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语言版图中的教育势能
《圣经·旧约·创世纪》载，原初，人类拥有共同的语言，口音和言语俱同。先民东移到示拿地的时候，“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商量做砖造塔。于是，启动了筑城建塔的计划。这个塔就是所谓的通天塔。耶和华见状，恐人类由于拥有共同的言语而无所不能，便乱起口音，隔阂其沟通，使人们四处分散，通天塔永无竣工之日。通天塔也叫“巴别塔”，“巴别”意即“变乱”。无论真伪，经书上的这段故事具有一定象征意义，语言是人类聚散的重要力量。曾获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奖，由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的《巴别塔》(2006年)，讲述了一对美国夫妇为了修复夫妻关系，将孩子交给没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墨西哥女佣，随团到摩纳哥旅游，在山间公路受到两个无知兄弟用父亲买来的一支由日本商人送给当地一个同乡人的枪射伤，从而引出在恐怖活动与偶然事件之间定性猜测的跨国案件。电影使用了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借此将“巴别”的寓意植入。与《巴别塔》竞逐第78届奥斯卡奖获得最佳影片奖金奖的《撞车》(2004)，故事没像《巴别塔》那样涉及几个国家，而是局限在美国国内，但是这部由哈吉斯导演的故事片里，也先后使用了英语、韩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波斯语等多种文字，揭示了美国多种族移民国家里的族群纷争，凸显了社会的“多元”现象。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语言就是一种存在。人的意义建构远远超出语言的限定范围，但是，正是语言使远距离的沟通成为可能，也使沟通本身沉淀了意义。
19世纪80年代，生于时属俄罗斯帝国的比亚韦斯托克的犹太人、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L. L. Zamenhof)，在目睹了该地因语言而生的隔阂和相互仇视后开始尝试创造一种利于族群交流的新语言。他在写给尼克莱·波拉夫克(Nikolai Borovko)的信中写到，比亚斯托克的“居民分为四个种族：俄国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他们各自讲各自的语言，视外族为仇雠。就是在这座城市里的敏感环境中，人比别处更容易体会到语言隔膜带来的惨剧，处处都能体会到语言才是将本该亲如一家的人类隔阂为仇敌的最重要原因”[1]。为了消除这样的语言障碍。他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国际普通话”。后人根据柴门霍夫公布这种语言方案时所用笔名“Doktoro Esperanto”称这种语言为“Esperanto”(意为“希望者博士”)。当这种语言20世纪初刚传入中国时，有人曾把它音译为“爱死不难读”语，也有叫“万国新语”。后来，有人借用日本人的意译名称之为“世界语”，沿用至今。据说，现在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约有上千人，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超过十万。世界语的出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国际交流中的语言障碍问题，但是，柴门霍夫的努力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不朽的。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使用同一种语言，同样会产生沟通的障碍问题。由口音或方言折射的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还蕴含着不可回避的社会区隔和分层现象。萧伯纳的名剧《皮革马利翁》(以此为蓝本的音乐剧称《卖花女》)，生动地刻画了语言的社会图景。萧伯纳在谈到他创作这部戏剧的动因时曾批评“英国人不尊重他们的语言，也不教自己的孩子们讲英语。他们的拼写很糟，没有人能够教得了发音。只要英国人一张嘴，就会有其他英国人憎恶或蔑视。德语和西班牙语倒是可以供外国人学用。但是英语甚至连英国人自己都不能接触。英格兰需要的改革者就是那些富有活力的语音学热心人”[2]。这部剧的男主人公亨利·希金斯是一位语言学教授。他可以根据讲话人的口音土腔轻而易举地判断他/她生在哪里、长在哪里。他“可以将任何人的生长区域锁定在六英里之内。在伦敦，不超过两英里，有时甚至不超过两个街区”。根据他的实验设计。他可以在6个月内将一位出生寒门满口土腔的卖花女杜丽特夫人塑造成一位上等阶层的伯爵夫人，既改变了她的腔调和发音，也改变了她的举止态度。在萧伯纳的笔下，习得纯正优雅的英语对任何人都是可能的。语言的“成色”与职业岗位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语言既是身份的写照，也是身份改变的“敲门砖”。萧伯纳针对的是剧情中英语境遇。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的英语处境今非昔比。托福、GRE、雅思等英语水平考试几乎席卷全球。围绕英语学习的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横贯中西。学好英语已经成为学术界、文化界、商业界，甚至政治界的必修功课了。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语言市场幕后的最大推手。除了市场的作用外，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发挥作用，那就是国家的语言战略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在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方面先行一步，已成参考。就英语世界而言，与萧伯纳批评时代的英语境遇不同，现在，英语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劲的语言力量。拥有英语的国家通过培训、教育和考试等手段横扫世界。诸如美国英语教育学会和ETS等机构以民间的身份亮相。如果说语言培训是国际交流的除障工具的话，那么输出国背后的价值指涉与输入国的价值自觉之间的交锋，则是更深层次的“领土争夺”。这种领土争夺已经改写了传统的竞争形态，夸张一些说，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从中亚国家独立后在该地区的教育互渗可见一斑。
