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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角度不同吧。孟尝君结交什么样的人是他的自由，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喜欢结交奇能异士，因为他的性格里可能就是充满好奇，虚荣。他结交的人只是为他的意愿服务。而王安石不同，他是一个国家的首相，他从小受的教育是为国分忧，为君主效力，他是一个从底层爬上去的人，所以他希望皇帝能选择他概念中的真正能够治理国家的人，而不是如孟尝君那样为好奇和虚荣来选择臣子，从国家的角度上有些人不需要武功高强，不需要会变魔术会唱歌会跳舞，但要真的懂得人民疾苦，知道为国家出力。这样的人才应该是治理国家让全国人民享福的领导。但是从满足个人喜好的角度当然是懂得奇能异术的人更容易让人佩服。因为这是马上能看到的。我觉得从王安石的出发点来说。他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孟尝君有他的人生，不一定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可能言辞略有偏激。
作品信息【名称】《读〈孟尝君传〉》 【年代】北宋 【作者】王安石 【体裁】驳论文 【出处】《临川先生文集》[1]编辑本段作品原文读《孟尝君传》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②。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③，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④，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⑤，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2]注释译文注释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孟尝君传》指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公子。 ②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卒，终于。其，指门下士。虎豹之秦，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史记·孟尝君列传》记秦昭王曾欲聘孟尝君为相，有人进谗，秦昭王又囚而要杀他。孟尝君像昭王宠姬求救，宠姬提出要白狐裘为报。而孟尝君只有一白狐裘，已献给秦王。于是门客装狗进入秦宫，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为孟尝君说情，昭王释放孟尝君，继而后悔，派兵追赶。孟尝君逃至函谷关，关法规定鸡鸣才能开关，门客有能为鸡鸣者，引动群鸡皆鸣，孟尝君才脱险逃出函谷关，回归齐国。 ③特鸡鸣狗盗之雄耳：特，只、仅仅。雄，长、首领。 耳，罢了。 ④擅齐之强：拥有齐国的强大国力。擅，拥有。 ⑤南面而制秦：南面称王制服秦国。古代君臣相见，帝王坐北面南，臣在对面朝见。制，制服。[3]译文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赢得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顺他，（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难道值得说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在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哪里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下，这就是（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门下的原因。[2]结构分析（一）自“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至“以脱于虎豹之秦”—— 连环画-鸡鸣狗盗 记叙世人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起）（二）自“嗟乎！”至“岂足以言得士”—— 说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承） （三）自“不然”至“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说明孟尝君如能得士，便不需鸡鸣狗盗之力。（转）（四）自“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至“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在鸡鸣狗盗出其门）。文体主旨《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⑧不至也。
译文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赢得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顺他，（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岂能说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哪里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下，这就是（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门下的原因。主旨《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第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这是一篇读后感。全文不足一百字，却以强劲峭拔的气势，跌宕变化的层次，雄健有力的笔调，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短篇杰作。
《读〈孟尝君传〉》作者王安石,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驳论文.驳斥方式属于驳论证 王安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一反“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使人耳目一新.
参考文献不仅在科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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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行为摘要：态度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从拉皮尔所做的那个“言行不一”实验开始已经有相当一段长时间了，社会心理学家最初对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微弱相关感到惊奇，而转向研究内在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并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我们的外在行为。本文综述了之前关于态度是否能预测行为的经典实验和社会学家据此得出的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态度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应该充分考虑内隐态度测量。根据这些理论设计出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的实验关键词：态度；行为；行为预测1 引言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经典的一个研究理论，在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块基石。而态度对人类社会行为活动预测，或者说态度对我们行为活动的影响更是社会心理学家积极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初，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研究人们的态度就是为了预测他们的行为。然而态度真能预测我们的行为吗？日常生活中，我们深信着这一观点。在某些行为上，我们却似乎表现得有些“伪君子” 。如在一些许多颂扬以增强健康和体能为宣传口号的体育竞技赛背后，有很多卷烟等有害健康产品的广告，而且广告内容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又如我们知道也害怕巧克力的高热量，却总抵制不住美味的诱惑。这就像罗伯特•埃布而森所说，我们“精通并擅长为自己的行为找原因，但却非常不善于做我们已找到原因的事。”2 关于态度的概述什么是态度 首先将态度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的是Spencer和，他们认为态度是一种把判断和思考导向一定方向的先有观念和先有倾向。这种看法被后来的实验所证实，1888年，Langer发现，如果被试集中注意即将做出的反应，其反应时间比没有这种预先准备的情况要短。这种预先的准备状况就是所谓的态度。在此之后，许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了，态度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的制约作用。 