。其中王少明教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以他哲学专业之长，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教研力量，也为这学科的研究拓展出新的学术视野。近年来，他着力于从现象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音乐学学科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学术见解，并在核心刊物上连续发表论文，也很快引起了音乐美学界的关注。民族音乐学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尤其是岭南音乐研究方面，本专业有较强的研究历史与研究实力。首先，赵宋光教授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着力于民族和声理论的探索。此后，80年代初又致力于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学的学科建立，并在国内多所专业院校讲学。陈天国研究员40多年来，一直从事潮州音乐历史文本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其个人所拥有的研究材料在国内无疑首屈一指。在占有充足材料的基础上，他进行了各种分类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十数种研究专著，成为国内这方面无可比拟的专家。他还从泰国寻回了早已失传多时的广府板佛乐，为拯救中国传统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沥沥老师，自本科到研究生阶段连续8年对江西地区的民间音乐与民间戏曲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完成了硕士论文《赣剧两路高腔唱腔音乐比较及其源流分析》，并先后发表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出版专著一本。音乐人类学周凯模研究员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自1985年在上音选修“比教音乐学”开始，二十余年出版专著三部、合著三部、论文数十篇，其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二十二篇。早年研究云南音乐、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近九年致力于岭南音乐研究：1998年承担和完成了省级项目“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作为当时研究部主任，1999年提出了本院“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和“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建设构想，组织完成了展览馆首批资料收集整理，使其学院顺利建成该馆；2005年作为课题负责人，在展览馆基础上又设计了省级重点项目《岭南传统音乐资源在当代高校的转换》获省高教厅批准立项；2006年继续为展览馆争取到香港民族音乐学家曹本冶教授的个人收藏资料两千余件（部）的捐赠，丰富了馆藏基本建设。最近个人相继出版和完成了“广东排瑶‘仪式音声’研究”成果近30万字，为本院在传统丰厚的三大乐种研究成果之上，增加了新领域的岭南音乐研究成果。该成果结合音乐人类学宏观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在本院教学中发挥着一定作用。音乐心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我们起步较早，在国内曾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早在1986年，罗小平与黄虹教授已出版了专著《音乐心理学》，继而又出版了译著《外国音乐心理学荟萃》。其中《音乐心理学》作为一本教科书，被国内其他专业教育机构所采用，并重版多次。最近，该书还应上海音乐出版社之邀进行修订再版。2003年，她们又与其他同事合作出版了《音乐教育心理学》一书。除此之外，两位教授还先后在核心刊物与省级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十多篇。目前，两位教授分别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的副会长与理事。其中，黄虹教授在20年间一直注重调查与实验工作，先后走访的大学、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十多家，并建立了一系列有相对固定性的研究试验点。这不但对个人研究，还对实际教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场所。最近，学院又建立了音乐心理学实验室。此外，刚到本系的硕士毕业生张卓，近几年来致力于音乐的时间心理研究，并完成了高水平的硕士毕业论文《影响音乐听觉时距判断的主客体因素》，为音乐心理学界同仁所关注。西方音乐史学这也是我们专业较为成熟的一个研究学科，我们学院从60年代开始就有前辈学者投入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如关伯基教授曾长期致力于匈牙利浪漫主义音乐家李斯特的专项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同时还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与译著。80年代后期由黄虹、许树坚教授接上，90年代后期又加入了邓希路、周广平教授。围绕这一学科的教学，他们先后增设了交响音乐体裁与名作、西方歌剧、20世纪西方音乐等配套课程。20年来，他们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此外，他们还十分注重各种研究文本的收集，除图书馆之外，各自收集的唱片4000多张，影像资料2000多张，总括西方音乐文化史从中世纪到20世纪末所有重要体裁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相关西方艺术文化史方面的书籍万册。黄、邓两人均被推选为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教研力量在近年的人才引进中得以加强，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引入，使这学科在我院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前景，在古代史范畴，除了吴丽玲，刘大坚、尚红等原有的教师之外，最近又加入了吴志武。吴志武最近五年来一直致力于《九宫大成》的研究，并完成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科学发声与嗓音保健近十年来彭莉佳老师一直致力于科学发声与嗓子保健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的专著有：《发声常识与嗓音保健》、《嗓音的科学训练与保健》。