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以国际高等教育最高水平、最先进状态为参照的目标体系和追求，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反映未来某阶段或现实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不是其内部独立要素的反映，而是高等教育内部及其外部诸多具有共性的特殊关系的体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素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善治结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信息化、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
作者简介：眭依凡(1956-)，男，江苏镇江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方略之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自然就成为高教界的紧迫任务。然而，作为国家强盛之基础的高等教育不只是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其整体现代化更是承载着强国使命的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挑战。高等教育强国已经写进了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能担起强国之重？答案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强国的目标又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强国的手段和基础，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高等教育强国实践之急需。我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有赖于理论的指导，这是讨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意义所在。本文旨在提出和讨论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何谓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有哪些特征和要素？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
一、何谓高等教育现代化
2013年在宁波举办的主题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质量、责任”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提出了如下观点：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使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理论先行。笔者对此完全赞同。事实上，无论把高等教育现代化视为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还是手段，何谓高等教育现代化都是我们首先必须厘清的概念。为此，在本次论坛上瞿振元教授率先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意义及其与高等教育要素的关系作了如下诠释：“高等教育现代化要求我们要以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为指导，使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相适应，达到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培育出满足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要求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也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要求在思想理念、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1]同时，本次论坛的特邀嘉宾、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何传启先生在其《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教育现代化》报告中，基于对“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的一种国际竞争”，“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前沿变化”的认识，认为“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系统的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的一种教育变迁和国际竞争。它包括现代教育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教育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以及追赶、达到、保持世界教育发展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化。……教育现代化就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及追赶和保持这种世界先进水平的行为和过程”。[2]
然而，笔者特别注意到应邀参加本次论坛的五位外国学者，他们在主论坛和分论坛所作的报告都没有直接讨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更没有涉及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OECD教育司副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AndreasSchleicher)的发言主题是“高等教育学习绩效的评价”(AssessingHigherEducationLearningOutcomes)，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马丁学院项目主任哈米什·科茨(HamishCoates)教授讨论的是“学生学习绩效评价的国际视角”(InternationalInsightsonAssessingStudentLearningOutcomes)，印度教育规划和管理大学教授柬德哈拉·提拉克(JandhyalaB.G.Tilak)的发言是“促进公平发展的高等教育财政”(FinancingHigherEducationforEquitableDevelopment)，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教授米泽秋吉(Akiy-oshiYonezawa)关注的是“日本高等教育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ChallengesofJapan’sHigherEd-ucationintheAgeingSociety)，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玛丽安·塔库尔(MarianThakur)研究的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QualityAssuranceofHigherEducationat21Century)。作为论坛特邀的主旨发言人，他们为何不针对论坛的要求聚焦于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答案如日本学者米泽秋吉所说，他们国家就没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概念。
笔者曾请在美国波士顿学院访学并接受著名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指导的熊万曦博士查了美国的有关数据库，结果发现美国很少有高等教育现代化(TheModernizationofHigherEducation)的提法，也没有与关键词“高等教育现代化”及其标题匹配的论文。我的同事、爱丁堡大学博士朱剑亦查找了英国的相关文献，同样没有找到英国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直接和具体表述。英国通常把英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放在欧洲这个大的背景中，从“政府系统致力于高等教育机构自治”(Sys-temLevelGovernanceandInstitutionalAutono-my)、“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专业化和采用新的治理结构”(ProfessionalizationofInstitutionalManage-mentandAdaptationofInstitutionalGovernanceStructure)、“质量评估与认证”(QualityAssess-mentandAccreditation)、“大学和企业的合作”(theCooperationbetweenUniversityandIndustry)、“增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Strengthenth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Universities)、“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PromotetheDiversityofHigherEducationSystem)、“吸引人才来大学工作”(At-tractivenessoftheHEIsasaWorkingPlace)、“提升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IncreasingEduca-tionalAttainmentofYoungPeople)、“知识金三角：高等教育、研究和企业能够紧密合作”(KnowledgeTriangleWork：theCloseCooperationofHigherEducation，ResearchandEnterprises)、“鼓励学校之间和跨区域的学生流动”(EncourageCross-bor-derandInter-sectoralStudentMobility)、“资助与学费改革”(FundingandTuitionFeesReform)等领域涉及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这与本次论坛的五位外国专家均试图通过一个自己所理解的最接近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的领域或问题参与讨论在思维方式上如出一辙。