1919年，托马斯等人在研究波兰移民问题时，为了说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了态度的内涵，首次使态度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要课题。态度概念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支持。后来心理学家们对态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态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对态度的经典解释有三种。 奥尔波特 () (1935)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总结归纳了的各种有关态度定义，在此基础上出6个要素: ①结构(get)。态度是人对于适应环境状况和对象的整体生命结构; ②行为的准备状态(readiness)，态度是对于某种活动的准备状态; ③心理基础(psy-choligical basis)，态度及其实际行为的准备状态是社会行为重要的心理意识因素; ④持续性(permanence)，态度是人用特定方式对有关对象或状况给予持续性反应的心理准备状态; ⑤学习性(learned nature)，态度是经验保持的结果,具有后天获得的倾向性; ⑥评价性(evaluative nature)，态度是对于环境事物趋离行为的意向,因此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性[4]。基于上述,他认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准备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者动力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奥尔波特把态度作为一种潜伏的内部准备状态，与神经过程统一起来，并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 克雷奇（Krech）等人在1948年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问题》一书中提出，态度是“一种和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动机、情绪知觉和认识过程所组成的持久结构”。这个定义既强调了态度构成心理活动的意志过程，又强调了认知过程，强调了主动性，而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应。他的定义忽略了过去经验，强调现在的主观经验，把人当做会思考并主动将事物加以建构的个体，反映了认知派的理论主张。 弗里德曼（）在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提出了态度的定义，认为人的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他的定义强调了态度的组成及特性。 综合上面的定义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所谓社会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所持有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1]对于态度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态度是一种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内在心理倾向。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总是显露在外部表情、谈吐与举动中，这称为态度行为。其实态度也可以不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藏于心中。而且态度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经过丰富社会实践才形成的，是一种人的后天心理反应倾向。态度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态度总有一定的对象。态度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群体，如民族、种族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态度的对象指的是与态度主题相联系的、被主题所指向的具有社会性的人、事、物、关系、价值等。他们一旦成为态度的对象，就称作态度客体。任何一种态度总是对一定的客体而发生的，它反映了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再有，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它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这叫态度的抗变性。但并不意味着态度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是随着人们社会互动的对象以及互动范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是指它不易改变。 最后，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它在其它心理过程基础上综合而成，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三种心理过程。因此，态度作为“心理反应倾向”，会有不同的内容。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如社会理想，对某人的看法等；也有以意向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如赞成或反对的态度。[2]态度的构成因素 尽管心理学家对态度概念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弗里德曼的态度组成理论：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和信念，包括感知、思维、理解等。认知成分是态度其余部分的基础。情感成分指伴随态度的认知成分而产生的情绪或情感。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着行为倾向成分。行为倾向成分则指个体对态度对象企图表现出来的行为意图。 三种构成成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 除上述提及的三个结构成分之外，态度还被认为具有许多动机功能，包括知识经验（组织关于世界的信息）、工具性（获得奖励并避免惩罚）、自我防御（管理情绪冲突）、价值观体现（表达关于自我、个人价值观及自我身份的意识）、一致性（保持个人一致性观点）和独特性（将个体从相似的社会群体区分出来）。 我们可以将态度功能概括为态度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注意什么样的对象，决定着人们怎样加工有关对象的信息，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的体验，也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进行反应的先定倾向，并且在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中保护自己，向他人表达自己。3 态度与行为预测 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态度与行为是紧密相连。通常，我们假定态度能够至少是部分决定人们的行为。对此，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掀起以态度为中心的研究热潮。态度能预测行为吗经典实验 关于态度对行为预测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Richard Lapiere）在193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不仅提供了看待人类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还激起新的研究浪潮和许多后续研究。[3]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并且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他的研究理论假设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在真实行为阶段，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得以消退。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结果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 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 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拉皮尔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调查个人真实态度的问卷缺乏效度。他提出：“直接比较对问卷回答的反应和对实际经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但他否认彻底排除问卷的有用性。