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追溯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冷战结束为界点，分为两个阶段，且两个阶段的特征各不相同：在兴起与发展阶段，政治意识形态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因，发达国家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位置，师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要素；在新阶段，经济利益等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动因，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增长点，信息互通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要素。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人才流失严重；文化殖民倾向和商业化倾向严重；国际化和本土化存在冲突。中国要充分把握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特征，因势利导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师生流动；人才流失；文化殖民
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沟通与交流，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当代社会大部分专业和学术活动都可以从全球知识界的角度加以考虑[1]。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各国发展高等教育创造新机遇：教育供给的增加、知识经济的支持、双学位的发展、市场作用的扩大及新学术环境的产生等[2]。在创造新机遇的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质量保障的忧虑、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严重、市场导向性的增强及国家作用的减少等。新时期，为迎接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所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继续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治理水平，完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布局。鉴于此，厘清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阶段特征，对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保障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二战”以来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以期对探寻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趋势提供思考。
一、兴起与发展的特征(“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
(一)政治意识形态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因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苏等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输出意识形态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由国家主导，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等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时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通常会被国家或政府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政治的延续，不断地灌输和传播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而实现其政治目的[3]。政治因素成为了大学国际化的导航仪[4]。
“二战”后，美苏争霸格局形成，两国开展了长期冷战。美苏两国除了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进行对抗，还将高等教育作为两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工具。高等教育和文化精神生活一样，都成了那段时期意识形态争斗的走卒和前锋，决定国际教育进程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理想主义，这在美苏之间尤为突出[5]。正是出于政治利益的战略考虑，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主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加大了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导。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不仅局限于国际交流，还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延伸与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了美国对抗苏联，赢得冷战的重要方式。美国通过对苏东国家的高等教育援助和国际教育交流行动，促进这些国家民众对美国民众自由文化的了解，树立美国在这些国家民众心中的美好印象，加深其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强烈认同感和亲切感，培养知美亲美友美的国际化人才：“到美国留学的海外人员回国后将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传递给母国的政治精英。”[6]从而扩大了美国在苏东等国家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实现美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苏联也以类似的过程来扩大其影响力。在欧洲，“铁幕”(IronCurtain)将中东欧与西欧隔开，阻止了最基本的高等教育合作以外的其他所有合作。
(二)发达国家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位置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特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国际教育交流的中心区域，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依据教育依附理论的观点，虽然“二战”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但因“二战”前受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其工业依然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教育发展也受发达国家的影响和主导：在第三世界国家那里仍有占支配地位的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和体系，有英语语言的影响，有国外培训的冲击，有西方科学产品、思想和结构的主导。发达国家的大学处于“中心”地位，是学术知识的创造者和垄断者，是教育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处于“边缘”地位，是学术知识的消费者和学习者，全盘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没有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对于当时最前沿的知识几乎没有涉及。这时期的高等教育由“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单向辐射，地处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模式，即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等，助推本国高等教育系统标准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金本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国际外围高等教育系统的学者们[7]。