这项研究深得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肯定，几年来还应邀在全国数十所大学中举办讲座或开设系列课程。研究基地与研究项目就音乐学各专业，我们还建立了以岭南音乐为主导的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立足于本院在编的音乐学专业教研力量，同时也增聘一些院外专家。目前，我们承接的研究项目有：1.冼星海研究；2.岭南音乐研究。冼星海研究的常设机构安置在沙河校区冼星海纪念馆中，而岭南音乐研究则安置在沙河校区岭南音乐博物馆中。关于岭南音乐研究，我们一向有固定的研究指向，其中包括：1.广东音乐研究，为此我们还设有“余其伟广东音乐研究中心”。2.客家山歌与汉乐研究。3.潮州音乐研究。以上几项研究我们还邀请民乐系的有关专家参与，因而使得这项研究具有十分雄厚的力量。此外，在音乐心理学研究上，我们还与广东中医药学会的有关专家合作，研究领域正在向音乐治疗方面拓展。再就是我们还承担了国家级的《高中艺术》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其中包括4个模块，即：1.音乐的情感表现（以完成，并出版）；2.生活中的音乐；3.音乐与文化；4.音乐与科学（与广州大学音乐学院合作）。3.学生状况目前本系在读学生分四个年级，总人数97人，其中2004级21人；2005级20人；2006级19人；2007级34人；延长学制3人。近三年报考本系的学生，每年总在200人左右。
^_^……祈祷老师不会仔细看吧 否则几百号人 都写同一份……所以我决定……跑题写论文 及格就行拉
写出每个地方音乐的特征就可以了。
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坊刻本：明代鼓励民间刻书。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你自己整理看看有没有用
文科论文研究方法。
1、综合比较与社会调查法
（1）综合法。大致分为“综述”和“述评”两类。“综述”要求归纳、总结学术界对某一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所谓“全部”是相对而言的，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全部”，也可以是某一次会议的“全部”。“述评”要求在此基础上加以评论。
选择这类课题，首先要全面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概括和分类。评价他人成果时，力求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发表自己意见时，要有独到见解，有理有据。
（2）比较法。首先要确认对象具有可比性，即属于同一种类或同一条件、同一关系。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纵比是历史比较，即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内的具体变化，例如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问题，横比是不同的具体事物在同一标准下的比较，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探索原因何在。
如研究清代两大代表性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异曲同工，即是横向比较。
（3）社会调查法。学位论文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选题的确定，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注重社会调查，从社会实践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确立选题。真正做到选题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2、材料提取、拟想验证启发法
（1）材料提取法。阅读材料是多多益善，要勤于动手、认真思考、归纳分类。要弄清哪些属于本学科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哪些属于本学科争论的焦点问题。经过反复琢磨和提炼升华，形成自己的选题。
（2）拟想验证法。是指先有拟想，而后通过阅读资料并验证来确定选题的方法。根据自己平素的观察和学习，初步确定选题范围，再阅读大量资料，了解学术界的探讨。如有一位研究生以《我国企业资产重组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为题探讨国企怎样摆脱困境问题，这个选题就是在搜集大量有关国企资产重组成败案例的资料基础上确定的。
（3）启发法。教师在讲授中，将课堂知识与课外阅读相结合，就某一问题论证的观点、依据、方法给研究生以启发，开拓思路，使其找到合适的选题。如教师讲授市场营销理论时，学生深受启发，联想到某企业加强品牌管理的成功经验，由此确定《关于企业名牌战略再思考》的课题。
3、回溯法
这种方法是从事物结果或现状着手，进行逆向思维，追根究底，寻找矛盾的根源，确定选题。比如《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脂砚斋评语为论据。进一步分析比较，发现这些评语有可疑和自相矛盾之处。如目前已知最早的手抄本乾隆甲戌（1754年）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批语写道：“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
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其口气显然出自与“作书者”不同时代的后人。但据大量脂批推断，脂砚斋又是比作者年龄大的至亲好友，参与小说的修改、校定和誊清等工作。
如第十三回末批语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因命芹溪删去。”其中“芹溪”即曹雪芹。1754年曹雪芹30余岁，而批书者已自称“老朽”。这是其自相矛盾处。可疑之点如：甲戌本第一回末批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直至30年后的乾隆甲辰（1784年），才出现第一个全书以《红楼梦》命名的八十回手抄本。在此前所有手抄本均题名《石头记》。但在甲戌本第五回却出现这样的脂批：“设言人亦应如此法看《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
如何解释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回溯法”，追究甲戌本发现的经过。1928年2月，胡适发表文章，宣称他买到甲戌本，并公布他研究甲戌本的结果。但此后30余年，胡氏对此书及其来历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61年台湾影印此书时，他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时的历史。”