他的建议是，在确定人们对假设性情景的假设性态度时，这些资料是有用的。因此他得出他的研究结论，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在面对某一真实的特定情景或特定人物时将如何表现的话，对假设性情景的口头回答（即态度问卷）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只有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人的行为，才能可*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态度。其他后续研究 拉皮尔的研究结果，立即引起了大量的批评意见。有的认为，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的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体的态度。例如，答题人大脑中对“中国人”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得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他自己也提到“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又或者说，这种态度外显量表测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如被试反应粗心、极端化、默认、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一些有关信、效度的争议。还有人认为，在他们3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做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题目做出回答的人也许已经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针对第一种批评意见，即测量技术上的缺陷，他们改良了测量技术，一种内隐(间接)测量技术随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早期的间接测量曾使用过不显眼的行为测量以及丢失的信件程序，而瞳孔反应、皮肤导电反应、面部肌电图等生理测量技术则一直延用至今[4]。对于现今的态度测量特别是内隐态度的测量或者说态度的内隐测量来说，更多的是内隐联想测验，情感性启动等等技术。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人们是否会花更多的时间将积极词汇与黑人面孔联系起来（与将积极词汇与白人面孔联系的时间比较）以测量内隐的种族态度。 但其他后续研究仍然发现，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很低，基本在之间[5]。与此同时同时，相关论的证据也不断出现。就在拉皮尔研究不久1936年美国人盖洛普运用抽样调查法，以预测投票率与实际投票率相差不到1%的准确性，成功地预测了罗斯福总统的当选。又比如Gibb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自杀的态度直接导致行为的预想以及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似乎不尽如人意，于是研究者开始不完全否认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关联，而转向对态度行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一些影响因素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心理学家Wicker(1969)曾就种族关系、工作满意和教室消磨时间等课题，进行了45次有关态度和行为联系的测量，只有9次落在此范围内。为此，Wicker得出结论:“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研究表明，与态度和行为密切有关这一说法相比，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态度与外显行为没有联系或只有极少的联系”。 ．3启示 心理学家对皮拉尔德研究反应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极富挑战性的比赛中的反应一样。他们有的对此进行强烈的批评，有的研究者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态度的评估不能预测个人的真实行为，还有的还有的研究者试图发现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很少有对这几个方向进行综合研究，一般的研究都是用方便的原则只用一种理论作为框架，至今还没有研究去探索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理论，也许不同类型的态度行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但这些尚无明确的定论[6]。态度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消费，管理，犯罪，健康等等都会涉及到通过态度的转变来预测行为，多学科的研究往往是不同重点的，所以采用的理论也有很大的差异[7]。 对态度的一些理论而言，如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未必是孤立存在的，也许它们之间有嵌套作用，比如态度的强度可以嵌套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计划行为理论由可以嵌套在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中。作理论比较分析，而不仅仅做相关分析，这也许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 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有较多方面的研究方向，我这里要讲的是态度何时能预测到行为。 Taylor, Peplau和Sears(1997)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把导致态度与行为一致的因素概括为五类:态度的强度、态度的稳定性、行为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显著性、情景的压力等。 最近的一项研究是， 和（1999）综合了在此之前的对态度与行为关系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在通过态度预测行为时，应考察三个变量:态度的激活、态度的特性、行为的情景界定[8]。 （1）态度的激活：每个人有成千上万中态度。在多数时候，特定的态度并不进入我们的意识域，并且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是无意识的或自发的，即我们无思而行。而某一态度要影响行为，它就一定要被激活，从记忆中进入意识域。态度要被激活的一种途径是安排一定的场景，呈现态度对象。当然不同的态度被激活的容易程度不一样，也就是它们有不同的态度可及性。一些态度如刻板类型可及性高，只要态度对象呈现即会被自动激活。而一个态度可及性越高，它对我们太度对象的分类、判断和我们的应为影响也就越大。态度的可及性通过激活速度来测量。 （2）态度的特性：态度的特性影响态度与行为的关系：①情绪-认知关系的一致性。态度的情绪性涉及对态度对象的情感评价，而认知成分指有关态度对象的一种信念。这两者之间一致性越强，态度与行为的联系就越强。在面对队里说服信息时，高一致性态度持有者往往会贬低对立信息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态度的抗变性；②直接经验。在与行为的一致性上，直接经验的的态度往往比间接获得的态度一致性要高。这是因为直接经验的态度大多数根源于过去的行为，建立与过去行为体验基础上的态度在将来的重复发生的概率要高；③强度。建立在直接经验上的态度，其强度高，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紧密（也就是说，某态度的经验强度高，态度行为一致性高）。一个态度的情绪度高，或与个体自身利益关系高导致态度的重要性和确定性提高（它们都是态度的结构强度变量），那么，它对行为的预测性就好。 （3）行为的情景界定：我们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态度所影响，而且受他人的行为、他人发现我们的行为动机的可能性、情景限定等影响。情景限定指的是他人了解你的行为并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的可能性。情景限定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再有他人互动的场合、群体压力场合或参照群体的场合，个体与他人对立态度尤其是弱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关系弱化。 另外，内在态度结构与行为预测也有密切关系。Millar和Tesser指出，内在态度被激活的结构层次没有必要与个体决定要怎样行动的结构层次一样，也就是说，在同一时点，态度评价和实际行为结构可以不一样。但只有两者结构一致，例如这两者的认知层面、情绪层面结构上是同质的，有态度的结构去预测行为的可*性才高。3研究设计：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及建议问题的提出 学习态度是态度中的一种，它必然具备上述关于态度的成分与特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态度的定义中为学习态度下一个定义：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内部准备状态,包括对学习目的的认识、学习活动的动力、学习活动的计划性以及从事学习活动的坚持性等方面[9]。 