语言优势强化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地位，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的边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加大对西欧国家的援助，西欧国家开始复兴，美英两国的英语和法国的法语成为“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两种语言。在发达国家倡议下成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等，其官方语言主要为英语和法语。在全世界能被检索的3000种期刊中，有影响力的期刊主要使用英文和法文，其次是德文和西班牙文[8]。语言是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媒介，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参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了解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近况，就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语言，否则永远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中心位置。发达国家的语言，尤其是英语和法语强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师生流动的单向性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特征。一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师生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国际学生的单向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是多向或双向的国际交流，但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强势吸引，加上发达国家“二战”后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教育援助政策，使得“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了单向的国际交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发达国家成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和主导者。布基纳法索教育预算的74%依靠外援，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相似，只是依赖程度不一样[9]。发达国家通过教育援助，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意识形态输送和民主自由文化渗透，扩大发达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核心地位，加深了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总体来看，“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中心区域，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时间最长久，影响最深远。
(三)师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要素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除了参加高等教育国际组织或举行高等教育国际会议，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停留在师生交流层面，留学教育是这一时期核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内容。1960年至1980年，留学生平均增长率为20%。1960年留学生人数约为24.5万，1980年上升至97.7万。80年代末全世界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共达到120万，其中72%来自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是第二名法国的2.5倍[10]。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留学的主要目的国，发展中国家是留学的主要生源国。师生流动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二战”后，处于政治利益考量，美苏等国加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偿教育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免除学费或提供奖学金。据1946年美国的《富布莱特法案》(TheFulbrightAct)，美国既资助来本国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又资助到其他国家访问学习的本国师生[11]。尽管美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和老师到发展中国家传播美国的教育思想，但是发展中国家到美国留学的师生人数还是远远地超过了美国派出师生的人数。通过《富布莱特法案》(TheFulbrightAct)，发展中国家的师生得以切身体会美国的民主自由文化，消除了对美国存在的偏见，加深了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亲切感。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学校与学生交流层面的合作[12]。交流学生的目的在于加强联邦共同体公民之间的联系。后殖民地时期的重点在于加强联邦各组成国家之间学生的流动[13]。日本在“二战”后出台法案积极鼓励师生国际交流，如，1950年重新启动本国高校教工到海外学习制度，1952年设置专门的奖学金以资助来日留学生，1968年启动留学生选派制度，1974年出台咨询报告要求扩大师生国际交流，建立健全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14]。80年代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方式相对单一，主要是和苏东国家互派教育代表团和留学生，借鉴苏联等国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制度。1950年，中国首次派遣35名留学生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五国学习语言、地理和历史[15]。总之，“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不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师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手段，留学教育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
二、新阶段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一)经济利益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动因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由国家政治主导向多元支配转变。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入一个多元差异并存的时代。经济发展优先取代了冷战期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的纷纷建立，打破了以往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而建立的保护墙，知识的交流也因互联网的发展不再受国界的限制。民族国家的版图界限开始模糊，合作交流替代了以往的对抗冲突。跨国高等教育合作、高等教育课程的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组织成立与高等教育国际标准的统一与构建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元力量，改变了以往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单一主导地位，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开始加大。人们“正在见证一个去国家化的进程——高校在国家范围之外重新定义它们的形象、结构与政策。”[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变了以往出于政治目的的无偿教育援助，改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经济贸易驱动取代了政治因素的主导。2015-2016年度，在美国就读的国际学生达到了104万，其中中国学生的占比达到了31.5%，这些国际学生通过支付学费等方式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留学教育成为美国重要的创汇产业[17]。经济全球化让市场机制开始介入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校不再是以往国家政治战略或外交决策的执行者，可以自主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针，以谋取更多经济利益。大学国际化方式由原来的政府主导演变为大学为主，政府、民间团体和大学三方协作方式，参与竞争与合作成为美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新特征。“在当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教育国际化已经不是把学生教育成为国家的政治工具，还应把学生教育成全球公民。”[18]总而言之，这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已不再是以往受单一政治因素主导和操纵，多元支配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常态。
(二)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增长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一超多强”格局形成，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虽仍以中心区域国家为主导，但开始向边缘区域国家发展和扩散，并且边缘区域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发展中国家从以往留学生的母国转变为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地主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从以往的被边缘化转变为部分区域的优质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从以往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附和全盘照搬转变为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化与国际化的辩证改革。