据此，有的红学家提出脂批的真伪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如果选这个题目，不妨定名为《脂批疑案考》。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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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首先选一个课题，然后去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后写成论文。论文格式跟政体题的答题格式一样。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没什么特别的。直接上一份我当时做给你做参考。研究性学习这东西，最好选自己喜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知识就用上了。 粤剧是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浅谈粤剧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出路XXX，XXX（排名不分先后）指导老师：XXX【说在前面的话】“望尸沉海底，存贞自毁容。徽妮绝笔。（哭相思介）（乙反中板下句）鲛骨末夹灰，明珠已沉江海，恨无路求张羽，煮海再相逢，宋玉楚江悲，血花磨墨赋招魂，怕哭断九回肠，难觅泉台凤，巢覆卵无存，国破家何在，生离愁迭迭，死别恨重重。（滚花）我愿能殉国更殉情，取义更酬鹣鹦梦。（欲撞树死介）” 夜深，茕茕独立的我不自觉的哼出了熟悉的旋律，对，这出自经典粤剧《帝女花》。因为我自幼受爷爷奶奶的熏陶，对粤剧一直有强烈的喜爱与关注。可身为90后的我，看到周围同学整天沉溺在春哥曾哥的垃圾音乐中不能自拔时，心中便五味陈杂，于是便有了这份研究性学习，在这里要鸣谢我的粤剧知音XXX，没有她，也不能完成。【关于粤剧】 作为一名资深90后粤剧爱好者，必须简单的为大家阐述一下相关知识。（1）粤剧，顾名思义，就是用粤剧来演绎的一种戏剧。，我爷爷通常叫做大戏或者广东大戏，粤剧一般是外地人或者较为官方的说法。 （2）派系：基本上分为“省港大班”与“过山班”（或称“落乡班”）两大派系 （3）流行分布：广东、广西、台湾和港澳，以及海外广东侨胞聚居的地方 （4）艺人代称：粤伶以红船为交通工具，“红船子弟”因此得名 （5）发源地：佛山 （6）名旦：李文茂、邝新华、千里驹、肖丽湘、小生聪、周玲利、李雪芳（与梅兰芳其名）薛觉等，不胜枚举 （7）经典粤剧：《帝女花》《平贵别窑》《罗成写书》《搜书院》、《关汉卿》《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 （8）唱腔：以梆子、二黄为主，兼用大腔演出 （9）角色：分为武生、正生、小生、小武、总生、公脚、正旦、花旦、净和丑十大行当。后来被精简为六柱制：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帮花旦、丑生、武生。这都是根据角色的年纪、性别、性格、外型等特征来分类的。“末”代表年老角色。“生”代表男性角色。“旦”代表女性角色。“净”就是性格刚强暴躁的男性角色。“丑”就是滑稽角色。 （10）服装：蟒、靠、褶子、开氅、官衣、帔、衣 （11）基本功：唱（唱功）做（做功）念（念白）打（武打） （12）基本身段：站相、台步、七星步、指掌、云掌、亮相、跑圆台、开门、拉山、上马及背供 （13）表演程序：a.自报家门（即角色的自我介绍）。b.引子（主角上场时嘴里唧唧歪歪的东西，一般抒情，言志之类的）。c.定场诗（还是抒情，言志之类的）d.坐场白（和介绍差不多）e.跑龙套（小角色来了……）【研究背景】 粤剧目前在传播和继承上面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听众的老龄化与丢失。剧本传统缺乏创新。语言的要求，以及与现代大部分人审美观的错位….造成目前粤剧尴尬的地位【研究目的和过程】过程要追溯到2008年高一入学，一次课间我一时兴起，吟唱粤剧，不料却被新同学XXX用完美的唱腔对上，于是我们便在茫茫人海中觅得知音。可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渐渐发现原来在我们堂堂纪念中学，粤剧的爱好者是如此之少…90后的爱曾哥，80后的爱春哥，70后的爱凤凰传奇…….于是，我们的心中开始萌发出一个共同的梦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粤剧，接受粤剧，最好还能爱上粤剧。感谢学校给予我们做研究性学习的机会，给了我们实现梦想的舞台。2009.10.1 我们首先拜访了更为资深的老粤剧爱好者。2009.10.2 整理前辈的叙述以及上网查询资料，看于我们所知的是否一致，果然是一致的2009.10.3 书写论文2009.10.4 得到老师评语【教师评语】留给老师写。【研究成果{论文}】浅谈粤剧发展的障碍以及道路先秦的《诗经》可谓是中国曲艺戏剧的总起源，而传统的曲艺如京剧、粤剧、越剧、黄梅戏等都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齐言民歌的兴起。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命运却不尽相同。京剧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通过民国的“四大名旦”得以在现代彰显出她的光芒，几乎全国都知道“梅兰芳”的名字，而现今“李玉刚”的出现更是为京剧的创新提供了模板；黄梅戏虽是“自唱自乐”的戏剧，但是通过音乐电视剧等方式却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著名剧种；而作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一直都被誉为是“史诗式”的戏剧，近来通过电影的方式扩大的影响力。而由方言（粤语）演唱的粤剧近来却一直在走下坡，在城市、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日渐下降。首先看看粤剧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相对有影响力的是中国五大剧种这样的称号所具有的意义，而名列其中的有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很明显，这些剧种的唱调都与普通话所接近，因此推广以及普及都有着先天的优势。相对而言，粤剧因为使用粤语演唱，其中夹杂着一些古老的语调，加之唱腔的影响，使得粤剧在听觉方面失去了优势，很多粤剧演出时都必须在两边放置字幕，否则很难听得明白，但也因如此，年轻人观赏粤剧的时候经常要留意字幕，这样就影响了剧情的理解，导致许多年轻人认为粤剧难懂，无聊。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百度贴吧的留言。关于黄梅戏的留言是45010篇，京剧是173901篇，越剧是604780篇，而粤剧仅仅为6147篇。