小学一年级是可以说是我们正式进入学习生涯的一年。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已尽知道学习的态度是影响学习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个学生有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就能产生克服困难的毅力，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反之，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即使有较高的智商也难取得好的学习成绩[10]。但这研究大都是针对一些大学生，中学生而言，对一年级小学这一特殊的群体是否如此？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此时就开始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将对将来的学习有着不可沽量的作用。研究设计．1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5个普通小学的一年级下半学期约500名左右的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2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一些学习态度自陈量表，选出一些题目，自编量表。量表的题目不仅要在信度、效度上符合要求，而且根据小学一年级识字不多的情况，要尽量选取简单易做的题目，便于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和理解。必要时，也可在旁进行适当的辅导。 在此同时，结合观察法和访谈法。去旁听几节课程，在暗中观察学生的行为反映做出记录，记录要全面、准确。尤其对上课特别不认真和特别认真的学生加以关注，进行访谈。访谈要在学生本人，同学，老师和家长几个方面。 根据量表得出的分数和观察法、访谈法中得出的结论，把学生根据学习态度分为即优、良、中和差。 最后把学生单元及期末考试试卷的考试得分进行相加，求取平均分。用SPSS进行数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看学生学习态度是否与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4个人后记：让“好”态度成为行为，让“坏”态度不影响行动 我们大众对态度与行为的流行观点是态度在强烈的影响行为，但令人惊奇也让人困惑的是，态度这个通常被人认为是我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的感情的东西竟然经常不能很好的预测行为。这个发现让社会心理学家急于去寻找我们常常言行不一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各自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它们两者之间也会互相影响着另一方。 我们的态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如果态度与预测的行为紧密相关，比方说投票；如果态度是强有力的，被某事提醒我们牢记这点，或通过直接经验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情况下，我们所想所感与我们的行为会紧密相关。让我们下一个结论，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就像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态度行为的关系是：态度源于行为，态度高于行为，态度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同时，态度要接受行为的检验，也就是，态度要在行为过程中不断创新。也即：行为决定态度，态度反作用于行为。 态度与行为的这种 “扑朔迷离”关系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对于“好”的态度，赶紧去付之行动。例如说，我们在某个想在某个重要方面改变自己时，最好不要等待顿悟或灵感，去做就行了。对于“不好”态度，我们只要付出一点努力就能克服它。如在一些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写那篇论文、打那个电话、见那个人等等，尽管非常不情愿那么做，但我们还是能克服自己。就实际应用而言，态度决定一切更有实际价值，良好的态度总是能带来良好的结局。这是我们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不断的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而形成好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习惯、性格，使自己走向更大的成功。参考文献[1] 戴维.迈克斯.社会心理学.第八版.北京：人民电邮出版社, －102.[2] 朱启臻，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北京：北京社会出版社, －152.[3] 著 白学军等译.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397.[4] 张乐.态度形成的理论与实验—基于评价性条件反射范式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2008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2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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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供大家参考:1.略论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文关怀2.论陆游山水田园诗中的人文关怀3.曹植诗歌中的神话境界初探4.论柳永词的俗与雅5.论柳永词中的赋法6.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美7.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艺术表现8.浪漫主义的理想性与艺术性问题9.自然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意义及其局限10.鸳鸯蝴蝶派小说新论11.从《伤逝》看鲁迅的爱情观12.论萧红小说的生命意识(或女性意识、抒情性)13.《家》中觉慧的形象与《寒夜》中汪文轩形象的比较14.论艾青诗歌的独特意象15.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16.论莫言小说的形式感17.论韩少功的"寻根"之作18.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思考19.论贾平凹散文的美学追求20.论舒婷的诗歌创作
《伪君子》写伪装圣洁的教会答尔丢夫混进商人奥尔恭家，图谋勾引其妻子并夺取其家财，最后真相败露，锒镗入狱。剧作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答尔丢夫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其剧作在许多方面突破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结构严谨，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鲜明突出，语言机智生动，手法夸张滑稽，风格泼辣尖利，对世界喜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法国〕莫里哀原著 一 繁华的法国首都巴黎，奥尔恭的家里。 奥尔恭的母亲柏奈尔夫人这天来儿子家坐坐。但不一会，她就嚷嚷着要回去。她看不惯这里的派头：没有人愿意听她的教训，人们都不想讨她的欢喜，干什么事都毫无顾忌。她气嘟嘟地把这里叫做叫花子窝。 大家连忙向老太太解释，但无一不遭到她的训斥。她骂侍女桃丽娜不懂规矩太爱说话，什么事都想插进去发表意见；她骂孙子达米斯是糊涂虫，若不改掉坏脾气，就要尽等着受罪；她骂孙女玛丽亚娜表面温柔老实不爱多说多道，可背后尽干坏事叫她气得牙痒痒；她骂儿媳欧米尔只知道花钱打扮讨丈夫的喜欢，而不能做孩子们的好榜样；舅爷克雷央特刚想说话，也被她愤愤打断，说他宣讲的关于生活的格言全是胡说八道，要他以后少登这个家门。 训斥完毕，她为大家树立起一个好典范：道德君子答尔丢夫。“你们大家都应该听他的话”，老太太满脸严肃，“他是一位真正的道德君子，他会引导你们走向天堂的。” 听老太太说以后大家都要听答尔丢夫的，达米斯首先就满腹牢骚，他不能让这个只会说长道短的教会假虔徒在这里作威作福，因为答尔丢夫几乎不允许年轻人的任何消遣；桃丽娜也讨厌答尔丢夫的假仁假义，家里人做什么事他都要管，并不许大家与外界来往。 柏奈尔夫一一替答尔丢夫辩护，又受到克雷央特和桃丽娜的反驳。老太太怒气冲冲，指着大家说：“告诉你们，我儿子把这位虔诚敬事上帝的正人君子接到家里来，真是最聪明不过的事。上帝把他派到这里来，是为纠正你们的错误思想，你们要听他的话！要跟他学习敬天敬主，不要整天空谈、嚼舌根！”说完就扬长而去。 其实，老太太吹捧答尔丢夫比起她儿子奥尔恭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别看奥尔恭经历国内几次变乱锻炼得有才有识，为国王效力也英勇无畏，但自从迷上答尔丢夫后，却变成个大傻瓜。