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以前，传统的环境诉讼主要是指环境侵权诉讼，其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新型诉讼制度是否应当沿袭原有证明规则？本文将从二者的区别入手并从原告资格和证明对象两个角度论证环境公益诉讼中证明责任倒置的不合理性，对现行的举证规则进行反思与探析。
论文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证明责任 分配
《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及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明确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这不到200字的规定更多的代表着一种宣誓意义，对具体的诉讼制度并未涉及。2015年1月7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中对管辖、原告资格、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但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并未特别提及。环境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仍然沿袭延续《侵权责任法》和防治单行法中的证明责任倒置。本文将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的合理性进行反思。
一、传统的环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司法适用
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与诉讼结构、证据收集、诉讼理论密切相关，而且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直接关乎当事人的诉求能否实现，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保障。在证明责任分配领域，主流理论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提出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法律规范分为四类，分别是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害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力制约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负证明责任，否定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权力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受制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反映在普通的诉讼中即由受害人对损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之有利构成要件进行举证。
而在环境诉讼中，由于环境问题损害结果的复杂性和环境纠纷的特点，这样的举证要求是很难做到的。第一，在环境诉讼中，加害人和受害人诉讼地位失衡，受害人的力量相对薄弱，如果由受害人对自己受侵害事实的所有法律要件进行举证，会使受害人的败诉风险大大增加。第二，在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加害方通常是实力相对较强的公司企业，他们不仅掌握着环境侵权行为的相关资料，而且往往可以将与其污染行为相关的生产工艺，加工流程作为商业秘密拒绝向外界公开，导致受害方很难收集证据。并且环境污染侵权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容易受到地方政策的保护，受害方由于受到专业知识能力和获得信息渠道的限制不可能掌握企业内部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流程，同时也缺乏监测污染物的化验仪器和检测设备，造成取证困难。第三，环境污染侵权是以环境本身为中介，由于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受害人自身利益的损失，污染物从排入环境，造成环境损害，再由环境损害影响到受害人的损失中存在着涉及一系列复杂物理化学变化的因果关系，受害人根本无法对此进行充分的举证，而加害人则可以列举不同其他的因素进行否认和反正，将事实证为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考虑到环境诉讼的特殊性，理论上逐渐出现“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代表性学说，主张证明责任的分配考虑危险控制、经验法则、实质公平、和利益平衡等更加多元全面的价值。因而，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采取倒置的方式。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确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2010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此外，在固体废物污染以及水污染等防治单行法律规范中，也均规定了由于具体污染问题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由公司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害一方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与自身的排污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环境保护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前，传统的环境诉讼在实践中解决的是因环境污染造成受害人损害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而不包括为环境公共利益而恢复生态，治理环境的公益目的。从《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法益来看，《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表明该法律保护的是公民人身财产私益，而非公共利益。上述第66条的规定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所指向的也是公民为保护自身人身财产权利而进行的私益诉讼。而环境公益诉讼这样的新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环境侵权诉讼有显著的区别，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其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
二、 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的区别
结合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相关主体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救济的一项制度。下面主要从原告资格、诉讼请求、诉讼目的三方面对两个诉讼制度进行区分。
首先，原告是否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同。环境私益诉讼中原告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其人身财产权益受损，或相邻关系受到妨害，原告本身是受害人即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赋予特殊主体原告资格使其可以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害和的行为提起诉讼，原告与案件没有诉的利益，其既不是基于本人的人身财产受损，更不是基于对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相邻权。
