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观
教育的目的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育人。育人的目的以及如何育人？育什么样的人？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理解。曾子在《大学》开篇中谈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人认为：“明德、亲民、至善。”此即大学的三纲领，也是儒家教育思想观的高度概括。
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强调年轻人应“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笃信好学”、“信而好古”，并主张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态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温故而知新”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才能“为人师表”。他曾对子路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孟子认为教育学习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明了人伦道德，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强调学习首先要“存心养性”，发挥“自求自得”精神，只有“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专心致志”，才能养成“浩然正气”肩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为此就要做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和性格。
荀子认为教育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为圣人”。他鼓励弟子努力学习，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作比喻，说明弟子通过努力学习，可以超过老师。他主张学习必须“虚壹而静”，坚持方向，持之以恒，只要“锲而不舍”，就一定能“金石可镂”。并强调教育应该注重“尊师重道”“隆师亲友”。
《礼记·学记》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俗”，建设国家。强调：“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念终始典于学。”这就是说人不学习，不经过琢磨，是难以成才的。《学记》中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要避免这几种过失，教者就必须“知其心”“救其失”。“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又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种教学相长的优良教学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以上观点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以“育人”为目的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反映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教育观的基本理念。儒家对教育的两个方面教与学，偏重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点与《大学》中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是一致的。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道家倡导“返朴归真”“绝圣弃智”的虚无主义的“绝学观”，以及法家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注重“法治”和“耕战“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但都不足于与儒家的教育观念相抗衡，儒家的关于教育的理念其影响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唐代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著名诗人韩愈以“文以载道”的道统论思想而名垂青史，他在《师说》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从此，儒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在唐以来又有了归纳性的概述，使得上千年的儒家教育观从先期的重视学生的学习推广到后期的重视老师的教育。至此，对传统中国儒家教育观使我们有了明晰的判断，此即：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首先要使其“明德”，其次要达到“亲民”，最后止于“至善”。“明德、亲民、至善”都须通过“答疑、解惑、传道、授业”的途径来实现。
近现代的教育理念
1.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孙中山早年提出“先行后知”说，他认为知识源于学习和实践，教育应兼顾学习和实践的结合，由实践中求得真知。后来又提出“知难行易”说，他所指的“知”是“真知特识”，这种真知虽然后于行（即从实践中得来）而又难于行（即掌握革命的理论，远比革命的行动要难得多）。“知难行易”的观点也是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而鼓励当时的革命党人要努力钻研和学习“三民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哲学思想和指导思想。
孙中山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又难于实践，因此教育更应该重于“传授知识，激发思想”。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探索真理，追求思想”；在于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要为“大家谋福利”，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都应平等地接受教育，不但要学习传统的文化还要向西方学习，向苏联学习，总之要“博学创新，学以致用”。他还主张把“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精神文明）结合起来，联系起来”。他说：“实际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参见《建国方略之一》。孙中山选集P.139）。孙中山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建立在“知难行易”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理论需求的自由、平等、开放的实用教育观；其次是建立在救国救民政治立场上的求真创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新思想教育观。他重视修养和学习的结合。一生致力于创建“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而奋斗，并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作出的伟大贡献，为历史和后世敬
仰。其自身的人格魅力，足以作为中国教育的典范。
2.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毛泽东曾称赞其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认为人的知识根源来自人的“意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人的自由意志，“养成完全之人格”。他反对政治干预教育，主张“超政治”的教育理念。他强调教育应“以道德为根本”，“以伦理为中坚”，道德的内容首先应是自由、平等、博爱，即中国儒家讲的“义”“恕”“仁”，学道德最终目的在于使人的意志获得最大自由，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高目标。教育内容必须“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不能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的教义，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应该各流派、各阶级思想自由发展。他倡导青年人应有“开放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观念与其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名训在言行上是一致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和名训相较于清华大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立意更为高远，相较于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更为敦厚、开放和信实。
