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iteSpace工具对1998年以来收录于CSSCI的篇名(词)为“高等教育治理”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论文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不同年度有不同研究热点;产生了甘永涛、龚怡祖等代表性学者和浙江大学等代表性研究机构;形成大学治理结构等6个研究领域和相应的知识基础。
对于不同的主题，已有研究中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今后，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体系研究需要凸显，大学治理环境等主题必须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亟需开展，实证方法加以应用成为必须，域外研究应坚持本土意识并注重文化比较。
提高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是当前高等教育学界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梳理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高等教育治理实践提供指引具有重要价值。为此，笔者借助CiteSpace工具对收录于CSSCI的篇名(词)为“高等教育治理”的论文进行收集、处理，生成相关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深度解读分析“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状态，并展望和探索今后的研究目标及方向。
一、分析工具及研究步骤(一)分析工具和数据来源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方泽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综述——基于知识图谱的新视角通过数据收集、分析以及相关技术，生成知识图谱，以此展示某领域研究具体状况的方法当前已在国际上盛行〔1〕。CiteSpace正是一种通过数据分析生成知识图谱的流行软件工具。该软件通过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等分析生成对应的知识网络，以此展现某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目前CiteSpace可分析的中文元数据有来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1998年至今)和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后者无法进行文献共被引和作者共被引分析，因为CNKI的引文数据未完全开放。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使用的是CSSCI数据。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1.共引分析理论
斯莫和格利菲斯、伊琳娜·马莎科娃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用“共引分析”研究学科的演进发展状态。他们认为，当两篇文献共同被第3篇文献引用时，这两篇文献就形成共被引的关系。文献共被引能够体现同被引文献之间的结构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学科之间存在的联系〔2〕。
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理论
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可视为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同成员之间构成了某种联系。通过分析该网络，能够发现成员之间的联系。由此，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认为可用来研究某个科学(学科)的合作网络及其相应情况。这一点后来被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2〕。
立足上述理论，CiteSpace的创建者美籍华人陈超美教授设计了文献共被引分析、作者合作分析等功能，通过这些功能可生成相关网络。其中，作者合作网络能显示不同作者在研究网络中的不同位置及作用，机构合作网络能展现具体研究领域中不同研究力量对比及其整体研究格局，关键词共现网络能反映某个研究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及其具体内容，文献共被引网络能够呈现某个研究领域的知识构成基础及知识奠基人的情况〔3〕。这样，某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从而研究者可深入分析该学科的发展情况。
(三)具体研究步骤
第一步，在CSSCI数据库中检索收集元数据。本研究将检索条件设为：篇名(词)=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文献类型=论文;年=1998～2014。结果，获得符合条件的文章共154篇。
第二步，将CSSCI搜索到的元数据导入CiteSpace(版本：3.9.R6)，并通过该软件的转换器功能将这些元数据转换成CiteSpace可识别的数据。
第三步，设定参数和相关条件，运用CiteSpace分别开展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等，生成不同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图谱进行分析解读，得出结论。
二、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成果概貌(一)成果数量
在1998～2014年，154篇“高等教育治理”论文分布如图1所示：
图1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论文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近20年“高等教育治理”论文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表明“高等教育治理”受学术界关注度逐年增长，其研究力量显著增加。
(二)主题变迁
关键词被认为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一般认为，高频次的关键词常可以被用来确定某个研究领域的热点〔4〕。依据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处理，得到图2和表1。
图2是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主题年度变迁的整体概貌。表1显示每年高等教育治理论文中的高频词。
立足图2和表1，结合1998～2014年发表的文献，进一步确认了不同年度的主要研究主题：2005年为大学治理能力;2006年和2007年均为大学治理结构;2008年为大学自治;2009年为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2010年为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图2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论文的
关键词共现年度情况(Top N per slice=15)2011年为国外大学治理;2012年为大学内部治理;2013年为教授治校与大学治理;2014年为大学治理中的社会参与。表1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论文的高频词
年份高频词(频次)2005大学治理能力(2)2006治理结构(21)2007大学治理结构(23)2008大学自治(7); 决策权结构(4); 利益相关者(4)2009现代大学制度(9)2010大学章程(5)2011牛津大学(3);共同治理(2)2012内部治理(22)2013教授治校(4)2014社会参与(3)根据CiteSpace统计结果整理所示。
