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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序《诗》、《书》，述仲尼之。
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扩展资料
地位奠定：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
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
《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
追封追谥：
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
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
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奉为亚圣，罢公爵。
明朝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
民国三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
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是孔子的孙子）。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孟子》是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扩展资料地位奠定：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追封追谥：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奉为亚圣，罢公爵。明朝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民国三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
好的方面可以发扬、铭记，不足之处也要注意甄别。 孟子为亚圣，主要以思想传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生前虽未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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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首篇《梁惠王》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但是，对于伦理教化却仅有一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样的表述并非个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这里，孟子认为伦理教化的学习应该在农闲的“暇日”进行，百姓的主要活动还是以生产为主。可见，在孟子的仁政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让百姓先能够进行安定的生产生活，这样就能有大量的百姓前来归附，实现“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的局面，自然是无人可挡。因此，施行仁政的君王首要做的便是鼓励、帮助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当百姓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其他诸侯国的百姓会处于向往美好的生活归附于仁义之君，即“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一方面，天下人民归于一国，自然“定于一”，无须征战;另一方面，倘若仍须征伐，此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民力，定是“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要求君主实行仁政，固然更多出于道德情感色彩，但是站在政治考量角度来看，施行仁政的目的则是吸纳更多的人民来壮大国家的实力。来源：博鳌观察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故事
先秦时期，称“国君之庶长女”为“孟”，姜则是姜齐宗室的姓，《毛传》：“孟姜，齐之长女。”现在流传的故事核心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成型，舞台则从齐国临淄移转到秦始皇时的秦长城。
按照一般传说，她是秦朝始皇时期的美女，在新婚不久时（一说新婚之夜、或者洞房的次日、或者结婚第三天），丈夫万杞梁（或作万杞良、万启良、万喜良、范喜梁、范杞良等）被官差捉去服徭役：修筑长城，修葺山海关。
孟姜女想起北方天寒，不远千里为丈夫送去御寒的衣物，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在十月初一日抵达长城，却被告知杞梁因水土不服，已病死了，尸体与大量其他瘟疫、过劳而死的民工一起埋葬于万人坑，并因官方对城墙位置的迁徙，他们的坟墓竟沦于长城之下。
孟姜女放声大哭，八百里长城为之倒下，却发现城下都是民夫的白骨，她向上天许愿希望能找到夫婿的骨骸，于是她以发簪刺破了自己手指，滴血在一堆枯骨之中，鲜血附着在一具枯骨上，孟姜女痛哭一场，把衣服盖在此具尸骨上，将之掩埋，当场投海自尽。
一说秦始皇听闻此事，觉得孟姜女贞烈可风，加以召见。见到美貌的孟姜女时，始皇一见倾心，欲纳为嫔妃，但孟姜女要求秦始皇需至秦皇岛亲自祭拜万杞梁，秦始皇答应；孟姜女捧著杞梁尸骨到秦皇岛时，在今孟姜女庙所在投海自尽。
华北把孟姜女送衣之行，抵达长城的十月初一日，视为祭祖的节日，称为寒衣节。
闽南、岭南传说认为孟姜女滴血时，枯骨受到血的滋润，于是逐渐长出血肉，变为人形，孟姜女非常惊讶，向长城边的土地庙请示，神谕却要她把尸骨捡骨、装袋。孟姜女一装之后，尸骨就变回原状。
孟姜女非常愤怒，于是土地神显灵，出来解释情况，原来是土地神认为杞梁寿命该终，人死不能复生，聚拢遗骨有安定死者灵魂之效，这也是闽南人与广东人拾骨葬的由来。又算出杞梁身躯无法完全复原，就算是长出了皮肉，也只会变成身躯畸形，终身残废，才告知孟姜女这样作，土地神并答应帮她永远守护夫婿的坟墓，随后孟姜女殉节。
扩展资料:
故事来源
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的齐国武将杞梁的妻子，无名无姓，称为杞梁妻。“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即杞梁之妻要求齐侯在宗室正式吊唁杞梁。其中既没有“哭”，也没有长城或者城墙、更无“城崩”、“投水”等情节。
“哭”的情节早在《礼记·檀弓》记曾子提到“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刘向的《说苑·善说篇》加上“崩城”的内容：“昔华周、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厄。”
接着刘向《列女传》又加上“投淄水”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城为之崩。既葬，曰：‘我何归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一些诗词也有对杞梁妻的抒情描述。三国时曹植在《黄初六年令》中说“杞妻哭梁，山为之崩”。敦煌石窟发现的隋唐乐府中有“送衣之曲”，增加了送寒衣的内容。
唐代贯休的诗作《杞梁妻》首次将故事时间移动到秦朝时，并将“崩城”变成“崩长城”：“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这时的内容和后来的故事已经差不多了。杞梁后来讹化成万杞梁、万喜良或范喜良等，其妻成为孟姜女。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
元代开始孟姜女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成为戏剧。
明末顾炎武的《日知录》中阐述了孟姜女的故事演变过程。
清代在秦皇岛建有孟姜女庙。
孟姜女，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后世搬演为戏剧《寒衣》。“孟姜”，孟为庶长子或庶长女；姜为姓，是美女的象征性称呼，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如《诗经·国风·郑风·有女同车章》有句“彼美孟姜”。
孟姜女的故事
相传，有一家姓孟的人家种了一棵南瓜，在隔壁姜姓人家的房顶上开花，收获时，南瓜中生出一个白胖美丽的小姑娘，因为这个瓜是孟、姜两家的，所以，给小姑娘取名叫孟姜女。