3.陶行知的教育理念：陶行知被称为我国现代人民教育家。他认为：知识来自宇宙，来自世界，来自社会，来自生活。来自人民，来自儿童。所以，“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社会为学校，人民是老师”；“世界为学校，真理是老师”。教育的目的是育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做人，做一个能够“自主、自立、自动”的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做中华民族的主人，“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总之，教育与学习的唯一目的在于使人民大众获得知识去自救救人，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并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师生之间界线不能分得太严，应该以能者为师，教学相长。他还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为此，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陶知行都改成陶行知了。他还曾别有风趣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是真知的收获。”他从“生活教育”的需要出发，认为“农场、工场、会场、商场、广场、战场、娱乐场，都是我们数不尽的课堂”。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不断的学习、进取、创造。他爱国家、爱人民、爱科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为世人所敬仰。
4.“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活动，它本身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作为爱国反帝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种政治抗议活动，又是一种思想政治性的社会革命运动。其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以及“唤起民众，争取民主”等所谓“救亡图存”的政治口号，以及此后以“民主、自由、科学”为主旨的政治思想革命行动的大辩论，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想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逐步取得了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和工农大众的认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激进的思想上的辩论，逐步转变为行动上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大地上漫延、发展起来。这也就是有人所主张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原由。
“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与其提出的“打倒孔家店”“铲除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活动是密切联系的。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道德观念是截然不同而又对立的文化传统观念。这些不同的或者说是对立的观念主要表现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化、选举与分封（任命）、平等与等级差异、科学与愚昧、个性独立与群体服从等。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是不讲民主，传统的民主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是清官、好皇帝去“贵民”而不是民本身自贵，直到今天，也仍然经常会看到这种不应该有的思想混淆，把人民作主当成“为民做主”。（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P.48）。“‘五四运动’因提出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而被有些学者称为是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种“启蒙运动”被“爱国反帝”的“救亡图存”的激进的“革命运动”所替代（压倒），这种激进的“苏联模式”的革命运动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没有重建道德精神和没有发展继承“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践，导致这一“启蒙的运动”只是思想上、口头上的，而不是行动和实践上的。“‘五四’是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拿来的肯定是没有消化的东西，也肯定不会是西方的精华，然而拿来主义者却放弃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这到底是否合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虽然没有对专制精神进行反对，但文化都是由专制逐步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这对任何国家，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样”。（摘自王康《世界图景中的“五四”》世纪大讲堂2009.5.10）‘五四’的悲剧不在于接受西方的新思潮，而在于它诅咒和彻底否定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从而走了一条浮躁而不理性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激进、冒进道路。“五四”虽使人们在思想上、制度上有了共和的理念，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上缺乏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革新和历练。这种浮躁的功利意识和偏激的思想（投机主义）为
中国现代教育思想、文化思想的不成熟埋下了祸根，后来导致的教育思想的混乱和学术思想的不正视现实的风气的形成，不能说与‘五四’没有关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摘自王康《世界图景中的“五四”》）
5.毛泽东的教育方针与思想：建国前以及建国初，由于革命工作任务繁重，毛泽东对教育问题没有做过专门的论述和指示，直到1957年才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指出的这一教育方针，对于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代表中央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这个决定的第十部分教学改革方面明确指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教育应为政治服务，他认为：“政治是第一位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二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明确提出了教育的过程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经院学派的教学方法和过程。三是教育应该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做到“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是毛泽东对受教育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的要求，也是当时青年学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一口号的激励下，一大批有识之士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文革中期，毛泽东提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教改思路，使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从而也为教育的倒退和混乱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过头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导致“政治统帅一切”的极左思潮的泛滥。事实上，教育是个种概念，政治则是个属概念，教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劳动、伦理、社会、心理、法治等不同的内容，教育虽有政治倾向，然而政治倾向只是教育的一方面内容，而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目的。因此，政治应为教育服务，而不是教育为政治服务。把政治绝对化，把教育政治化，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工具只能导致教育人为地走向歧途。教育的衰退其背后必然是政治的腐败。
教育的目的、价值及社会作用