网络是当今重要的信息平台，贴吧是人们，特别是全国各地年轻人交流的主要平台，而通过这样的搜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黄梅戏等剧种在年轻一代中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粤剧的评论之少，实在是令粤语区的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所惋惜。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京剧等能在当代流行，而粤剧的声音却越来越低呢？我们认为有这么些方面：（1） 语言是人民日常交流的主要载体，语言的普及很大一方面也会影响到相关的文化的普及，如因英语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因此英语电影、歌曲、文学作品等在全球内都有着近于最广泛的支持者。因此，使用粤语演唱的粤剧在这一方面首先就失了优势。普通话作为国语，在全国范围内通用，而粤语虽然作为中国第二大语种，但仅仅流行与广东、港澳等地，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懂得传统粤语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因此，粤语作为粤剧的基本载体，将粤剧的流行地锁在了粤语区。（2） 配乐是戏剧的灵魂，很多戏曲可以省去演员演唱的部分，仅仅的纯音乐就足以流传千古。而粤剧作为传统曲艺，配乐的乐器主要为鼓、锣、二胡、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但由于如钢琴、小提琴、长笛等造型优美，符合当今上流生活要求西方乐器的传入，现代人对传统乐器的关注度越来越少，因此乐师的缺乏也是粤剧发展中面临的难题。（3） 剧本是正常戏剧的生命，没有了剧本，也谈不上什么配乐。现在流传下来的粤剧剧本大多已经年代久远，已经被反复演唱多遍，那些对粤剧感兴趣的老剧迷也已经有点审美疲劳。加之粤剧剧本内容大多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如外国大片中的机器人、星球大战等。（4） 演员是戏剧演出的主体，传统粤剧唱腔复杂，演出艺人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不是像普通表演那样有些表演功底的人都能随便走上去充场面。而现在粤剧的演出艺人以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对粤剧兴趣的减少导致传统曲艺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年轻人的缺乏使粤剧的继承出现了一大空洞。（5） 观众是一切的主导。观众的多少事实上就代表着这种曲艺的生存状况。而粤剧的观众以中老年人居多，粤剧的演出也主要通过剧院、乡村舞台，而在现代媒体如电视、网络等却亮相率较低。观众老龄化、年轻观众的缺乏将成为粤剧发展的最大障碍。 相对以上所提及的问题，京剧等由于使用接近普通话的音调演唱，普及与扩大影响力相对较易，而由于其影响力，很多学习传统乐器的优秀人才首先会被选拔到相关的剧团当中，很多专家很容易着眼于剧本的创新，因此剧本也能得到及时的更新，至于演员与观众，通过电视选秀、音乐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目光。而粤剧在这些方面的缺乏，使得自身面临着相当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都认为，粤剧要在当今生存甚至是发展，只在于两个字——创新。年轻人都粤剧失去兴趣是粤剧不能发展起来的一大原因，基于此原因，网上有这样的评论：当前演出的戏不可谓不多，而观众面没有扩大反而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人不欣赏，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如广东收看电视的渠道多而播放的时间长；音乐茶座、游乐场林立，对剧场的冲击尤其激烈），但如求其在我，则应当有勇气承认：上座率不高，是观众对劣质戏剧的抵制。不从戏曲艺术本身去精益求精，只靠平庸浅陋的频繁演出，会徒然败坏观众的胃口。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当年能够做到使观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来看《三姊妹》，仿佛不是来看戏，而是到普罗佐罗夫（剧中主人公）家里作客。这种演出和观众之间的亲切感，完全指靠演出本身提供的咀嚼不尽、传之永远的吸引力！可是，在数量庞大的粤剧上演剧目里，哪里去找这样的戏？相反，粤剧却明显地存在着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的许多因素： （一）和青年的思想对不上号。青年要求了解社会，认识生活，充满了求知欲望，好奇心理。可是，戏曲尽演传统戏，传统戏里也有青年的恋爱、婚姻生活，但“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之类离当前的现实大远，很难引起共鸣。对舞台上非常触目的陈旧感，鲁迅曾经说过然而，今天舞台上所见的戏，蝶、鸳、魂、血之类早该扬弃的东西，竟有愈来愈多之势。这种陈旧的戏风根本无视当前广大观众审美要求的深刻变化，如果还自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买方市场”，那么，戏剧艺术的前景怕是难以乐观的。戏曲既不去过问青年的生活，那么，青年也很难去关注戏曲。 （二）和青年的欣赏心理有距离。现代生活的节奏快，青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都要求看到生动、明快、活跃的画，要求艺术有比较强的直观效果，不喜欢虚拟太多、程式太严、画面呆简单、手法一般化、过程太长等等，他们没有慢慢品尝、细细体味的耐性。 （三）和青年的理解力有隔膜。老观众的爱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现在具有戏曲基础知识的青年不多。行当、脸谱、锣鼓、音乐等等有什么规范、怎样欣赏？看不懂听不懂，觉得都差不多。同时对历史知识越来越陌生。 基于如此有深度的评论，我们作出如下结论：（1） 粤剧要发展，首先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现在很多年轻人学习粤剧并不是因为自身兴趣，而是像学习钢琴等出于父母的虚荣心，这样的不仅仅不能培养出新的艺人，更是使粤剧在年轻人之间的名声大降，沦为“父母追求虚荣”的恶物。加之现在中小学生的学习任务重，升学压力重，粤剧这样的“对学习、升学没有任何帮助”的“废物”很容易就会被忽视。而现在的艺术生大多学习钢琴、小提琴等，传统乐器的退居二线，使配乐的接班受到阻碍。（2） 粤剧要在当今生存下去，就要扩大自身的观众范围，基于现在粤剧的观众大多为粤语区的中老年人，而大部分人都在农村，因此，在农村组织粤剧协会是一种十分好的办法，而此法，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中山市的古镇镇。