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孟姜女参考文献献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故事

先秦时期，称“国君之庶长女”为“孟”，姜则是姜齐宗室的姓，《毛传》：“孟姜，齐之长女。”现在流传的故事核心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成型，舞台则从齐国临淄移转到秦始皇时的秦长城。

按照一般传说，她是秦朝始皇时期的美女，在新婚不久时（一说新婚之夜、或者洞房的次日、或者结婚第三天），丈夫万杞梁（或作万杞良、万启良、万喜良、范喜梁、范杞良等）被官差捉去服徭役：修筑长城，修葺山海关。

孟姜女想起北方天寒，不远千里为丈夫送去御寒的衣物，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在十月初一日抵达长城，却被告知杞梁因水土不服，已病死了，尸体与大量其他瘟疫、过劳而死的民工一起埋葬于万人坑，并因官方对城墙位置的迁徙，他们的坟墓竟沦于长城之下。

孟姜女放声大哭，八百里长城为之倒下，却发现城下都是民夫的白骨，她向上天许愿希望能找到夫婿的骨骸，于是她以发簪刺破了自己手指，滴血在一堆枯骨之中，鲜血附着在一具枯骨上，孟姜女痛哭一场，把衣服盖在此具尸骨上，将之掩埋，当场投海自尽。

一说秦始皇听闻此事，觉得孟姜女贞烈可风，加以召见。见到美貌的孟姜女时，始皇一见倾心，欲纳为嫔妃，但孟姜女要求秦始皇需至秦皇岛亲自祭拜万杞梁，秦始皇答应；孟姜女捧著杞梁尸骨到秦皇岛时，在今孟姜女庙所在投海自尽。

华北把孟姜女送衣之行，抵达长城的十月初一日，视为祭祖的节日，称为寒衣节。

闽南、岭南传说认为孟姜女滴血时，枯骨受到血的滋润，于是逐渐长出血肉，变为人形，孟姜女非常惊讶，向长城边的土地庙请示，神谕却要她把尸骨捡骨、装袋。孟姜女一装之后，尸骨就变回原状。

孟姜女非常愤怒，于是土地神显灵，出来解释情况，原来是土地神认为杞梁寿命该终，人死不能复生，聚拢遗骨有安定死者灵魂之效，这也是闽南人与广东人拾骨葬的由来。又算出杞梁身躯无法完全复原，就算是长出了皮肉，也只会变成身躯畸形，终身残废，才告知孟姜女这样作，土地神并答应帮她永远守护夫婿的坟墓，随后孟姜女殉节。

扩展资料:

故事来源

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的齐国武将杞梁的妻子，无名无姓，称为杞梁妻。“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即杞梁之妻要求齐侯在宗室正式吊唁杞梁。其中既没有“哭”，也没有长城或者城墙、更无“城崩”、“投水”等情节。

“哭”的情节早在《礼记·檀弓》记曾子提到“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刘向的《说苑·善说篇》加上“崩城”的内容：“昔华周、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厄。”

接着刘向《列女传》又加上“投淄水”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城为之崩。既葬，曰：‘我何归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一些诗词也有对杞梁妻的抒情描述。三国时曹植在《黄初六年令》中说“杞妻哭梁，山为之崩”。敦煌石窟发现的隋唐乐府中有“送衣之曲”，增加了送寒衣的内容。

唐代贯休的诗作《杞梁妻》首次将故事时间移动到秦朝时，并将“崩城”变成“崩长城”：“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这时的内容和后来的故事已经差不多了。杞梁后来讹化成万杞梁、万喜良或范喜良等，其妻成为孟姜女。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

元代开始孟姜女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成为戏剧。

明末顾炎武的《日知录》中阐述了孟姜女的故事演变过程。

清代在秦皇岛建有孟姜女庙。

孟姜女，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后世搬演为戏剧《寒衣》。“孟姜”，孟为庶长子或庶长女；姜为姓，是美女的象征性称呼，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如《诗经·国风·郑风·有女同车章》有句“彼美孟姜”。

