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行为财务会计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心理学对于人类判断的研究，作为现代财务会计研究的一个新兴发展方向，行为财务会计对于解读现代市场复杂的运行现状不可或缺。不同于传统财务会计专注问题所依循的假设，行为财务会计关注的对象集中在有限理性约束下，管理者、审计师、会计师、分析师以及投资者等众多信息相关群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市场影响。如果信息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纽带，那么，解读信息生成者与使用者的非理性决策对于理解市场资源配置法则的现实运行状况有着重要价值。
行为财务会计承载了大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同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准则，并将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传统财务会计问题，孵化出行为财务会计这一新的会计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就有大量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文献出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心理学基础理论发展成熟，行为财务会计研究才逐渐完整、系统。在这一时期，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飞跃，在理论和实践上硕果连连。本文详细介绍了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发展、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通过对国内外行为财务会计的文献梳理，阐述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展示了行为财务会计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
二、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理论源泉
财务会计活动的当事人包括管理层、审计师、分析师和投资者。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是外在环境特征和当事人的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其判断和决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影响路径和结果又是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心理学的诸多解释和突破，因此，心理学被视为是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基础理论源泉。其中，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尤其受到了行为财务会计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认知心理学有助于理解当事人个体特征对判断决策的影响。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具体包括人们获取信息、理解信息、思考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判断决策理论（JDM)是认知心理学在行为财务会计领域的最主要理论基础之一。JDM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其理论发展包括在不确定性下人们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与经验知识（hematics)对判断和决策的影响。代表性的理论解释如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1981、“锚定效应”等。
此外，社会心理学则是构成行为财务会计理论的另一条支柱理论。由于个体的行为不仅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还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结果作为行为财务会计的另一个重要探索方向，社会心理学对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与认知心理学不同，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判断和决策的。该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简述为两点，即人们如何从他人行为中得到推断与人们如何获取并形成新的信息。
总的来说，上述理论的发展、成熟，为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特别是研究认知心理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对决策判断的影响，构成了整个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基础理论源泉。
三、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前沿和焦点问题
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范畴是会计信息相关当事人的行为，包括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从信息供求双方来看，依据当事人分类，可以将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围绕信息提供者的相关研究，包括直接提供者（管理层、会计师），派生提供者（审计师、分析师①）；第二类是围绕信息使用者的相关研究，包括投资者、借贷者、分析师②。基于这样的分类，我们将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热点归纳为以下四类问题：（1)管理层与审计师对财务报告施加影响的动机产生怎样的作用？（2)会计准则会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产生影响吗？（3)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吗？（4)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分析师的决策产生影响吗？
1.管理层与审计师对财务报告施加影响的动机产生怎样的作用？
