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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面可以发扬、铭记，不足之处也要注意甄别。 孟子为亚圣，主要以思想传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生前虽未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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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首篇《梁惠王》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但是，对于伦理教化却仅有一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样的表述并非个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这里，孟子认为伦理教化的学习应该在农闲的“暇日”进行，百姓的主要活动还是以生产为主。可见，在孟子的仁政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让百姓先能够进行安定的生产生活，这样就能有大量的百姓前来归附，实现“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的局面，自然是无人可挡。因此，施行仁政的君王首要做的便是鼓励、帮助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当百姓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其他诸侯国的百姓会处于向往美好的生活归附于仁义之君，即“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一方面，天下人民归于一国，自然“定于一”，无须征战;另一方面，倘若仍须征伐，此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民力，定是“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要求君主实行仁政，固然更多出于道德情感色彩，但是站在政治考量角度来看，施行仁政的目的则是吸纳更多的人民来壮大国家的实力。来源：博鳌观察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孟子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序《诗》、《书》，述仲尼之。
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扩展资料
地位奠定：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
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
《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
追封追谥：
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
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
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奉为亚圣，罢公爵。
明朝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
民国三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
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是孔子的孙子）。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孟子》是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扩展资料地位奠定：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追封追谥：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奉为亚圣，罢公爵。明朝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民国三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
个人著作：1、《赵孟頫安素轩石刻》 元�6�1赵孟頫 天津古籍出版社2、《中国十大书法家集 赵孟頫》 元�6�1赵孟頫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文献记载：1、《元史�6�1列传第五十九�6�1赵孟頫》研究著作：1、《赵孟頫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2、《赵孟頫画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3、《赵孟頫研究论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4、《赵孟頫国际书学讨论会论文集》 上海书店出版社5、《赵孟頫书法精品选》 蒋文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6、《赵孟頫<道德经>》 冯德良 江西美术出版社7、《中国名碑名贴 赵孟頫<与山巨源绝交书>》 冯德良 江西美术出版社8、《中国名碑名贴 赵孟頫<前后赤壁赋>》 冯德良 江西美术出版社影音资料：1、《千年书法之赵孟頫》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学生字帖：赵体》(1VCD) 上海书画出版社
我只知道关于李煜的有：赵晓岚的百家讲坛（在百度文库里可以找到），还有姚敏的《独自莫凭栏》写从他的诗词中品读出的他的人生之类的，可以当论文使用。宋徽宗的不太清楚，你看看百家讲坛里有讲过么。
《中国十大书法家集 赵孟頫》 元�6�1赵孟頫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吕 霞1李慧国2 （1.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河西学院 美术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 被誉为“古今独步”的唐代鞍马画大师韩干的《照夜白图》与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中，对马的形象都做了细致的描绘，但在对马的神态、身姿的刻画及位置经营、笔墨运用和画面意境的追求上，都存有诸多内在的差异，体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 [关键词] 鞍马画；韩干；赵孟頫；独创性 在中国画中，马的形象一直以来备受画家们的青睐。整个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太多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关于马的形象的描绘，并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画科——鞍马画，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画的题材及精神内涵。 一、鞍马画的历史沿革 很早之前，马就以视觉图像出现在中国造型艺术中。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开始，马就一直是画家们热衷表现的题材之一。如新疆阿尔泰山岩画上的马科动物，贵州的“画马岩”等，内容极其丰富。在青铜器纹饰、墓室壁画及雕刻作品中也随处可见马的形象。到了汉代，以马为主题的石雕、玉雕、铜雕和画像砖非常流行，产生了许多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雕刻杰作，如西汉的白玉仙人奔马，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东汉铜雕马踏飞燕等。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在卷轴绘画中也开始大量出现马的形象，譬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等。至唐代，由于帝王的喜好和社会的风尚，“鞍马”题材开始独立成科，一时名手称众，迎来了鞍马画科的极盛时代。初唐皇室贵族中便有许多画马高手，如汉王李原昌、江都王李绪等。时至盛唐，鞍马画的发展空前兴盛，出现了曹霸、韩干等一批专门擅画鞍马的名家。盛唐也是中国鞍马画史上的第一个顶峰时期，为此后鞍马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人画的马特点是骨肉匀称，笔力劲健，神完气足，具有清逸雅淡之韵味和儒雅高节的文人情调，这与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息息相关。元代是鞍马画史上的又一高峰期，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有赵孟頫，他强调观察马的生活，注重描绘马的神情，以书入画追求古意，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明代由于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兴盛，鞍马画衰微。直至清代，因统治者的尚武之风，鞍马画又重新开始成为皇帝喜爱的题材，名家辈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尤擅长画马，被皇帝所赏识。