孟姜女的故事

相传，有一家姓孟的人家种了一棵南瓜，在隔壁姜姓人家的房顶上开花，收获时，南瓜中生出一个白胖美丽的小姑娘，因为这个瓜是孟、姜两家的，所以，给小姑娘取名叫孟姜女。

孟姜女长大了，秦始皇筑长长城到处抓民夫，一个叫范喜良的小伙子为躲避差，进了孟家的花园，真好撞见孟姜女在湖边捞扇子，当时，有一种习俗，一个女子洁白的皮肤如果被某位男人看见，就必须从他为夫，而且，孟姜女也非常喜欢范喜良，于是，两人就成亲了。

哪知成婚才三天，范喜良就被抓走了。孟姜女思念丈夫，天天以泪洗面。随后便不顾路途艰险，历尽千辛万苦，孟姜女终于到了长城，孟姜女问旁边的民夫，有没有一个叫范喜良人？有啊，还是新来的，孟姜女很兴奋，因为，她就要看见自己的丈夫了，孟姜女继续问：他现在在哪？他已经死了，孟姜女非常伤心，她现在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了，孟姜女哭了三天三夜，竟使长城倒塌八百多里，最后，孟姜女看到了丈夫的尸骨，她知道，她的丈夫永远看不到他了，因为，他被残暴的秦始皇给杀害了。

孟姜女传说以故事、歌谣、诗文、戏曲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大地区内流传，有着久远的历史，几乎家喻户晓。它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向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

相传孟姜女为秦时人，因丈夫范喜良被迫修筑长城，便万里送寒衣，哭于城下，城为之崩，而丈夫尸骨被发现。孟姜女面对面与秦始皇作斗争，后投水而死。这一故事，集中反映了民间传说中忠于爱情、反抗暴政的妇女形象。

孟姜女故事最早见于唐代的《同贤记》，一般认为，故事可能是由《左传》所载春秋时“杞梁之妻”哭夫崩城故事演化而成，后来以多种文艺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

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开始研究孟姜女故事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当首推顾颉刚先生。他用研究历史学的精神和方法来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写了3万多字关于孟姜女的文章。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的发表，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不失为研究孟姜女故事的重要论著。钟敬文先生说：“顾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学术(新民间文艺学)上的一颗明珠。”

顾颉刚以为，孟姜女故事“最早见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传说，齐将杞梁在莒国战死;齐侯回来，在郊中遇见杞梁之妻，使吊之。她以为郊中不是吊丧的地方，把他却去。因此，齐侯到他家吊了。”因此，顾先生以为：“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而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春秋时代杞梁之妻故事嬗变而来的。从那以后，顾先生曾提出要写一本《孟姜女故事考》来结束这一工作。数十年来，他搜集到成百万字的资料，为写好文章作准备，可惜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不少学者同意顾先生的上述论点。例如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正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孟姜女这个故事，流传了20xx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孟姜女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之前，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正是口头文学这种规律的表现。”“有些学者颇怀疑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代的杞梁妻故事嬗变而来的判断。关于这点，我倒是同意顾先生的结论的。理由说起来话长，只好待将来有机会时去论述。”钟先生以为，顾先生早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虽然从今天看去，它不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它像一株大树，尽管有虫伤败叶，乃至枯株，却并不妨碍它的整体的价值。”(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列守华先生则以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关于把梁妻善哭和哭倒城墙的传说，属于它的原始形态。《同贤记》中所记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情节，是它的基本形态。孟姜女与秦始皇面对面斗争，是它的完成形态。”(同上书)

有的学者不同意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说法。

中国学者路工认为，杞梁妻和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两个故事在内容上根本不同，其主人公也有许多差异。“我们没有理由说孟姜女故事是从《左传》的杞梁故事发展来的。我们知道形成孟姜女故事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经历了劳役的痛苦。长城从春秋战国到明代，一直不停止的修建增补，所以每一朝里民间都可能产生像孟姜女这样的故事。”孟姜女故事“是经过千万人民集体创作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不能机械地拿历史上的人物、事实，对照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事实，以证明‘真实不真实’。”(见《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日本学者饭仓昭平一方面承认“孟姜女故事最早的根据见于情秋左氏传》杞梁之妻”。(载《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25号)，但这位学者与顾先生的见解不同。他认为把梁妻的传说与孟姜女教事不同，后者在大前与唐之间才最终形成。六朝在佛教影响下所产生的志怪小说对孟姜女传说有很大的影响，这位学者与顾颉刚等见解的最大不同，是他指出这一传说有“北方说”与“南方说”之分。“北方说”指的是敦煌发现的有关资料，“南方说”指的是与唐代《同贤记)相类的作品。(《关于孟姜女》，载1958年8月日本《文学》杂志)