据悉，古镇戏曲协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戏曲发烧友”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发展戏曲艺术事业中，为古镇曲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古镇每个村至少都有一支剧团，业余演员超过500人。该镇一年四季都飘着悠扬粤韵，古镇人已将到曲艺社唱粤曲当作是一种健康时尚的文化生活。为了更好地传承戏曲文化，该镇打算向有关部门申报“中国曲艺之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陈小禾希望古镇做好传承工作，用独特魅力发掘培养更多的新人。（3） 粤剧要引起现代人的注意，剧本的更新也相当重要。现在年轻人大多关注社会的发展，因此，剧本也需要以社会发展同步，多加入新元素，紧跟时代的步伐。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唤起当代人对粤剧甚至是其他传统剧种的关注，毕竟这些文化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而是继承，甚至是发扬光大。以上是我们对粤剧的浅薄的认识以及小小建议，如有不详细、缺漏或者错误的地方，请原谅。附录（该资料均来自网络）：粤剧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广东频道 ( 09-20 09:52 ) 从去年新编的粤剧《小周后》，到即将开幕的“魅力佛山•2004琼花粤剧艺术节”，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粤剧的高度重视和扶持，一方面也表现出粤剧人士自身对粤剧在新时期发展的探索。两相努力之下，佛山粤剧呈现出勃勃生机，我市知名粤剧艺人李淑勤还于去年一举摘得“梅花奖”，成为佛山首位获梅花奖演员。但是，在中国戏剧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佛山粤剧的发展也不是路途坦坦，它还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粤剧文学性的缺乏 粤剧是目前极个别按曲牌填写唱词的剧种之一。按曲牌填写的粤剧唱词，演员演唱起来朗朗上口，观众欣赏起来韵味悠长，成为粤剧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市文化局文艺创作研究室主任杨凡周说，由于懂得曲牌的现代人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按曲牌填写粤剧唱词。另外，如果懂得曲牌填词的是外省人，但是又由于普通话和粤语之间的差异，这些外省作家根本无法直接进行粤剧创作（主要指撰曲），虽然他们的普通话作品也可以由粤剧作家移植，但总难免因文害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粤剧文学在整体上的进一步发展。 以唱词为例，杨凡周指出，移植而来的作品有不少都使用了新曲，这固然能使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但如果有的作品在此时不注意“度”的把握，使用新曲太多就会使粤剧失去特有韵味，不少观众尤其是老观众就难以接受，感觉这只是“粤语歌剧”而不是粤剧了。“粤剧曲牌是粤剧观众普遍认可的基本特征，如何更好地按曲牌填词做到保证粤韵韵味是粤剧文学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杨凡周说。 粤剧观众的缺乏 最近，禅城区文化馆组织成立娃娃粤剧团，佛山电视台开辟“麦嘉讲大戏”栏目。对此，我市研究粤剧历史多年的吴炯坚连声叫好。他认为，这是培养粤剧观众很好的途径。 “培养一个粤剧演员容易，但是培养一个懂得欣赏粤剧的人就难了。”目前，喜欢粤剧的人基本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较少。吴炯坚说，要想使粤剧市场扩大，就要培养年轻人对粤剧的兴趣，但是这不是容易的事。由于戏剧是一种写意的东西，在舞台上说山讲水的时候，舞台上是没山没水的，而是靠粤剧演员的形体、神态去表现。如果少年儿童或青年人能够懂得欣赏这些写意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会懂得粤剧，从而有可能产生兴趣。那么，戏剧市场也必然会扩大。 随着娃娃粤剧团的成立以及“麦嘉讲大戏”的开播，佛山粤剧在培养粤剧观众方面作出了一定探索。但是，吴炯坚强调，培养粤剧观众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目前只能尽力而为。 粤剧编剧的缺乏 移植其他剧种的戏不是目前粤剧界的典型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粤剧要想得到更大的发展，就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编剧。”在佛山电台主持粤剧节目10年的晓君这样说。 一个剧种要想有生机，有生命力，就要不停地推出新的符合现实社会的剧目。这就要靠编剧，要靠编剧的创作。但是，纵观整个珠三角地带，粤剧编剧可以说寥寥无几。一些粤剧作品，甚至是获奖作品都主要由非粤语作家编剧。“如果粤剧没有自己的编剧，怎么能创作出与广东生活贴近的作品呢？”晓君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除了那些传说和神话的戏可以继续演绎外，应该有符合本地特色的戏出现，这样才能保证地方戏的生机。但是，最近一些年，几乎见不到这样的一出戏，这是摆在粤剧人士面前要好好考虑的问题。“粤剧要给自己打好坚强的后盾，就要多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粤剧编剧。” 粤剧改革处于十字路口 “一句话归总，都得变，变才有进步。”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经说过的话对今天的中国戏剧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戏剧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各剧种都在改革，寻变，求变。粤剧自然不例外。佛山新编的《奇情记》、《小周后》就是这种改革的结果，它们可以算是初步的成功。 但是，改革是困难的，如何能使粤剧这个剧种在新时期既拥有老观众又拥有新观众是改革的目的，也是目前粤剧需要探索的。晓君认为，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粤剧有自己本身的艺术特征，改革要遵循“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在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像曾经风靡一时的《山乡风云》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它是一个现代戏，改革不可避免，但是却受到很多粤剧老观众的喜爱。这个例子至今都可以借鉴。