至近代，鞍马画仍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世人所重，徐悲鸿等大批画家依然钟情于鞍马画创作，并给它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内涵。 二、韩干《照夜白图》与赵孟頫《秋郊饮马图》概况 （一）韩干与《照夜白图》 韩干(706～783年前后)，陕西西安人，中唐宫廷画家。韩干主要以皇室御厩的名马为描绘对象，其绘画多是描绘皇室贵胄的出行、游乐场面。其画马重视写生，手法侧重写实，注重理法，结构严谨。《宣和画谱》著录韩干52件作品全都是画马之作，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照夜白图》。 《照夜白图》（下文简称“《照图》”），纸本设色，纵，横。20世纪30年代，这幅国宝级的传世名作流出故宫，历经辗转，现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画构图较简单，构思精巧生动，图中所绘玄宗坐骑“照夜白”被系在一个木桩之上，昂首嘶鸣，双耳直立，双目圆睁，鼻孔张大，四蹄腾跃，似要脱缰而去。从马的形态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骏马，充满着力量与动感，好似遨游于浩渺的太空，使人不禁感叹其并不是一匹世俗之马，而是一匹神马。画面左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韩干画照夜白”六字，左边上方为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题名，左下方有宋米芾题名，并盖有“平生真赏”朱印。 （二）赵孟頫与《秋郊饮马图》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宗室。入元为忽必烈所重视，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幼年丧父，又非嫡出，坎坷的身世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性格，致使其从少年时期就缺乏一种强悍阳刚的气质。赵孟頫精通音律，善于鉴赏，书法绘画成就尤高，正、草、隶、篆、行各体俱冠绝古今。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有《鹊华秋色图》《红衣罗汉图》《秋郊饮马图》等画作传世。 《秋郊饮马图》（下文简称“《秋图》”），绢本设色,纵 ，横 59cm，现藏故宫博物院，是赵孟頫晚年人物鞍马画的代表作之一。整幅画面布局疏朗，采用俯视构图，图中牧马官驾数十匹骏马驰逐于苍劲傲岸的红枫和绿松之间。画面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令观者倍感亲切。画中的马匹姿态各异，有的相互追逐，有的低头遐想，有的饮水吃草，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中景露地不露天，人和马向左行走，把来处藏于画外。堤岸和溪水向左方延伸而去，通过岸上两马的奔逐，隐现出境外还有无限景物，呈现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画面右上方自书“秋郊饮马图”五字，左上方署款“皇庆元年十一月子昂”。画上钤有“柯九思印”，以及清乾隆、宣统内府诸印，此卷后幅有柯九思、乾隆及汪由敦的题跋。 三、韩、赵二图中马的形象比较 （一）体貌形象之比较 据史料记载，《照图》中的“照夜白”来自宁远国，它是当时宁远国王向唐玄宗进献的两匹“胡种马”之一。唐玄宗为这两匹宝马分别取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所谓“胡种马”，又叫做“汗血马”或“天马”。此马体型优美饱满，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灵优雅。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汗血宝马代表着勇气和力量,蕴涵着人们的理想和幻想，被称为“龙之友”和“龙之媒”。宋代司马光《天马歌》赞其英姿：“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龙种骨更奇。网丝旧画昔尝见，不意人间今见之。”《秋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元代蒙古地区不仅为政府提供了大量马匹，还为全国各地的牧场提供种马和技术力量，促进了国内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经济，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p270）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体格粗壮，头大，额宽平，眼眶突出，耳小直立，鼻梁平直，鼻孔大，背腰平直略长，腹大，蹄质坚硬，毛色复杂，以骝、青、黑、粟色毛居多。《秋图》所绘之马体貌特征恰与此相近，与“照夜白”形成鲜明反差。 “照夜白”是唐玄宗心爱的坐骑，诗人杜甫评价它“韩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照图》所绘仅一马，画中主角“照夜白”昂首嘶鸣，鬃毛飞扬、怒目圆睁，傲视天下群雄，飒爽英姿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之感。《秋图》所绘群马，姿态各异，气象万千。然而画中之马皆慵懒闲散，眼睛似张微闭，十分温顺，微微与画家赵孟頫的文人气质相暗合。 二图所绘之马，在体貌特征和精神形象方面存在如此差异，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照图》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此时的大唐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各民族关系融洽，中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同时也正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马在大唐王朝建功史上举足轻重，受尚武精神的影响，唐代早期的统治者多钟爱名马。据《文献通考》记载，从唐太宗贞观到高宗麟德的 40年间，全国的马匹总数由不及万匹增至 70余万匹之多，并且王室非常重视对品种优良的“胡种马”的引进。毫不夸张地说，马是西域诸国与唐朝贸易与外交岁贡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照夜白”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天下一统，西域大宛岁有来献，诏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万全，调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不可名状。”[2]（p188-189）唐玄宗钟爱驯良之马和笙歌太平的舞马，因此喜欢毛色华美，身高体肥的骏马，这是与时代审美特征相一致的。《宣和画谱》云：“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态浓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干不画瘦马同意。”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鞍马题材尤为盛行，所以《照图》完全反映了时代精神与唐朝统治者的审美风尚。《秋图》创作于皇庆元年，宋元交替，江山移祚，对南方知识分子赵孟頫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因此，《秋图》中马的形象都不及“照夜白”肥硕健壮，且出现了羸马、年迈的老马，几乎一致低头作无精打采状，表情沮丧，精神气质较“照夜白”都逊色很多。这正是时代和环境在受汉族正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内心留下的深深烙印。 （二）表现技法之比较 《照图》采用三角形构图，构思精巧生动，用笔简练遒劲，仰视取景更突显了马的雄健英姿。线条强弱恰当，造型内收却张力十足，寓流动于整体的静穆之中。图中立有一黑白棱两面相间的木桩，与整体白色和局部渲染的骏马形成盘根错节、色彩变化强烈的对比，从而使整个造型富有一种生命律动的节奏美感。《秋图》缜密重色，在布局上以右开式构图，把平视、仰视、俯视三种造景方式有机地加以融合，加之景物处理灵活，使得画面显得开阔舒展，疏密有致，色彩鲜艳，表现的是一幅抒情画卷。清秋郊野，圄官着红色衣袍在青绿辽阔的草坪映衬下尤为夺目，有力地突出了主体人物。 韩干以墨线勾描物象，不着颜色，唯在马首、马蹄等部位微加渲染，这种绘画方法起源于唐，被称为“白画”。对于马的口鼻、眼目、颈部、前胸、四蹄以及鬃毛部分，着重色敷染，作动态的细致描绘，表现出很强的体积感，注重突出骨肉停匀，毛色光泽的美感，使马的神骏体貌得以充分体现。“赵孟頫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中，惯作铁线篆书，所以腕力极佳，观其所作之马，线条绵劲挺拔如写篆字，古朴中透出典雅，稳健中显出刚强，令人称叹。”[3]（p29）其绘画承袭了晋、唐、五代的画法，既有唐代线描的空灵明快，赋色的辉煌灿烂，也吸收了宋人笔墨的典丽文雅，从而形成了质朴混溶、简括蕴藉的风貌。人马线描工细劲健，树石、坡石行笔凝重浑厚，苍逸中带有雅逸；绿岸、红枫、红衣，设色浓丽中又显清丽。“马匹的轮廓线与色彩既浑然一体又相对独立，做到了‘线不碍色、色不欺线、珠联璧合、相得益彰’。”[3]（p29） 韩干画马不仅追求外形与真实的马相似，而且运用勾勒和渲染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让人感觉到一种挥洒自如，独来独往的气势，成功地刻画出了马健美的形象和奇特的神韵。《广川画跋》中记载：“世传韩干画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而赵孟頫的画面则设计成一个相对围合之境，看不到来处与去处，把理想寄予其中，并借这一自然画面，消解内心忧伤，以羸马、老马、瘦马来表现生活的艰苦，以骨头突显显示骨气。 