孟姜女长大了，秦始皇筑长长城到处抓民夫，一个叫范喜良的小伙子为躲避差，进了孟家的花园，真好撞见孟姜女在湖边捞扇子，当时，有一种习俗，一个女子洁白的皮肤如果被某位男人看见，就必须从他为夫，而且，孟姜女也非常喜欢范喜良，于是，两人就成亲了。
哪知成婚才三天，范喜良就被抓走了。孟姜女思念丈夫，天天以泪洗面。随后便不顾路途艰险，历尽千辛万苦，孟姜女终于到了长城，孟姜女问旁边的民夫，有没有一个叫范喜良人？有啊，还是新来的，孟姜女很兴奋，因为，她就要看见自己的丈夫了，孟姜女继续问：他现在在哪？他已经死了，孟姜女非常伤心，她现在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了，孟姜女哭了三天三夜，竟使长城倒塌八百多里，最后，孟姜女看到了丈夫的尸骨，她知道，她的丈夫永远看不到他了，因为，他被残暴的秦始皇给杀害了。
孟姜女传说以故事、歌谣、诗文、戏曲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大地区内流传，有着久远的历史，几乎家喻户晓。它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向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
相传孟姜女为秦时人，因丈夫范喜良被迫修筑长城，便万里送寒衣，哭于城下，城为之崩，而丈夫尸骨被发现。孟姜女面对面与秦始皇作斗争，后投水而死。这一故事，集中反映了民间传说中忠于爱情、反抗暴政的妇女形象。
孟姜女故事最早见于唐代的《同贤记》，一般认为，故事可能是由《左传》所载春秋时“杞梁之妻”哭夫崩城故事演化而成，后来以多种文艺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
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开始研究孟姜女故事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当首推顾颉刚先生。他用研究历史学的精神和方法来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写了3万多字关于孟姜女的文章。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的发表，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不失为研究孟姜女故事的重要论著。钟敬文先生说：“顾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学术(新民间文艺学)上的一颗明珠。”
顾颉刚以为，孟姜女故事“最早见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传说，齐将杞梁在莒国战死;齐侯回来，在郊中遇见杞梁之妻，使吊之。她以为郊中不是吊丧的地方，把他却去。因此，齐侯到他家吊了。”因此，顾先生以为：“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而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春秋时代杞梁之妻故事嬗变而来的。从那以后，顾先生曾提出要写一本《孟姜女故事考》来结束这一工作。数十年来，他搜集到成百万字的资料，为写好文章作准备，可惜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不少学者同意顾先生的上述论点。例如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正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孟姜女这个故事，流传了20xx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孟姜女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之前，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正是口头文学这种规律的表现。”“有些学者颇怀疑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代的杞梁妻故事嬗变而来的判断。关于这点，我倒是同意顾先生的结论的。理由说起来话长，只好待将来有机会时去论述。”钟先生以为，顾先生早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虽然从今天看去，它不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它像一株大树，尽管有虫伤败叶，乃至枯株，却并不妨碍它的整体的价值。”(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列守华先生则以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关于把梁妻善哭和哭倒城墙的传说，属于它的原始形态。《同贤记》中所记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情节，是它的基本形态。孟姜女与秦始皇面对面斗争，是它的完成形态。”(同上书)
有的学者不同意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说法。
中国学者路工认为，杞梁妻和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两个故事在内容上根本不同，其主人公也有许多差异。“我们没有理由说孟姜女故事是从《左传》的杞梁故事发展来的。我们知道形成孟姜女故事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经历了劳役的痛苦。长城从春秋战国到明代，一直不停止的修建增补，所以每一朝里民间都可能产生像孟姜女这样的故事。”孟姜女故事“是经过千万人民集体创作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不能机械地拿历史上的人物、事实，对照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事实，以证明‘真实不真实’。”(见《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日本学者饭仓昭平一方面承认“孟姜女故事最早的根据见于情秋左氏传》杞梁之妻”。(载《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25号)，但这位学者与顾先生的见解不同。他认为把梁妻的传说与孟姜女教事不同，后者在大前与唐之间才最终形成。六朝在佛教影响下所产生的志怪小说对孟姜女传说有很大的影响，这位学者与顾颉刚等见解的最大不同，是他指出这一传说有“北方说”与“南方说”之分。“北方说”指的是敦煌发现的有关资料，“南方说”指的是与唐代《同贤记)相类的作品。(《关于孟姜女》，载1958年8月日本《文学》杂志)
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孟姜女传说事实上是在民间产生的，后来才笔之于书，而由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它的情节才发生了变化。”“孟姜女传说的记录最早见于唐代的《问贤记》(此书估计是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的作品)。”“可以认为，孟姜女传说与武士杞梁之妻的传说无关。”关于李福清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钟敬文先生曾有过一段解释。他说：“两个月前(指 1981年10月)，见到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博士，我告诉他关于顾先生论断的我的看法。他说他写作那篇孟姜女论文时，年纪很轻(现在也不过49岁)，意思是对问题考虑可能不够周全。看来，他并不坚持他早年的意见。”(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孟姜女故事以多种文艺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并为中外学术界所注目，它是我国民间文学的珍品，我们应当从各个方面对它作深入的研究。
秦朝，有一位善良的女子，名叫孟姜女，由于秦始皇要抓人建筑长城，一去不回，有一位叫范杞良的人就躲在葡萄架里，忽然，孟姜女看见了范杞良，孟姜女就见范杞良是个年轻的书生，长的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就求父亲将他留下。宽厚善良的孟老爷，就把他留下来了。
范杞良和孟姜女结婚不到三天，秦始皇的士兵就气势汹汹地把范杞良给抓走了。
孟姜女见她的丈夫被抓走了，就对父母说：“爸妈，我去找我的丈夫了，再见！”说着，就走了
孟姜女走过了九十九座山，跨过了九十九条河，终于，到达了长城，孟姜女问一个人：“你看见了有一个人叫做范杞良的人吗？”那个人说：“有，新来的!”