2010年笔者为“长三角教育联动论坛”撰写“合作与引领发展：‘长三角’高等教育行动”大会报告时，为了解国际社会是否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曾请北京大学著名教育经济与管理学者丁小浩教授和她的博士查找OECD国家是否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标准。结果发现，OECD仅有高等教育发展的概念，并无表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其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在其四个一级指标中，“教育机构的产出和学习的影响”含9个二级指标，“教育投入(经济和人力资本)”含7个二级指标，“教育的机会、参与和发展”含3个二级指标，“学习环境和教育组织”含5个二级指标。从OECD评价和衡量教育发展的四个一级指标看，有两个一级指标强调学生的素质发展，二级指标中也有多项指标是强调学生知识考试以外的素质改善和提高的。由此可见，强调学生的发展或许是发达国家追求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倾向。
据有关文献称，已有外国学者将现代化定义为发展中的社会为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一种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认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3]尤其是近代以来，现代化被视为国际社会以西欧及北美地区发达国家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追求社会更文明、文化更繁荣、经济更发达、科技更先进、生活更富足的发展过程。然而，如同“素质教育”为我国所独创并频繁使用一样，现代化概念即便不是我们的首创，我国也是最认同现代化概念且使用该概念频率最高的国家。据何传启先生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提供的信息，现代化作为一种国际共识是2013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形成的。或许这就是现代化概念尚不清晰且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加以专门研究的原因，具体到高等教育现代化亦然。因此，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进行理论思考的必要性愈加凸显。高等教育现代化行动唯有在正确认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上才能得其要领，高等教育现代化也才有可能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观念的引领下向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顺利推进。
在概念厘清的讨论中，高等教育现代化究竟是个目标概念还是个过程概念？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概念还是一个现在的概念？是个国际比较的概念还是一个本土的概念？如果是目标概念，是什么目标？如果是未来概念，是多久的未来？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强国一样，如果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那么应该与谁来比较？这些都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所无法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为获得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有必要先对我国早期提出和界定现代化的情况作个简单的回顾。
作为现代化的倡导和追求者，我国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提出了要用两个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个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个十五年，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认为上述现代化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因此把现代化具体表述为实现小康，并于1984年提出“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这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一个具体的、操作的数据参照。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我国人均GDP目标是实现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跨越。但2012年我国人均GDP就达到了6100美元，于是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又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确定为“四化”并赋予其新的内涵。由此可见，就国家有关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概念而言，我们的现代化是一个既有本土区域界定又有国际社会参照，既指向未来某个时限又有一个相对量化目标的概念，即现代化是一个在不断实现、不断调整、不断提升的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概念。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我国首次提出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此前把教育与现代化关联起来的是张伯苓先生。张伯苓在南开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瓦式邦博士到南开中学时曾问他“教育之目的为何”，他这样回答：“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于受淘汰。”[4]这只是表明张伯苓先生早就认识到教育救国强国的作用，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的“三个面向”虽然不同于“四个现代化”，但它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看来，教育的“三个面向”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教育现代化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教育现代化绝非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其解读既不能脱离世界也不能无视未来。能否据对教育的“三个面向”的解读并参照对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理解来界定“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对此予以回答之前，笔者想强调自己在前期研究中获得的两个结论：“高等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属性决定了它是追求效率优先的社会活动，高等教育更具有竞争性、开放性和国际性”[5]；“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因而必须以世界为参照系，高等教育强国绝非是高等教育数量规模的概念而是一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概念”[6]。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对高等教育现代化作如下界定是合适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以国际高等教育最高水平、最先进状态为参照的目标体系和追求，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反映未来某阶段或现实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与要素何在