唐人的精神基调是富足而自信的，骏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形象上雄姿英发、气度非凡，精神气质上乐观向上、慷慨豪迈。马所具有的进取精神与唐代社会文化的辉煌气象相契合。唐中宗时期章怀太子墓壁画代表作品之一的《马球图》中，马的形象就以肥壮饱满为主。再如张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马的造型多以肌肉壮美为主，臀部呈蝶翅状，并且融入了汉马的造型元素。元代绘画注重意趣，以写意为主，追求用笔传神，甚至专门于笔墨上寻找情趣。“因此，元代作画，工整不如唐宋，但其笔墨则能以简逸之韵胜唐宋精工富丽之作，元画尚意，是绘画上的一个进步。”[4]（p164）同时代任仁发《二马图》中的一匹瘦马骨骼清奇，筋骨毕现，垂头沉思，疲惫不堪，使人不禁联想起元代曲作家马致远笔下的“古道西风瘦马”。赵孟頫将马的健美与善于奔跑的习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洋溢着元代草原民族粗放、率真之美，在粗狂中，又灌注着空灵、闲适的文人精神，可谓是形神兼备。 （三）艺术内含之比较 韩干在《照图》中以马喻皇帝。《易经》有“乾为马”之说，马是天的象征，代表着君王。韩干画马的主要目的是取悦皇帝。唐玄宗信奉道教，道教推崇自由逍遥，而皇帝身兼国家兴旺的重任，不能弃职去追求个人的自由。这种情况正如画中的照夜白被木桩和缰绳所缚，受到束缚和羁绊。唐玄宗看了此画后不禁产生共鸣，大为赞赏。赵孟頫则以马暗喻自己，年过半百，却不能一展才华。赵孟頫毕竟是宋宗室，因此在元朝为官时，不免受人讥讽议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感到无限悲痛与苦闷。思想上矛盾重重，文人集团的舆论压力和精神歧视使他感到莫大的压抑和屈辱，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伴随了他的一生。因此他以马自喻，渴慕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 （四）创作理念之比较 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唐朝，韩干作为宫廷画家，自然要迎合君王的审美趋向。马在唐代代表着军功、贤才与忠臣。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如马，龙是帝王的象征，龙马也就成为君臣之喻。唐代边境强敌虎视眈眈，面临突厥等马上民族的威胁，因此边事、马政非常重要。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国名马累至，而唐代统治者又具有胡族血统，对于马有一种天生的热爱。马在平定天下时成为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在太平盛世则成为国家威仪和王权的象征，所以唐代的鞍马题材绘画在某种意义上打上了政教思想的烙印。因此，在韩干的作品中散发着一种自然而生的阳刚之美。赵孟頫个性谦卑内向，他的作品则多是表达一种文人情怀，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使其作品有一种阴柔之美。他常常借助绘画来暗喻人生，所绘骏马皆被人役使。在他复杂的个性心理中，最突出的是富有阴柔特性的多愁善感和抑郁惆怅，不可避免地出现自卑倾向，常常是“心郁结而不能舒”。在他描述的诗文中，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愁”“忧”“悲”“伤”“苦”“怜”等，充分展现了他萎靡悲观的心理特征。加之其特殊的官宦生活，处事隐晦柔顺，造成了他多疑、警觉和敏感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性格特征反映到其艺术作品中，即呈现出清雅、内敛、温润、柔和的艺术风格。 韩干的《照图》与赵孟頫的《秋图》都属于鞍马题材，同样是画马，但风格及内涵却迥然不同，各具特色。体现出两位画家各自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马蒂斯说：“只有那些在自己的创作中最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画家才是伟大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作品时，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感情。在创造艺术形象时，艺术家必然要把他对各种生活形象的审美判断，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情感反应，凝聚在形象之中。韩干和赵孟頫对马都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因此两位画家笔下的马都各有明显的个性和独创性。他们从各自的审美心理出发，以同样的题材描绘了不同的精神世界，记录了不同时代的审美特征，为后世留下了两幅经典名作，同时也留下了发人深醒的艺术真谛。 参考文献： [1]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宫春虎.中国历代鞍马画作赏析(四)[J].美术向导，1998（4）：29-33. [4]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中图分类号] J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53（2012）03-0101-03 [收稿时间] 2012-04-29 [作者简介] 吕霞（1987～），女，山西太原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理论。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探讨墨子的教育思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墨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教育的启示》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要】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教育方向、教育作用、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纪律诸方面的认识独到而深刻，提出教育、学习，应勤于思考、重于行动，要体现人的行为等一整套教育理论，不仅开创了新的教学模式，而且在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以及遵守组织纪律性等方面为当代大学生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墨子;教育思想;大学生教育;启示
墨子，姓墨，名翟，战国时期鲁国人，其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墨子的思想学说可谓博大精深，著名学者张永义在其著作《墨子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墨子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见解不但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战国时期的其他各派。”[1](P33)由此可见其思想巨大的影响力，其思想的影响力尤其体现于教育的诸观点之中，通过对墨子教育思想的梳理，不仅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为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墨子教育思想的形成
墨子生活在战乱纷争、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社会积弊如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墨子认为战乱、动荡的根源在于“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于是，他就从教育入手，提出教育是实现平等、兼爱社会的重要手段，并且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平等爱人、兼爱天下的“兼士”，能够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疾以分人，有道者疾以教人”，从而实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安宁无忧”，[2](p9)的理想社会。
二、墨子的教育思想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十分珍贵。他的学生多得可以和孔子相比，这是后来没有一个学派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一) 教育方向
墨子的教育方向就是培养“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士”，以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可见墨子注重人才的道德教育。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培养“兼士”要达到以下几个要求：首先，要做到“厚乎德行”。即要拥有高尚厚重的道德品行。其次，要“辩乎言谈”。即要具有流畅、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再次，要“博乎道术”。是指在知识才能方面，不但要掌握墨家的思想主张，而且要懂得实用技术，通晓治国安邦的方法。四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贵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二)教育作用