“那么他在哪里呢？”
“刚累的死的。”孟姜女听了，哭了三天三夜，忽然，长城倒塌了，孟姜女看见的正是范杞良的死尸，秦始皇看见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对她说：“美儿，要不你跟我成妻吧！”
孟姜女说：“除非你答应我三个要求！”
“好吧，说。”
“第一个要求：跪在范杞良的死尸旁边，叫三声爹，第二个要求：给范杞良好好埋葬，第三个要求：结婚时在海边。”
秦始皇答应了，最后一件事没做了，他们去了海边，然后孟姜女就跳入海里淹死了。
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征用大量的百姓男丁，孟姜女的丈夫就是被征去建长城的一个。一去很多年，孟姜女的丈夫一直没有回来。
孟姜女离开家乡去寻找丈夫， 结果发现丈夫已经劳累过度而死，由于悲痛欲绝，在修筑一半的长城边哭了三天三夜，哭倒了长城。
扩展资料：
孟姜女的传说一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她才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将孟姜女传说的原初形态一直上溯到《左传》上的一个故事。《左传》记述这个故事是想褒扬杞梁妻（也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
《左传》上没有哭声的杞梁妻，到战国时就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故事。这是个很重要的转变，后世关于杞梁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生发出来的。
明代大修长城，不堪徭役重负的百姓为发泄不瞒，又改杞梁妻为“孟姜女”，改杞梁为“万喜梁”或范喜梁，添加招亲、千里送寒衣等故事情节，使“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基本定型。
孟姜女，并不姓孟，“孟”为“庶长”的意思；“姜”才是其姓氏。“孟姜女”实际的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儿”；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据《毛传》：“孟姜，齐之长女。”
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孟姜”一般称齐国国君之长女，亦通指世族妇女。也就是说，当时很多齐国公室的贵族妇女，都可称“孟姜”。
此点除文献证据外，有文物桓子孟姜壶为证（此壶为春秋时期齐庄公姜光的大女儿姜蕾和丈夫田桓子无宇共铸，以悼念田桓子无宇的父亲田须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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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论著。 “论著”指的是“议论性著作”(《辞海))“带有研究性著作”(《汉语大词典》;“论议和著述，后来对议论性著作也称论著”(《辞源》。而对“论文”的解释则是“讨论、研究某种问题的 文章，’(《汉语大词典》）;“学术论文是较为系统地和专门讨论、研究某些学问的文章”(《写作教 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科学论文应该论述一些重要的实验性的理论性的或观测性 的新知识，或者一已知原理在实际应用中的进展情况”(《怎样写作科学论文》,美M·奥康纳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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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章整体内容的概括，基本上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意义的整体概括。
作文开头怎么写技巧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又言“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作文也是如此，尤其是记叙文。开头是在给文章造气氛、定调子，要给读者第一印象，因而十分重要。作文开头如果能恰倒好处，常常能一下子抓住读者，也能增加文章的亮点。所以，能否灵活自如地、独特精当地写好作文开头往往关系到一篇文章的成败。记叙类文章的开头方法很多，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开门见山，直接入题
写人为主的记叙文可直接交代人物或通过对人物肖像、语言、行动等的描写点题；叙事为主的记叙文，一开头就可以点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有关背景，进入主题。如：
1、夕阳的窗前，一个漂亮的少女站在那儿，凝视著外面初春美丽的景色。她叹了口气，低下头，端详着手中的那朵插在蓝白瓷瓶里的粉色玫瑰。她闭上眼，回想着以前的事。（《粉色玫瑰》）
2、那天，鲜花店门口贴了一张大红告示：母亲节预定鲜花。哦！母亲节快到了，我该为母亲准备节日礼物了。（《母亲节的礼物》）
二、写景状物，渲染气氛
文章的开头从写景状物入手，展示人物活动的环境或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气氛以此烘托人物，展开故事。如：
1、朝阳出来了，湖水为它梳妆；新月上来了，群星为它做伴；春花开了，绿叶为它映衬；鸟儿鸣唱，蟋蟀为它拉琴……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讲述著关爱的故事。（《关爱永远》）
2、太阳落山了，昏黄的光晕渲染了半边天，我寂寞地趴在阳台上。窗外那棵老杨树上，不知名的大鸟仍在不知疲倦地喂食它的小宝贝。它那绿豆般的眼睛温柔而慈爱地注视着意欲飞出温巢的小鸟。这画面，这眼神，让我想起了母亲……（《面对母亲的目光》）
三、总领全篇，提示要点
这种开头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一看便知文章的要点，如：
1、郑振铎《猫》的开头“我家养了好几只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这一句提纲挈领，表示全文主要内容就是讲自己家养三只猫的经过。
2、“我有一个习惯，妈妈说，这个习惯好。”（《我有一个好习惯》）这个开头既开门见山，又统领全篇，文章主体部分就着重介绍了自己拥有的一个好习惯。
3、“回首岁月碾过的痕迹，发觉总有那么一些东西是生活的风雨无法抹去的。”（《轻叩记忆的门环》）这个开头用简洁的语言提示了文章的要点，让人一看便知作文要写的是生活中使人无法忘怀的一些事情。
四、抒情议论，确定基调
用几句恰当的议论抒情做文章的开头，或感染读者，或点明主旨，领起下文。如：
1、伴着年关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踩着原野初融的残雪，你姗姗走来，明眸含情。你用爱的温馨，使我腊黄的脸庞泛起红晕；你用爱的吟唱，唤醒我迷茫的信念。我，不再忧郁、沉闷、彷徨，也不再坐等、观望、祈祷，我要振作，寻觅、追回你以及你给我曾经编制过的那个七彩的梦幻！（《情寄春风》）
2、生日是一根线，一头是我，一头是外婆；生日是一个圈，圈住外婆的笑，圈住我的记忆；生日是一条河，那匆匆的流水，把我的思念带到外婆身边。（《生日寄语》）
五、设定问题，引出下文
用问题开头，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激发人们的兴趣和思考，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如：
1、是为了摆脱那饥寒交迫的日子，你才无可奈何地跳下悬崖？是为了免遭那被俘的耻辱，你才义无返顾地投落这峭壁？（《峭壁上的树》）
2、朋友，你听说过鳄鱼是怎样哭泣的吗？你听说过猩猩吃人的故事吗？你知道外星人是怎么来到地球的吗？……哦，你摇头了。可别急，全是它——《世界奇闻怪事》告诉我的，它使我体会到了课外阅读的乐趣。（《课外阅读的乐趣》）
六、引用诗文，突现中心
以诗文妙语、名言警句开头，既能激发读者兴趣，也能提高文章的品位。同时，也能揭示文章主要内容，突现人物、事件。如：
1、“为了看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巴尔蒙特的这句话，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它，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诗人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害的人一样，如此诚挚、欣喜、宁静地歌颂大地、阳光和人欢马叫、喧腾不息的世界。（《为了看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
2、“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无遮无拦天空的廕庇？”每当读到冰心女士讴歌母亲的这段话，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我那矮小瘦弱却独自一人挑负全家生活重担的慈母。（《母爱无边》）
七、对比映衬，烘云托月
这种开头通过对比或铺陈，能使要表现的内容在其他事物的烘托下显得更加突出、醒目，从而给人十分鲜明和深刻的印象。如：
1、窗外阳光明媚，几只小鸟在树上欢快地叫着，但我却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来，因为爸爸妈妈分居了，而且正在闹离婚，这对我是个莫大的打击。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使爸妈和好，因为我想有个完美的家。（《我想有个完美的家》）
2、当你看到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的一排排生机勃勃的绿树，你也许回情不自禁地赞叹大自然那非凡的创造力。绿树是美好的，枯树也有其可爱之处，虽然它青春已逝，生命衰朽。（《枯树》）
其实，作文的开头往往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形式，有时它是几种形式的组合，如：“‘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是唐代诗人李白三上九华山后留下的诗句。早就知道，‘叫谷交错’‘银瀑飞泻’‘奇峰异石星罗棋布’等词都是用来形容九华山奇美景象的，但这仅是听闻，想要真正领略美景，自然还得身临其境一回，于是暑假便参加了学校的九华山之旅。”（张磊《九华山之旅》）这个开头既有引用诗歌，又开篇点题。又如：“冬末春初，天空很纯净，纯净得像一块没有灰尘的玻璃，仿佛敲一下就可以听到很清脆的声音。没有风，开着窗，那一串风铃静寂无声，仿佛是沉睡了。伫立窗前，我抬头看那一串风铃，绿色的丝线连缀著淡黄色的橘皮——这是一串很特别的风铃，想知道它是怎样诞生的吗？”（《聆听幸福的声音》）这个开头既用细腻生动的描写烘托了一种静谧美好的气氛，又设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来统领全篇。因此，选用什么样的开头既要看作文的需要，也要结合自己的表达能力，切不可好高鹜远或为标新立异而弄巧成拙。
好的作文开头应做到：一简、二新、三美。
1、所谓简，就是开头力求简洁明了，不罗嗦重复。本来只需要用一句话就能写清楚的内容，不要在前面加上罗罗嗦嗦的叙述，要把废话尽数删去，使文章显得直截了当，干净利落。如：