通常我们把概念理解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对所感知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的概括和提炼，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提升，即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思维形式。正是因为概念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结果，因此概念当然也随着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概念作为知识单元或理论的基石是对特征的独特组合，是“通过使用抽象化的方式从一群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反映其共同特性的思维单位”。[7]亦如黑格尔所说：“任何定义都是整个理论的浓缩，概念的展开就是全部理论。”[8]认识无疑源于实践且是对大量实践经验进行抽象的结果，但其反作用于实践即引领指导实践发展的前提，又基于人们能够把高度浓缩的抽象的概念或理论通过其特征和要素的展开使之具体化、可观测、可实践。高等教育现代化绝非只是一个概念符号，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进程，后者则要求我们必须把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个抽象概念转化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操作价值的理论指导，否则高等教育现代化就难以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且也不具实践意义。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和要素的讨论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两者不仅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直观可视的具体化和基本构成，更是引领高等教育现代化行动的要领和方向所在。
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概念讨论中我们已经有所触及，因为特征本来就是用来描述概念的。基于上述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的讨论，可以确定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决不是其内部独立要素的反映，而是高等教育内部及其外部诸多具有共性的特殊关系的体现。限于篇幅这里仅把这些关系归纳如下：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国际比较及国际化目标追求，又是一个注重本土现实的过程；高等教育现代化既包含数量发展的要求更强调质量的要求，是精英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的结合；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和状态；高等教育现代化始于国家竞争和国家现代化需要，又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并构成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建立在本土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关系高等教育宏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又是作为高等教育实施者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两者的结合，缺一不可；高等教育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理念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内容、手段、方法现代化的结合等等。
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的讨论我们还获得一个认识，高等教育现代化绝非是一个孤立的抽象概念，无论作为目标还是过程的变量其操作价值就在于它是由诸多具体表达高等教育某一状态或过程即一组高等教育要素构成的集群概念。因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多要素参与的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状态和进程，根本无法用某个单一的高等教育术语来描述高等教育现代化及其进程。如果我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确实较好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或者说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这一陈述是真实可信的，据此前提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这一基本理论的演绎获得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以下六个主要构成要素：
(1)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这是30%以上的适龄青年有机会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概念，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率先达成的基本目标。(2)高等教育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有两个基本职能或核心使命即人才培养和知识贡献，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概念是杰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体现，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如普及化程度毫无疑问是高等教育现代化之必需，但它必须是一个由效率及质量保证的数量规模概念，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化。(3)高等教育的善治结构。高等教育事业及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大学均为复杂系统，其系统结构及内外部关系的复杂性、活动与目标的多样性等特征，决定了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构建特别强调效率优先、民主管理、整体设计、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即善治结构，这是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组织条件和制度前提。(4)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身就是国际比较且反映高等教育之国际最先进状态和最高水平的概念，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构成和体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素之最。为此，本文在第三部分将专门讨论之。(5)高等教育的信息化。计算机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及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它对传统高等教育提出了从高等教育概念到高等教育方法手段的全面挑战并把高等教育带入了全新的大教育时代。尤其是由美国一批世界著名大学发起的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s)运动，使得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已经不再是少数大学的垄断及少数知识精英独享的特权。这一由信息通讯技术的现代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高等教育途径方法而且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概念及其存在的方式和意义。尽管其对传统高等教育还未形成所谓颠覆性的挑战，但诸如MOCs这种全方位的具有海啸般冲击力的高等教育信息化趋势已不得不为国际社会所高度认同，并被视为代表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6)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学习化社会根本不同于学历教育社会，无论是高等教育的提供者还是接受者均不再只是以提供或获得某一特殊阶段的高学历为目的，高等教育学习成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满足兴趣爱好和知识更新需要的闲暇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理想，它是一种体现了学习时空的开放性、学习内容的多样性、学习机会的公平性、学习者的全民性、学习过程的主体性的社会形态。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终身化的社会诉求，也是让人们终身参与高等教育学习得以实现的基础。因此，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反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但上述六大要素构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高等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