对于管理层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中的作用动机研究，源于大量盈余管理领域的讨论。出于财务会计法规所允许的一定随意性以及会计计量方法包含的主观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始终存在。因此，围绕盈余管理现象，研究者取得了大量档案研究的证据，不过经典的经验会计研究无法将研究结论与审计师的作用效应分离，因此，难以对管理层和审计师在盈余管理行为中的具体角色给予进一步探索，直到行为财务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相比以前的研究而言，尽管以档案研究为核心的传统会计实证模式能够识别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却未能对盈余管理行为中诸多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和动机进行度量，而行为实验研究能够将管理层判断和审计师判断有效分离开来，并且能够研究管理层和审计师的相互影响，这就有效拓展了传统档案研究的范围，对该问题的解决构成行为财务领域的一个起点和热点。在国内，一些学者如魏明海(2005)也证实基于盈余预期的盈余管理研究存在诸多不足，盈余预期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实际存在交互关系。
行为财务领域的研究者们关注动机、情形和会计法规对审计师作用下的会计报告产生怎样影响？如Hackenbmck和Nelson(1996)研究表明，当审计师所面临的法律风险降低时，或者其对财务会计法规的不当理解去判断管理层的粉饰行为时，审计师更有可能允许客户采取过分粉饰行为；Libby等（2006)通过两组实验（受试者分别为56名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合伙人和39名“四大”合伙人）来判断审计师是否允许在披露数量上存在比公认数量更多的纰漏，实验证明答案是肯定的。Jamal和Tan(2010)分别调查了在规则基础（rules-based)和原则基础（principles-based)的会计准则下管理层的过度财务行为，以研究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是否限制了管理层的过度财务行为以及审计师的限制作用。结果显示，在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下，审计师类型对管理层行为无影响；而在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下，以原则为主的审计师对过度财务行为的限制最强，以规则为主的审计师次之，而以客户为主的审计师的限制作用是最差的。
我国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实证成果多数集中在这一领域，即审计师认知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杨明增、张继勋（2007)曾借助认知理论中的“锚定现象”以实验研究手段验证了审计师行为依赖以前年度信息规范的行为倾向。杨明增（2009)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了审计经验对锚定效应及其偏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高经验水平审计人员相比，低经验水平审计人员更容易发生锚定效应和判断调整不充分的偏误。彭桃英、李良师、李岚(2009)利用实验研究对审计师表现出来的认知“时近效应”和肯定性倾向给予证实，并依此建议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采取加强项目复核等措施对审计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以减轻审计判断中的时近效应。
最近的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审计师在管理层协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如RichardC.Hatfield等（2008)通过调查来验证在萨班斯——奥克斯法颁布之后审计师是否使用互惠策略（reciprocity-basedstrategy)来处理审计差异，以及什么样的管理层特征（如管理层的协商风格、保留风险）会加大使用该策略的程度。更进一步地，他们调查了这种互惠策略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审计师采取该策略时，一般都是给管理层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随后再将该问题搁置，使得当审计师对重要的收入进行调减时管理层能够更加合作。该研究通过实验证明管理层特征和审计师使用互惠策略是具有相互关系的，特别是当管理层的协商风格更强硬（competitive)、保留风险更高时，审计师更有可能使用互惠策略。另外，审计师使用互惠策略有利于处理管理层要求推迟或减少账目调整的压力，从而导致财务报告更加保守。
2. 会计准则会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产生影响吗？
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直接生成者，其对准则的职业判断直接影响着财务报告的生成质量。由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严重依赖直接观测实验，多数研究成果处于现象的探索阶段，出于准则研究的重要实践价值，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外行为财务会计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代表性的研究为ShanaClor-Proell和MarkW.Nelson(2007)通过两组实验对会计实务人员会计准则理解（示例包括遵守准则的示例和违反准则的示例）的研究，实验一的受试者为非专业人士，实验二的受试者为专业人士，结果表明，由于“举例归因规律”受试者更倾向于采用示例中的会计处理方法。特别的，专业人士在同时面对遵守准则的示例和违反准则的示例时，通常是对反例视而不见的。会计准则如何导致会计实务人员对其进行保守或过分使用？会计准则对会计人员在会计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路径是什么。这些研究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3. 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吗？
