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在农民群体中出现的政治认同下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行为失范损害农民利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衡；农村基层组织缺位、错位及农民的有限理性等。文章提出了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农民利益，破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化基层组织职能和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等措施。
关键词：农民政治认同；经济利益；进路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在中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认同事关国家和谐稳定，对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顺利渡过转型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趋势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增长、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产生着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使农民的政治认同出现了继建国初期极大值以后的又一高点。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城乡差距扩大，出现了农民群体进一步弱势化及农民政治认同弱化倾向（见图1）。
虽然我国农民政治认同时有波动，并且在新时期由于政府反腐迎合了人民意愿，农民政治认同出现了小幅上涨的趋势，但是这种较低的涨幅并不能掩盖农民政治认同总体弱化的趋势。转型期的农民政治认同在总体上是弱化的，这种弱化倾向主要有四方面表现。一是不合作与疏离。这是农民的消极抵抗方式，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蚕食国家治理策略。二是维权抗争。与消极抵抗行为相比，维权抗争是一种积极的抵抗，反映出的政治认同度更低。三是越轨。这是一种违反有关法律、政策或社会道德的政治行为，它主要通过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破坏社会秩序，表达自身政治心理和诉求。四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既不想违法也不想抗争、不思进取、对自己和家庭不负责任的消极行为。这些积极或消极的抵抗行为弱化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是农民政治认同下降的现实写照。
二、农民政治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政治认同的变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这几点一直贯穿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始终，只不过在一定时期某一个原因更突出而已。
（一）经济利益
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最主要因素，利益的获得是农民认同政治秩序和规范的坚实基础，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则容易带来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土地制度变革之所以带来了农民政治认同的高涨，从根本上说是解决了事关农民温饱的土地问题。而“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政治认同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农村基层组织缺位、错位
农村基层组织建立的逻辑起点是为农民服务，包括促进农村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增进农民福祉。然而在现实中，基层政府及村干部不解农民之忧，不把精力用到带领农民致富上，而是想方设法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谋一己私利。这种行为严重降低了其权威性。再加上中国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共同决定了农村基层政权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只能采取强制手段甚至暴力来填补权威性资源的缺失。这种做法必然导致农民政治认同的降低。
（三）不均等的公共品供给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公共品供给不均等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路方面较为明显。城市交通网络发达，公路建设完善，而农村虽然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基本实现了“村村通”，但是它只保证了村与村之间有主路相连，主路与主路之间仍然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即使在一村之内，“副路”与主路也是截然分开的。这也间接导致了农民为了靠路出行方便，不惜把靠路的农业用地改为住房用地，从而挤占耕地。
（四）农民的有限理性
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是农民有限理性的重要原因。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很难做到全面正确理解。而村委会有时为了自身利益，在政策引导和示范上打“擦边球”，不忠实于甚至扭曲政策意图，变相侵犯农民权益。这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三、转型期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进路
基于以上对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原因分析，在结合我国现实的基础上，提升农民政治认同，凝聚农民力量，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一）以农民利益为导向增强服务意识
维护农民利益，避免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通过对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原因分析不难发现，利益因素一直贯穿始终，它是农民对党和国家政治认同的“晴雨表”。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土地制度变革引起农民政治认同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而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则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首要原因。因此，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自然成为了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重头戏”。这就要求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例如，作为强势主体的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不得随意征收农民土地。即使合法征收农民土地，也不得随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并且在征地补偿标准的谈判中要切实尊重农民的话语权，实现农民的合理诉求，积极主动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等。
（二）强化农村基层组织职能
农村基层组织权威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职能界定不清。现阶段农民的生存理性大于发展需求。因此，农村基层组织要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再构建农民政治认同谱系。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马克思也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是农民政治认同的根本依据，而农村基层组织承担实现农民经济预期的职能有其内在必然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家庭拥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差别不大，要自发组建一个新的经济组织费时费力，成本是高昂的，而通过平等协商建立组织大大增加了交易次数，也增加了交易成本。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在交易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没有组建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显然，这种责任必然落在了村委会身上。村委会可以借助本身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开办农村企业，聚合农民，共同参与经济建设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农地流转的深入推进，土地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也相应提高，农业发展所需劳动力必然减少。农村将会在一段时间内聚集大量的闲散人员，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通过
把农民土地流转所得作为股份参与到企业经营中，有效避免了由于农民对手中大量现金的随意支配导致的浪费和赌博现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基层乡镇政府要配合农村的经济发展需求，如提供企业健康发展需要的市场信息等。并且还包括对企业利润分配的监管，确保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基层组织职能
只有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存不再成为农民的头等大事，这时农民才会真正关心自己的权利问题，对政治的渴望才会更加强烈。如果这时国家完善了农村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追踪监测体系，就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及时实现农民的合理政治诉求，对不合理或者当前无法解决的诉求给予说明，那么农民因无法表达自己政治意愿而产生的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心理和行动就会得到及时消解，此时农民的政治认同会显著提高。然而，如果这时国家对农民的政治诉求不了解，却又缺乏了解渠道，不能适时引导和满足农民的诉求，只会错失时机，降低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另外，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提供有效服务。目前，乡镇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提供当地的公共产品，以满足管辖范围内村社的公共需要。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也要在本土企业按股分红的基础上，为村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福利。
（四）提升农民文化素质
农民的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农民对政策的理解程度。只有在充分了解政策的基础上，农民才会发表对政策的真实想法，并借助有效的表达机制，与政府形成互动。这种及时的、友好的沟通会大幅度提升村民的政治认同。
一是大力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发展并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在村务活动中参与程度较高，而且更为理性，因而在对其参与方式的选择上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参与渠道上会选择制度化参与。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对政治信息及政治活动本身有着正确和深刻的理解，对村民自治及政治参与有着更高层次的政治责任心，因此他们一般会比文化程度低的人更认真地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也是降低政治成本的有效途径。二是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功能，这是构建新农村信息传播机制的保证。在信息传播方面，大众传播有着独特的优势，应充分发挥其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功能。通过大众传媒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广泛传播，让农民真正了解国家行为和政策指向。三是在农民对政策了解的基础上，可以有效监督基层政府的行为是否违反政策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基层政府损害农民利益的机会主义倾向，维护农民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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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正德.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3）.
姚荣杰.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关系研究.理论导刊，2012（09）.
包心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坐标”重构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学习论坛，2014（01）.
*本文获得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平台基地建设项目《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4PT015T）的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