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的地位比较特殊，是中亚比较开放包容的国家，具有贸易集散平台的职能，国外教育力量容易进入。在首都比斯凯克就设有两所孔子学院，合作院校分别为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和吉尔吉斯人文大学。鉴于孔子学院的定位，教育内容主要是对外汉语教学和一些简单的文化交流。首都还有吉尔吉斯与俄罗斯共建的斯拉夫大学和土耳其的玛纳斯大学。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原因，这两国的影响在这里无疑既广且深。
事实上，我国孔子学院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之前，美国早已宣示其在中亚的存在。美国早在1993年在比斯凯克建了一所大学，英文名称为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字面译为美国中亚大学，或中亚美国大学。中国同事习惯上将这个大学称为吉美大学。吉美大学是第一所经过美国认证颁发人
文学位的中亚大学。来自网站的相关介绍显示，吉美大学的特色包括：世界顶级的人文课程；美国认证的学位；创新的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与研究；令人兴奋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化学生；规模小、氛围友好；立足中亚的战略定位；位于城市公园界内的优美校园[3]。吉美大学在美国的合作伙伴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巴德学院源于1860年创建的圣斯蒂芬学院(St. Stephen College)。圣斯蒂芬学院初创阶段正值美国内战时期。根据1943年的学院概览，创建时期“虽然为战争而开展训练的教育为国家所急需，但是，美国人文教育在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可偏废。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人文价值”。“因为教育正像生活本身，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和努力的过程。教育要使学生能够理解和促进自我发展、自我指导。”[4]这样的教育哲学通过巴德学院继承延续至今。
在现任校长列奥·伯茨斯坦(Leon Botstein)的领导下，巴德学院开启了国际化自由探索的大门。1990年启动了国际教育项目(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IE)，面向正在加快“民主进程”的东亚、中欧、南部非洲、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开放，为这里的学生提供在巴德学院学习一年的机会。国家教育项目还为巴德学院的学生提供在南非的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v of Witwatersrand)学习的机会。该项目是1998年开启的巴德学院与其他世界著名机构长期合作的项目国际人文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iberal Education)所辖诸项目的一部分。合作伙伴包括俄罗斯的斯莫尼学院(Smolny College)和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耶路撒冷大学(Al－Quds University)。斯莫尼学院建于1999年，是巴德学院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联合建的一个人文项目，授双方学位。耶路撒冷大学与巴德学院于2009年成立了文理学院，这是双方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合作项目，设立的目的旨在改进巴勒斯坦的教育体系。2011年在柏林创建了欧洲人文学院，成为巴德学院设在欧洲的分校。从国际扩展的项目布点和推进力度可以看出。巴德学院在国际人文教育舞台上可谓雄心勃勃，吉美大学不过是巴德学院国际棋局中的一个棋眼。
除了巴德学院外，吉美大学还与许多其他国外大学或机构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尤与建在阿富汗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Afghanistan, AUFA，译作阿美大学)关系密切。吉美大学现在和阿美大学通过虚拟课堂对两校的学生开放授课。吉美大学的学费很高，差不多是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的10倍。学校设有奖学金项目，经费来自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等渠道。通过社会研究中心和开放社会研究院、索罗斯基金会(the Soros Foundation)、阿迦汗基金会(the Aga Khan Foundation)、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儿基会(UNICEF)、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等机构合作，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吉美大学有124位教师，面向世界招聘。在校生1181名，入学标准很严格。由于全英文授课，因此除了一般能力测试外，还有英文方面的专门要求。截止到2012年底已毕业2200名学生。毕业生有的在哈佛、耶鲁、印第安纳、索邦大学、中欧大学这样的世界顶级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在世界享有盛名的机构工作，如BBC、花旗银行(Citibank)、思科(Cisco)、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 Touche)、Google、IBM、美国国际发展署、世界银行等。2013年秋季本科将入驻新校园，在南部城市奥什开辟分校的计划也在执行中。吉美大学现在占地面积小，只有一座年久的老楼。旁边是国民议会大厦，有似人民大会堂，位置很显眼。从空间就可以看出吉美大学的“定位”。这所大学的竞争力很强，入学有普通成绩和英语方面的基本要求。当问及“为什么中学毕业生都希望到这所大学求学”的时候②，负责国际学生招生的主任回答很简洁：“首先是因为这所学校强调人文教育，其次是因为这里没有腐败。”大学的腐败问题在不同国家范围不同，程度有别，并非一国特有现象。不过，把大学的吸引力之一归结为“没有腐败”，深值回味。大学的腐败和其他乱象在不同国家的表现虽有差别，但也有相同特点，那就是用大学的学术标准和非学术资本做交易。用非学术的手段获得学术资格，或用非学术资源换取学术认可。直白地说，就是用大学标准和钱权交换。学生上大学目的是通过学习而实现变化，但是不考虑实际变化而直接用金钱购买，就像用金钱购买“赎罪券”，这恐怕是大学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咄咄怪事了。吉美大学能在吉国立足，高学费与高奖学金的策略并施，软硬件不断改善，声望日增，既在比什凯克扩张校园，又南下奥什设点，战略意图彰明较著。从教育的形态和产出上看，其教育的高势能有目共睹。面向未来政治和金融高端人才的培养指向，立意高远，值得借鉴。从中国似乎有些过时的老话“以夷制夷”的立场上看，改变单向玻璃的被动状态，打开双向玻璃互相审察，增敏加聪，达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之效，才有望消解势能落差，共绘国际教育版图。