春天像一篇钜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简女贞《夏之绝句》）
闻鸡宜起舞，对酒可放歌，伤怀堪酹月，感慨当临风。（张嵬《临风》）
2、所谓新，就是开头不落俗套，新颖别致。如：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一只被剪断翅膀的小小鸟，我扑腾在凄迷的风雨中，却不想因此迷失方向。一个声音在心底呼唤：我要飞，要高飞……—题记”（《我要高飞》）
作者以题记的形式写出发自内心的呼唤，“要高飞”，要当学习的主人，从不堪重负的作业堆里寻找回丢失的个性。这样的开头令人眼前一亮。
3、所谓美，就是开头力求给人以美感，让人能够得到美的享受。要达到这种效果，往往需要用形象的描写、优美的抒情或恰当的修辞手法。如：
阵阵凉风拂过了窗栏，轻轻扳动着风铃儿，叮铃铃地奏出美妙的旋律；池畔柳树迎风摇曳著，款款地摆动水蛇般的腰身，千丝万缕的柳条羞答答地尽往四边躲；微风吹动着白色的窗帷，波动得如风帆一样。（《雨的组曲》）
俗话说“小曲好唱口难开”，要写好作文开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既需要我们用心灵地去感受生活，也需要我们学习、积累写作知识，更需要我们有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孟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大海，写作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只有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海洋里，不怕风浪，敢到海底探宝，才能撷取写作领域里那朵最美的浪花。
作为研究生，文献回顾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种知识。那么如何做文献回顾？目的是什么呢？ 先梳理一下书上的主要内容给大家。文献回顾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查询相关文献。在查询相关文献时，来源一般通过相关著作、相关论文、统计资料和档案材料，目前来说，大部分都说来自于相关论文，也就是文献资料。 第二、对文献进行选择。根据文献的相似性、发表的时间（时间要在一个比较新的范围内）、一些学术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加上一些判断和需求。 第三、实际阅读和分析文献。这里要注意分析文献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的结果、自己对该研究的评价。最后自己要总结，先前别人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得出了哪些结论？有哪些薄弱环节？自己要有一定的见解。 以上是书上文献回顾的官方内容。 胡小端老师在清明假期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每个人去做一个文献回顾，找到一个你最感兴趣的，也可以是你最熟悉的主题。这次上课他又提到说，别看这两无关，而事实上，你最感兴趣的必然花的时间也最多。这次课上有几位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展示了我们的主题和PPT，但是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过于宽泛。胡老师说，文献回顾其实说明白了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寻找到一个研究问题。抱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文献，找出一个具体的、详细的问题。而且在总结分析别人的文献发现问题时候，一定要有论据。 第二、你的研究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创新点。每一篇论文都要有不同于别人之处，不然就是重复劳动，毫无意义。 看似简单的两个问题，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要找到这两个关键需要仔细去分析推敲文献。 其实对于文献回顾我依然存在很多疑惑，希望大家关于此能多多探讨。
中学生上网的好处 网路的资讯化特征催生中学生的现代观念的更新，如学习观念、效率观念、全球意识等。它使中学生不断接触新事物、新技术，接受新观念的挑战。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杨中芳教授认为，除非法黄色和暴力网站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外，网路带给孩子正面的东西远比负面的要多。并且，对于中学生来说，网路是不可回避的东西，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要注定成为中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不让中学生上网，反而对他们的成长不利。那么中学生上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一、开阔视野 因特网是一个资讯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资讯量大，资讯交流速度快，自由度强，实现了全球资讯共享，中学生在网上可以随意获得自己的需求，在网上浏览世界，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最新的新闻资讯，科技动态，极大地开阔了中学生的视野，给学习、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乐趣。 二、加强对外交流 网路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每一名成员可以超越时空的制约，十分方便地与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进行联络和交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由于网路交流的“虚拟”性，避免了人们直面交流时的摩擦与伤害，从而为人们情感需求的满足和资讯获取提供了崭新的交流场所。中学生上网可以进一步扩充套件对外交流的时空领域，实现交流、交友的自由化。同时现在的中学生以独生子女为多，在家中比较孤独，从心理上说是最渴望能与人交往的。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可能会给他们特别是内向性格的人带来压力，网路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交往空间和相对宽松、平等的环境。 三、促进中学生个性化发展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发展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因特网就提供了这个无限多样的发展机会的环境。中学生可以在网上找到自己发展方向，也可以得到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利用因特网就可以学习、研究乃至创新，这样的学习是最有效率的学习。网上可供学习的知识浩如烟海，这给中学生进行大跨度的联想和想象提供了十分广阔的领域，为创造性思维不断地输送养料，一些电脑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四、拓展当今中学生受教育的空间 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15%的人因为上网而提高了学习成绩，这也是我们上网值得骄傲的一点。因特网上的资源可以帮助中学生找到合适的学习材料，甚至是合适的学校和教师，这一点已经开始成为现实，如一些著名的网校。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有许多学习困难的学生，学电脑和做网页却一点也不叫苦，可见，他们的落后主要是由于其个性型别和能力倾向不适从某种教学模式。可以说，因特网为这些“差生”提供了一个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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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下文是我整理的关于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摘要 ：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发扬孔子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更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他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 孟子；道德修养；浩然之气
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孔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孟子在继承孔子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具有更加浓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他的道德修养学说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一、孟子道德修养的人性论基础——“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善恶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人性作出的不同论断建构出不同的道德修养理论。性善论者认为人具有先验善性，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继续发扬这种善性。性恶论者认为，人不具有先验善性，人们具有总结经验的能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造先验的恶性，培育德性。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来构建理想的道德体系，确立了儒家道德学说的主流传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P41)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但人性是会改变的，人们所具有的本性是“善”的萌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见，“四端”只是善端的萌芽，它还不完备，具有不稳定性，并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充分发挥“善端”的内在因素，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拓展善性，否则，善端也会丧失，而倾向于“恶”。“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的道德资质是相同的，那些丧失了善良之心的人是因为自己主观上不能发挥自己的善性。孟子的性善论，不仅鼓舞人们要具有道德自信，更为人们道德修养的后天努力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显示出了人的价值所在。
