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子（1854-1904），清末文学家、诗文名家、桐城派后期作家，也是南通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里将其以“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属之，皆非凡比。张謇（1853～1926 年），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教育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张謇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家乡创办实业、兴办教育，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被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作为南通近代教育的两位倡导者，他们在改革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带有自[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写作教学论文和论文写作的服务，欢迎光临www .DyLw.nEt]己风格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深入研究和比较两者教育思想之异同，对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范伯子与张謇教育思想的相似处
（一）以教育救国为宗旨
范伯子与张謇所处的教育时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教育时代，是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即“教育的近代化”。[1]近代著名诗人金天羽说：“范肯堂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可见，范伯子对于当时政局的糜烂感到痛心疾首。加上范伯子周边亲朋好友的影响，诸如陈三立、吴汝纶、严复等一批主张改革变法的时代先行者们左右着范伯子的教育思想，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促使着他积极地投身到教育救国的行列中来。正如他在《通州小学堂宗旨》中所说：“变国莫先于秀民也”，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国人的意识，通过教育来培养新型济事之人才，通过教育来达到强国的目的。
张謇留心教育，始于甲午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上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馨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愤极语塞，但就是这句话，表达了多少悲愤、屈辱、忧虑之感！[2]由此，张謇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应运而生，他决定投身于革新中国并使之走向富强的伟大事业。在他办学的二十多年中，教育救国思想无不贯穿于始终，他不论搞普通教育， 还是师范教育，还是办职业教育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的。他曾反复大声疾呼“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谋一国之强，基于教育”、“窃惟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而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3]
（二）批判旧学 倡导西学
范伯子一生虽极有才华，确屡试不第，以诸生终。甲午战争后，他更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说道：“窃观今日之艺，盖不特时文之末流处于当废，即士大夫之间所传之古学，亦必有中旷之一日”，“磋呼！余尝发愤以为中朝士大夫所学不足御外侮而强国，举天下之空文而尽可废也！”[4]正因为“时文”“空文”当废，范当世后来拒绝参加乡试，直至晚年更是一腔热血，一心扑在了寻求教育求国的道路上。当他决意不参加进士考试时，挚友吴汝纶、岳父姚慕庭、甚至时相李鸿章等多方劝说，也不改初衷。光绪十九年，他在给张佩纶（李鸿章女婿）的信中说：“（我）游谈十年而产不进，不以为贫；九试不得一科，不以为贱。”“颇主用泰西新学以强国阜民”，由于民族危亡的日益加剧、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促使着范伯子改变思想，摒弃旧学，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他不但自己对西方新式教育充满向往之情，还鼓励儿子进洋学堂学习，之后去日本游学。在李鸿章府上的三年，范伯子还接触了不少外国人士，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与洋人喝酒的应酬上，而是积极进取，不耻下问，博览洋书。这些对于范伯子改变传统教育思想，踏上倡西学存仁义的道路上大有帮助！
1894年，张謇金榜题名，本是应该庆贺之事，但他却抱定改革的勇气与决心，在封建王朝犹存时，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在他求学的二十多年道路上，他清楚的体会到封建科举制度的狭隘与残害。传统的科举教育禁锢人才，摧残人的个性，限制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将科考作为人寻求出路的唯一路劲。“一国之强基于教育”，“民愚则国黯，民智兮国牢”。作为一个倍受传统的科举教育折磨的读书人，张謇更明白，中国要进步，不能靠传统教育，一定要多学习西方知识，要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在《请建图书馆呈》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他办的“蒙养院， 系仿各国幼稚园”。在谈及为什么要严格教育管理时，他亦以欧美为凭籍：“今欧美学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训练、尤重服从，而卢梭放任教育之不可靠也，已为世界教育家之所公认。师道贵严，中外同轨。”[5]
（三）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培养任务
透过范伯子所写的诗文、信函及其亲自拟订的建学宗旨，可见，《通州小学堂宗旨》是范伯子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凡为学堂之大纲有三：智育、体育、德育是也。”“凡为智育者，智之事业；凡为德育者，仁之事也；凡为体育者，勇之事也，此《中庸》所谓三德也，而且有书数焉，智育类也；有礼乐焉，德育类也；有射御焉，体育类也，此孔子所谓六艺也。”[6]范伯子在《宗旨》中明确提出了“智育、德育、体育”全面发展作为新学教育之大纲，这是对当时封建科举制度的一大挑战和否定，是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和支持，此乃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实践！
张謇从其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思想出发，主张教育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培养健全的国民。他在《师范章程改例言》中明确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7]这里所谓“国家思想”被张謇列为第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国家观念和思想品德的教育培养。所谓“实业知识”就是要使教育者具备发展社会生产所需的才能与智慧。他说，我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将来逐渐扩张而改革之，势必青赖于新进之人才”。所谓“武备精神”，当时也称“军国民教育”，就是要求使学生具备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精
神以担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上述的培养目标，实际上是将德育、智育、体育的培养任务进一步具体化，这反映出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二、范伯子与张謇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教育方法不同
光绪三年（1877），范伯子二十四岁，受乡绅马次垣、江德纯之聘，坐馆授徒，这是他首次从事教育活动。针对所受人群（大致为十七八岁、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的特点，他亲自制定了塾馆《功过格》，主要涉及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读书必须要有规矩。二、读书时应少言，以免浪费时间又增添误会。三、读书应时刻将父母放在心上，必然成器。四、读书应尽量吸取对自身有益的知识，不能敷衍了事。五、读书讲究真才实学。实际上，这五条可视为现在的校规、学生守则，充分体现了范伯子早期的教育思想。在这五个方面，范伯子是以赏罚分明的制度来落实的，学生可以犯错，也可以通过认真读书来消除过错。首先他倡导孝悌、习礼、养心等传统美德修养，在学生读书上，既有奖励，又有处罚，但是最终的目的在于激励学生上进，督促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格，并且通过赏罚分明的形式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9]张謇一直主张从严教育，他认为在学校教育教学中，要加强纪律管理，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来使学生服从各项规定，所谓“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只有通过恰当的约束，才能便于学校的统一管理，才能促进学生学业的提高。
（二）施教范围不同
不管是在欧家坊馆做私塾先生，还是在直隶总督府做西席，还是出任通州第二大书院东渐书院山长，通州高等小学堂校长，直至达到伯子先生教育事业辉煌顶点——任三江师范总教习，范伯子这一生几乎是从教的一生。细看他所教授的对象，上至十七八岁的求学者，下至七八岁的儿童，他都是以教授文史国学知识为主要内容。在最辉煌的时候范伯子抱病返乡，也许身体允许的话，他必定会继续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张謇重视普及教育，力图夯实教育的基础，办学从初小、高小层递而上，逐步办至中学、专科以至大学，从教育而言，张謇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学校，而是逐步营造一个文教体系，进行全面施教。尤其是其所创办的高等学校，都是为了服务地方社会经济而创办的应用型职业学校，是属于“术”型的专科学校。张謇创办的高等专门学校，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南通农业专门学校等，主要是为他创办的实业培养所需的人才。他打破封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传统，主张教育与社会生产实际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教育思想。
三、结论
晚清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由长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作为这个时代典型的“过渡型”人物，范伯子、张謇的教育思想都是在批判传统教育思想，继承鸦片战争以来维新思想和吸收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独特的教育思想。这两位教育家亦师亦友，中年时期曾一起在教育界共事，面临的是同样的社会状况，尽管教育思想中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改革中国传统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应当成为我们当今教育改革的宝贵资源。
[基金项目：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W70）]
参考文献：
[1]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修订本》[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7.
[2]《张謇全集》第 1卷公文[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