二、软硬实力配合与教育力量的张力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承担着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任务。国家只有软硬实力的密切配合，才能实现伟大复兴③。许多西方国家通过研究所、基金会、协会等机构实现国家意图，具有政府延伸的手臂的职能。大学的国际扩张和国际吸附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隐含的国家战略安排。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犹值重视。
美国在中亚的存在从这些国家独立那一刻起就展现出积极的“进攻态势”。老项目辐射，新项目启动，样样反映出强烈的战略冲动④。以吉美大学为例，该校教师面向世界招聘，聘期有长有短。其中，美国富布莱特学者是一个短期教师的来源渠道。富布莱特项目源于威廉姆·富布莱特(William J. Fulbright)。1945年9月，他初任美国阿肯色参议员。上任伊始，他提议将战争留下来的剩余财产变卖，用所得资金通过教育、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学生交换提升国家间的善意。1946年8月1日，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签署了《富布莱特法案》。如今，富布莱特项目在国际上已广为认可，享有盛誉。
每年都有一批美国的学者到其他国家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其他国家的学者或学生也到美国去从事类似的活动。截止到2011年，约有来自155个国家的31.8万人参加了富布莱特项目[5]。双边交流记载着国际善意(good will)提升的行动轨迹。现在，富氏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友网络”。来自不同国家的富氏学者受美国资助，但又服务于各自的国家。项目的设立要求外国学者遵从美国政府设立项目时确定的所谓“国际善意”的价值观。这种价值是超越性的普世价值，还是美国价值？富氏项目是国际主义情怀的果实，还是美国价值渗透的工具？富氏学者需要考虑价值参照系吗？如何为“学者”、“富氏”和“国家”排序？这些问题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积极参与过程中或蒸发消解，或沉淀集聚。无论如何，“祖国情怀，美国项目，世界价值”记录了富氏项目的历史。就学者论，富氏项目的普遍价值无疑具有一定的磁石效应。但就国家学者看，它又无法消弭建设祖国的“国家使命”。美国由经济硬实力支撑的教育软实力“发作”，显然是一种价值力量的彰显。
在吉尔吉斯还有一支美国的“和平部队”(Peace Corps)。1960年，约翰·肯尼迪参议员曾向密西根大学学生倡议，要到发展中国家去，通过在那里生活工作服务国家的和平事业。1961年3月1日，和平志愿军成立，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和平与友谊的志愿工作。和平部队的使命是“帮助利益相关国家的人民满足培训的需要；帮助志愿者服务的人群更好地理解美国；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到现在为止，已有21万多的志愿者在139个国家“服役”，所及领域从艾滋病教育到信息工程再到环境保护，涉及面很广。2012年预算为3.75亿美元，2013年为3.77295亿美元。申请人必须是美国人，项目面向有意者滚动申请，审批时间9到12个月。最低年龄18岁，没有上限。服务期为27个月，其中，有10星期的国内培训，此间不准接待任何家人或其他客人，另外24个月为在国外的服务时间。和平部队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的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2012年在非洲的志愿者占43％。拉丁美洲为21％，东欧和中亚为15％，亚洲为10％，加勒比海国家为4％，北非和中东为4％，太平洋岛国为3％。志愿者服务的领域教育比重最大，为43％。其余为健康21％，社区经济发展12％，环境12％，青年发展6％，农业4％，其他为2％[6]。
根据2007年11月1日的数据，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国防、经济与技术合作、就业、环境合作、金融、投资、和平志愿军、贸易与商业等方面建立了双边协定。关于和平志愿军的双边协议于1992年11月5日签署，随即生效。1993年派出第一批志愿者，到现在已经有840位美籍志愿者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乡村、集镇和城市里与当地居民并肩生活与工作。主要领域为帮助儿童和成人学习英语；开发公共健康项目；帮助社区实现他们的建设目标。美国政府要求和平志愿者学习当地的语言，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⑤。在吉尔吉斯斯坦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要和那里的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当他们回国后，将他们。能够在别的国家走“上山下乡”路线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明确的价值牵引和发自内心的使命感，无疑是和平志愿军的重要选择参照。
