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论文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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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入川对川剧形成的影响分析论文

一、 戏曲传播流变与新剧种的生成

戏曲在传播过程中，势必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传播到其他地域。比如昆腔，流行于昆山一带，离开昆山，则生了许多变化。有论者认为山陕梆子前身为昆腔的变种。 而西秦腔作为一种戏曲形式产生之后，迅速扩张到周边地区，促使了西路梆子和东路同州梆子的产生，以及在汉水流域促使二黄的诞生，之后又与东路梆子结合产生西皮，西皮、二黄在汉水一带结合成为皮黄。西路梆子则向南入川，促使川剧弹戏的产生;皮黄入川促使了川剧胡琴的产生，接着一路向南产生滇剧等;西秦腔甚至远播海丰，形成西秦戏正线;东路梆子向东边发展形成蒲剧，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形成晋剧、中路梆子、河北梆子，一路向东形成豫剧、山东梆子等。

梆子腔、皮黄腔在全国各地流传过程中，有诸多的遗存，如绍剧中的梆子，徽剧、汉剧属于皮黄系统自不待言。这个传播流变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有反哺现象的出现。整个传播、流变，以至于新剧种的产生，其中的机理对于研究而言大有可为。研究戏曲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剧种对于今天戏曲声腔的归根认祖、再一次融合演变有着莫大之意义。如今戏曲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创新的不足，而传统的剧目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老戏迷，更无法吸引新戏迷。

回顾魏长生第二次入京带来的地方戏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出，戏曲的创新在于多声腔、剧种的频繁交流沟通与融合，而不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今天地方戏的定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官方行为，定名没有错，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使得每个地方只发展自己的地方剧种，非本地剧种基本无法在当地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从戏曲演变历史来看，这是人为的作茧自缚。戏曲是一个常变常新的艺术，必须不断的创新，最好的办法在于不同剧种的'交流和竞争，乾隆时期，花部都可以和雅部一争高下，我们今天的地方戏为什么不可以竞争?本地人一定喜欢本地地方戏?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回顾历史，梳理戏曲的传播流变，以及新剧种产生的地理、人文、语言、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对于推动今天的地方戏曲各剧种再一次融合创新有着一定的意义。

多声腔的川剧，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例子。多声腔其实是融合了当时流传的几种声腔，杂糅在一起的戏曲剧种。秦腔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极为丰富的名词，并不仅仅是指今天的西安秦腔，在历史上指的是陕甘一带的流行地方戏曲，各个时期含义均有一定的差异。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有着莫大之关联，以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管窥见豹，希望能从一个小角度揭示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新剧种与老剧种的关系。当然，这个课题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就一个小问题抛砖引玉。

二、川剧弹戏与秦腔之关系

四川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甚至一度在全国排前列，故有“扬一益二”、 “益州出，天下足”的说法，但也造就了蜀中古来多乱的局面，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说。由于战乱频仍，四川人口极不稳定，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之后，康熙帝为了恢复四川一带的经济及农业生产，以政令形式推动“湖广填四川”，多次的移民迁徙，使得四川变成一个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各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种习俗、文化在交流碰撞中进行融合发展，造就了四川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川剧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

川剧的声腔是在昆曲、弋阳、皮黄、梆子四个声腔系统的影响下，与当地民歌、风俗结合，使用当地方言，形成的多声腔系统的剧种。

川剧四大支流派中，弹戏主要分布在川北河，川北河以嘉陵江的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一带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篷溪、阆中等地。这些地区与秦地毗邻，陕西移民较多。

弹戏的前身是秦腔。秦腔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产生于山陕一带的山陕梆子，而另一个源头则是由陇东调演变成西秦腔之后演变成的秦腔，关于秦腔产生地，仍无定论。

山陕商人在明清两代是著名商帮，足迹遍布全国，至今全国仍遗留下大量的山陕会馆、西秦会馆，俗语有云“商路即戏路”可谓不虚，刘文峰的专著《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详细考证了商人对戏曲的推动作用，此处不赘述。秦腔在明清时期借助商人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迅速向全国发展，而接壤的四川则更甚，自贡的西秦会馆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明末清初就有班社在川北城乡演出，且演出的次数极多，所谓“千余台戏一年看” ( 《成都竹枝词》)。吴珍奇在《昭化县志》中载，顺康年间，在昭佬、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其生旦净丑，刀戟剑棒，无所不齐。当地人说此乃秦腔，也实为可能。因昭化古名“葭萌关”，是秦地入川要冲，此时，陕班来川演出秦腔，实为常事。

可见当时秦腔在四川演出已是极为普遍的事。秦腔在川北长期演出过程中，与川北语言结合，并受地方民间社戏、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发生衍变，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四川色彩的弹戏。

将弹戏与秦腔比较，相近的特点有：唱词以十、七字句为基本句式，板腔体，有〔慢板〕〔流水板〕〔散板〕〔垛板〕等，板路有甜平(皮)和苦平(皮)之分，与秦腔之欢音、苦音异曲同工。伴奏乐器以梆子、盖板胡琴为主，故弹戏又名川梆子、盖板子。弹戏老艺人在传艺中常告诫学徒： “唱弹戏要带‘陕味’才好听。”尤其是《八件衣》一戏，仍沿袭秦腔旧例，而《断桥》一戏的演法分胡琴和《陕断桥》。