他称答尔丢夫是兄弟，比爱自己母亲、妻子、儿女还胜百陪地衷心爱他，有心里话只跟他说，要做什么事只向他请教；他怜惜敬爱答尔丢夫，吃饭时要他坐在首位，给他挟最好的菜，自己坐在旁边快快活活地看他一个人吃下够六个人吃的东西；他崇拜答尔丢夫，不管什么时候总是赞扬他，不管说什么总要提到他，答尔丢夫芝麻大小的举动他都认为是奇迹，答尔丢夫所说的话他听起来都像是神的口谕。他爱答尔丢夫爱得发疯，而答尔丢夫呢，也早就摸准他的脾气，施展出种种手段，迷得他晕头转向。 可不，你看奥尔恭回来了。没回答妻弟克雷央特的问候，他就焦急地打听家里这两天发生的事。桃丽娜告诉他太太头痛发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放过血才轻松点。但他对太太的病丝毫不关心，一个劲地问答尔丢夫怎么样了。桃丽娜回答说，他又红又胖满面红光；嘴唇都红得发紫，晚餐能吃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回到卧室就躺在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早晨。奥尔恭听了，连声说：“怪可怜的！” 克雷央特也不理解姐夫对答尔丢夫的感情。奥尔恭连忙制止妻舅不恭的口吻，虔敬地向他介绍答尔丢夫说：“这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训，内心享受着深切的舒适，把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的人。自从和他谈话以后，我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要爱恋；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也不会伤心。” 他还说给克雷央特听他与答尔丢夫的相遇经过：答尔丢夫每天来教堂都紧挨着他，双膝着地跪在他前面，向天祷告时毕恭毕敬地用嘴吻着地；每次出教堂，答尔丢夫必定抢着走在他前面，为的是先到门口把圣水递给他；答尔丢夫还不肯多收他送的钱，不是退还他，就是当他的面把钱散布给穷人。“后来”，奥尔恭说：“上天教我把他接到我家里，从那时起，我们这里一切都兴旺起来。”他赞颂答尔丢夫对家里的督责，尤其赞颂他对上天的虔诚。他举个例子：“有一天，他祷告时捉住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 克雷央特简直弄不懂他说这些糊涂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劝姐夫要辨清伪善与虔诚，提防那些虚有其表的虔徒用人的伎俩、矫作的热诚当作资本去购买别人的信任，提防他们会恬不知耻地借上帝的名义来陷害人。 二 送走妻舅，奥尔恭叫来女儿玛丽亚娜，说是有秘密话要跟她说。 他说自己向来是喜爱玛丽亚娜的，他要女儿办事要随合他的心意，不要辜负他的慈爱。玛丽亚娜自然是随口附合。奥尔恭十分高兴，这才说出那句秘密话：“你看答尔丢夫，我们的贵客，这人怎么样？”他告诉女儿，他已选中答尔丢夫做她丈夫，相信她是乐于接受的。 玛丽亚娜大吃一惊。她没想到父亲竟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因为他先前已把她许配给瓦赖尔，她爱瓦赖尔。可如今？玛丽亚娜惊讶、痛苦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早就悄悄进来偷听秘密的桃丽娜，却仗义直言为小姐鸣不平，讽刺奥尔恭是精明人干糊涂事，会让人笑话的；“再说，这门亲事对您又有什么好处？拿您这样的产业为什么单挑这么个穷光蛋的女婿？” “他诚然一个钱也没有，但你要知道这正是应该敬重他的地方。”他对桃丽娜说：“他的穷困是正直人的穷困，这种穷困使他的人格更加伟大。因为他不大关心世俗的事物，而把整个精神都灌注在永恒不灭的事物上面，才被人侵占家财。我对他的帮助可以让他摆脱经济困难，逐渐恢复他原有的家私。他以前是个贵族呢！” 桃丽娜知道这贵族是答尔丢夫说出来的。她就讨厌这种显耀家世和出身的虚伪，何况是真是假还是个问号。但她也明白主人不喜欢听这些，就换个角度问他：“您把这么好的女儿，许给像答尔丢夫那样的男人，心里真的就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吗？您不想想他们是否相配，您也不想想这桩婚姻能有什么结果？” 奥尔恭可不管这些。他只觉得答尔丢夫是世界上跟上帝最亲近的人，这是他举世无双的财产。他要女儿放心：“这婚姻一定可以满足你的种种愿望。你们俩会被温情与快乐浓得化不开，在相互忠诚的爱情里过日子。你们不会有不幸的争吵，你叫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的。”他要女儿答应这门婚事，可是女儿什么话也不说，他气得拂袖而去。 玛丽亚娜是被父亲的专制压迫得如此懦弱的。不管什么事，只要父亲开口。她就得同意。她爱瓦赖尔，非常热烈地爱着他，他们俩都盼望着能早日结婚，尽情地享受甜蜜的情爱。可眼下，这该怎么办？ “我就等着自杀了，倘若他们真要强逼我。”她痛苦地对桃丽娜说。 桃丽娜本来对小姐在父亲面前毫无抵抗的态度就极不满，现在又听小姐说要自杀，更是气得不行。她告诉小姐，爱情需要坚决的心。可是玛丽亚娜就是坚强不起来。她说：“尽管瓦赖尔人才出众，为他我就不顾女孩的脸面和子女的孝道吗？你莫非要我把我的爱情让全世界都知道？” 桃丽娜看正面劝说无济于事，就故意说自己实在不该劝小姐拒绝这门亲事，因为答尔丢夫不是个等闲人物，贵族出身，仪表堂堂，正是满意的丈夫；还说结婚后小姐可去他的小城拜见法官太太等上流社会，还可在狂欢节看到猴子戏和木偶戏…… 果然，不等桃丽娜说完，玛丽亚娜就痛苦地打断她的话，请求她想个办法反对这门亲事，因为那比死还可怕！为爱情，她现在是什么事也敢做了。 桃丽娜这才答应想个巧妙的计策来阻止这门不幸的亲事。 正说着，瓦赖尔跑来，说刚才有人告诉他，玛丽亚娜就要嫁答尔丢夫，他来问她打算怎么办。听玛丽亚娜说她不知道怎么办并反问他该怎样才好，瓦赖尔就赌气地劝她嫁给答尔丢夫。玛丽亚娜见他这样说，也跟他赌气说接受他的好意劝告。瓦赖尔指责她是爱情，对他从没有真正的爱情；并说要报复她的背信弃义，赶在她结婚前找个女人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玛丽亚娜也就干脆嘲讽地附和他，气得他拔腿就跑。但去而复返多次，终是恋恋不舍。 桃丽娜在一旁看他们斗气斗够了，才站出来给他们和解。谁知拉住这个跑掉那个，拉来那个又溜走这个，气得桃丽娜骂他们全是糊涂虫。她要这对斗气的恋人拉拉手消消气，说：“天啊，你们快点走过来吧。您也爱她，她也爱您，你们是那么相互爱着，你们自己也没想到呢！” 玛丽亚娜和瓦赖夫这才相互笑笑，埋怨对方不该伤自己的心。 桃丽娜说出她的计谋：她要小姐对父亲的古怪脾气表面上百依百顺，可以用假装突然生病，或推说遇到梦见死人、打碎镜子等不祥之兆来拖延婚期。“最紧要的是，只要不从您口里露出一个肯字来，他们就没办法让您嫁给别人而不嫁给瓦赖尔。”不过，她看看这对恋人，“要想成功得快，最好是千万别让人家看见你们在一块儿谈天。”好叫瓦赖尔赶快走，去求朋友帮忙把这门亲事挽回来，好自己再去争取达米斯和太太的支持。 三 奥尔恭要把女儿嫁给答尔丢夫，使儿子达米斯也非常痛苦。他正深深地爱着瓦赖尔的妺妺，怕这会影响他的甜蜜爱情。他真想什么都不顾去找父亲；他更恨答尔丢夫，他知道这是那个混帐东西的阴谋。 桃丽娜劝达米斯先别发火，说奥尔恭的打算不见得就能实现；至于答尔丢夫，她要让太太去对付他。他已看出这个伪君子对女主人有意思。太太欧米尔也答应就女儿的亲事探探答尔丢夫的口气。桃丽娜劝走达米斯，好自己便在这里等答尔丢夫下楼来。 答尔丢夫正下楼来。看见桃丽娜在，他故意大声地边走边吩咐仆人：“劳朗，把我修身穿的鬃毛紧身衣和鞭子都藏好，求上帝永远赐你光明。倘使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给囚犯们分捐款去了。” 走近桃丽娜他赶忙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求她接过去。“干什么？”桃丽娜莫名其妙。“把你的乳房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 桃丽娜冷笑笑：“你就这么经不信引诱？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不过我，我可不容易这么动心。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你那张皮也动不了我的心。” 她请答尔丢夫在这里稍等会儿，说太太就下楼来有事找他说。 答尔丢夫一见欧米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爱慕。他说自己早就想把整个心灵呈献给她。他紧紧握住欧米尔的手，又把手放在她膝上抚摸着，捏捏她那漂亮的花边帽，赞叹她针线活的巧夺天工。 欧米尔想尽量躲避他的亲热，岔开话题谈起女儿的婚事。答尔丢夫承认有这事。“不过”，他两眼直盯着欧米尔，“那不是我所追求的幸福，我所衷心希望的美妙神奇的幸福却在别处。” 欧米尔说那是他只专心想着天上的事情而不留恋人间的东西，急得他连忙解释说，他爱上帝，但也爱上帝创造的美，尤其是女性的美。他赞颂欧米尔的美丽，说：“每当我看见您这绝色美人，我就禁不住要赞美创造天地的上帝，也就不觉地对您发生炽热的情爱。”他把椅子移近欧米尔，继续说：“最初我很怕这爱恋是魔鬼的巧计，就决意躲开您美丽的眼睛。不过到后来，可爱的美人呀！我才明白这种爱情原就不算罪恶，我很可以使它与圣洁联在一起，于是我就任凭我的心去爱您了。”他还说他的全部幸福和希望都寄托在欧米尔身上，祈求她发发慈悲善心。 欧米尔称赞他是虔诚的教徒，说虔徒是应该克制一点的。答尔丢夫大叫：“哎哟！尽管是虔徒，我总是个人呀，看见您这样天仙似的美人，我这颗心就再也把握不住，什么理智也没有了。自从我看见您那光彩夺目人间少有的美貌，您便成为我整个心灵的主宰；您那美丽眼光包含着的无法形容的温柔击退我内心顽强的抵抗；禁食、祷告、眼泪，任什么也抵挡不住这种温柔，我的全部心愿都移转到您的美貌多姿上面。”他再次请求欧米尔发发慈悲安慰地。他还神秘地告诉欧米尔：“再说跟我要好，您的名誉不会有任何危险，也不必怕我会有什么忘恩负义的举动。那些妇人们所热恋的显贵队里的风流男子，他们轻狂浮躁，总是喋喋不休地夸耀他们情场里的得意勾当，使接受他们爱情的人名誉扫地。可是像我们这种人呢，内心燃烧的爱情火焰是不会乱说乱道的，我们必须顾全自己的名誉。