在富布莱特项目、和平志愿部队、面向所谓走上民主进程国家联合办学等方面教育都体现出教育力量的张力。除文教组合之外，根据美吉双边协定，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比较广泛。尤其具有进攻性的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旁边的玛纳斯国际机场边上，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属美国远征空军第376支队。基地于2001年12月启用，是美国军人进出阿富汗的转接点。基地设立后，曾因为漏油和枪击平民的传言和当地居民关系紧张。俄罗斯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曾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关闭这个基地，但至今未果。吉国政局动荡，与多国在背后角力不无关系。如果说和平志愿者(Peace Corps)的“部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那玛纳斯基地的空军部队，可谓真正的作战部队。与教育相比，军事存在可谓展现“硬实力”。
作为邻国，又是中间性力量，吉国地位非常突出。在一国做功，其实也就是在整个世界棋盘上做功。面对一国的未知，也就是面向世界的未知。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远亲”，在虚拟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近邻”。何况邻国更是虚实皆备。中美看上去有太平洋远水相隔，但是如果以吉国的玛纳斯基地计，在实体上也已是近邻了。“中国功夫”如何应对“西洋拳法”，在全球化的竞技场上，如何在“红海”和“蓝海”间选择，在我国“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中如何面对云涌风起，如何发挥教育的力量，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基础课”，更是教育的“专业课必修课”。
三、世界秩序重建与中国教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地位日益上升，软硬实力都有增强。经济体量不断增加，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教育优先的地位得到确立。在高等
教育领域，大众化突进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得益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渐显清晰。方向虽然明确，但在细节上还有许多工作待察。高等教育强国强在哪里，有什么特征，如何建设，既需要从高等教育内部把脉，更要向世界综合环境问诊，尤其要将大国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变量细加审察。在进一步深化跨国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教育合作的基础上，必须从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在战略、战术和技术等层面立体性地谋划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国际视野贯穿教育实践始终，通过能力建设练好内功，以高质量的产出展现中国教育功夫。
1.以价值建设为核心，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视野下谋划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夯实战略地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情感基础、意志基础和行动基础。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人类的高远理想。人性中自然存在着的精神向往，必须得到呵护和守望，而不是相反。在西方学者的词典里，“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被用来命名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套用这样的概念无法解读中国的社会生活，也无助于解决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所谓“去中心”、“削平理想”、“削平崇高”的后现代鼓噪，在某种意义上看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对个人情绪的放纵和对社会责任的放逐。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是增加了观察社会的角度，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是对人类精神意境的否弃。对高等教育而言，没有精神追求和不担社会责任的“高深学问”，无异于哈佛学者刘易斯批评的“没有灵魂的卓越”。高等教育虽然在社会中间，但从其具有的社会角色来看，必须要走在社会的前面，走在时间的前面，走在历史的前面。社会能够走多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能升多高，以及高等教育对核心价值的守望和创新肩负使命。价值守望就是要向传统学习，守护和捍卫人类长期积累积淀的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创新价值就是要开放价值系统。包容多样、探索未知，通过理性辩驳确立共同信仰和公共原则。在中国完全的本土价值语汇里，“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正身、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炼理路，这些融目的与方法于一体的经典价值“教义”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革命”与“解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频繁使用的话语，反映了近现代社会改造的行动路线和策略。虽然从词性上看主要是“工具性的”，但事实上，“后革命”和“后解放”之地的社会理想和目的，已经内置于行动的方法之中。“改革”与“创新”则揭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导向。由生产哲学克服斗争哲学，由“不争论”换“聚精会神搞建设”的社会环境，是基本的思想统一策略，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思想悬置”策略。这对消除极“左”影响、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效果。我国30年的经济成就，也证明了这种思想路线的工具有效性。随着斗争哲学式微，“无产阶级”话语淡出意识形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口号和论断已经被淡忘。国际化浪潮以学习和引进为一极，以产品和服务输出为另一极，形成新型的交流和互渗格局。在科教系统，我国一方面留学生大举输出和输入，另一方面，先是设备、继而技术，现在又是人才大举引进。在建设世界一流旗号下，大大小小的跨国教育合作项目不断签单，诸如利物浦大学、诺丁汉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著名高等教育机构也挺进中国，切开了办学主权的“坚饼”，由此也进一步拓展了我国教育开放的范围。