墨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学以致用，能够做到“志功合观”。即墨子要求其弟子把学到的东西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能够做到把动机和结果辩证的统一起来，以便获得真知，强调了培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的重要性;墨子认为，言义而不行，是对义的亵渎。胜绰是明知故犯，禄利熏心，为禄利出卖了义，所以墨子先生要胜绰回去。[3](p408)可见墨子是严格要求其弟子做到学以致用的。
墨子还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学生能做到“志功合观”。即要把动机和效果辩证的统一起来，以便获得科学的认知。墨子要求其弟子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墨子的《鲁问》中就体现了“志功合观”的思想，“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君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3](p409)这段话主要是说，鲁君问墨子，他有二个儿子，一个喜欢读书，一个喜欢舍散钱财救助别人，立哪个儿子为太子?墨子说：“凭这一点判断是判断不出来的，他们爱好学习与散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声变得更好，比如说，钓鱼的人恭敬的坐在河边，不是感谢鱼的赏赐，把诱饵给老鼠吃，并不是喜欢老鼠，我希望君王能够把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辩证的评价。”由此可见，墨子教育学生要做到“志功合观”，辩证的看问题，以便提高认知能力。
(三)教育方法
在教育方法方面，则提出强学强教，以行为本。强调了践行诺言的重要性。墨子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重视强本节用，在教育方法方面，墨子也非常重视以行为本，他指出一个兼士的本就是他的行为。墨子《兼爱中》篇中写道“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者埋葬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3](p414)这段话大概是说，墨子听说做一个开明的君主，必须把所有人都当做自己，看见饥饿的人，给他饭吃，看到寒冷的人，就给他衣服穿，看到有病的人，就去伺候他，看到死去的人，就去埋葬她，兼士的言论是这样的，行为也应该这样。由此可见墨子强调践行诺言的重要性。
(四) 教育纪律
在教育纪律方面，提出遵从巨子的思想，强调了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的重要。墨子的巨子制是当时独具特色一种制度，首先，服从，是墨子教育纪律最重要的要求。从史料中可以得出：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巨子的命令，巨子本人也要身先士卒的遵守墨学的教育纪律。
三、墨子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教育的启示
就当代大学生而言，他们多为独身子女，在生活上对家庭的依赖过多，使得他们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墨子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有益的部分，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 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墨子认为培养人才不仅要培养具备各种技艺以及精通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而且还要成为兼爱天下的“兼士”，以实现教育治国的目标。培养学生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兼士”。这是墨子非常具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现在部分大学生的功利观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墨子的德育思想，开展爱国主义，大力拓宽大学生德育的深度，培养大学生拥有科学的价值观，同时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的定位自己，发展自己，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发展。
(二)注重培养实践的能力，以及创新的精神
墨子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践的人，在实践中获得真知。这种教育观念可谓开教育学之先河，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值得现代大学生教育的借鉴和研究。知识经济需要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大学生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校应该为大学生搭建各种实践平台，把学生纳入各种具体的各种实践的过程中，从而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各种能力，使他们成为21世纪的创新型人才。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墨子认为践行诺言非常重要，要求他的弟子守诚信。这一点非常值得当代大学生借鉴。当代大学生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考试作弊在校园中十分疯狂，假学历，假证书屡见不鲜，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暴露出其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所以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已经迫在眉睫，高校加大教育力度，国家应该建立健全诚信机制，社会也应该加强诚信教育的宣传，使当代大学生能够诚信的人。
(四)加强大学生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的教育
墨子严格要求其弟子遵守纪律，要有责任意识。这点也非常值得当代大学生借鉴。经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不能够严格遵守纪律，责任意识淡薄，在生活方面，超前消费，没有家庭责任感，在学习上，得过且过，胸无大志，不遵守班级规章制度，作弊成性;在个人感情问题处理方面，缺乏对他人的道义责任。所以加强大学生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的教育迫在眉睫，通过对其教育，全面提高其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
【参考文献】
[1] 张永义. 墨子与中国文化 [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2]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3] 胡子宗，李权兴，李今山，齐一，吴炯.墨子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墨子教育思想浅析》
摘要：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同时极为重视科技技术教育，强调其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巨大作用。墨子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政治社会目的，构建一个无等差的和谐社会。
关键字：墨子;兼爱;科技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2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期，这一时期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特殊的时代背景为墨子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经济、手工业的发展为墨子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动荡，墨子"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①的思想成为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呼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墨子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一、墨子的人性论和"兼士"的教育目标。
墨子的人性观，最为深入人心的观点就是"人性素丝说"。《所染》中写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人性就像是未经浸染的素丝，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墨子以"人性论"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贤士"、"兼士"为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型。"兼士"的标准相当严格，要求"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2]②。"厚乎德行"：首先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3]③同时，要具有为万民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辩乎言谈"：要求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能够积极地"上说下教"，传播其思想主张，实现其政治抱负。"博乎道术"：是在知识技能上的要求，文史知识、科学技术、军事谋略等等都是"兼人"所必须精通的。