您呢，就会得到不会惹出任何笑话的爱情和丝毫没有后患的快乐。” 欧米尔见他如此放肆，吓唬说要是把他这份情爱告诉奥尔恭，会损坏奥尔恭对他的友谊的。答尔丢夫这才不再胡说，求她宽恕他的胆大妄为原是她太令人可爱。欧米尔假装愿意替他保密不说给奥尔恭听，但有个条件：“我要您老老实实，丝毫不许从中捣鬼，促成瓦赖尔和玛丽亚娜的婚事；我要您不再利用这种不公正的权力，不再拿别人的幸福来满足您自己的心意，并且……” 这时，突然从里间小屋里跳出达米斯，两人吓了一跳。 达米斯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嚷着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好发泄他对这个坏蛋的仇恨，压压这个伪君子的狂妄气焰，也让父亲看清这个恶棍的假仁假义。欧米尔劝儿子，只要答尔丢夫今后老实点，就不要再声张。达米斯不听，他可不能放过这么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奥尔恭正好这时进来，达米斯就愤愤地说给他听刚才答尔丢夫的丑闻。奥尔恭大吃一惊：“哦！老天爷呀，这能叫人相信吗？” 没想到那边答尔丢夫竟大骂自己是世上从未有过的坏蛋和罪人，说他这一生都是污秽、罪恶与垃圾。随后他就话锋一转：“我也看出来了，上帝原要处罚我，要借这个机会来磨炼我，因此无论人们怎样责备我，说我有多大的罪恶，我也决不敢自高自大来替自己辩护。”他对奥尔恭说：“你尽管相信他们的话，你尽管发怒吧！你尽可以把我当作罪犯撵出你的大门，因为我应该忍受的羞辱正多着呢，受这么一点原不算什么。” 奥尔恭又被这个伪善心灵假装出来的虔诚、温良所迷惑。他叫儿子住口，训斥他竟敢捏造出这种谣言来败坏答尔丢夫道德纯洁的声名。 答尔丢夫却劝奥尔恭别拦他让他说，他叫奥尔恭不能单凭外表就相信他的虔诚。说着，他又话锋一转，对达米斯说：“你尽管把我当作阴险、无耻、绝灭理性的人，拿我当作强盗、杀人犯，再找出更丑恶的字眼来加在我身上吧！我决不反驳，愿跪在地上忍受这种耻辱，当作我这一生所犯罪恶的羞辱报应来领受。” 奥尔恭简直被答尔丢夫的虔诚感动得五体投地。他骂儿子是不要脸的坏种，是无赖的恶棍。要是达米斯还不闭嘴，就要打断他的胳膊。 “您千万别动气”，答尔丢夫亲切地劝他，“我宁愿忍受最残酷的刑罚，也不愿你的儿子因为我而受到一点伤害。”他甚至要跪下替达米斯求饶。 答尔丢夫的大仁大义更赢得奥尔恭的敬佩。他不理解大家为什么全恨这位伟大的虔徒，并要把他撵走。他要煞煞全家人的狂妄气焰，马上把女儿嫁给答尔丢夫，就在今天晚上；他还命令儿子赶快向答尔丢夫跪下求饶。儿子不从，他要儿子马上滚出去，休想再回来，还要剥夺他的遗产继承权。 奥尔恭还在为家人竟敢侮辱这位大圣徒而愤愤不平，答尔丢夫则痛苦地请求让他离开。他心里是怕欧米尔会向丈夫说出实情。奥尔恭苦苦求他留下，说自己永远不会相信别人的话。他要答尔丢夫以后多和欧米尔亲近，就要让大家气得发疯；他还有个重要决定：要答尔丢夫做他的继承人。他要用正式手续把财产全部赠送给这位虔徒。 “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答尔丢夫虔诚地说。 四 全家人都在议论奥尔恭赶走儿子和把财产给答尔丢夫的事。克雷央特很气愤，责备答尔丢夫，说就算达米斯有错，天主教信徒也应该宽恕别人的侮辱，而不该有报复的念头，忍心看着达米斯从家里被撵出去。他劝答尔丢夫还是息怒，让奥尔恭父子言归于好。不要把事情逼到绝路上去。 答尔丢夫说自己并没有记恨达米斯，愿意尽力帮助他。“可是”，他为难地说，“这件事关系着上帝的利益。他如果再回来，而我跟他再和好，人家必定要说是我在要手腕，说是我觉得自己有罪而对诬赖我的人假装出慈悲的热情，说是我心里怕他不得不敷衍他，这上帝会答应吗？” 克雷央特嘲讽说：“那照道理你连想都不应该想的事，你却信以为实赶紧接受下来，那也是上帝命令你的吗？” 答尔丢夫发誓那绝非图利好财。他说他不稀罕世界上一切金银财宝。“我所以决定接受他父亲愿意赠与我的这份产业”，他伸出右手比试着说，“乃是怕这份产业落到坏人手中去为非作歹，而不能照我所计划的那样拿来替上帝增光，替别人造福。”克雷央特还要指责他的假虔诚，他却说已到上楼做祈祷的时间不能奉陪，气得克雷央特直咬牙。 父亲的专制决定使玛丽亚娜痛苦万分，欧米尔和桃丽娜也非常焦急，她们急匆匆地来请克雷央特想个办法阻止今晚的订婚仪式。可没等大家想出计策，那边，奥尔恭喜孜孜地拿着那份财产契约走过来。 他以为女儿会高兴的。谁知玛丽亚娜向他跪下嚎啕大哭，请求父亲别逼她。爸爸，在这门亲事上，您别再硬逼着我孝顺服从您；别用这种残酷的法律来逼我，这会逼得我走投无路的。如果您不顾我心里已经建立起来的甜美希望，硬要禁止我嫁给我所爱的人，至少，请您发发慈悲，求您别再强迫我嫁给我所憎恶的人去受折磨。”她还说父亲尽可宠爱答尔丢夫，甚至把她那份财产给他也可以，但别弄到把她这个人也送给他，那样，她宁愿去修道院过凄凉的苦修生活。 女儿的痛哭使奥尔恭也觉得有点伤心，但他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心肠软。妻舅的忠告、妻子的劝说全没有用。后来还是欧米尔想个办法：让奥尔恭亲眼看看答尔丢夫的丑相。 她叫桃丽娜去楼上请那虔徒下来，要丈夫藏在桌毯下面别让人看见，并要他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动火，也不要拦挡她说什么话。因为她要用柔情使这个伪君子撕下假面具，还要迎合他种种无耻的欲望，听凭他那胆大妄为的心情任意张狂。只要奥尔恭到时认输，这场戏就可随时停演。 答尔丢夫一进来，欧米尔就叫他到处看看再关上门，接着就甜言蜜语地说自己的心早已被他所征服。她说刚才自己抵抗他的求欢是那样微弱无力，要坦白承认自己的爱情而又觉得有点害羞；她说若不信，她极力劝阻达米斯别声张就是极好的明证。她还说她不让答尔丢夫插手玛丽亚娜的亲事，也是怕自己将得到的那颗心要与别人平分享受。 这几句甜蜜的话就像奇芳异香输进答尔丢夫的毛孔里，他快乐得全身心都酥了。但他仍怀疑这是太太为阻拦女儿的婚事而耍的手段。“跟您痛快说吧，如果您不给我一点我向来所希望的实惠，来证实您的情爱，我是不会相信这甜美的话的。”他的两只眼睛在欧米尔身上滴溜溜地转。 欧米尔温柔地劝他不要这样心急，要什么就得马上到手；可答尔丢夫还是坚持不弄出点真实的东西让他的爱情心服口服，他是任什么也不能相信的。“不过真的答应了您所要求的那件事，又怎能不同时得罪您总不离口的上帝呢？”她只有搬出这最后一张王牌。 答尔丢夫笑笑：“我可以替您除去这些可笑的恐惧，太太！并且我有消除这些顾虑的巧妙方法。您尽管满足我的希望吧！一切都有我负责，有什么罪过全归我承担好了。”他还要欧米尔放心，因为这是绝对秘密的，人们秘密地犯个把过失是不算犯过失的。 欧米尔假装只得答应让他心满意足，答尔丢夫真是快活死了…… 躲在桌子下面的奥尔恭早就气得耐不住了。他气呼呼地爬出来一把抓住答尔丢夫，大骂：“好一个善人，你真想我！你的心灵竟这么经不住诱惑！你又打算娶我的女儿，又来勾引我的妻子！你，你马上给我滚蛋！” 没想到答尔丢夫嚷得更凶：“你给我滚！这是我的家！回头我就叫你知道，用这些无耻的诡计来跟我捣蛋，那是白费劲！我有办法来惩罚你们这些人，并且要替被侮辱的上帝复仇，叫那个要撵我出去的人后悔都来不及！” 奥尔恭知道，他将要遭难了。 五 答尔丢夫带走了那份继承财产的契约，还有那只首饰箱。首饰箱里藏的是奥尔恭朋友亚耳格的重要秘件。亚耳格临逃前亲自偷偷地交给可靠的朋友奥尔恭，可奥尔恭却把这事的真情告诉了答尔丢夫，并把箱子托他保管。答尔丢夫有这些把柄在手，不知会把奥尔恭收拾怎样惨呢！ 奥尔恭急得团团转，达米斯回来，他要用暴力除掉这个混蛋，克雷央特劝他别蛮干。全家人都愁眉苦脸没办法。 柏奈尔夫人听说儿子家出事，也急忙赶来瞧瞧。可她绝不相信答尔丢夫那样虔诚纯洁的人会做出这种昧良心的事，说善良人总是有人嫉妒，任凭儿子怎样把亲眼看见的说给她听，她都不相信。 但真正叫人不放心的，还是答尔丢夫的恫吓。 可不，外面就有个答尔丢夫打发来的人求见。大家都期望是来讲和的，可来者是法庭的携杖执达吏郑直先生。他送来法庭的处分书誊本：根据契约，房子已归答尔丢夫所有，奥尔恭的房子和财产也归答尔丢夫所有；命令奥尔恭和家人搬走家具用品离开这里，马上照办不得延缓。 伪君子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大家都气愤极了，老太太也被这眼见的事实弄得话都说不清了。 祸不单行。瓦赖尔又带来一个他的好朋友探听到的秘密消息，要奥尔恭马上逃走。因为答尔丢夫已在王爷面前告发奥尔恭，还交出那个首饰箱，说那是奥尔恭不顾子民的天职替一个国家要犯隐瞒下来的。王爷已签署逮捕令，答尔丢夫还自告奋勇要领路。瓦赖尔已准备好马车和用费，要护送奥尔恭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催奥尔恭快走。 奥尔恭万分感激瓦赖尔的好意，咒骂答尔丢夫是万恶的畜牲。 但已经逃不及，答尔丢夫带着宫廷侍卫官来逮捕了。大家愤怒地斥骂答尔丢夫卑鄙无耻。“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还记得我好心好意把你从穷苦的绝境里救出来吗？”奥尔恭指着答尔丢夫的鼻子，恨不能撕碎他。 答尔丢夫却对大家的咒骂沉住气不动肝火。他告诉奥尔恭：“是的，我知道我从你那里得到过什么帮助，不过现在王爷的利益是我的头等重要责任；这种神圣责任的正当威力压灭了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为了对得起这种强大的势力，朋友、妻子、父母、就是我自己，我也是要牺牲的。” 这个大真会拿世人尊敬的东西当美丽的外衣，用欺诈的方式伪装在身上。克雷央特要当着侍卫官的面戳穿他的卑鄙，责问他为什么要等奥尔恭当场捉住他的奸情并把他撵出去时才对王爷表忠诚，当初又为什么接受这犯人的财产呢？ 答尔丢夫怕大家嚷出他更多的丑闻，急忙叫侍卫官执行逮捕的命令。 侍卫官却掏出手枪对准答尔丢夫，请他跟着到监狱去。答尔丢夫吓得脸色惨白。 奥尔恭和家人也惊疑不解。侍卫官笑着对奥尔恭解释说，王爷痛恨奸诈，明察秋毫，他老人家绝顶的圣明就是当面看穿答尔丢夫心坎各个角落里所藏的种种卑鄙龌龊的心思。仰仗上天的公道，王爷看出他就是有人向他报告过的、别有化名的那个著名手。王爷十分憎恶他对奥尔恭的那种知恩不报背信弃义的行为，要把他这次罪恶和前科并案办理，并派侍卫官跟他到这里来，无非是看看他到底狂妄无耻到哪步田地才算为止，并叫他当面向奥尔恭赔罪。 侍卫官又从公文包里取出奥尔恭赠与财产的契约交还他，说王爷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已勾消这笔契约关系；并告诉奥尔恭，王爷也饶恕了他与那个在逃犯牵连的罪名，因为当年奥尔恭曾满腔忠诚拥护王室的权力，王爷要酬赏他的功劳。 谢天谢地！奥尔恭和家人这才喘过气来，万分感谢王爷的恩典。等去王爷那里谢过恩后，奥尔恭说，他还要用和美的婚姻酬报那个诚实慷慨的瓦赖尔的热烈的爱情。 全家人，尤其是玛丽亚娜和达米斯，都舒心地笑了。 【说明】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著名的喜剧作家，也是世界戏剧史上与莎士比亚共同彪炳千秋的伟大戏剧家。他出生在宫廷裱糊师家庭，从小酷爱戏剧。一生共完成喜剧37部。《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等早期作品，着重讽刺贵族阶级，提出妇女社会地位等问题，初露创作才华；中期的《伪君子》、《唐磺》、《吝啬鬼》等剧作，对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的吝啬、自私、伪善等丑恶本性，作了辛辣的讽刺，代表其创作的主要成就；晚年的主要剧作有《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等。代表作《伪君子》写伪装圣洁的教会答尔丢夫混进商人奥尔恭家，图谋勾引其妻子并夺取其家财，最后真相败露，锒镗入狱。剧作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答尔丢夫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故事