(三)研究群体
根据CiteSpace的“作者合作分析”，得出高等教育治理研究作者图谱，如图3所示。
图3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作者(Top N per slice=15)在图3中一个节点对应一位作者，节点大小代表发文数量，节点越大，表示作者发文数量越多，反之则相反。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对应的作者有合作关系，连线粗细表明合作强度，越粗表示合作强度越强，反之则越弱。通过对图3的分析，可得出三个结论：第一，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数量众多，呈多元研究格局;第二，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代表性学者，如甘永涛、龚怡祖、蒋洪池、范文曜、朱家德、罗泽意等;第三，高等教育治理研究者的合作研究和“单兵作战”研究并存。
(四)研究机构
根据CiteSpace的“机构合作分析”，得出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机构图谱，如图4所示。
图4中，节点所对应的标识、大小以及节点连线、连线粗细的表征均与图3相同。据此，通过分析该图可得出两点判断：第一，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是开展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主要单位;第二，不少机构在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方面进行合作，但从研究机构格局看，合作网络还比较小。
图4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机构(Top N per slice=15)
三、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具体领域及知识基础文献计量学认为，引文构成了研究的前沿，而被引文献则构成了某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5〕，因此，可通过“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分析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及奠基学者。根据CiteSpace的“文献共被引分析”和“作者共被引分析”，可得到图5、图6。
图5是共被引文献生成的知识图谱。分析图5发现，这些共被引文献构成了“提高大学治理的有效性”、“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学生权力阈限、问题及对策”、“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等16个簇类。也就是说，这些簇类是近20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16个研究子领域。
结合施引文献和共被引文献对这些研究领域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可归并为6个领域，分别为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论、大学治理的有效性、大学治理与大学章程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关系、大学治理结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国外高等教育治理经验。
换言之，这6个领域是近20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范围。图5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论文共被引情况(Top N per slice=20)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就论文共被引情况来看，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约翰·范德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2002)、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罗纳德·埃伦伯格《美国的大学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李福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大学管理体制创新》(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以及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教育研究，2009第6期)等著论和论文的共被引率极高，即它们是近20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知识基础。
另就作者共被引情况来分析，发现俞可平、张维迎等学者的被共引率极高(见图6和图7)。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的研究观点、成果被其他研究者高度认同和采纳，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知识奠基人和创造者。
图6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作者共被引情况(Top N per slice=20)图71998～2014年“高等教育治理”高共被引情况四、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主题分析(一)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理论
此方面包含大学治理的内涵、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现实可能性、理念等主题，以及从不同视角研究大学治理问题。对于高等教育(大学)治理的内涵，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高等教育(大学)治理是政府、市场、大学及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对高等教育(大学)进行的管理，强调多中心协调与共治、沟通与合作。在理论基础方面，有研究者提出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有大学理念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并认为在不同理论视角下，大学治理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实践中应注意各种理论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合理性〔6〕。另有研究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论基础〔7〕。
就理论基础而言，发现目前对这些理论是否存在缺陷和不足方面缺少深度剖析和研究。在分析框架方面，有研究者将政府中心、学术自治以及市场导向作为三个支点，将程序性自治和实质性自治作为两个维度，组合建立起相关的高等教育治理分析框架〔8〕。这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大学治理的理论工具。在治理可能性方面，有研究者认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是高等教育治理，但目前我国欠缺治理所需要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9〕。对此有学者持相反看法。在治理理念方面，有研究者分析了老子“无为而治”理念〔10〕、孟子“善治”思想〔11〕在大学治理中的应用。还有研究者提出，大学治理的道德诉求是“以德治教”和“以德治校”〔12〕。