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这是无可争议的观点，然而人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包括人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资质才华、处事能力、个性心理、身体条件、社会条件以及政治观念等等。是应该兼顾呢？还是应该有所侧重？是持“有教无类”的态度？还是“因人施教”的态度？是注重“精英教育”还是注重“平民教育”？是教育为政治服务？还是政治为教育服务？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教育的目的、价值和作用的问题，对于有些不属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先不作讨论。本文认为：教育的目的、价值和作用可以概括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明德为先，以启智为主。这是因为对于人来说道德是立身之本，学识是成业之本，才能是建功之本，诚信是处事之本，宽厚是交接之本，忍让是和谐之本。唐太宗李世民在谈论人才品位时指出：“上上立德，其次立行，再次立言。”古人曰：“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者乃治乱之原也。”司马光在论述挑选人才的标准时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兼备为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这些论述都说明了“明德”是育人的前提。
“启智”作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人的智能、智慧，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人明辨事理，分清是非，判别义利。使人不糊涂，不愚昧，做一个明白人。在于使人能懂得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按特色定位。清末名士曾国藩主张：“考察人才，应以‘智信’二字为本；验证官员应以‘廉明’二字为基；评价领导应以用人当否为断。”学校是智力教育的园地，是答疑解惑的场所，启智是评判教育的目的和价值的首要标准。这就是说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人做一个有道德有智慧的人。
2.以传道为实，以授业为用。唐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诗人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韩愈在这里所说的“传道”是指传承封建道统思想观念。封建“道统”思想观念一方面指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是指“三纲五常”的儒家道统观念。这种封建“道统”思想观念的特点可以用“君臣文化”或“爷孙文化”来概括。在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只有当好“孙子”才能当“爷”，不愿意当“孙子”肯定不能当“爷”。因此，凡是爱耍“爷”威风者，骨子里是“孙子”的奴胎造就的，“由受虐狂必然变为施虐狂”，对此，任何外在的规范和制度是限制（改变）不了的。
封建的道统观念另一个特点就是专制、专权、专言，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更容不得反对意见。我们知道，失误大都是决策失误。而决策失误的前提必然是打击对立面，排斥反对意见。试想：没有对立面和不同意见的决策（显然是违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的）能是好的（科学的）决策吗？中国人爱开会，开会是为了征求意见，研究问题，而我们开会大多是表决通过领导的意见（建议）。我们的会议多，不同意见却很少。事实和经验证明“百分之百的通过，百分之百的失误”。在这里，开会不是真正征求意见、研究探讨问
题，而只是为了留下一个所谓的“民主决定”的文书档案而已！这样的会议，还不如不开，因为不开会起码可以减少会务开支，少花纳税人的钱，更不会无端耗费宝贵的时间。
本文在这里所主张的传道，与韩愈所主张的传道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们主张的传道是传授各种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为社会为人民造福的各项职业技术。这种人类进步发展的思想观念必然是多元的、开放的，是秉承开放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一方面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民主、自由、法治；另一方面是教育、文化方面的兼容、平等、开放和创新。唯此对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的实用之道，才值得我们子孙后代的传承。
韩愈当年所言之“授业”，意指做官当老爷，即“读书做官”之事业。而我们所说的授业，则泛指能为社会和人民造福和服务的各项事业。时下的高等教育，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口号是：“以质量求生存，以就业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固然没错，而以就业为导向，则值得我们探讨。国家办教育，老师教学生是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为此要培养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和大批有用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为了保障生存就业这个低级的标准。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前夕，与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时感慨地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任继愈老先生90岁时，给我写了一封对教育的建议信，它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我们的学生也很优秀的，但很少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问题。我们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但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广大教师应当成为善良的使者，挚爱的化身，做品格优秀、业务精良、职业道德高尚的教育工作者。”（参见华商报2009年10月12日）。书评人冯磊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教育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不妨看看她的国民有多少人在读书，大家都在读些什么书？再不然去她的书店看看，究竟酒店和金店是否已经把书店逼到了仄仄的一角。如果一种教育最后的结果是学生都不喜欢学校和老师，并对之厌烦，则这种教育就应该进行彻底的反思。”教育家、思想家胡适说：“共和民主的国家是要靠有思想、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才来创建的，而不是靠一群没有思想的奴隶所能创建的。”我们应明确教育的价值完全体现社会的价值，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对民族、对社会能做出贡献的、有才能的、实用的、能真正立起来的人。
3.以劝学为基，以育人为本，造就心怀百姓为社会为人类造福的人才。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说明了学习与成才的关系，从而间接地道出了教育应以劝学为基，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劝学+育人=成学+成才+成事。教育之所以要以劝学为基，以育人为本，是因为：世界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研究一切问题，都应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的学识体现了人的才能，同时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本质特性。歌德说：“人不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学习可以使人增长见识，教育可以使人成才，可以提高人的本领。读书是教育的第一步，育人则是教育的宗旨，尤其是培养杰出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百年大计，要周密计划从长考虑，千万不敢有政治偏见和保守、极端的思想意识，否则，必将成为千古罪人，遭到历史和人民唾骂！教育的作用是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心怀百姓，具有高尚道德素养，并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能为社会和人民造福的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袒露“开拓创新，广纳博收”的胸怀；秉承自由之思想，开放之精神，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这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教育事业必将会有一个大发展，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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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