印度和泰国通过制定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成为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优质教育中心。印度从留学的来源国变为了留学的目的国，凭借其廉价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以及它的授课语言(英语)优势，印度成为了最受亚洲和非洲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印度通过开设南盟、东盟和其他区域的教育研究中心，促进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试图吸引更多学生前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使得印度在加强区域教育联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以往知识的学习者和依附者变成知识创造行业的佼佼者[19]。泰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确立大湄公河次区域教育中心地位，吸引周边国家(地区)留学生。2005-2007年泰国国际学生来源国的前四位均为泰国邻国[20]。另外，泰国政府为了加快本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与多个国际性和区域性教育组织建立联系，已经有26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教育组织落户泰国。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成就显著。一是中国开始打破以往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长期依附，从被边缘化和被束缚的境况中解放出来，从留学的主要来源国变成了留学的主要目的国。1996年，中国接收外国留学生41211人，一跃成为世界接收外国学生最多的八个国家之一，被称之为“留华热”[21]。二是中国从高等教育的消费国变成高等教育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汉语热”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有134个国家和地区开设495所孔子学院，境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22]。中国充分利用汉语输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用“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极大提升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影响力。三是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规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GATS)的相关规则，积极将中国的教育市场推向其他成员国，加快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由中心向边缘扩散和发展，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转变，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导者和中心者仍然是欧美等少数国家，但是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突破以往对发达国家教育的依附，成为推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力量[23]。
(三)信息互通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要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教育信息化成为时代主流，全球互联网城市中心网络的扩大、经济活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世界中产阶级的重新分配、职业两极化和技术发展等这些关于全球发展的预测，加速构成了一个日新月异、多元共存的世界[24]。高等教育国际化手段也由单一到多元，层次由外及里，内涵由浅入深。以往单一师生流动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其方式已经拓展到了课程的国际化和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等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得丰富多样。
因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国家间的知识壁垒被打破，每一个国家既可以是知识的创造者，又可以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消费者，以往发展中国家师生需要到发达国家才能学到的知识，现在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学到。互联网让20世纪90年代后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超越国界和时空，各国教育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物物沟通”慢慢取代以往师生流动的“人人对话”，互联网远程教学开始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手段。仅1993年，全球270所大学和学院参加的全球网络学院提供了1万门以上课程，每天有1.1万人以上访问其网址[25]。
三、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
(一)人才流失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尽管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人才流失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人才竞争加剧，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国家。有研究指出，印度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有约40%人在海外工作，70%的科学家在美国，而每年前往美国攻读学位的学生中只有5.2%的人拿到学位后回国[26-27]。同样的人才流失问题在欠发达国家显得更为严重，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1990年起非洲大陆每年有两万多名高素质人才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谋职[28]。发达国家吸收了全球大量的科技人员，据调查显示，2013年美国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有57%出生在亚洲，26%出生在非洲、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9]。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与科技之间的国别差距，根据人才流动的“推-拉”理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相对落后，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处于边缘位置，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苦于国内工作条件艰苦，可利用的资源匮乏，就选择到发达国家工作；而发达国家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先进的科学研究条件等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人才市场需求增大，为人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国际化市场成为了人才流动的助推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文化殖民倾向和商业化倾向严重
“二战”以来，西方凭借先进的技术、超强的经济实力等优势，逐渐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西方文化转移至美洲并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断地向非西方国家输出经济理念、政治价值、文化意识等，企图占据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国际化进程不断地加速了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换和流动。然而这种流动却存在不平衡性，当代的文化殖民主义通过科技、话语体系等文化产品的包装，以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和交换作为流通渠道，不断地向非西方国家推行其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30]。这种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交流和隐性文化扩张会形成国家的“软权力”，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称将其定义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31]借助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话语权的国际性组织，使得这种软权力能够变得合法化，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制度及文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文化殖民主义倾向给当地原有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破坏了当地文化生态及其发展进程。在高等教育领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海外办学、吸引留学人员及输入文化产品等方式不断地传播西方文化，从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上浸入他国教育系统，使其他国家“西方化”。根据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统计报告，2006年，美国在海外开办44所分校，占全球海外大学的50%，到了2017年海外分校数量达82所，占全球海外大学的34%[32]。美国政府还通过国际开发署来推行其海外教育合作项目，并通过这些合作关系将政治宣传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国际教育之中，传播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33]。