其次，请求救济内容不同。传统诉讼原告主要是主张损害赔偿，要求确认、恢复权利，或者恢复原状。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还包括要求污染者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轻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防止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或功能，或者采取替代性修复。
最后，诉讼目的不同。传统的民事诉讼主要是确认和保护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受害人私人权益。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共环境利益，并非私人利益，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与制止并惩罚破坏环境的行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恢复生态。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私人利益。
综上，可以看出，传统的环境诉讼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身与环境侵权诉讼制度有着诸多区别，这些区别影响着证明责任的分配。下边将从原告资格和证明对象两个角度说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宜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三、环境公益诉讼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为保障诉讼的公平与正义，达到诉讼双方证明责任的合理平衡，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已经将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规则适用于环境侵权诉讼中。他作为为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也是在程序法中贯彻实体法上的立法者之价值判断，体现立法上的利益判断与权衡，在诉讼价值上体现导向性和社会性。 而环境公益诉讼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在立法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环境保护法》和《司法解释》中对有关组织的原告资格身份予以充分认可，并在“质”和“量”上做了明确的规范。要求社会组织具备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无违法记录等条件，确保享有诉权的是那些专业性强，社会公信力高的社会组织。 而对“法律规定的机关”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也没有对其中“法律”予以明确，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各地试点环保法庭已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来看，检察机关和环保行政部门也具备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能性。依据法律的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与环境侵权诉讼有明显的差别，下文将分别讨论。
1.环保组织作为诉讼原告。首先，环保社团自身的特征使其具有较强的参与诉讼能力。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 NGO（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是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她们成立和存在的目的是致力于环境保护，实现人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创造和谐的环境。《司法解释》中作出对社团资质的专门性的要求，进一步对环保组织的起诉权予以开放，让更多的有诉讼能力的公益组织参与到环保公益诉讼中。据民政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介绍，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符合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规定的社会组织达700多家。 环保组织其非营利性，专业性，合法性以及独立性的特征使其有能力承担原告资格，并与被告的污染者形成诉讼上的抗衡。第一，环保组织是一个大规模成员专家化的组织，其专业人士具备环境技术知识和法律相关规定，环保组织长期从事环境公益事业，对环境信息的监测，勘探，法律证据的采集以及司法鉴定程序都有着相对于侵权诉讼中的受害人而言更专业的技术知识能力。第二，环保组织较受害个人而言有更强的负担诉讼费用的能力，环保组织的资金筹集可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人民法院判决无特定受益人的环境损害赔偿金、社会公益捐款、申请基金等。目前，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组织多可得到政府财政拨款以维持资金来源，而草根民间组织也在积极的寻求与公益基金会的合作支持，在愈加可靠和稳定的资金保障下，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不断增强。其次，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逐步增强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为其提起诉讼，收集证据提供了可靠的支持和帮助。在诉讼能力方面，《司法解释》中第11条做出了有关支持起诉人的规定，使得社会组织可以依法请求检察机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对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支持和帮助。《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原告拒不提供污染信息的法律后果，一方面保障了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另一方面，规定了被告如果拒不提供其掌握的对自身不利的信息，人民法院可以做出原告主张成立的推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中有关支持起诉人的规定和对被告拒不提供环境信息的推定等规则进一步保障了环保组织收集取证的力度和诉讼能力使其足以与被告相抗衡。在诉讼资金方面，《司法解释》第24条也对败诉原告所需承担的专家咨询、调查取证、鉴定、检验等必要费用做出了可以酌情从被告赔偿款项中支付。环保组织所主要解决的是立案前的费用。
2.公权力机关作为诉讼原告。公权力机关的诉讼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公权力机关有普通民事主体难以抗衡的诉讼地位，其次，公权力机关代表国家，其有调查取证，收集信息的权力和职责，具备较高的举证能力。另外，在理论上，检察机关和环保行政部门是否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尚有争议。就检查机关而言，其自身有着法律监督职责，应以独立中立的地位监督审判的公正，若监察机关同时掌握诉权，其在与对方当事人形成诉讼上对抗的同时无法中立的行使自己的主要职责，即检查监督职责。而环保局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责在于对环境资源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本身拥有环境执法权，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不需要赋予起诉权取代其自身的行政权力。但仅从诉讼能力的角度上来说，公权力机关有足够的诉讼能力与被告抗衡，实践中已经审结的公益诉讼案件里，公权力机关较高的胜诉率也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无论是环保组织还是公权力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其诉讼能力，与举证能力远远强于在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个人。其有着自身的公益特性与专业性优势，可靠的资金来源，或者职责与权力。原先为防止当事人诉讼地位失衡和举证困难而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基础理论已被打破，证明责任倒置不已适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证明对象的特殊性