二、孟子道德修养的核心——浩然之气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以“浩然之气”的培养为中心对高尚道德的养成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什么是“浩然之气”呢？浩：盛大、刚直的样子；气：指精神；合指正大刚正的精神。(P546)《孟子》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当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的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孟子将此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高尚道德情操。
道德的存养，不是一成即永成的，一念向善，固可以促成精神的升迁；一念向恶，也可以导致道德的崩溃。(P181)
在孟子看来，作为道德人格修养的“浩然之气”的培养，标准是很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它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人人可以养成。但人们对自身道德要求不应因为标准高，要求严而放弃，浩然之气是高尚道德养成的基本品质。
三、孟子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以人性善为基础，以浩然正气的养成为核心，孟子提出了高尚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一)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高洁的独立人格。
什么是独立的人格呢？独立人格就是不依附于权贵，不屈从于物质利益，坚持自己高尚的精神追求。孟子将它概括为“三不能”，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三不能”强调了知识分子即使面对着高官厚禄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立场。孟子认为是人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不管个人境遇是困窘还是很通达，都要坚持道义。这样，人才有内心的主心骨，才有独立的高洁人格，“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独立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横遭物议之时，能够坚持高洁，拒绝平庸，特立独行。
(二)高尚的道德养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浩然”原指气象宏大，胸怀宽广。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是浩然之气的重要表现。《孟子》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
在孟子看来，历史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一位圣明的君主出现，并且会有一位辅助君主的杰出之士，从周武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论时势，现在正是需要圣贤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上天想使天下太平，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他才能承担这样的伟大使命。
应当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影响着整个孔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但凡仁人志士，都有这样一种博大胸怀，延续到今天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他们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将整个社会的安乐作为自己的关怀对象，作为自己一试身手的场所，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知识分子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先掌握知识，先明白道理，先提高了道德水平，上天把这些知识分子培养出来，就是要去启发教育帮助那些普通的人民大众，让他们也能够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上天把他们培养出来，就应尽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
“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它本身对士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先知先觉的前提是要具有真才实学，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掌握的知识不精准，甚至道德水平低劣，就无从去教育民众，要真正履行好社会职责，就必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才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四)高尚道德的养成要有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问题。上天将伟大的历史使命赋予某人，一定会使这个人经历艰苦卓绝的身心磨难，通过这种磨难，来锻炼他的体魄，坚定他的意志，增长他的才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正是通过不断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才能不断地砥砺情操，增长智慧。这要求人们要严于律己，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修养目标，这不是靠外在的法律条文来规范，而是靠内心的道德律令来指导。严于律己的道德自律是人们追求内心完善的一种驱动力量。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昭示着人类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道德实践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绝对价值。继承和借鉴其道德修养学说中所蕴含的精髓，有利于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完善自我道德人格，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也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养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仁政王道之光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孟子思想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百家争鸣。历史的车轮呼啸碾过尘封的记忆，超越时空的对话带领我们聆听亚圣孟子灵魂的真谛。孟子名轲，邹国人，降生于那个古老而纷扰的年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后受学于孔子之孙，在战国时期把儒家学说继承流传，发扬光大。孟子在各国游说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时他不贪恋名位，毅然罢官而去，着书立说，广招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而后与他的弟子们把自己的学说整理成书，即为《孟子》。位列四书，流传至今。《孟子》的出现，是古典散文从章到篇的划时代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是义正言辞的说理文也好，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好，幽默的谐趣的讽刺文也好，都具有明畅、犀利的风格。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站在士的立场上将他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穿插其中，读之醍醐灌顶，令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知识浅薄，接触的过孟子精髓不过是冰山一角。从最初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用兵观再到“鱼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就义观；以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生观，孟子的思想延续至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篇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齐桓晋文之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文中勾画的是一副多么温馨祥和的图景；书中讲述的又是一个多么浅显而深奥的道理。在那个兵戈相向的年景，诸侯各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陷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路有饿殍。”广大下层民众在战争，贫穷，饥饿的夹缝中步履维艰，却还是摆脱不了苛政峻法的剥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所以，孟子提出“仁政”观点，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书中很多篇章都彰显了这种“人民性”，他能够超越阶级的束缚，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关系，为民请命，是孟子学说进步性的一个体现，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想要顺应时势的发展，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上立足。都应该“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方能“王天下”。