由于财务报告的产生过程不是中性的，其会反映出管理层自身的战略意图和机会主义，因此对于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借助财务信息披露形式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研究是行为财务的另一个研究热点。Kennedy，Mitchell和Sefcik(1999)研究了投资者是如何理解或有债务（contingenten¬vironmentalliability)的各种披露样式的（最小值、最好情形下估计值、最大值、或者其分布范围）。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有经验的财务总裁，经理人、银行家，还是缺乏经验的MBA学生，他们对披露报告所显示的可能损失的估计都和这些披露样式通常的含义不匹配。比如说，当管理层披露了“最好情形下的估计值”（bestestimate)时，受试者认为该值应为最小值；当披露的是一个范围时，受试者对于期望价值的估计在范围的中间值以上。这说明受试者清楚地认为管理层的披露有偏差，他们往往低估潜在损失；该研究还说明，财务信息对于不同的决策群体，管理层可靠性和公司价值有着不同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关注预测信息披露的影响，Frederickson和Miller(2004)检验了预计报表（proforma)对非专业投资者的影响。在实验中，受试者通过阅读一家公司的背景财务信息和当期盈余报告来对该公司的股价进行估计③。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只有当期盈余报告的情况，当同时面对当期盈余报告和预计报表时，非专业投资者往往估计出一个更高的股价。这说明非专业投资者在估计股票价值时所采用的模型趋向简单化、经验主义化。在这里，预计报表的作用不是直接使非专业投资者估计出一个更高的股价，而是使他们认为盈余报告传递了好的信息，进而估高了股价。Hirst，Koonce和Mill¬er(1999)研究了管理层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和预测报告样式对投资者判断的联合影响。研究表明，不同样式的盈利预测之间精确性的差异并不影响投资者对盈利的预测，但是却会影响他们对预测的信心。尤其当投资者认为管理层以往的预测都比较准确时，这种影响更明显。另外，Hirst等人将投资者信心与他们对股价的预期和是否买股票的决定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一研究并未考虑到可能存在一些因素会对预测报告样式的效果造成干扰。
围绕投资者信心和股价的预期是否受到披露信息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Han&Tan(2010)对Hirst等人早期研究成果的一个后续追踪研究。他们采用实验研究法，证明了在考虑投资者类型（多头或空头）、预测信息性质(利好信息或负面信息）、预测信息的清晰性因素的情况下，预测报告样式会对投资者的盈利预测造成影响。一般而言，多头偏好利好信息而空头偏好负面信息。那么根据定向偏好效应④当管理层的盈利预测比较乐观时，多头的盈利预测将高于空头；相反，当管理层预测偏负面时，空头的盈利预测将高于多头。由于定向偏好效应在不确定的情形下会更加明显，而且管理层在提供盈利预测时，提供一个盈利范围比具体数字更具有模糊性，提供利好信息比负面信息更有不确定性，因此该研究的假设为：当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盈利预测范围时，多头（空头）会做出更高(低）的盈利预测，这种效果在盈利预测为利好消息时更加明显；相反，如果是负面消息，盈利预测对投资者几乎没影响。Han和Tan设计了一组2x2x2的实验以及两个组间实验，受试者为来自香港大学的74位MBA学生以及87位财务专业的硕士生。这些受试者被分为多头和空头两组，通过阅读公司前3季度的季报做出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假设成立。该研究表明，盈利预测报告的样式要对投资者产生影响是需要条件的，需要综合考虑投资者类型等其他因素。此外，我国学者边泓、曲兴华（2009)曾通过筛选市场中股价相对关系“稳定”的样本验证了受锚定思维影响，会计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稳定”样本群体中更为突出的特点。
另外，由于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受到管理层提供信息的影响，也会受到来自分析师报告的影响。Hirst,Koonce和Simko(1995)采用实验研究法研究了投资者行为是否会受到分析师特征以及其报告特征的共同影响。实验为参与者提供的资料有公司背景信息和一份分析师报告。实验的自变量包括分析报告的来源（分析师所在公司是否同时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报告的结论（看好还是看差）、支持该结论论据的说服力（强或者弱）。受试者据此判断分析师结论背后的原因，并对股票升值潜力进行评估。实验结果显示，当投资者判断分析师做出某种结论的原因时，面对同一份报告，如果分析师来自于一家同时拥有投资银行业务和报告分析业务的证券公司，投资者便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分析师有动机做出看好的报告；而当分析师所在公司只提供分析业务时则不然。然而，当投资者做股票潜力评估时，如果分析报告是看好的，他们就不会考虑分析师差异问题；相反，如果分析师报告看差，投资者就会考虑到分析师类型。特别地，若提供看差分析报告的分析师来自两种业务都提供的证券公司时,投资者会对股票升值潜力做出更低的估计。实验结果还表明，投资者的决策受到分析师论据说服力的影响，但是仅限于分析报告看差的情况下。Bonner,Hugon和Walther(2007)研究了知名分析师意见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三位学者以媒体的报道量作为衡量分析师知名度的标准，并且发现投资者对于分析师意见的反响程度与媒体报道量显著正相关。当控制了其他影响预测效果的变量后，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参与者对于媒体报道量高的分析师所发布的分析报告反应过于强烈。尽管该研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是仍然说明分析师的媒体报道量可以影响市场对其分析修改意见的最初反应。
4.财务报告的披露形式会对分析师决策产生影响吗？
分析师作为专业投资者的代表群体，其分析过程也会受到财务报告形式影响吗？围绕这一问题，Kasznik、Lev(1995)发现，在控制了预报告盈利与真实报告差异以后，之前发布过盈利警告的公司和未发布警告的公司相比，其股价下跌程度更大，分析师预测将更加负面。Libby和Tan(1999),Libby,Tan和Hunton(2002)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后续研究，他们考察了盈利预告（preannounce)或者盈利警告对卖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Libby和Tan发现对于同样性质的披露信息（盈利警告和负面的盈利报告），分析师在报纸上做出正面的反应，但同时又在盈利预测中做出负面的反应。他们对这种不一致的现象作出如下解释：分析师在面对媒体时，对盈利预告和盈利报告信息采用的是“同时处理方式”（simultaneousprocessing),而在做出盈利预测时，由于盈利预告和盈利报告公布的时间顺序有先后，分析师会对同样的信号采取“顺序处理方式”（sequentialprocessing)。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的判断结果就不同。Libby,Tan和Hunton指出，管理层的盈利预告往往夸大损失或者低估盈利，以减少信息使用者在盈利报告公布之后产生的失望情绪。他们的研究设计了一组实验，以检验盈利预告对盈利的低估或对损失的夸大及其精确性如何对经验丰富的卖方分析师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盈利报告信息为负面的（正面的）公司，若之前其盈利预告夸大了损失（低估了盈利），分析师的未来盈利分析报告将作出高盈利预测。这些预测与分析师对于公司前景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分析师对于管理层的看法不一致。尽管分析师也期望预报告利润低于真实报告利润，但是他们不会为此调整预测分析报告。