二、墨子重"义"贵"利"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思想。
墨子思想体系中，"义"、"利"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墨子重"利"，一方面所言之"利"，内涵十分丰富，大到国家社会公利、小到个人私利;另一方面强调把"利"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使民得利为善，使民损利为恶)。允许人民合理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在利己的基础之上"利人"、"利天下"，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最后能过"交相利"。墨子贵"义"，对于"义"的要求基本包括以下几个层次：最基本要做到"不亏人以自利";之后由己推人，爱己爱人，实现"兼相爱";必要时，勇于为天下公利而牺牲的奉献精神。
墨子贵"义"重"利"的价值取向，对于其道德教育内容有很深的影响。墨子的道德内容主要包括：
"兼爱"。墨子认为社会的最大弊端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不相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4]④"。"兼爱"必须有"利"作为动力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化解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
"非攻"。墨子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极度劳民伤财的行为，为此提出了"非攻"这个理想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将"非攻"列入道德教育内容，要求百姓能够认识到道德的罪恶本质，倡导一种爱好和平的社会风尚;希望"贤士"抱定信仰，将"非攻"主张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上合圣王之道、下顺百姓之利，不要发动对别国的侵略战争。
"节用"、"节葬"、"非乐"。"节用"就是强调勤俭节约的态度，物尽其能就好，不必苛求奢华。这一观点基本上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统治者应该做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5]⑤"节葬"就是反对儒家的"隆礼厚葬"，要求简化丧葬形式。在《节葬》中就列举了厚葬的弊端：隆重的丧葬仪式耗费大量财力;长时间的居丧守孝不利于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统治者坚持厚葬久丧，必然造成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非乐"就是反对声乐娱乐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浪费财力、物力;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
四、墨子的阶级关怀与科学教育思想。
墨子自称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其主张基本上都表现出对这一阶层的关怀。一方面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就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自力更生，改善自己的生活现状。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体现在其教育上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强调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形成。
墨子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在《墨子》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经上、说经上》、《经下、说经下》中就用极为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大量科学知识。例如：关于数学的相关概念----点、线、圆、直、方、柱，距离和相交、十进制等等进行论述;关于力学的相关知识----杠杆、滑轮等等进行分析;关于物理学的相关现象---时间和空间、质和量、运动和静止、光影、反射等等进行阐述。从中得出法则、规律，希望人们能遵循规律办事，期望为现实生活、劳作服务。《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记载的关于军事科技的内容极为完备。如："转射机"、"掷车"、"连弩车"等防御器械的制造;"城墙"、"壕沟"、"�望台"等城防建筑的修建。墨子巧妙地将手工技艺于军事防御结合起来，使国家的防御能力达到了极致。
墨子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和实验论证的学习方法。关于对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墨子》中就专门对认识论进行基本论述，提出人具有认识能力，通过接触外界事物产生的获得初步知识、通过思虑活动使认识升华，通过言辞语句将其表述出来。此外，还对推理、辩论等逻辑思维方式进行阐述等等。墨子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出实验论证方法，在先秦诸子中可谓独树一帜。鼓励学生亲自参加社会观察和实验研究，在实践中获得技能和知识。提出"三表法"作为评判是非、取舍的标准，以先圣之事为本、以百姓见闻为原、以符合民利为用。
总之，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其他先秦诸子思想相比，有很多原创性内容。其中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性"素丝说";主张构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重视科学教育的思想。虽然墨子所创立的学说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够完善，但是其在先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子思想的许多内容被后世儒学、法家等吸收和改造，对我国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2]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3]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5]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7页
①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2页。
②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③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④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2页。
记载孔子事迹、言论的最重要的文献是《论语》，此外还有《孔子家语》《孔丛子》《孟子》《荀子》《左传》等。
儒家创始人孔丘和墨家创始人墨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与墨家都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的异同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试析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的异同》
作者：刘晓筝
摘 要:儒家创始人孔丘和墨家创始人墨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与墨家都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和墨子在教育作用上都肯定教育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都认为人性可变,环境和教育能影响和改变人性。孔子提出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治术人才。墨家主张培养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士或贤士。在教育内容、教育教学原则、教育对象以及对待古代文化典籍等方面,孔子和墨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孔子;墨子;教育思想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前后500年,王室日衰,诸侯争霸,七国称雄,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大解放,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促成了政治的变革,礼崩乐坏的局面标志着王权的衰落。在这种局面下,文化教育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官学衰落,私学兴起。