吴炯坚认为，改革要创新，也不能脱离平民。“戏本就来自民间，就要回归民间。”他说，戏剧要时时和大众交流，老百姓喜欢的戏才是有生命力的戏。 以上种种问题都是粤剧目前需要考虑的，但是粤剧也仅有这些问题吗？不是，在粤剧未来的发展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挑战需要一一去面对，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粤剧曾面临港台流行文化的巨大冲击，但在粤剧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不但牢牢把握住这块文化阵地，而且积极推动了粤剧的改革和发展。近10多年来，广东省各粤剧团在粤剧改革上有着不同程度的探索，且不少剧目在全国造成一定影响，推出了一大批粤剧新人。同时，粤剧演出市场也比较稳固。 广东共有省、市、地区粤剧团30多个，民间社团、街头票友演出更是不计其数。以广东粤剧院为例，平均每年在国内演出110场，每场演出上座率基本保持9成以上，一场票房盈利在2—3万元以上。这一方面说明粤剧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基础，它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化特点、雅俗共赏的艺术表演形式与粤语流行地区民众深层文化心态十分契合；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年粤剧同仁在粤剧发展中努力的结果。 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粤剧在佛山民间如鱼得水。据不完全统计，佛山全市目前有正式名称的“私伙局”206个，加上无名无姓的“私伙局”数量已经超过了400个，村村有、镇镇有，佛山粤剧根系枝繁茂盛。 据悉，这些活跃在民间的“私伙局”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打造特色品牌”为宗旨，长期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娱自乐之余，为当地村民或居民提供欣赏、娱乐的好去处；二是坚持在传唱传统粤剧（曲艺）的基础上，自编、自导、自演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新曲目，不断探索伴奏及演唱的技能、技巧，以丰富粤剧（曲艺）的表演内容和程式；三是坚持活动在基层，在不断提升自我的同时，不忘培养和培育新人，发挥了扶持、熏陶和感化青少年的功能，目前一批年青有为而有潜力的曲艺人才脱颖而出；四是坚持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自愿、无偿送粤剧（曲艺）下乡，年活动达到6180场次，是基层文化建设的“轻骑兵”；五是以自身的不懈努力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少团队还在区级、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参与演出、评比并荣获了多项殊荣。 其中顺德区的均安、容桂、大良，南海区的盐步、大沥、平洲，禅城区的澜石、石湾、普君，三水区的西南，高明区的荷城等一批“私伙局”已成为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主力军 1、现在学粤剧的小孩不是真正的喜欢粤剧，只是想学钢琴一样，是为了满足父母虚荣心而学的，他们在上了高中之后很可能会因为学业繁忙而放弃粤剧。 2、粤剧缺乏编剧的人才，粤剧演的都是经典的剧——也就是，没有创新，不能吸引年轻人，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3、还很缺乏伴乐，很少年轻人学高胡、月琴等乐器。 4、粤剧难度大，不想演员或者歌手那样多拙劣的技艺都能登台演出。要从小开始练，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出师。父母们会觉得演艺之路不好走，不务正业，而反对小孩学习粤剧。所以粤剧的发展会出现断层。 粤剧的感染力在衰退。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对粤剧的关注度还不够。 其实我们不必过於执著于传统的粤剧，可以对粤剧作适当的的改良以与时俱进。但是，这里的难点是，保存粤剧的传统精华和加入时代元素之间的平衡。不过我相信粤剧肯定可以做到的，粤剧就是这样不断创新过来的。 当然，创新之路肯定会很崎岖，会很多人反对，甚至会说是糟蹋传统文化。但是，文化的发展就是要在这些争论中前进的，只要有人能坚持下来，粤剧艺术肯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现在流行歌曲中开始流行加入京剧元素。其实粤剧也可以，但不是这样由外行人随便唱几句类似音调的曲子就算了，而是可以由专门的乐队专业演出（当然，粤剧需要稍作改编以适应潮流），让粤剧流行起来。就像现在很火的“科学松鼠会”想“让科学流行起来”一样，他们用轻松地笔调写科普，同时不失科学的严谨性。粤剧也可以用让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形式流行起来。所以，目前来说，粤剧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粤剧本身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活力了。
粤剧的起源于中国民间齐言民歌的兴起，最早可上溯先秦的《诗经》，但这是中国全部板式变化体戏曲如京剧、粤剧，以及诗赞类戏曲如上海越剧、黄梅调的共同起源。
中国齐言体民歌，发展至中古时代，即魏、晋和唐代，达到空前的高峰，更形成了一代的文学体式——唐诗。
这些讲求平仄，秩序井然的齐言体民歌，在唐代佛教寺庙的俗讲表演中，不但形成说故事的内容，也加入了节以木鱼的节拍特色。
可是，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低层，加上受外来音乐影响的宴乐〔或称燕乐〕，在唐代一直为统治阶层所欣赏，所以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而由宴乐发展出来的词乐，历经唐宋，更形成了律分宫调的戏曲。
到了元朝，杂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戏剧种类。
当时称一幕戏为一折。
以后只选演一幕戏便称为折子戏。
粤剧有很多剧目是由元朝杂剧流传下来的，甚至某些粤剧的传统戏码是跟杂剧完全相同，例如《西厢记》（被称为元杂剧之冠）、《窦娥冤》、《踏雪寻梅》、《倩女离魂》、《赵氏孤儿》等。
随著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少在文革期间遭到打压的文化事业亦开始重生，其中包括粤剧。
二十多年间，不少粤剧团纷纷在内地涌现，遍布广州、佛山等地。
同时间各地方省市的文化局亦相当重视粤剧，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和历史题材，打造出很多的粤剧新品牌。
例如佛山青年粤剧团以黄飞鸿英雄大侠形象，推出黄飞鸿系列粤剧《禁烟记》、《奇情记》等等，其中《奇情记》还荣获省艺术节8项大奖。