这一问题的研究证实了管理层盈利预测报告样式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盈利预测，也会影响分析师的预测。这一结论鼓舞了后续研究不断深入，Libby,Tan和Hunton(2006)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他们对盈利预测报告的样式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分别为具体数字，较窄的盈利范围和较宽的盈利范围。通过两组实验证明：(1)管理层盈利预测样式在刚发布的一段时间内对分析师的预测无影响。（2)真正的盈利报告公布后，盈利预测样式和预测偏差会对分析师的预测造成影响：偏高的预测会引起分析师更高的预测结果，而偏低的预测会引起分析师更低的预测结果。与具体数字提供的预测相比，较窄范围的盈利预测会放大该效应；相反，较宽范围的盈利预测会缩小该效应。事实上，在最近的研究中，Libby(2008)发现分析师在形成分析报告时,不仅仅受客观情况影响,还会受到自身主观情况的影响。他验证了分析师试图与管理层保持良好关系的动机是否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得出乐观或悲观分析趋势的部分原因。来自两个证券公司的81名卖方分析师参与了这一实验，他们以相关历史和管理层盈余预测为基础做出盈利预测。分析师的预测在两种时机条件下（季度早期或季度晚期）都有做出乐观或悲观的分析，并且当分析师与管理层有着良好关系而不是仅仅追求精确性时，这种效果更加显著。对分析师的访谈还显示分析师重视预测的性质，并且相信这会为未来他们与管理层及其他客户之间的关系带来好处，而这种好处就是能够参与相关的重要会议并且获取信息。该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预测性质有一部分是对分析师与管理层关系的反映，而能够获取信息是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主要收益。
总体来说,源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基于行为实验研究的范式大大拓展了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经典财务会计所研究的问题，围绕会计信息系统的供求双方的整体框架，我们对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和发展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在梳理中，行为财务会计研究显现出的一些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此，我们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了详细评述。
四、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发展方向及存在的问题
行为财务会计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研究，发展还远未达到完全成熟，存在许多难点问题和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为了更好的理解行为财务会计近年来的发展，我们对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给予一些探索性的评述。
首先，就研究范式而言，实验研究已经占据行为领域研究的主流。Koonce和Mercer(2005)的统计表明，在1993年至2003年之间发表于五大会计核心杂志上的实证行为财务会计论文中，仅有2%的文章采用了档案研究法。与档案研究法所关注的问题相比较，实验研究的研究缺陷和优势同样明显。
实验研究优势在于：档案研究法进行的是事后研究，无法探知个体行为产生的机制，且事后信息是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档案研究无法区分单个因素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对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时间以及方式；如分析师动机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分析报告？管理层如何建立披露声誉？对披露政策的改变投资者如何反应？分析师如何建立其声誉？实验研究作为过程研究手段具有先天优势。这使得在行为财务会计中，实验研究逐渐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由于与之密切相关的心理学拥有良好的实验传统，以实验为主要研究工具可以使得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因此，行为财务会计自然沿用这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实验研究法下，实验者可以将受试者进行随机分组并设置对照组，其作为实证研究方法的一个分支，实验研究法的变量同样包括有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分组之后，在控制了不相关因素（或固定或使其随机化）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实验者可以调节自变量，以观察因变量的变化情况。具体做法是实验者将新的方法或措施施加给受试者，而对控制组不加处理，然后观察自变量变化对受试者产生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1)因为实验者能够通过控制变量，调节自变量来设定实验情景，所以能够区分开各变量分别对自变量的影响。（2)在实验过程中可以检验一种现象何时发生并且如何发生，从而得出受试者做判断和决策的路径。（3)可以检验现实状况下不存在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比如可以研究会计准则变动将对信息披露造成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