一、孔子和墨子私学简介
1.孔子私学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的社会正处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的动荡期。此时,统治阶级忙于政治争斗,无暇顾及教育,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文化和教育下移。孔子适应社会需求,首创私学,而且规模、影响都很大,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到百家之学的转变,破除了政教合一的禁锢,使教育独立化,开辟了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新篇章,推动了历史发展,培养了众多人才,为当时的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2.墨子私学
墨子是孔子之后开设私学规模、影响较大者。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自立门户,开办私学,创立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独树一帜,重视科技教育,包括光学、几何学、物理学以及木工、防守器械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从学者众多,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儒、墨两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并称显学。
儒家与墨家都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但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二、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中的相同之处1.在教育作用上都肯定教育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
第一,孔子继承了文王、周公的道德和文化传统,倡导以德治国,执行德治、仁政。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只靠政令、刑律,不如徳治和礼教。孔子认为政治、道德和教育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教育是德政教化的手段。他在论语为政篇中提出为政以德,希望国君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依靠政令和刑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众做到有耻且格。他指出只有重视道德修养与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昌盛繁荣。孔子认为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不仅可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素质,对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社会由个体组成,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必须注意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教育,社会成员个人的道德素质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基础,社会道德风气又影响着社会成员的道德面貌,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孔子把教育看得比政令、刑律更为重要有效。他虽然认为教育和政治关系密切,但并不把二者等同,教育只是通过传播文化、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提高人的素养来影响政治。
第二,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他希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觉悟和素质,实现社会的完善,使大家兼相爱,交相利。针对当时社会弊病,他认为连年征战,劳民伤财,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就是因为人们之间不相爱,交争利。因此,他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强烈希望停止战争,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他反对奴隶主世袭制度,主张尚贤、尚同,希望统治者与劳动人民兼相爱,交相利,共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理想社会。
2.教育和环境能够改变人性
在教育和人性关系方面,孔子和墨子都认为人性可变,环境和教育能影响和改变人性。
第一,孔子明确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人先天的素质,习则指的是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后来有较大差别,主要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努力向学,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因此,孔子特别重视教育。他认为人只有学而时习之才能获得一切知识能力和美德。但是孔子保留了命定论残余,把人性分成等级,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承认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
第二,墨子也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他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他认为人的本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人性。墨子以染丝为例,说明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及影响。墨子反对命定论,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定了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强调人性平等,肯定了教育和环境可以改变人性,同时强调发挥人的主动精神,认为人的富贵贫贱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环境和教育以及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三、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中的不同之处1.教育目的不同
第一,在教育目的上,孔子提出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即士和君子,让士和君子参与国家政事管理。同时孔子还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学优和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赞成任人唯贤,反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任人唯亲的世袭制度,以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治术人才。
第二,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培养以兼易别的兼士或贤士,就是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墨子认为只有兼士才能做到爱人若爱己,才能清除乱不得治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社会弊端,使天下太平。
2.教育内容不同
第一,在教育内容上,孔子从培养治国安民的治术人才的教育目的出发,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他认为诗礼乐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而重点突出对诗礼乐的学习并将其作为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的教材。他要求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弟子们学习诗,可以培养他们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才能,要求学生要按照诗的观点立身处世。他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特别强调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教育。总体来说,孔子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轻视生产劳动知识、技能的教育,偏重于文事。