先秦时期，称“国君之庶长女”为“孟”，姜则是姜齐宗室的姓，《毛传》：“孟姜，齐之长女。”现在流传的故事核心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成型，舞台则从齐国临淄移转到秦始皇时的秦长城。
按照一般传说，她是秦朝始皇时期的美女，在新婚不久时（一说新婚之夜、或者洞房的次日、或者结婚第三天），丈夫万杞梁（或作万杞良、万启良、万喜良、范喜梁、范杞良等）被官差捉去服徭役：修筑长城，修葺山海关。
孟姜女想起北方天寒，不远千里为丈夫送去御寒的衣物，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在十月初一日抵达长城，却被告知杞梁因水土不服，已病死了，尸体与大量其他瘟疫、过劳而死的民工一起埋葬于万人坑，并因官方对城墙位置的迁徙，他们的坟墓竟沦于长城之下。
孟姜女放声大哭，八百里长城为之倒下，却发现城下都是民夫的白骨，她向上天许愿希望能找到夫婿的骨骸，于是她以发簪刺破了自己手指，滴血在一堆枯骨之中，鲜血附着在一具枯骨上，孟姜女痛哭一场，把衣服盖在此具尸骨上，将之掩埋，当场投海自尽。
一说秦始皇听闻此事，觉得孟姜女贞烈可风，加以召见。见到美貌的孟姜女时，始皇一见倾心，欲纳为嫔妃，但孟姜女要求秦始皇需至秦皇岛亲自祭拜万杞梁，秦始皇答应；孟姜女捧著杞梁尸骨到秦皇岛时，在今孟姜女庙所在投海自尽。
华北把孟姜女送衣之行，抵达长城的十月初一日，视为祭祖的节日，称为寒衣节。
闽南、岭南传说认为孟姜女滴血时，枯骨受到血的滋润，于是逐渐长出血肉，变为人形，孟姜女非常惊讶，向长城边的土地庙请示，神谕却要她把尸骨捡骨、装袋。孟姜女一装之后，尸骨就变回原状。
孟姜女非常愤怒，于是土地神显灵，出来解释情况，原来是土地神认为杞梁寿命该终，人死不能复生，聚拢遗骨有安定死者灵魂之效，这也是闽南人与广东人拾骨葬的由来。又算出杞梁身躯无法完全复原，就算是长出了皮肉，也只会变成身躯畸形，终身残废，才告知孟姜女这样作，土地神并答应帮她永远守护夫婿的坟墓，随后孟姜女殉节。
扩展资料:
故事来源
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的齐国武将杞梁的妻子，无名无姓，称为杞梁妻。“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即杞梁之妻要求齐侯在宗室正式吊唁杞梁。其中既没有“哭”，也没有长城或者城墙、更无“城崩”、“投水”等情节。
“哭”的情节早在《礼记·檀弓》记曾子提到“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刘向的《说苑·善说篇》加上“崩城”的内容：“昔华周、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厄。”
接着刘向《列女传》又加上“投淄水”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城为之崩。既葬，曰：‘我何归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一些诗词也有对杞梁妻的抒情描述。三国时曹植在《黄初六年令》中说“杞妻哭梁，山为之崩”。敦煌石窟发现的隋唐乐府中有“送衣之曲”，增加了送寒衣的内容。
唐代贯休的诗作《杞梁妻》首次将故事时间移动到秦朝时，并将“崩城”变成“崩长城”：“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这时的内容和后来的故事已经差不多了。杞梁后来讹化成万杞梁、万喜良或范喜良等，其妻成为孟姜女。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
元代开始孟姜女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成为戏剧。
明末顾炎武的《日知录》中阐述了孟姜女的故事演变过程。
清代在秦皇岛建有孟姜女庙。
孟姜女，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后世搬演为戏剧《寒衣》。“孟姜”，孟为庶长子或庶长女；姜为姓，是美女的象征性称呼，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如《诗经·国风·郑风·有女同车章》有句“彼美孟姜”。
孟姜女的故事
相传，有一家姓孟的人家种了一棵南瓜，在隔壁姜姓人家的房顶上开花，收获时，南瓜中生出一个白胖美丽的小姑娘，因为这个瓜是孟、姜两家的，所以，给小姑娘取名叫孟姜女。
孟姜女长大了，秦始皇筑长长城到处抓民夫，一个叫范喜良的小伙子为躲避差，进了孟家的花园，真好撞见孟姜女在湖边捞扇子，当时，有一种习俗，一个女子洁白的皮肤如果被某位男人看见，就必须从他为夫，而且，孟姜女也非常喜欢范喜良，于是，两人就成亲了。
哪知成婚才三天，范喜良就被抓走了。孟姜女思念丈夫，天天以泪洗面。随后便不顾路途艰险，历尽千辛万苦，孟姜女终于到了长城，孟姜女问旁边的民夫，有没有一个叫范喜良人？有啊，还是新来的，孟姜女很兴奋，因为，她就要看见自己的丈夫了，孟姜女继续问：他现在在哪？他已经死了，孟姜女非常伤心，她现在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了，孟姜女哭了三天三夜，竟使长城倒塌八百多里，最后，孟姜女看到了丈夫的尸骨，她知道，她的丈夫永远看不到他了，因为，他被残暴的秦始皇给杀害了。
孟姜女传说以故事、歌谣、诗文、戏曲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大地区内流传，有着久远的历史，几乎家喻户晓。它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向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
相传孟姜女为秦时人，因丈夫范喜良被迫修筑长城，便万里送寒衣，哭于城下，城为之崩，而丈夫尸骨被发现。孟姜女面对面与秦始皇作斗争，后投水而死。这一故事，集中反映了民间传说中忠于爱情、反抗暴政的妇女形象。
孟姜女故事最早见于唐代的《同贤记》，一般认为，故事可能是由《左传》所载春秋时“杞梁之妻”哭夫崩城故事演化而成，后来以多种文艺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
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开始研究孟姜女故事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当首推顾颉刚先生。他用研究历史学的精神和方法来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写了3万多字关于孟姜女的文章。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的发表，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不失为研究孟姜女故事的重要论著。钟敬文先生说：“顾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学术(新民间文艺学)上的一颗明珠。”
顾颉刚以为，孟姜女故事“最早见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传说，齐将杞梁在莒国战死;齐侯回来，在郊中遇见杞梁之妻，使吊之。她以为郊中不是吊丧的地方，把他却去。因此，齐侯到他家吊了。”因此，顾先生以为：“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而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春秋时代杞梁之妻故事嬗变而来的。从那以后，顾先生曾提出要写一本《孟姜女故事考》来结束这一工作。数十年来，他搜集到成百万字的资料，为写好文章作准备，可惜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不少学者同意顾先生的上述论点。例如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正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孟姜女这个故事，流传了20xx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孟姜女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之前，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正是口头文学这种规律的表现。”“有些学者颇怀疑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代的杞梁妻故事嬗变而来的判断。关于这点，我倒是同意顾先生的结论的。理由说起来话长，只好待将来有机会时去论述。”钟先生以为，顾先生早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虽然从今天看去，它不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它像一株大树，尽管有虫伤败叶，乃至枯株，却并不妨碍它的整体的价值。”(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列守华先生则以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关于把梁妻善哭和哭倒城墙的传说，属于它的原始形态。《同贤记》中所记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情节，是它的基本形态。孟姜女与秦始皇面对面斗争，是它的完成形态。”(同上书)