这种的仁政学说的基础是以是“仁、义、礼、智”四德为标志的“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是人们注重自己的灵魂修养，“养浩然正气”，国君“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助，那社会秩序自然井然有序，文明之气随之蔚然成风！仁政和民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王道。王道亦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本章中，孟子就是通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方式，循序渐进鼓励齐宣王舍“霸”图“王”，分析了以力求霸必定失败保民而亡必定成功的两种既然不同的结局。这种王道的思想也同样贯穿于《孟子》中的其他的篇章：比如《寡人至于图也章》中孟子针对梁惠王自满于移民，移粟的矜功思想，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生动比喻，规劝他回归事物本质，施行王道才能“望民加多”，孟子曾多次借喻梁惠王实行王道，众所周知的“缘木求鱼”典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如《夫子当路于齐章》中，承接本章，孟子对公孙丑首先表示鄙视霸道的态度，反映出当时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的呼声；还有《宋小国也章》中点明了“王政”就是同情人民疾苦，替人民做好事，就像尧舜殷汤一样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就算国再小也不怕大国侵略；另外《易其田畴章》《齐王问卿章》中多次提到实行的王政施行后“老有所养”，“路不拾遗”“民胞物与”其乐融融的社会景象……无不在方方面面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王道思想。虽然在弱肉强食，称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有些不切实际，脱离潮流。但王道主张的“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天下归往”却为统治者设计了一条较为科学和清醒的统治道路。在当时为缓和阶级矛盾，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先承孔子的“仁”，为政以德，后被董仲舒异化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思想主流，和“礼”并用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与大多儒学思想一样，王道受时代的制约，却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一，王道思想片面的强调了“仁”和“徳”，没有考虑到社会所处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法学的作用；其二，受“性善论”驱使太过注重人的自身操守，强调发挥人的自制力和能动性，具有一定的主观唯心的倾向；其三，社会大背景从分裂走向统一，战乱在所难免，孟子笼统反对一切武力有些过于盲目，不如墨子的“非攻”主张来的科学；其四，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道德感化”不利于有力地加强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统一，孟子在那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单纯美好的设想；其五，仁政和儒学都是为小农经济占基础的封建社会服务的上层建筑，所谓的仁政爱民，是一种有阶级的“小爱”而不像墨家所推崇的那种“兼爱”。“民贵君轻”的思想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于当今社会，王道中的某些闪光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中就包含了现在很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雏形，指出开发索取要有节制，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要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既要保证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生存资料供其繁衍生息。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先声先导之妙，可见孟子超凡的远见和惊人的卓识！还有孟子和世世代代的儒学家门孜孜追求的那个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里边畅想的当大道也就是“王道”施行的时候，能“天下为公”，人们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期待的世外桃源，还有西方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社会形态所要求的程度时，一切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般蓬莱仙境罢了。但毕竟在那段民不聊生的黑色日子里，能或多或少的在精神上给予身心困苦的人民大众以安慰。而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日趋进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个追寻了千年的理想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王道”的精神发扬光大，依然强调社会道德。但这种以德治事的思想是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为基础，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保障，依法治国为方略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完成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官文！“仁政王道在，光焰万丈长”，虽历经历史的洗涤，时光的锤炼，正真的精华也不会因年代的沧桑而褪色！“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我们学着领悟的圣人思想汲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开创明天的辉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对人性的探讨与争辩达到了鼎盛时期。其中出现的性恶论、性善论等观点都被不同阶级和观点的人所推崇，人们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认同和赞许孟子的性善论，而与其相对的荀子的性恶论也被大家所关注和研究。性善论对于人性的价值 孔子有云：“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作为儒家继孔子之后的代表人物，不但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总结提出了性善论学说，成为了儒家学派中首位提出有关于人性论学说的代表人物。孟子在所提出的性善论中，主要是先从人心出发，只有将人之根本的善心发掘出来，才能在后天的培养中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愿。 1.孟子性善论的内容 仁、义、善是孟子的主要思想，在孟子看来，人生来有着共同的本性，便是仁、义、善，这个本性也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属性。人的善性是生来就有的，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差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将人的道德意识总结为仁、义、礼、智四字，强调人生来便具有善的本性，但是人皆有之的善心最初只是一个想法，必须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不断汲取，才能培养成为完美的道德准则。同事孟子也将此用作与判断人与非人的标准。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不具备“四心”的即为非人，由此可以得出孟子的性善论是正确的，人生来就是善的，一心向善的人其结果也必将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从而达到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 2.性善论的价值意义 人们在社会相处最初的开始是道德意识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地位，而道德品质和思想素质是人类在社会中所特有的属性。人类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与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具备道德意识的个人情感，孟子从中体会并将其总结为善是对的。这也印证了善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意识即社会属性。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孟子所提出的善在思想层面上与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孟子的性善论不但将孔子的思想加以推广，更是儒家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孟子在推行自己所阐述的性善论时，将孔子“仁”的哲学思想加以优化和深刻理解，同时也发表了自己对人性的善、诚、义、礼等本质的挖掘和研究，是儒家思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并将其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