实验研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抱有疑虑。由于实验研究法不能完全模拟出现实世界的情况，所以有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有实用价值。此外，在实验设计上也存在如下缺陷：(1)在受试者的选择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2)实验过程中受试者不一定会按自身的真实情况进行反馈，因为其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3)实验设计的简约性和仿真性难以协调。为此，行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常辅以问卷调查法和实地研究法弥补实验研究的缺陷。问卷调查法的关键环节是问卷的设计，问卷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尽管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的工作量都比较大，但是这两个方法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虽然被调查者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对研究问题噪音，不过作为实验研究的辅助方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范式的可靠性问题。
其次，行为财务的研究问题依旧比较狭窄，在一些领域有待更深入的探索。譬如审视师在会计信息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对于审计师与其他当事人互动影响的研究依然欠缺。首先，尽管已有一些文献针对审计师与管理层的协商做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了协商结果上，而很少注重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再者，尽管人们已经开始对公司内部审计委员会越来越重视，但是对于审计师如何与内部审计委员会之间产生交互影响，以及委员会在作审议时如何依赖（或不依赖）审计师的工作，我们知之甚少；最后，审计师与公司重要持股人的交互影响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都在试图对对方产生影响，并且相应地有必要对另一方的反应做出事先的估计。这种互动自然会引起一些战略性的思考。目前还只有很少量的文献对这种高级别的战略思考做出研究，因此，重要持股人和审计师如何进行战略思考以及战略思考和互动影响结果的关系还基本是个未知领域，是行为财务会计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探索。
在围绕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研究中，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分析师的报告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证据并不完整，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加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并且更具体、更全面地研究投资者特征（空头或多头，所持股票正在升值或是减值，老手或新手）和分析师特征、分析师报告特征对于投资者最终决策的综合影响。不过，围绕信息的发布样式对专业人士的影响，依旧凤毛麟角。尤其是针对潜在债权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考虑到债权人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极为重要，研究他们在考虑放贷时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以及该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此外，国内行为财务的会计研究是伴随大量行为金融领域的成果开始丰富的，受限于发展时间的短暂，其研究成果集中在盈余管理和审计师行为等特定问题领域，并与诸多行为金融、行为管理会计的研究成果相交织。在前述会计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将其规整纳入现代行为财务会计前沿问题的整体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可以看出我国行为财务会计的研究问题覆盖并不广泛，在分析师、会计师以及准则研究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研究空白，有待研究者不断补充和完善。
五、总结
本文通过系统地梳理行为财务会计的发展历程、理论渊源、焦点问题和未来展望，意在展示一幅关于行为财务会计研究成果的全景图。我们通过对大量经典文献的回顾，展示了行为财务会计研究在近四十年间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看出,行为财务会计研究与传统会计研究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区别，虽然目前还不能断言行为财务会计已经从传统会计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门新的学科，但行为财务会计研究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广泛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类文化学的精华，必将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行为财务会计通过对财务会计活动中人的行为特征观察,围绕会计信息的多个当事群体对财务会计行为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为传统财务会计所无法解释的“异象”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为传统财务会计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域。其所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实地调查法与传统财务会计研究采用的档案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通过回顾大量的有关文献,我们梳理出一些行为财务会计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管理层、审计师、投资者、分析师行为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各当事人行为的交互影响，这些研究奠定了行为财务会计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未来的行为财务研究将继续探索目前的空白领域，并且在目前已知领域上将继续进行更具体和更全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