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语言特色毕业论文

《文化苦旅》的对比艺术赏析 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翻开书本，扑面而来的是那浓郁芳馥的文化氛围，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感悟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从而使作品显示出非凡的魅力。而对比艺术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烘托渲染的作用。 一、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机智的文化感悟。 散文是抒情艺术，不能不与作者主体意识联系起来。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自我’情感，主体精神世界。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是作者个性的张扬，学习、精神、情操等最真实、最具体的展示。在《文化苦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主体精神的流露，对祖国山水超人的文化感悟，而这种流露和感悟又往往给人以启迪、震撼，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独到的见识。 这里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 “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提供庇护和濡养”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湖》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见《文化苦旅·夜雨诗意》） 二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大师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着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稍稍掂出了分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珍藏的宝物，精明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而中国官员全然不当一回事，没能形成一张最最基本的保护网。于是，“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经文。”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 “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文化苦旅》读后感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

质朴而典雅，精辟而畅达。余秋雨散文的根本特点是"随笔"体裁的扩大和丰富,他把随笔这种文体做大,文章做足,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余秋雨兼具了随笔写作所需要的学者的知识根底和诗人的才情,把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在历史文化的遗存中,探究民族文化的灵魂.人们选择余秋雨的文化随笔,是文学的渴求,也是知识的渴求.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所谓"大散文"或"大随笔"的新型文体实验,不仅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且也影响了一些散文作家涉足这一领域,参与这一新型文体的实验,使这种文化随笔日趋兴旺。

如何品味散文的语言美

一、写作风格：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二、特点：1、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2、利用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 引起读者反思、追问。三、余秋雨简介1、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2、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写作风格：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特点：

1、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2、利用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 引起读者反思、追问。

余秋雨先生在写作散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切能够用学术方式表达清楚的各种观念，他早已在几百万言的学术著作中说清楚。

因此，他写散文，是要呈现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格调，那就是白先勇先生赞扬他的那句话：“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蕴藏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精神悖论提供优美的仪式”。

余秋雨先生写作散文前已经有过深厚的人生体验。他出生在文化蕴藏深厚的乡村，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家破人亡，又在灾难之后被推举为厅局级高校首长，还感受过辞职前后的苍茫心境，更是走遍了中国和世界，把这一切加在一起，他就深知中国的穴位何在。

因此，他所选的写作题目，总能在第一时间震动千万读者的内心。即使讲历史、讲学问，也没有任何心理隔阂。这与一般的“名士散文”、“沙龙散文”、“小资散文”、“文艺散文”、“愤青散文”有极大的区别。

余秋雨先生在小说、戏剧方面的创作，皈依的是欧洲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通俗象征主义”美学。诚如他在《冰河》的“自序”中所说：“为生命哲学披上通俗情节的外衣；为重构历史设计貌似历史的游戏”。

更大胆的是，《空岛》的表层是历史纪实和悬疑推理，而内层却是“意义的彼岸”。这种“通俗象征主义”表现了高超的创作智慧，成功地把艰深的哲理化解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生动故事之中。

扩展资料

人物评价

1、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他的著作，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华人社区的读书会读得最多的作品。他创造了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罕见的向心力奇迹，我们应该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白先勇评）

2、余秋雨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贾平凹评）

3、北京有年青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金庸评）

4、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余光中评）

5、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读者与听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荣誉教授高希均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余秋雨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10．《庐山》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11．《贵池傩》“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12．《青云谱随想》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13．《白发苏州》“吴侬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正可印证中国文化传统的虚伪，苏州“缺少金陵王气”并非仅仅因为“缺少”，而是在表面上它正好走到了“王道”“王气”的反面，化成了旷世美人西施兼亡国亡君之地，女人的成为“祸水”和女性的“软语”情貌根本是男权话语制造出的结果，却反过来把罪加诸女性身上，明明是女性被动的给男性玩弄，却要代替男性承担“玩物丧志”“祸国亡君”的沉重指责。要读懂中国的事，就不能单去领会“王道”“圣言”的妙理，而要看到底是谁是哪些人在操纵着“王道”说话，中国的道理本身其实毫无道理可言，重要的是权力在谁的手里，谁就是“王道”，谁就能较为长久地讲出“道理”来。14．《江南小镇》“大隐隐于市”，江南小镇成为文人“最佳的隐潜方式”，之所以是“最佳”，因为佛道寺观的出家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的生活太清苦，太“麻烦”了，那么说，文人且不必理会精神上的诸多博弈，最要紧的是“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文革”来了，就归隐；苦难来了，就“好生休息，把休息地搞好”，至于此后之种种，文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之种种，全可以托付给“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这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的超然享受中了，当然，余秋雨把这叫做“宗教性”，其实不如说是“解脱”，而且是在物质条件充分保障下的精神上之禅道行旅，一切都归于文雅体面的“隐潜”，说白了就是“逃避”，请问我们多一个如此善于营造“逃避”之所的文人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作者心向往之的文人生活，还要使劲用“宗教性”“人生哲学”这些词来为其脸上贴彩补妆。我不懂得余秋雨口中的“宗教性”是个什么东西，但我知晓当耶稣基督背负起十字架时，“隐潜”与他的圣爱无缘，他的身体在到处流血，伤痕累累。15．《寂寞天柱山》“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16．《风雨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著名作家沙叶新说，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来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楼肇明在《文化接轨的航程》中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末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孙绍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撰文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知识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和情趣。" 朱向前在《散文的"散"与"文"》中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见《我读〈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