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孟姜女传说事实上是在民间产生的，后来才笔之于书，而由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它的情节才发生了变化。”“孟姜女传说的记录最早见于唐代的《问贤记》(此书估计是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的作品)。”“可以认为，孟姜女传说与武士杞梁之妻的传说无关。”关于李福清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钟敬文先生曾有过一段解释。他说：“两个月前(指 1981年10月)，见到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博士，我告诉他关于顾先生论断的我的看法。他说他写作那篇孟姜女论文时，年纪很轻(现在也不过49岁)，意思是对问题考虑可能不够周全。看来，他并不坚持他早年的意见。”(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孟姜女故事以多种文艺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并为中外学术界所注目，它是我国民间文学的珍品，我们应当从各个方面对它作深入的研究。

秦朝，有一位善良的女子，名叫孟姜女，由于秦始皇要抓人建筑长城，一去不回，有一位叫范杞良的人就躲在葡萄架里，忽然，孟姜女看见了范杞良，孟姜女就见范杞良是个年轻的书生，长的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就求父亲将他留下。宽厚善良的孟老爷，就把他留下来了。

范杞良和孟姜女结婚不到三天，秦始皇的士兵就气势汹汹地把范杞良给抓走了。

孟姜女见她的丈夫被抓走了，就对父母说：“爸妈，我去找我的丈夫了，再见！”说着，就走了

孟姜女走过了九十九座山，跨过了九十九条河，终于，到达了长城，孟姜女问一个人：“你看见了有一个人叫做范杞良的人吗？”那个人说：“有，新来的!”

“那么他在哪里呢？”

“刚累的死的。”孟姜女听了，哭了三天三夜，忽然，长城倒塌了，孟姜女看见的正是范杞良的死尸，秦始皇看见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对她说：“美儿，要不你跟我成妻吧！”

孟姜女说：“除非你答应我三个要求！”

“好吧，说。”

“第一个要求：跪在范杞良的死尸旁边，叫三声爹，第二个要求：给范杞良好好埋葬，第三个要求：结婚时在海边。”

秦始皇答应了，最后一件事没做了，他们去了海边，然后孟姜女就跳入海里淹死了。

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征用大量的百姓男丁，孟姜女的丈夫就是被征去建长城的一个。一去很多年，孟姜女的丈夫一直没有回来。

孟姜女离开家乡去寻找丈夫， 结果发现丈夫已经劳累过度而死，由于悲痛欲绝，在修筑一半的长城边哭了三天三夜，哭倒了长城。

扩展资料：

孟姜女的传说一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她才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将孟姜女传说的原初形态一直上溯到《左传》上的一个故事。《左传》记述这个故事是想褒扬杞梁妻（也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

《左传》上没有哭声的杞梁妻，到战国时就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故事。这是个很重要的转变，后世关于杞梁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生发出来的。

明代大修长城，不堪徭役重负的百姓为发泄不瞒，又改杞梁妻为“孟姜女”，改杞梁为“万喜梁”或范喜梁，添加招亲、千里送寒衣等故事情节，使“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基本定型。

孟姜女，并不姓孟，“孟”为“庶长”的意思；“姜”才是其姓氏。“孟姜女”实际的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儿”；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据《毛传》：“孟姜，齐之长女。”

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孟姜”一般称齐国国君之长女，亦通指世族妇女。也就是说，当时很多齐国公室的贵族妇女，都可称“孟姜”。

此点除文献证据外，有文物桓子孟姜壶为证（此壶为春秋时期齐庄公姜光的大女儿姜蕾和丈夫田桓子无宇共铸，以悼念田桓子无宇的父亲田须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姜女

聪明，坚强，忠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