第二,墨子为了培养贤士、兼士,在主导思想上,以兼爱为中心,强调道德教育和无差别的爱,以培养贤士、兼士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注意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和技能以及论辩才能的培养、训练,帮助学生获得各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培养、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他们具有说服他人、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才能。总体来说,墨子的教育内容突破了六艺的范围,具有自己的特色。
3.对行的看法不同
第一,孔子强调的行是道德实践,以礼仁为核心,以孝为基础。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主张诉诸内,不主张诉诸外,主张培养具有礼仁孝品质的君子。他认为一般知识的学习也要贯穿着道德教育,以知识学习促进道德修养。渊博的学识能避免道德的偏差,学而不行,停留在口头,等于未学。他重视道德实践,把礼仁贯彻实施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倡知行结合,学以致用。他重视伦理道德的培养,十分强调内心动机的问题。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欲望服从理性,以行为动机作为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标准,克己要求从自我做起,有一种高度的主观自觉能动性。仁是主观意识,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思想情感,它通过行动体现出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道德实践,身体力行是道德的基础。孔子所说的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在论语中有多处强调实践力行的言论,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要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理想道德境界,必须言行一致,把内在的道德品质与外在的表现完美地结合起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内在的道德品质,文则指外表的礼仪行动。孔子认为只有内在的好品质而没有相应的外在表现,就容易流于粗野;只有外在的表现而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就会流于虚浮。把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道德实践统一起来,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孔子以此来协调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维护上尊下卑的封建统治。
第二,墨子强调的行内容更宽泛。在道德教育上主张无差别的爱,以兼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睦;以非攻去除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征战;以尚贤破除世袭特权,实现贤人政治;以节用非乐制止劳民耗财;以非命鼓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自强不息。通过天志明鬼约束统治者的行为,使之体恤百姓。生产、科学技术、军事方面的行,目的在于帮助兼士获得各种实际本领,培养思维逻辑能力和论辩能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家所培养的兼士,不仅接受了兼爱非攻的系统道德教育,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还具备了运用科学技艺到实践中的能力。墨子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以此作为判断行的标准。他认为一个完全的道德行为,应该兼有内外各种因素。在行为未发之前,有动机、欲望等因素;在行为出现后,应有实际的效果。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由此可见,墨家十分注重思想与实践的结合,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不仅诉诸内也同时诉诸外。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兼士,这些兼士贤士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4.教育教学的原则不同
第一,关于教育教学的原则,孔子采取了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消极等待态度,对传授学生知识方面,则采取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拱己以待的被动方法。
第二,墨子采取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教育教学原则。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为己任,他想以上说下教的社会教育手段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不赞成儒家拱己以待的教育原则。因此,墨子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强说人的态度。他主张在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劝教说教,叩则鸣,不叩亦鸣,问则答,不问则讲。
5.教育对象不同
第一,在教育对象上,孔子教人是来者不拒,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那些愿意学习而在经济上、时间上又允许学习的人,不论贫富、贵贱、国别,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才的来源。
第二,墨子则进一步拓宽了孔子的教育对象范围。他主张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将王公大人和匹夫徒步之士都作为自己的教育对象,将受教育的群体扩大至下层劳动者。墨子对不来者也主动施教,他发挥强说人的主动精神,送教上门,以教人为己任,希望用上说下教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6.对待文化典籍的差异
第一,在对待古代文化典籍方面,孔子注重述,偏重于古代文化知识、政治知识等间接经验,采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晚年他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整理编辑了5诗65书65礼65乐65易65春秋6等六书。孔子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整理、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
第二,与孔子相比,墨子在文化典籍方面更偏重作,即具有述而又作的创造性精神。他认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不仅应该继承古代文化中善的东西,还要创造出新的善来,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不仅要继承古代文化知识、政治知识等间接经验,而且要把它们运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完善、扩充和发展这些间接经验。
四、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促使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私学兴起,养士之风盛行,直接推动了各个学派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和墨家当时并称显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它们之间既有激烈论争,也有相互吸收、渗透,从而达到了学术上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儒家和墨家的教育思想都包含有很多的合理主张,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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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各种杂志社的参考文献格式会各不相同，因此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一切以杂志社的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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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基本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 版本项.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页码.