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天赋道德；该说的根据是“四端”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人的四种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仁、义、礼、智，是从恻隐、羞耻、辞让、是非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也可以说就是这四种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所以孟子得出结论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上）意思是这四种心或品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人生来就固有的，只是人们没有通过思考而发现它。孟子认为这四种心普遍存在于一切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同上）其中“恻隐之心”——即仁之端，是核心。孟子举例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例子表明，善念的产生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而是恻隐之心的发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孟子的“性善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困境：既然人具有“善端”，具有善的本性，那么何以会有恶呢？如果没有恶的本性，不具恶端，恶又从何而来？孟子还说：“富岁之弟多赖，凶岁之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这简直就是用后天环境来谈论人性之善恶了，显然与他的“性善论”大相径庭。“性善论”在理论上的不彻底，创造了否定自身的条件；荀子的“性恶论”终于起而代之。荀子认为，一般所谓“善”，是一切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服从礼仪制度；所谓“恶”，是用心险恶，行为不正，犯上作乱，破坏统治秩序。这种“善”，在人性中是没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自然地符合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相反，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以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而仁义礼智等道德也就没有了。所以，事实上人生来就是“恶”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如果像孟子讲的那样——人性本善，那还要君主、圣人及礼义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什么用呢？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性恶》）。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他批判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两者区
《(孟子)两章》选自《孟子·公孙丑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之间的吞并战争日益激烈，为了求得生存，乃至建立霸业，各国君主不约而同地崇尚武力而不体恤百姓。面对这种现实，孟子提出了他的治国理想。接下来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孟子》的 读书心得 范文 5篇，希望大家喜欢!
《孟子》的读书心得范文一
最近几周，我完成了《孟子》这本书。
其书共分为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公孙丑章句上，公孙丑章句下，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章句下，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尽心章句上，尽心章句下。
其实，我对那些古文是一窍不通。但是后来，我发现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书了，只能读它了。它里面有原文、译文和注释，这也带个我了不少便利。一开始，我是按照原文、注释和译文来读的。原本就不懂古文的我按照这个顺序读书，自然更是“一头雾水”了。我是读着读着就不想读了。因此，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直到几天后，我无意中先看了译文，又看了注释，最后才看了原文，这样我一下子就可以读懂了。真是太棒了!我终于成功了。
于是，在后面的阅读中，我是严格按照先译文，后原文，再注释的顺序。我也明白了很多孟子的思想和道理，我受益无穷。
《孟子》的读书心得范文二
往事跨越千年，永恒的，是智慧;不变的，是思想。作为一代亚圣——孟子，这位儒家宗师，一生推崇其人生主张，游说各国，后来隐退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这包含了永不褪色的儒家 文化 的《孟子》。
程颐曾说过：“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寥寥数语，却将《孟子》精要概述无疑。可见，孟子的思想之于孔子，既是继承，更是升华。孟子也强调仁义，仁是人心的本质，义是人所必由的大道，倡导“性善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仁政学说和修养学说。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谓之本心，且与仁义礼智分别相对应。孟子对梁惠王说“仁者无敌”以强调“仁”的作用;对齐宣王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推广仁爱之心;孟子还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可见“仁义”在孟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而“性善论”则是说人性本善，通过自觉努力，完善道德，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孟子》中也出现了大篇幅的君主与孟子的对话。孟子作为世人的表彰，梁惠王、梁襄王、滕文公、齐宣王均问事于他。而孟子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除推行“仁政”之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更是推翻了君王一贯高高在上的思想，讲究“民为邦本”，这种民权驾于君权之上的说法比法国卢梭的民权论早了一千多年。正可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认识到了人民才是政权的根基。其次，孟子认为君为人父母，不仅要有贤德、重义轻利，更重要的是与民同乐，所以喜爱音乐的齐宣王才能明了“与少乐乐，不若与众”的道理。又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在 学习 方法 上，孟子也有诸多主张。他认为要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即“君子深，造之以道”，也包含了我们今天科学学习的眼光;他也注重“自得”，即自觉学习：“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所以要自觉地有所得，才能彻底领悟才能将知识变为自己所有。另外，还要广泛地学习，达到融会贯通。而在 教学方法 上，孟子与孔子一样善于启发学生思维，善于使用问答，从不代替学生作结论，而是循循善诱，激发学生潜能，使其开动脑筋。孟子还提倡“专心有恒”“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其中很多部分对我们今天的 教育 仍有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另外，孟子对为人师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就是“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讽刺了那些“以其昏昏”却妄想“使人昭昭”的人。即教师首先要自己明白，才能使学生明白，在提升学习的同时也要提高自己。
接下来谈谈个人修养问题。我们都熟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孟子提出“自暴者，不可与有信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社会环境固然重要，然而个人意愿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类似于周敦颐笔下的莲“出淤泥而不染”，可见人的思想道德并不总是以外界环境为转移的。
孟子提出的“取伤廉”“与伤惠”“死伤勇”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取伤廉：取了有损于廉洁之称，大家都能够理解。而“与伤惠”是指给了有损于惠爱的称号，是叫人们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不滥施恩惠。至于“死伤勇”，是指死了有损于勇敢的称号，有时活下来比死去更需要一种勇气，这也教导人们要珍爱生命，永远不要轻生。
现代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会遇到许多难以决断的时候，《孟子》一书给了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处在社会之中，难免会遇到难以抵抗的诱惑，孟子告诉我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诱惑时时存在，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抉择，孟子又告诉我们“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必要的时候要“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人生在世，总有失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并不能解决问题。孟子告诉我们：“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还注重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而“养气”要在平日里合乎道义，不可拔苗助长;他也教会我们知足常乐，“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他更是道出了坚持到底的难能可贵之处，“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离成功一步之遥的地方放弃，以往的一切努力也在此时化为乌有;他还提出了个人对自身的要求，对国家、对社稷的贡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的 文章 说理畅达，气势充沛，长于论辩，他能掌握对方的心，读者的心，使之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就走进了他用语言布下的圈套，这就是孟子语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作为面对君主的说客，孟子这么做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比起直言不讳的谏臣，孟子的话更易被君主们接受。正是由于孟子的雄辩才能，才出现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局面。他善打比喻，几句话便能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他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指出梁惠王仁政不足，更可贵的是他向梁惠王提出的建议中还包含了当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这些都在保持自然的一个平衡状态，孟子思想之先进可见一斑。他以“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告诉齐宣王，有些事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个人不愿去做，而大王不行王道也是因为不肯做而得不到民心的。再有，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以此类比人心，就更需细细衡量。