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还很大，除了规模总量，我们在高等教育效率和质量等方面尚无优势可言。这使加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显得尤其迫切。毫无疑问，以世界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最高水平及最强状态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然而当我们认识到高等教育现代化之重要性及其强国作用的不可替代后，如何实现并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则成为我们当下面临的紧迫任务。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代中国巨变的成功经验，“改革”与“开放”两个关键词即可高度概括。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党中央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破冰之船、载梦之舟。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告诫全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9]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且甚为复杂的系统又何尝不是如此？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唯有选择改革开放别无他方。
1.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讨论
我国近几年来先后出台了三个2010-2020年发展纲要，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注意到后者与前两者标题有所不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其为“改革和发展”纲要。从“改革”置前的词序安排逻辑解读，其是否具有我国之教育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前提的意蕴？教育的发展特别强调改革先行原因有二：一则缘于教育作为一种最为复杂的社会活动其涉及的社会因素包括利益诉求者最多，因此对教育的要求最多反应亦最强烈。其二，我们的教育积淀的久而未决的问题太多，在这些教育与政府、社会、学校、受教育者，以及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相互缠绕的诸多复杂关系尚未理顺、矛盾尚未解决、障碍尚未搬除之前，教育的顺利发展则成为不可能。具体到高等教育亦然，尤其是对具有超越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意味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而言，改革毋庸置疑是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和手段。
就旨在以推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而言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必须率先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我们能否把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差距的不二选择并努力实践之，首先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改革落伍于时代和落后于世界的高等教育理念及陈规旧制。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10]，“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11]。国家如此，处于国家体系架构中的高等教育子系统亦然。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发展，这是高等教育内生的功能，其他均为由此衍生的社会职能。高等教育及其实施者———大学的这样两项基本活动决定了高等教育及大学有其不同于其他的内在规律，规律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可违逆。如果我们欲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体制服务，即让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强国之作用，为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么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率先从观念体系和制度机制上革除阻碍高等教育及大学按其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不利因素。这样一种触及深水区的改革实践无疑要涉及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属于智慧范畴的认识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有更大的政治勇气敢于选择具有攻坚破冰意义的重大改革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发后，既有利于国家科学选拔人才又有利于促进青少年按身心发展规律健康成长，既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又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力图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弊端的“高考改革方案”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出台，这就是教育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需要巨大政治勇气的高等教育改革选择。“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高考不再文理分科、学生考试多次选择、高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这一高考招生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突破性改革，不仅有利于克服以往高考招生体制带来的诸多时弊，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人才选拔方式的彻底改变，为基础教育从热衷于选拔的应试教育向强调发展的素质教育的切实转型，以及为大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培养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奠定了重要的文化环境和制度基础。
其二，由于高等教育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统一、系统要素及其利益主体众多、内外部关系及其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庞大体系，因此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对其复杂程度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尤其是旨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改革，涉及高等教育规模数量的发展和质量效率的提升，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构建，高等教育的信息化及国际化等诸多要素及其关系，由此极易导致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致改革目的难以达成。减少高等教育系统改革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复杂性，唯一的选择就是防止顾此失彼、就事论事的碎片化改革，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缜密科学、全面综合、系统整体的顶层设计。越是复杂的、问题积淀很多的改革，越是应该“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2]