同时，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商业化倾向。随着经济多元化发展，高等教育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正进入商业化。哈佛大学德瑞克·博克认为，随着政府削减办学经费，学校面临财务压力，加之全球高校之间的竞争，使得大学逐步走向了商业化发展[34]。商业利益的诱惑使得高等教育不再保持纯粹的学术初衷，而是通过收取学费、科学成果转化、提供高等教育附加的服务等方式赚取发展中国家的利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能够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就需要购买西方国家的教育服务，如为西方名校或者科研机构无偿提供办学办公的土地资源，为出国留学或来本国留学的学生提供经费支持等，这些带有严重商业化倾向的高等教育服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中失利，并需要不断为弥补这种不平衡差距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国际化与本土化存在冲突
在以政治因素为驱动力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受限于教育发展水平，在面对西方教育体系输出之时，即使是输入的高等教育模式与自身文化并不相符，发展中国家也只能被动适应。在以经济因素为驱动力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信息互通频繁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要素，进一步打破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单向流动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在相互借鉴和学习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本土知识的保护，并积极主动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然而，由于社会发展环境的差异，别国的教育政策和经验往往无法顺利地移植到本国的教育体系之中，而国际化发展又成为全球化发展中的大趋势，这就造成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矛盾重叠。
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强化了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文化成果和教育模式在国际教育环境之中的交流程度，教育输出体现了国家精神意志和西方的“普世价值”。高等教育国际化追求趋同的教育价值，并期望能够以统一的标准应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在这种标准化的教育发展模式上，国际性组织试图建立可以比较的通用体系，如全球著名的USNews、ARWU、THE和QS等四个大学排行榜，都尝试用一个标准框架对全球高等发展做出比较，可见全球化发展相应促进了标准化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和标准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并且在盲目追逐的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民族特性。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发展：一是在保护和传承本国民族文化特性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如《南非高等教育法》提出所有的课程设置均要服务于国家发展，非洲大学联盟(AssociationofAfricanUniversities，AAU)也在积极推进成员国教育机构重视本土语言应用和文化传承[35]。这种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体现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自我保护；二是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本土化改造，通过吸收他国的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并放置到本国文化情景之中进行调整和改造，使之能够帮助本国高等教育发展。同时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适时的将本国文化放置到国际间进行平等的交流，甚至是输出“文化产品”并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多样性组成部分。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时代发展大势。通过对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特征和面临挑战的梳理，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既为中国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高等教育领域改革提出了挑战。中国高等教育正逐步从大众化阶段迈向普及化阶段，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时代公民应成为人才培养的发展目标，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应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之要。
首先，要充分把握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特征，因势利导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经济支持和发展动力，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环境基础。此外，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信息互动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当前大规模开放课程(MOOC)、在线教育、全球网络学院等新的学习方式层出不穷，人们可以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以技术引领学习方式变革，加强全球教育的深度合作应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之策。
其次，要创造良好的国际化发展环境，广泛吸引全球人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之一就是人才流失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来华留学人数和留学归国人数逐年增长，但同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全球人才吸引力依然不足。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也影响了高等教育领域之间的国际交流，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实行单边保护主义，排斥中国留学生和华裔科学家，这种现象一方面对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吸引全球人才提供了机遇。从内部环境上，应该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为国际人才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支持政策，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外部环境上，应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发挥“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发展计划红利，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既要立足中国教育实际，也要将视野放在促进全球教育发展之上。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gtington)将高等教育本土化称作是高等教育民族化或个性化，强调的是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并适合本国国情，而国际化是对本土化的超越，是参与到全球化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阶段[36]。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经验也已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具有优势和活力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点就在于消解国际化与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因此，中国应结合国情，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化发展之策；同时要积极参与到全球高等教育的合作之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力量，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