孟子思想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及其语言中放射出的艺术魅力是无法让人忽略的，在历史积淀下一直熠熠生辉，愈发珍贵。尽管当时孟子无法将他的理想实现——改变诸侯割据局面，一统中国，养名教民，可后人能从《孟子》中汲取更多精华，在儒家文化中感悟大道，努力提升自我道德，将孟子学说沿用到当今社会建设及立身处世之道中。
《孟子》的读书心得范文三
小的时候，外公经常和我面对面的坐在一起，外公给我读着经典，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等;我长大点了以后，爸爸、妈妈便开始让我读着带有拼音的诗词，并背;上了小学，老师让我们读《孟子》。经典诗文，处处都在我们的身边，老师会让我们学习、掌握、运用经典诗文。在学习中，经典和我们形影不离，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是它让我们掌握更多知识，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
在我读过的书中，使我最受启发的还是《孟子》。《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的言行，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后世将他和孔子并成为“孔孟”，有“亚圣”之称。
在《孟子》一书中我个人最喜爱《成才先吃苦》，是说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加给这个人，一定要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筋骨劳累，使他肌体饥饿，使他身体困乏，使他做事时行为受到干扰，使他的心志受到震动，使他性格坚韧，增加他所缺少的才能。读了这一则 故事 ，我知道了人的一生要经过许多的磨难，要想鹤立鸡群，变成天才，就要从多方面去锻炼自己，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这是我想到了爱迪生说过的一句话：“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难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就不能成功吗?
记得有一次，我在做一篇数学题。做前面几道题的时候都是“一路顺风”的。可是谁知，半路却杀出一个“程咬金”，搞得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前有敌军，后有追兵”，进退两难啊!做了十几分钟后，我便开始头脑混乱了，真想把这一篇撕碎!可又转念一想，哪一个成功之人的背后不是勤奋啊?他(她)们也同样承受过，而且做得很好。同样是人，难道他(她)们行的，我就不能吗?又想起《成才先吃苦》。不行，我行，同样我要和他(她)们做的一样好!想好后我又重新从书桌上拿起笔，继续在草稿本上演算着……哈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算出来了，我高兴得双手狂舞+高声尖叫!妈妈闻讯而来，看到我的样子大吃了一惊。我发觉后，马上收敛了许多，红着脸，低下头去继续做。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呢?当然啦经典是对我们有好处哟!所以我们还是要读经典的!
《孟子》的读书心得范文四
读了《孟子》中的第一篇专辨义利的文章。
孟子见了梁惠王时的说词。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已矣。”
孟子曾言：“大人者，言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惟义所在”，这就是孟子义利之辩的最后结果。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所谓：“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皆与孟子的“惟义所在”观点合若符契，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显然，在孟子看来，仁义乃人之为人的本性，“居仁由义”的目的非为别的，只为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性。
不过，朱熹《孟子集注》说得好，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的那么坚决，是因为当时的人唯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拔本塞原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用圣人孔子的“见利思义”来调节。
《孟子》的读书心得范文五
《孟子》是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编撰完成的，全书效仿论语采用的对话体的论文形式，记述孟子与诸弟子的“疑难答问”以及孟子自己的“法度之言”，内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学术问题的论争，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在先秦诸子 散文 中独具风格，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与法先王的主张，确立了“天人相通”的理论，发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弘扬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孟子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中国人做人处事的原则中，有着孟子的影子。
读《孟子》，就是在学为人处世。《梁惠王上》首先讲的是“爱民”的行为方式，《梁惠王下》则探讨了“爱民”的行为方式即是“与民同乐”;《公孙丑上》则是探讨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和羞耻憎恶之心的行为方式问题，《公孙丑下》则阐述了天时、地宜不如人和的思想;《滕文公上》开始提出“性本善”的思想，即怎样行善，怎样以身作则的问题，并且批驳了墨子学派“兼相爱”的思想，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差别等级的，《滕文公下》则讨论了爱民的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问题;《离娄上》是探讨行为方式的规范问题，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离娄下》孟子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万章上》是围绕着“孝”这个行为方式来进行探讨，而《万章下》则是围绕着交“友”、“做官”以及“寄人篱下”的行为方式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告子上》则从行为方式问题深入到人的内心，即人性的善恶，《告子下》则把重点放到了讨论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问题上;《尽心上》则是从本性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转到心理与行为的关系上，也就是人在生存、生活、工作中根据什么样的心理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问题，《尽心下》则是对“自身修养”的尽心知命与行为方式间关系的探讨。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乱频繁，诸侯们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扬仁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孟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治国方面，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中随处可见，孟子提出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为民”思想和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在做人方面，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他提出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至理 名言 ，如“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纵使已经过去两千年，但孟子的思想仍在以它独有的魅力影响着我们。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精神贫乏的时代，孟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孟子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关系，强调爱物节用，主张“取物以时”、“取物有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我们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
2、孟子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反对暴政，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提倡任人唯贤，这对我们维护社会公正有重大意义。
3、“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这对我们思想道德建设有重大意义。
《孟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应批判继承。孟子仁政理论中的和谐思想的精神实质和胡书记提出的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应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孟子》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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