而该粤剧团在国内演出常达100场以上，并经常远赴新加坡、美国、加拿大、香港、澳门等地演出。
而在其他华人社会如香港，由于经济发展，大量新兴娱乐事业涌现，粤剧的观众群亦因而日趋老化。
大部份新一代香港青年人都视看粤剧是一种老套的行为，对粤剧加以排斥。
加上粤剧界亦面对欠缺新血的问题，遂不断推出措施解决问题。
如香港八和会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学院在1996年合办粤剧培训证书课程，1998年改为与香港演艺学院合办夜间粤剧培训证书课程。
但由于学生人数不多，加上合作上出现问题，香港演艺学院主动解除和八和会馆的合作关系，八和粤剧学院只有十二名学生及两名导师继续留下。
虽然如此，香港各间大学仍然设有粤剧学术研究中心。
例如：成立于2000年3月1日的香港中文大学戏曲资料中心及成立于1998年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香港大学音乐系也有有关粤剧的课程。
2005年8月，粤剧表演场地新光戏院由股权易手，新业主突然宣布不再出租予粤剧剧团，曾任香港八和会馆主席的汪明荃代表粤剧界与新光戏院的业主商讨续租，希望业主为了香港粤剧界的前途而准许新光戏院以现时的租金续租三年。
会后，双方召开记者招待会。
汪明荃在记者会上直指香港 *** 的各个局长口里说支持本地艺术发展，但对这件事件一直不予理会，是只说不做，并炮轰 *** 只提供位置为偏僻的高山剧场作为粤剧表演场地，最后要身为民政局长的何志平承诺增拨资源大搞。
粤剧《胡不归》开山於1939年，是薛觉先、上海妹、半日安的名剧，经历了近70年，至今仍不时为香港及国内粤剧班搬演；剧中选段如《慰妻》、《逼媳离婚》及《哭坟》更经常在粤曲社、演唱会及以卡拉OK形式演唱；《慰妻》一曲更是很多粤曲导师的教材，及初学粤曲唱者的「必学曲」。 《胡不归》剧情叙述一对恋人（萍生、颦娘）虽得结合，却遭情敌（萍生表妹及表哥）设计陷害，并串通医生诈谓颦娘得绝症需接受隔离，疼惜萍生的母亲（文方氏）乘萍生从军时逼媳妇离家。颦娘假托夭亡避世，萍生在坟前痛哭，感动了妻子出来相认；文方氏、表妹、表哥见二人真情至死不渝，后二者问心有愧，承认陷害颦娘，文方氏遂许萍生与颦娘再续前缘。《胡不归》虽然情节简单，但剧力深刻，致使演员既容易投入，观众也易产生共鸣。尤其在《逼媳离婚》中，家婆以为家嫂病重，遂磨利口舌、软硬兼施地逼走家嫂，是自古以来「家婆——家嫂」誓不两立的立体见证。时至今天，香港刚从「非典」疫症中暂愈，疫症、绝症、传染、隔离，以至生离死别也可能瞬间骤至，我们对之当有另一番体会。 邓兆华先后毕业於浸会大学生物系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1991年获颁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其后继续在中大攻读硕士课程，1996年以论文「粤剧《胡不归》研究」获颁哲学硕士学位。他曾被教育统筹局艺术教育组委任为「粤剧课程发展实验小组」成员，参与设计中小学音乐科粤剧、粤曲的教材；现任教於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胡不归之哭坟 （头段） （倒板）凄凉腑肺。（乙反长句滚花）胡不归。胡不归。伤心人似杜鹃啼。人间惨问今何世。泪枯成血唤句好娇妻。妻罢妻。我唤尽千声都不见你来安慰。又怕漂零红粉。恨长埋。胡不归。胡不归。荒林月冷。景凄迷。凄凉忍作回家计。护花无力化春泥。唉。我若见不得娇妻。愿作情场区嘅猛鬼。（白）哦。春桃。你少奶系边，你快啲讲明原委（旦白）少爷。可怜少奶为你经已一命归西喇。（生白）哎。（哭相思）颦娘呀。妻呀。好比晴天霹雳。恨难低。你知否葬在何方。可否带我到坟前哭祭。（白）哎胡不归兮胡不归。归迟惨见恨长埋。卿卿为我甘为鬼。怨句天来。哎。我哭一句妻罢妻呀。 （二段）（乙反二黄）月冷风凄。凄凉雪涕。香魂惨逝。恨海沉迷。薄命怜卿逢劫例。归来空自唤魂兮。夜台若许为情鬼，合欢花艳共长埋。血泪空挥难抚慰。娇你月色花艳丽。虚圆含冤应化。杜鹃啼。花落鸟啼。惨对凄凉。哭祭。（快合尺滚花）卿死，由我死，可痛、我为难觅卿为。欲破碎桐棺，一看娇妻玉体。（白）爱女鼙之墓。（重句）（口鼓）妻呀。我见你以女字题碑；可见你凄凉〓腑肺。我生以你为妇。死亦以你为妻。我为表不变之情。立把碑文碎毁。妻呀。我与你永存情爱。你应鉴此碑题。（滚花）绵绵此恨。永无了结之期。
关于粤剧的产生和形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普遍认为，粤剧于明朝中叶开始萌芽，孕育于本地班。据史载，早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在佛山、广州，本地班已建立了琼花会馆这一行业组织。经过不断发展，并弋阳腔和昆腔与广东本地流行的南音、龙舟、木鱼、粤讴、咸水歌等民间曲调以及广东器乐乐曲结合而成。直至清末民初，逐渐演变为融集南北、中外唱腔音乐，以广州话演唱，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地方戏剧――粤剧。粤剧有别于外省戏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属于中国写意派戏剧范畴，又具有轻快流畅、新款善变的个性，享有“南国红豆”的美誉[3]。佛山是粤剧粤剧的发源地。粤剧又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揉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文化人为了方便宣扬革命而把演唱语言改为粤语，使广州人更容易明白。粤剧名列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粤剧流行于广东、广西、台湾和港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以及中南美洲等有广东华侨聚居的地区，都有粤剧的演出。粤剧是融汇明清以来流入广东的昆山、梆子等诸腔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剧称西皮）、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一大剧种。粤剧又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粤剧是融汇明清以来流入广东的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诸腔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剧称西皮）、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一大剧种。流行于广东、广西、台湾和港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以及中南美洲等有广东华侨聚居的地区，都有粤剧的演出。粤剧名列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粤剧成功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揉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琼花会馆是粤剧界最早的戏行会馆”。