在笔者看来，无为而治、善治等理念在高等教育治理方面应用的分析还不太充分，且可行性欠缺，如何在实践层面推动还有待观察并需创造条件、提出对策。在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的切入点呈多样化。有研究者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对大学治理进行研究〔13〕。还有研究对高等教育中介机构〔14〕、高等治理问责制〔15〕、大学治理项目制〔16〕、地方大学治理〔17〕、高等教育治理的政府责任〔18〕等进行研究。总体来看，多“点”研究丰富了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内容，但从纵深层次看，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二)大学的有效治理
对大学的有效治理问题，研究者主要从价值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有研究认为，治理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和整合，因而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诉求是提升公共性〔19〕。有研究者从形式有效和实质有效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大学治理的有效性，认为我国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民主权利诉求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治理的有效性有待提高〔20〕。对比当前的现实，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确存在有效性不高的问题，如何提高是当前及至今后亟需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此外，研究者还对西方国家提高大学治理有效性的具体举措进行研究〔21〕。另外，有研究者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探讨提高大学治理有效性问题，认为当前要转变政府管理模式，健全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22〕。总体来说，从数量上看，如何提高大学治理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待增加，研究的深度、广度也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当前大学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探讨必须进一步加强，以满足指导实践的强烈诉求。
(三)大学治理结构
大学治理结构是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研究热点。大学治理结构主要分为大学治理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层面，并由此衍生许多研究点。在宏观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利益主体对大学控制权力的诉求和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冲突会影响大学治理结构，并提出文化因素是影响大学治理结构变化的内部核心要素〔23〕。该观点启示我们：治理结构虽然重要，但更为根本和重要的是要关注治理文化。
有研究者分析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学治理环境和治理体系的改观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24〕。有研究者以治理的理念、结构和机制作为分析框架，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25〕。在微观方面，有研究者从学生角度分析大学治理结构，指出现代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学生，而当前我国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存在制度缺失和实践参与虚置的问题〔26〕。
有研究者从校长的视角分析，认为大学治理的核心行动者是大学校长，并对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提出建议〔27〕。还有研究者从教师参与大学治理进行分析，并就参与形式等提出建议〔28〕。此外，还有从校友、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29～31〕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探讨。需要指出，上述研究大都采用理论和思辨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如有研究者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为研究主题，对来自不同高校的81名校级领导干部展开问卷调查并得出具体结论〔32〕。还有研究者对4所国外高校进行案例分析〔33〕。实证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高等教育治理的现状提供了更详实可靠的结论。
(四)大学治理与大学章程和现代大学制度
在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大学章程能够有效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并进一步地认为大学章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治理环境〔34〕。有研究者认为章程是大学管理的基本政策依据，建设大学章程能有效推进大学治理〔35〕。总体上看，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的关系的探讨还需进一步深化。如有了大学章程就能够实施有效的大学治理吗?什么条件能够保障和提升大学章程的实施?这些条件是由谁来创造的，校方管理者、教师、学生，还是其他?我国大学章程在治理结构的规定上是否存在问题?在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大学治理的推进需要改革相关的制度来保障，如参与机制等〔36〕。
还有研究者提出，为了避免改革被碎片化、表象化等风险，需要建立相应制度并寻找制度供给背后的逻辑，该研究者同时还建构以大学四个基本权力主体为分析工具的解释框架，勾勒出新格局下我国大学治理改革的制度供给逻辑〔37〕。总体来看，大学治理必须依靠制度革新成为当前的共识。值得注意，去行政化是大学治理研究一个重要的“点”。有研究者认为从行政管制走向服务创新是对大学治理指向的回归，也是大学行政化去与取的重要内容。为此，要形成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社会权力相互制衡和协调的制度〔38〕。还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必须先确保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使大学学术事务按照大学教育自身规律来决定，而非外部压力或行政命令可以决定大学学术事务〔39〕。这些观点为进一步推动大学治理实践给予指导。
(五)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主要集中于分析大学治理模式的类型和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大学自治模式有国家主导型、社会参与型和专业中介型三种，提倡在我国应实施社会参与型治理，并对其主张进行阐述〔40〕。有研究者从另一种角度划分大学治理模式：一种是行政型治理模式，以国家监督为特点;一种是关系型治理模式，以内部人监督为特点;一种是复合型治理模式，以中介机构监督为特点，并对三种模式的特点进行分析〔41〕。还有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有市场型治理、解制型治理、参与型治理、弹性化治理四种〔42〕。