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写道：“有许多部分组成，经由众多师傅之手的工程，常常不像仅由一位师傅经手的工程那样完美。由此，我们就会看到，由一位建筑师设计并完成的楼房，一般来讲要比由好几位建筑师东拼西凑、用以前用于其他目的的旧墙建起来的楼房漂亮整齐许多。”[13]笛卡尔的这个发现正好佐证了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进行整体综合、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就事论事的改革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固然可能达到暂时和局部明显快捷的效果，但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14]然而，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价值预设亦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去统领具有整体性的高等教育改革之顶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得与失、成与败。笔者在《公平与效率：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统领》一文中提出过如下观点：由于高等教育主要通过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和知识创新并据此直接参与并影响社会文明进程而对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直接性和决定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是需要强调效率优先的社会活动，而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也应该是强调效率优先的组织”，因此“高等教育的整体综合改革必须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以效率优先为价值统领进行顶层设计，否则就无法激发其活力以根本改变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局面”。[15]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以效率和质量为目标的追求，因此以效率优先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价值，并以此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价值统领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及高等教育现代化诉求的，更何况提高高等教育及其实施者———大学办学治校育人和知识创新的效率和质量原本就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
2.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讨论
热力学理论把与外界既有物质交换又有能量交换的系统称为开放系统；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论把社会系统不仅定义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有机结合的整体”，而且认为系统也是“由人财物及信息、技术等不同要素及其有机关联构成的组织”。所谓开放的社会系统即与外界人财物及信息、技术等有资源交换的社会组织，与之对立的是封闭系统或孤立系统。任何社会系统无论其规模结构大小、复杂程度强弱都是开放系统，即没有资源交换的社会系统是不存在的而开放是绝对的。但是任何社会系统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我们根据需要把某个社会组织确定为一个系统之后，其与外界的资源交换的强度、频度、速度等是与其他类似组织有大小之别的。当我们对开放系统有了基本概念之后，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系统论关于开放系统的如下结论：一个资源与能量强度相对外界较低的系统，一旦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就会与外界发生资源与能量的交换，通过吸纳外界的资源和能量该系统就会使自己逐渐达到与外界资源和能量强度接近的状态。这就是系统开放的意义和作用。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内在规定性使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了一致性，即高等教育是强调和追求效率和质量的社会体系。高等教育的这样一种普遍特征要求高等教育及其实施者———大学必须是通过不断吸收外界资源和能量以提升自己效率和质量水平的开放系统，而非与外界失去资源和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而这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不谋而合。所谓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即通过高等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交流，促进国际高等教育包括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成功经验、科学技术、物质设备及人才和信息等资源共享和流动，以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活动及过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通过学习、借鉴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方法、经验和技术，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达到或接近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状态的有效途径。因此，如前述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讨论获得的结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反映高等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开放的最佳途径和欲达到的最高境界。以下案例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最好的佐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发表了《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这份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趋势的文件把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的高等教育主题词“针对性、质量和效率”改为了“针对性、质量、国际化”。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在这份文件的前言部分指出：“高等教育对不断变革的世界的响应应当以针对性、质量和国际化为指导，这三个口号决定着高等教育在地方上、在本国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教科文组织为促进变革与发展而发挥的作用和应作的贡献也正是结合这些目标制定出来的。”[16]这份文件通过分析和总结世界各国的不同经验以及各会员国、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当局、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所表达的观点，进而提出了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趋势的观点，并分析了哪些趋势可以作为拟订教科文组织政策的基础。该文件称，迅速变革的世界导致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针对性”，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的作用与地位，包括它的任务、职责、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以及公平、责任及经费问题，强调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是保证和提高针对性所作一切努力的原则；其二“质量”，这是一个包括高等教育所有主要职责与活动的多层面的概念；其三“国际化”，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在20世纪后五十年里已大大提高的一个特征。当然，笔者并不以为关键词的这一替换是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效率之重要性的忽视，而是在唯有高等教育国际化才能根本提升高等教育效率的认识前提下更明智的选择。“高等教育融入国际是刻不容缓、毋庸置疑的”[17]，这是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简·奈特获得的结论。