但早到什么时候，却无正史可征，亦乏文物可证。一般来说，是引用麦啸霞所撰的《广东戏剧史略》说法，该《史略》说：“雍正继位……，时北京名伶张五号摊手五……逃亡来粤，寄居于佛山镇大基尾……以京戏昆曲授诸红船子弟，变其组织，张其规模。创立琼花会馆。”不少后人便据此认为：琼花会馆是建于雍正年间，粤剧本地班的组织亦始于摊手五。郭沫若同志在赠给广东粤剧团的《七律》内亦云：“昔有名伶摊手五，佛山镇上立戏班。”其实，这是大大缩短了粤剧本地班的历史，琼花会馆也非是在雍正年间才创建[1]。佛山“琼花会馆”建于明代中叶，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至今，粤剧行内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庆，未有吉庆，先有琼花”之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本地戏班相继出现，嘉靖年间 (1522～1566年)，建立了戏行会馆，称为琼花会馆，馆址设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之为琼花宫，为本地戏班艺伶排练、教习、切磋艺术之地，也是当时戏班管理的机构。在会馆附近的水涉头边立下一石碑，上刻《琼花水涉》四字。艺伶在水涉上落戏箱，乘船到各地演出。作为粤剧的行会，琼花会馆有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会馆内设慎和、兆和、庆和、福和、新和、永和、德和、普和等八堂，分别统管所属会众。琼花会馆的出现，说明佛山已成为当时粤剧发展的中心[1]。粤剧的名称，虽在清光绪年间才出现，但其源流却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叶。只有本地班的林立，才会有琼花会馆的建立。而出现琼花会馆也是本地班繁盛的历史必然。因此两者关系是相当密切，要研究既乏文物可证的琼花会馆，不妨从粤剧本地班方面入手[1]。 明代，南戏——弋阳腔已在广东流行，昆班、徽班及江西、湖南戏班常入粤演出。受外来的薰陶，粤人亦习演戏，继而组成本地人为主体的戏班，并过渡到本地人为全体的戏班。”为区别两者，前者被称为“外江班”，后者被称为“本地班”。清道光时，杨掌生先生认为：“广东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其情形局面，判然迥殊”。尽管如此，但本地班建立的初期（明代），它与外江班的区别，主要非是指声腔的迥异，而主要是指该班是由本地人组成。狭义来说，它是指本地艺人组成的专业戏班；广义来说，也可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在进行季节性演出活动而临时组成的演出团体[1]。 究竟粤人（本地人）参加戏剧演出活动是何时开始呢？郭秉箴先生在《粤剧古今谈》一文中认为：最早见于明朝归有光编写的《庄渠遗书》，其中记录了明代正德十六年钦差魏校的谕民文告，内有“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杜学。”“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等语。郭秉箴先生认为这是广东有戏剧演出活动的最早记载，认为通过谕民文示可以反证，说明在明正德年间便有本地人参加演剧，即在距今四百多年前，广东就有演剧活动。这无疑是一个超前的发现，可是，我们在佛山石湾《太原霍氏族谱》内发现了比上述更超前的一个反证。即在正德年间再上溯两个皇帝的成化年间，便有佛山本地人参加戏剧演出。该族谱有如下的记载：“一年之景，元宵之灯酒，三月三之扮饰，五月五之龙舟，七月七之演戏，世俗相尚，难于禁革。……三月三扮饰，好事者，大众赁人衣服，借人首饰，或雨致湿，或造成损破，用价赔偿，此事何益。……七月七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之大体……后之子孙，遵吾明嘱。”这段霍氏仲房七世祖晚节翁家箴是写于明成化十七年（即公元一四八一年），比正德十六年（在《粤剧古今谈》一文内误为公元一五一二年，正确应为一五二一年）应提早四十年。况且，从该族谱所载：“七月七之演戏，世俗相尚”之言来分析，可以说，早在公元一四八一年前，即距今五百多年前，佛山人早就“世俗相尚”参加戏剧演出活动[1]。建国以前的三十年间，粤剧基本上分为“省港大班”与“过山班”（或称“落乡班”）两大派系。“封仔封王”的李文茂，是世界戏剧史上绝无仅有的由艺人成为农民起义领袖。首任粤剧“八和会馆”会首的邝新华，不但是“同治中兴”的代表，也是著名的文武老生，演过《苏武牧羊》、《太白和番》、《李密陈情》等名剧。清末民初之交，更是群星闪耀，名伶辈出，如千里驹、肖丽湘、小生聪、周玲利、李雪芳等等，俱皆驰名于海内外。千里驹有“花旦王”之称，李雪芳则被康有为誉为“南雪北梅”，与梅兰芳并提。三十年代在粤剧史上称为“薛马争雄”的时代，薛觉先接近京剧风格，表演技巧比较全面，生旦净丑无所不能，有“万能老倌”的绰号，但以演小生出色，代表性剧目有《胡不归》等四大悲剧的马师以丑角取胜。他在以“孤寒种”(吝啬鬼)为主角的组剧中，尽情揭露封建财主资本家的丑态，有莫里哀之风。不但在两广、港澳和东南亚等地，为广大观众所倾倒，在美国多年，也深受欢迎。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1.1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1.2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2.1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2.1.1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2.1.2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2.1.3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2.1.4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3.1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3.2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3.3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3.4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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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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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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