有的学者不同意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说法。
中国学者路工认为，杞梁妻和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两个故事在内容上根本不同，其主人公也有许多差异。“我们没有理由说孟姜女故事是从《左传》的杞梁故事发展来的。我们知道形成孟姜女故事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经历了劳役的痛苦。长城从春秋战国到明代，一直不停止的修建增补，所以每一朝里民间都可能产生像孟姜女这样的故事。”孟姜女故事“是经过千万人民集体创作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不能机械地拿历史上的人物、事实，对照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事实，以证明‘真实不真实’。”(见《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日本学者饭仓昭平一方面承认“孟姜女故事最早的根据见于情秋左氏传》杞梁之妻”。(载《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25号)，但这位学者与顾先生的见解不同。他认为把梁妻的传说与孟姜女教事不同，后者在大前与唐之间才最终形成。六朝在佛教影响下所产生的志怪小说对孟姜女传说有很大的影响，这位学者与顾颉刚等见解的最大不同，是他指出这一传说有“北方说”与“南方说”之分。“北方说”指的是敦煌发现的有关资料，“南方说”指的是与唐代《同贤记)相类的作品。(《关于孟姜女》，载1958年8月日本《文学》杂志)
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孟姜女传说事实上是在民间产生的，后来才笔之于书，而由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它的情节才发生了变化。”“孟姜女传说的记录最早见于唐代的《问贤记》(此书估计是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的作品)。”“可以认为，孟姜女传说与武士杞梁之妻的传说无关。”关于李福清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钟敬文先生曾有过一段解释。他说：“两个月前(指 1981年10月)，见到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博士，我告诉他关于顾先生论断的我的看法。他说他写作那篇孟姜女论文时，年纪很轻(现在也不过49岁)，意思是对问题考虑可能不够周全。看来，他并不坚持他早年的意见。”(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孟姜女故事以多种文艺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并为中外学术界所注目，它是我国民间文学的珍品，我们应当从各个方面对它作深入的研究。
秦朝，有一位善良的女子，名叫孟姜女，由于秦始皇要抓人建筑长城，一去不回，有一位叫范杞良的人就躲在葡萄架里，忽然，孟姜女看见了范杞良，孟姜女就见范杞良是个年轻的书生，长的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就求父亲将他留下。宽厚善良的孟老爷，就把他留下来了。
范杞良和孟姜女结婚不到三天，秦始皇的士兵就气势汹汹地把范杞良给抓走了。
孟姜女见她的丈夫被抓走了，就对父母说：“爸妈，我去找我的丈夫了，再见！”说着，就走了
孟姜女走过了九十九座山，跨过了九十九条河，终于，到达了长城，孟姜女问一个人：“你看见了有一个人叫做范杞良的人吗？”那个人说：“有，新来的!”
“那么他在哪里呢？”
“刚累的死的。”孟姜女听了，哭了三天三夜，忽然，长城倒塌了，孟姜女看见的正是范杞良的死尸，秦始皇看见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对她说：“美儿，要不你跟我成妻吧！”
孟姜女说：“除非你答应我三个要求！”
“好吧，说。”
“第一个要求：跪在范杞良的死尸旁边，叫三声爹，第二个要求：给范杞良好好埋葬，第三个要求：结婚时在海边。”
秦始皇答应了，最后一件事没做了，他们去了海边，然后孟姜女就跳入海里淹死了。
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征用大量的百姓男丁，孟姜女的丈夫就是被征去建长城的一个。一去很多年，孟姜女的丈夫一直没有回来。
孟姜女离开家乡去寻找丈夫， 结果发现丈夫已经劳累过度而死，由于悲痛欲绝，在修筑一半的长城边哭了三天三夜，哭倒了长城。
扩展资料：
孟姜女的传说一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她才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将孟姜女传说的原初形态一直上溯到《左传》上的一个故事。《左传》记述这个故事是想褒扬杞梁妻（也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
《左传》上没有哭声的杞梁妻，到战国时就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故事。这是个很重要的转变，后世关于杞梁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生发出来的。
明代大修长城，不堪徭役重负的百姓为发泄不瞒，又改杞梁妻为“孟姜女”，改杞梁为“万喜梁”或范喜梁，添加招亲、千里送寒衣等故事情节，使“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基本定型。
孟姜女，并不姓孟，“孟”为“庶长”的意思；“姜”才是其姓氏。“孟姜女”实际的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儿”；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据《毛传》：“孟姜，齐之长女。”
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孟姜”一般称齐国国君之长女，亦通指世族妇女。也就是说，当时很多齐国公室的贵族妇女，都可称“孟姜”。
此点除文献证据外，有文物桓子孟姜壶为证（此壶为春秋时期齐庄公姜光的大女儿姜蕾和丈夫田桓子无宇共铸，以悼念田桓子无宇的父亲田须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姜女
好的方面可以发扬、铭记，不足之处也要注意甄别。 孟子为亚圣，主要以思想传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生前虽未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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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首篇《梁惠王》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但是，对于伦理教化却仅有一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样的表述并非个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这里，孟子认为伦理教化的学习应该在农闲的“暇日”进行，百姓的主要活动还是以生产为主。可见，在孟子的仁政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让百姓先能够进行安定的生产生活，这样就能有大量的百姓前来归附，实现“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的局面，自然是无人可挡。因此，施行仁政的君王首要做的便是鼓励、帮助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当百姓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其他诸侯国的百姓会处于向往美好的生活归附于仁义之君，即“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一方面，天下人民归于一国，自然“定于一”，无须征战;另一方面，倘若仍须征伐，此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民力，定是“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要求君主实行仁政，固然更多出于道德情感色彩，但是站在政治考量角度来看，施行仁政的目的则是吸纳更多的人民来壮大国家的实力。来源：博鳌观察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