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一个最能代表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准的标杆，由于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美国的当选将无可争议。无论是杰出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及其生产力转化等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均处在世界的最高水平并具有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从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国际教育研究机构英国席孟兹公司(QuacquarelliSymonds)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HigherEducation)发布的THE世界大学排名的结果来看，无论在前10名或前20名、前100名世界最好大学中，美国大学都长期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美国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历史悠久的欧洲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并崛起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和强国？除了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大学自觉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积极服务于社会外，其另一个成功的法宝便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国际化。
20世纪初前后美国持续派出大量留学人员赴德国学习，据文献称这些学成归来的留学人员回国后言必称德国大学，正是自觉于向欧洲高等教育取经的国际化道路迅速缩小了美国高等教育与欧洲高等教育的差距。当美国高等教育占据强势地位后，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和策略则悄然无声、顺其自然地转变为利用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条件和地位把世界各国最具创造力及最富有发展潜力的学者和学生吸引到美国去访学、进修、学习和工作。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重点科研机构、大公司科研机构的科技带头人、重点大学的系主任中美籍外国人占了60%-70%。[18]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心———美国的硅谷，其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35%的是华人，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万多名中国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PAC)把2011年确定为“国际化学年”，为配合“国际化学年”的庆祝活动，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集团发布了2000-2010年全球顶尖100名化学家榜单(TOP100CHEMISTS，2000-2010)，入榜者主要依据过去10年所发表研究论文的影响因子而确定，其中入选的12位华人科学家中，除一名在新加坡大学工作外，其他11人均在美国大学和实验室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布罗迪在题为“美国的竞争力：创新的挑战”的演讲中坦承：外国公民对于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何等重要!外国学生几乎占据了美国大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在校本科生的一半，35%以上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大学教师是外国科学家。2012年6月，美国90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写信给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呼吁建立“绿卡直通车”为顶尖外国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提供方便。2013年美国就出台了移民改革法案，其中制定了一系列针对高科技人才移民的优惠政策。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外国智力资源对美国高科技发展的不可或缺以及美国政府留住外国人才的决心，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因为坚持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而尽享了世界各国带给他们的人才红利。
印度理工学院(IIT)以其人才培养尤其是IT业人才培养的高质量闻名世界，其人才遍布世界且为IT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尔·盖茨因此赞誉印度理工学院是一所改变世界且潜力无限的神奇学府，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甚至把硅谷喻为一块印度的殖民地。印度理工学院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其政府认识到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理工教育才能把刚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强国，而于1951年创建并先后建成了7所分校的一所理工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在半个世纪内的崛起，其成功就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案例。
据有关资料，印度理工学院从创建伊始就瞄准国际一流理工学院的目标，比如其创建的第一所分校———卡拉格普尔分校不仅以麻省理工学院为模板构建其组织及制度结构，而且积极聘请国际杰出学者组建其具有世界水平的教师队伍。其孟买分校从建校开始持续十多年获得了前苏联大批专家及大量教学科研设备的援助，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由前苏联为该分校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学及科研人员。而马德拉斯分校则是在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帮助下创建的，联邦德国政府不仅向该校输送专家学者任教及为其培养专业师资，还提供了1800万卢比的科研设备，高起点的办学使该校两年内就成为全国重点大学。1959-1981年间，两国政府先后共签署了5个高等教育的合作协议，由此马德拉斯分校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而创建于1959年的坎普尔分校则是“坎普尔印美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其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卡内基理工学院、凯斯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9所顶尖大学的结盟，使坎普尔分校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极为成功的典范。此外，印度理工学院及其各分校的机构还积极与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英特尔、德州仪器、北方电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福特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欧盟等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及跨国公司等，进行各种类型的合作交流并承担了大量的国际科研项目。这些“科研项目的国际合作研究不仅扩大了印度理工学院的国际影响，而且提升了其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使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分享了研发的经验和知识，占据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位置”。[19]以上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印度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崛起成为一所让世界顶尖大学都不敢小视的著名学府，完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使然。
在一个知识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强大的时代，尤其在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国家的实力象征和社会缩影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没有高等教育的崛起，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凭借什么？没有高等教育的崛起，我们又靠什么去圆强国之梦？我想这正是我们必须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并致力加速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