在国际教育市场上，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相对于我国处于“顺差”和“出超”的高势能状态，在合作办学方面，类似经济界“招商引资”吸纳这些国家的大学加盟对弈有其合理性。从理想的状态上讲，引进世界著名大学，一方面满足国人不出国门即可接触或接受外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多样性并提供新型办学参照，可以带动高等教育生态的进化。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教育双向交流的立场上看，从需求方向供给方转换，从现在的跨国办学项目中可以习得有益经验。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海外拓展既有价值观输出的考虑，也有经济收益的计算。双赢是基本前提，但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可回避。我国超越国家教育体系走向国际教育舞台，现阶段还有很多挑战。如果说经济收益服从市场逻辑的话，那么价值观的输出和对话，就需要体现国家意志了，必须在国家层面计划和统筹。如果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优势和使命担当而限于一般性的低层次“攻城略地”，现有的项目终难持续。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棋局上，我们需要价值领导，而不仅仅是技术跟随。
2.在国家层面集中优势力量，重点面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在周边国家有选择地建立海外大学和教育基地，既输出我国的精英教育，也服务于我国自己的精英教育，储备和修筑未来高端跨国人才资源和人脉系统。充分认识和宣传我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在“仁者爱人”的价值观照下，倡导和谐世界的大同理想，建构中国式的人文教育体系，拓展海外办学空间，建立各大洲星罗棋布的教育桥头堡。随着我国承国际汉语教育职责的孔子学院闪亮登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在着力释放语言能量，参与到了世界语言版图的互渗中来。孔子学院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交流方面最有影响的项目之一。截止到2012年底孔子学院总数达400所(还在不断拓展)，覆盖世界各大洲。除孔子学院外，还有孔子课堂和孔子教学点作为“卫星家族”分布在孔院周围。孔院家族的学生在中国古典诗文朗诵、戏曲、书法、绘画、武术、太极拳等方面的才艺表演展现了阶段性学习成果，展现了孔子学院教师们的劳动结晶，在对外汉语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战略需求，其意义超出了语言学习本身。虽然孔子学院目前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已经
显现出来，但是在不同国家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影响的内容和方式也有差别。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既取决于所在国的需要和政策，取决于孔子学院的领导和管理，更取决于孔子学院总部的规划和引导。“一刀切”的做法行不通，但以我为主、因势利导的策略必须坚持。要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将其职能和重点做适当切分。在发挥好对外汉语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科研潜力，超越语言教育，配合国内高校建立的国别研究中心，将孔子学院建成我国学者研究其所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重要基地。这就需要孔子学院总部和教育部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形成合力，提高相关领域的研究质量，既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也为我国对外政策提供智力支持。鉴于国际上已经形成的对孔子学院的印象和定位，在教育输出上需要再辟蹊径。
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势能差还比较明显，但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存在一定优势，是教育输出的潜在市场，面向国际的教育功夫在这里有用武之地，机不可失。在国外办学的惯常思维是鼓励国内现有大学建海外分校。从成本上看，这样的做法似乎省力高速，但是反思国内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反思孔子学院与国内合作高校的运行机制，靠单一的分校拓展策略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海外办学定位在国家层面，服务于国际发展战略，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超越现有框架，直接在海外创建小而精的精英大学。我国在许多国家的援助经验和教训表明，类似土建厂矿之类的援助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费力不讨好。国家应该适度开发经济建设部门的海外援助项目，有步骤地开发面向国外的教育项目，增加海外教育投入，将在海外创建大学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物质援助和经济援助是一次性的消费，而教育援助则既为人储备人才，也为我积累人脉、扩大影响，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具有长远战略价值。