一、参考文献怎么引用才合理
（1）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较多，主要有专著[M], 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析出文献[A]等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期刊文章。
（2）引用参考文献的数量
一般学术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以20-40篇为宜，综述类文章的参考文献一般会比研究类参考文献数量多。除综述外，其他文章的参考文献超过40则说明相对于你的研究结果而言，讨论和前言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有可能过多，需要删减。
（3）参考文献正文中的引用格式
正文中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以不同的学校要求为准，但不外乎数字编号和人名。
数字编号比较简单，仅仅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给所出现的文献一一编号即可。万一中间需要添加或删除参考文献，后面的所有数字就会改变。如果我们手动录入参考文献，那是十分麻烦的。这时候就需要用到endnote软件或者其他相关参考文献引用的软件帮助。
还有一种正文引用是人名的引用。一般而言，文献是一位作者的，直接写这位作者的名字即可；如果是两位作者，则这两位作者中间用and连接；若是三位或三位以上作者，则输入第一作者的名字后面加et al.表示。由于et al.是拉丁文的“等”的意思，需要斜体，又是缩写，所以后面要加点号。
有时候正文中我们会提及作者的名字，此时参考文献的引用位置往往紧跟名字的后面。如It is reported by Li et al.[Li et al., 2010] that …….
（4）参考文献的内容与引文一致
引用之处的内容必须是出自所引参考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参考文献的题目来大致判断是否正确引用。那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引用肯定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引用必须做出修改。
（5）尽量引用原始文献
好多学生为了省事，拿来一篇文献引用里面的句子的同时，再次引用这篇文章所引用的其他参考文献，这就是二次引用。二次引用的危害在于在引用过程中，肯定会有人曲解了原文的意思，一错再错，这跟以讹传讹的道理是相似的。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可以查阅二次引用的原始文献，看原始文献是如何描述的，看引用的这句话是否符合原始文献的内容。确保无误的情况下再引用，才能避免错误引用。
（6）尽量选择较新的文献
这一点不是绝对的，倘若我们写的这篇论文确实是早些年有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研究。这时难免会引用早些年的文献。再者，有的文献确实是经典的，提出的理念至今都是说得通的，此时引用这些文献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毕竟这两种情况是少数，大部分的研究还是基于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引用参考文献也必须有几篇较新的参考文献，才能显示我们的研究的意义及重要性，特别是引言部分的描述。
（7）参考文献的档次
参考文献的档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咱们所写文章的档次。我们的引文大部分都是2-5分左右的文章，那么我们的文章差不多也可以发2-5分左右，当然审稿老师并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没人会一一核实你所引用的文献的影响因子。
二、如何正确选用参考文献
（1）避免选用脱离论文主题的参考文献
选择参考文献必须紧紧围绕主题，为表现和论证主题服务。凡是能有力地说明、突出、烘托主题的就选用，否则就舍弃，这是选择参考文献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些论文在运用参考文献时常常犯不忍割爱的毛病，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参考文献，写进文章里，参考文献与主题脱节，影响了主题的表达。
甚至于有些论文只是为了体现论文的参考文献的新颖，直接使用了与论文主题无关的最新参考文献，这不但没能体现论文的参考文献新颖，反而是内容累赘、多余。
（2）选择参考文献不够典型
所谓典型参考文献，是指那些最有特征、最有代表性，能有力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能集中地表现论文主题的参考文献。围绕主题选材，但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把与主题有关的参考文献都写进去，必须精选典型参考文献。
对于十分经典的参考文献，要考虑是否过旧，过旧的参考文献或者广为人知的参考文献，我们应该简要概述。即便是十分典型的参考文献，太旧或者已广为人知的参考文献虽然能论证我们的主题但是却让文章的内容显得不够新颖。
（3）选择的参考文献不够真实
论文中用的参考文献只有真实，才有力量。所谓真实，是指参考文献确是客观存在的，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论文中所运用的参考文献真实，论点才站得住，才有说服力。而有些论文选材不准，没有鉴别真伪，引用的历史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数字、引文等等没有认真地核对，出现误差。
在引用参考文献的时候，对于参考文献的详细内容，我们要细心做到每个细节都不能出错，对于数字的摘写要绝对的准确，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原本准确无误的真实参考文献变成了错误参考文献或者非真实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