总之，无论是三种还是四种治理模式，都为我们在实践中推动和研究大学治理提供了理论工具，使人们注意不同模式的不同特点。尤须提及的是，有研究者从文化视角分析大学治理模式，认为改进大学治理，提高大学治理绩效，关键不在于大学治理制度，而在于参与者能够在文化上有效认同大学治理〔43〕。可以说，大学治理“文化模式”的解析为我们深入认识大学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六)国外高等教育治理经验
对国外高等教育治理进行研究并据此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提出经验启迪和建议，是近几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研究焦点。在研究范围方面，主要是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在研究重心方面，涉及外国的治理结构、模式、治理现代化等。举例来说，在宏观层面，有研究者对英国高等教育治理进行研究。该研究者指出，英国政府通过组建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这一新机构来管理高等教育，同时，把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作为政府一大学之间的“联接器”，这为政府更好地治理高等教育创造了条件〔44〕。有研究者对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进行分析，认为美国较好地处理了各类高校功能的划分、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满足平等和追求卓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有效治理〔45〕。
还有研究者对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治理进行分析和阐述〔46～48〕。除国别分析外，还有研究者对西方高等教育治理进行总体分析，认为西方大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场治理结构再造运动，先后出现了回应民主诉求范式以及提高绩效范式两种大学治理范式。目前处于从回应民主诉求范式转向提高绩效范式的阶段〔49〕。微观层面，有研究者对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治理结构〔50～51〕、大学董事会协会〔52〕、大学募款制度〔53〕等进行详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者对欧洲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成果进行研究，这是对治理研究的元研究。该学者认为，目前欧洲在治理方面的研究是将治理的内容指标化，这种方式为高等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54〕。
五、对今后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建议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其成绩体现为：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治理理论、模式、结构等多个主题;研究方法综合化，有采用理论研究方法，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还有把两者结合开展研究;研究视角多样化，如从校友、学生、董事会、教师等多个视角探讨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与“元研究”并进，不仅有研究高等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还有对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研究。但理性来看，也存在不足，这正是今后的研究目标和重点。
第一，重视高等教育治理价值体系研究。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追求有平等、协商、参与、公平、公正等，多元价值容易造成价值冲突。如平等要求一视同仁，协商意味着有所倾斜，在高等治理实践当中如何合理处理这些矛盾，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另外，上述价值中，哪种价值在前，哪种在后，应是何种排序?这些也必须回答。已有成果在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研究方面稍显不足，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第二，深化高等教育治理环境等主题研究。已有大部分成果侧重分析论述实施高等教育治理的可能性，对实施治理的条件和困难则较少进行分析，特别是缺乏在整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分析高等教育治理的条件和环境。实际上，高等教育有效治理离不开整个社会治理环境的改善。必须从现实条件出发，研究高等教育治理的“应为”与“能为”，使研究真正切合现实，有效推动实践，而非从理论上“空谈”，忽视实践操作性。另外，对高等教育治理理论基础也需深入剖析。如高等教育实施多中心治理，那么，最终由哪个中心负责决策?我国目前是否有多中心治理的可行性?这些理论问题目前仍未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化代综合研究。提高高等教育治理现化代能力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届的重要任务。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比较少。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撑，因此应进一步开展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应研究何谓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也要弄清楚治理现代化指标是什么，更要探索采用何种措施推动治理现代化。
第四，采用实证方法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基础性成为必须。已有研究成果虽多，然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探讨高等教育治理问题，缺乏用实证数据作为支撑和分析，观点的提炼和表述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经验判断上的。尤须提及的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突破口在于政府改革与放权以及管理方式方法的转变。在这些方面，政府管理得如何、大学和社会各届的满意度如何都缺乏基础数据，这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虚化”和“薄弱”。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亟需采用实证方法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第五，域外研究应坚持本土意识并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已有研究成果中有不少研究国外高等教育治理的，其“国外经验”—“国内启思”的研究思路已成为“一般”模式。此类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缺少深入分析中外异同，说理不足，建议措施也难以操作。如在美国公立或私立大学，由校内外组成的董事会是决策机构，在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公立大学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国情的需要，如此，我国在大学治理的决策机构方面是否照搬美国经验就值得考量。因此，今后要强化中外高等教育治理比较研究，明确异同，深入分析不同情境和条件，特别要树立本土意识并进行文化比较。
作者：方泽强 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