此外，就国内人才培养而论，近年来强调创业教育和实践教育，这对改变书斋式的教育模式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就业压力倒逼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以及教育与培养流程。无疑，建立社会和高校之间的信息及能量反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培养职业性的专业技术人才当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是，必须同时看到，任何国家都是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声音能不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听众。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效应的问题，还是国家利益守护的战略问题，也是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原则维护的价值问题。通晓国际通用语言未必能够正确“发声”，高校图书馆和课堂里难以还原跨国生活经验的真实，只有“通过身体思考”才能整体理解域外文化的式样、深植国际理解的价值种子。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维护世界价值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所以，具有国际经验、忠诚国家使命、担当国家责任的精英教育在大众化阶段不是消解，而是必须强化的事业。如果说大学生村官是面向国内的社会精英培养策略的话，那么，遵“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广开渠道，专设项目，单列预算，鼓励、支持、要求优秀大学生到世界不同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的不同机构实习锻炼，摔打砥砺，为未来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积蓄力量，乃是当前国家精英教育计划的应有选择。
3.检讨外语教育战略⑥，着力培养服务国际教育战略的多语言专业化人才，消除单向“语言学习”的思维偏向，将语言和专业结合起来，保证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技术条件⑦。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总体上看是内向型教育。在国际交流的链条中，“受”的成分大于“授”的成分。除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留学海外之外，绝大多数“自产自销”，留在本土工作服务。高等教育持续旺盛的内需在大众化之后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现在“争夺”的焦点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许多三线、四线学校出现完不成招生计划、嗷嗷待哺的“求生饥荒”状态。由于高等教育机构因既有声望、国家投入、地缘特征、学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而实质上存在着的分层现象，为争夺办学层次、学位点授权、学校名分等资源，以及为满足教育系统的制度环境，高校出现严重的“趋同现象”。尤其在公共外语教育方面，几乎清一色“英语门”。英语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研究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之高可以想见。事实上，学生毕业之后，能够真正使用英语的场合十分有限。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到英语国家留学或工作，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学问阅读英文文献⑧。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从其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上讲，高等教育既要向左看，也要向右看；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了解发达国家的文化文明，也要关注欠发达国家的需要，学习和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美国和平志愿者在世界各地“上山下乡”的地方，也许未来也会有我国志愿者的身影。中国的今天就是那些欠发达国家的明天。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早晚会突破“产品和服务交换”而拓展到“劳动力流动”上来。因此，在语言学习的制度性安排上，在大语种一边倒的情势下，要高度重视面向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语言教育。不仅仅要向这些国家“输出语言”，而且要向这些国家学习语言。虽然在科技创造发明和国际政治角逐上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优势，但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使用什么语言既由“市场说了算”，更需要体现服务国家战略的“公共选择”。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语种，虽然不一定承载高端现代科技(这种局面终究会发生变化)，但是，他们承载着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如果高等教育机构能够从国际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劳务输出等角度考虑自身办学定位，将自主创业和“海外输出”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真正利用国际化契机和平台，那就会另辟蹊径、彰显特色、丰富内涵，增加更多的办学机会和空间。高等教育从“受”的立场向“授”的地位转变，需要放弃“语言