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也有称为证明标的，或者证明客体，是指在诉讼中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或称证明主体）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或者确认的案件事实及有关的事实。 证明对象主要分为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证据事实。侵权民事责任的实体法事实包括：（1）违法行为的存在。（2）造成损失。（3）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4）主观符合归责原则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环境侵权为无过错责任，由加害人对不存在责任、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行为和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即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因果关系这一事实要件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是否应将因果关系这一事实要件倒置于被告举证？这里有必要阐明环境公益诉讼证明对象中实体法事实的特殊性。
首先，在损害行为上，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行为不仅包括污染环境行为，还包括破坏生态的行为，公益诉讼的救济范围具有全面性。除此之外，公益诉讼与私益侵权诉讼中的损害行为原理基本相同，对行为违法性的认定采取“结果不法说”即不要求行为本身违反排污许可标准等国家或行业规定标准，只要造成了环境公共利益相当程度的损害，发生了损害结果，就推定污染者的行为违法。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对损害行为的举证仍然沿袭这一规则，并由原告举证是合理的。
其次，在损害结果上，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结果表现为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及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生态本身受到破坏，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以环境污染为媒介而导致的受害人人身财产的损害。近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的意见》，将影响公共环境美学等新类型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对损害结果的界定正在逐步放宽，即损害结果上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破坏；以及其它损害，如美学损害等。而在公益诉讼中，由环保社团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中不应包括个人上的财产和人身损害，即便这中损害涉及到较多数目的或者不特定数目受害人。这是因为无论其受到损害人数是否确定，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私人利益而进行的诉讼，可以通过代表人诉讼或集团诉讼制度来解决，诉讼主体与案件仍有利害关系，其诉讼并不具有公益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损害结果的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承担。
最后，在因果关系上，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损害结果具有特殊性，因而因果关系也与侵权诉讼大相径庭。环境侵权诉讼的因果关系需要证明由被告的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而后又以环境本身为中介最终导致了私人人身财产等权益的损害。在这个因果关系链条中，存在环境这一中介因素，污染物排入环境后经过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伴随着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涉及到复杂的科学论证，而最终导致私人人身财产利益的损害又是否确定为环境污染所造成，则又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若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被告很容易将其证为一个真伪不明的状态。而环境公益诉讼的因果关系仅需证明环境本身的损害是由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所造成的即可，环境的破坏本身不是中介因素而是最终结果。若因果关系仍倒置，证明责任由被告来承担，不仅违背法理基础，更使得诉讼双方的举证承担有违公平原则。原告可以仅根据环境损害的事实以及可能的主体的存在损害行为即可完成举证，从而导致滥诉的风险。
综上，从证明对象的特殊性上也可以看出，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没有以往侵权诉讼中以环境为中介的因果关系那么复杂。应由原告来举证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特殊性和证明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不存在诉讼地位失衡，举证困难，以及公平原则等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法理基础，因而环境公益诉讼中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
四、 结语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以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为目的的公益性诉讼，作为一种理性的司法救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两级利益之均衡。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价值，就一定要弄清楚公益诉讼与以往侵权诉讼的区分，比较两种不同类型诉讼的异同，从而使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传统的私益诉讼难以触及的问题，即环境生态问题，而非取代原有的私益诉讼。《环境保护法》对这一制度确立后，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程序仍需继续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完善。目前在《司法解释》中，对程序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却没有明确涉及。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对环境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探讨与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首先，由于原告资格由环保组织以及公权力机关予以承担，其在诉讼地位上完全有能力与被告抗衡，调查取证能力较强，尤其对于环保组织而言，在法律政策的支持下，其专业技术性，基金来源可靠性会逐步增强，相关制度会在环保组织不断发展中完善，环保组织凭借其自身的优势与活力势必成为推动环境公益的可靠力量；其次，由于证明对象的特殊性，使其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复杂程度小于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证明。因此，由原告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已经可以达到平衡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证明责任分配较为公平正义，环境公益诉讼中不适合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