沙文主义”倾向，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外语教育选择机会。要广开外语教育语种，首先应该从自国家层面发动。从战略上考虑，国际要扶持小语种教育，要加大小语种教师的培养培训力度，要通过教育教学改革促进语言学习效率。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边疆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将自身的地缘优势和语言需求结合起来，将语言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在错位竞争中异军突起，利国利民，既服务于国家战略，也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主持人、人人都是播音员，传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高度信息化时代，以天网、地网、人网为媒介，以文本、音频、视频为载体的新传媒大行其道。《新闻周刊》纸质版寿终正寝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其的关注。世界上一些传媒王朝因丑闻迭出而不同程度地失了信誉，但某些境外媒体极尽妖魔化中国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中国声音需要世界听众，首先需要自己主动发声。向西看的思维惯性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吮吸着我们的眼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身后的另一半世界，甚至是更大的世界被忽略。在信息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已不能用长度单位度量。横亘在国家之间的障碍，不再是航行或交通的距离和速度，甚至也不再是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速度，而是价值的盲区、思维的惰性和语言的障碍。在信息时代，高等教育的时空概念已被颠覆。面对国家战略和民生诉求，处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需要多看看自己的脚下、周围和远方。
注释：
①关于国家语言战略问题，在机构建设上，教育部于2007年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由徐大明、王铁琨主编的《中国语言战略》集刊第一集于2012年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于2010年创办了《世界语言战略资讯》。政府官员和学者对于语言战略的问题也予以了广泛关注。2011年4月8日，“语言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论坛在扬州召开。此外，学者们对语言战略问题也开展了众多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②笔者于2012年10月中旬访问吉美大学，曾与分管国际交流的副校长和国际办公室主任做相关交流。
③朱新光，苏萍在《中亚软权力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一文中将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翻译为“软权力”。常见译文为“软实力”。根据作者著作中的阐释，翻译为软实力更恰当。
④马斌的《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工具：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及其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对中亚援助政策研究》(2012)和朱永彪、尹舒阳《美国大中亚战略进入新阶段》(《国际观察》2010年第5期)对此有所论及。
⑤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美国拥有380个外语语种。据了解，美国可以处理500种语言，能为美国公民开设200个语种的语言课程。
⑥李卫红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一文中总结了我国语言战略中的四方面问题，包括“外语语种能力严重不足，中国语言的国际影响力不够，公民语言能力亟待提升，我国现代语言技术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和挑战”。有鉴于此，她指出，我国应该成为语言大国，成为语言强国。为此，必须迅速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以应对全球化给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要制定科学的外语规划，增强国家外语能力；制定科学的语言传播战略，让汉语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全面提升公民语言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构建安全有序的虚拟语言生活；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参见：杨小雪，金志茹．中美外语教育政策对比分析[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⑦我们国家能够掌握的外语种类目前尚无准确数据，但估计不会超过100种，能开设的外语课程大约超不过50种。国家语言能力不足，便无法满足国家对多语种的现实需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走出去”战略下外贸人才需求预测与供给对策研究》报告，仅2008年，中国企业在海外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外语人才缺乏而造成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这表明，小语种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短板，拖了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后腿(见李卫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英格兰教育与技能部2002年发布了《全民语言教育：为了生活学习语言》的语言战略。在论述语言战略重要性的时候指出，“在21世纪的知识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本领，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英格兰自我反省道，“作为一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为培养可以使用多语言、拥有跨文化意识公民方面大大落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少有雇员拥有从事国家商业活动的必要语言技能，很少有雇主支持他们的雇员获得作为工作一部分的其他语言交际能力”(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 A Strategy for England)www. dfes. gov. uk/eyd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