既然二者存在着这么多的相同之处，那么秦腔是如何进入四川并在当地异化，促使弹戏的生成的?从各方资料及田野考察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三、农民起义军将秦腔带入川内

明末，天灾人祸不断，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终于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覆灭。明末，起义军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的两位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人，且都来自陕北。清人陆次云《圆圆传》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 (作者：西调，即西腔，有论者认为是西秦腔之简称)，操阮筝、琥珀，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末，起义军中欣赏西调，演出西调为稀松平常之事。另一位起义领袖张献忠，也在战争中经常“唱戏欢饮”，有时一唱就是几天几夜。起义军多来自陕西、四川、湖北、山西一带的农民，而这四个地方在清初产生了我国地方戏的几大声腔系统。李自成、张献忠曾先后三次入川， 将秦腔带入四川，对于弹戏的形成功不可没。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南北转战，使秦腔广泛流布，进而出现有清一代的盛行。据清沈苟蔚《蜀难叙略》记载，顺治十六年，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今乐山)相聚时， “奏女乐演传奇，以侑酒”。

四、移民入川将秦腔带入川内

陕西作为移民入川的大省之一，很早以前就有陕西籍移民通过古蜀道到达汉中，再由汉中通过陆路或水路入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鼓励，从陕西入川的移民数量大增。

乾隆时《绵州志》卷五“蜀地近西秦，土著而外，四方流寓者大约吴、粤居一二，楚居三，秦居五，故染秦俗尤多。”可见移民以湖南、湖北、陕西为多，江西、广东和福建次之，河南，山西，云南、贵州又次之。 严如耀在嘉庆年问编成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流民之人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络绎不绝。

大量的移民入川，其中以西府、陕南人居多。而西府则是西秦腔的发源地，是秦腔的一个源头，孕育了陇东调、吹腔、西秦腔，传播到各地，对戏曲发展影响极大。陕南一带孕育了二黄声腔，当这两个地方的移民进入四川，势必将自己日常的娱乐形式—— — 秦腔带入川内，逐渐在川内安家、演变，成为弹戏的原型。

五、山陕商人的贸易将秦腔带入四川

商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商帮，这些商帮通过各地往来积累财富，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明清十大商帮”，十大商帮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商帮、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在其中，陕西商帮具有突出的地位。陕西商帮在明政府“食盐开中” “茶马交易”等特殊经济政策招引下，通过古蜀道入川，在川经商，成为了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有关文献记载，陕西商人在两京(北京、南京)及各省建立的会馆近四百余处。随着进入四川地区的陕西移民和商人逐渐增多，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联络乡党，他们建立会馆。这些会馆建筑为陕西移民和商人提供了款叙乡情、祭祀神灵，处理行业纠纷的场所。由于这些会馆均为陕西人建造，所以在建筑形式、构造以及空间上都呈现出陕西地区建筑的特点，而会馆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秦腔在四川的传播流变，也促使了弹戏的生成。

在盐业发达的自贡，不仅盐业历史悠久，随盐业的发达而兴建的西秦会馆、桓侯宫、王爷庙、南华宫等会馆都是演戏的重要场所，客观上促进了戏曲文化艺术的繁荣。在成都，由 33 家秦商集资共建的陕西会馆更是说明了商人对于秦腔传播的巨大作用。

六、秦腔艺人入川将秦腔带入四川

在秦腔、弹戏的流变史上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魏长生，虽然对于魏长生所唱的剧种众说纷纭，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他曾到过两地学艺，且新出“琴腔”，这种腔调源自西秦腔，也就是陇东调，又融合了梆子腔的某些特色，他能唱多种曲调如梆子、二黄、吹腔、小调等，他所演之剧种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单一剧种，而应该是一种较原始的多声腔混合形态。数次入京，以新出的琴腔征服京城的观众。红极一时，并掀起花雅之争，大力推动了地方戏的兴起和繁荣吗。

魏长生回川的经历值得我们注意，他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带回了许多腔调，其中的主体就是秦腔(不一定是板腔体的秦腔)，收徒传艺，建造老郎庙，后成为三庆社地址。

另外，乾隆年问，又有戏班在川边藏区演出，后多逃散，此戏班后来不见返回陕西记载。幸而不死的伶人，流散四川城乡，搭班谋生。四川梨园中流传的行话“老陕唱高腔，只因饿得慌”，怕由此而来。

之后，秦腔、二黄在四川并没有绝迹，而是不断的交流融合。1957 年，四川温江专区将流落在汉中的“汉调二黄” “汉调桄桄”老艺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四川温江汉剧团”，几经周折，之后划为广汉市剧团，这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有南路秦腔的四川戏曲剧团。二黄、秦腔在四川的落脚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欣赏汉调桄桄、二黄的历史由来已久。

七、结语

川陕两地接壤，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有论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在川陕交接的地方，曾经产生过川陕梆子，和山陕梆子相对独立发展，虽然论点尚无太多文献依据，但是西路戏的历史却是相当长的，西路戏产生之后，向周边流变，一路向南到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地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原有的声腔和当地语言风俗结合不断形成新的声腔，对我国地方戏的壮大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今天地方戏有数百个，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会发现，均可以归到几个声腔体系里，那么对原有的几大声腔体系的研究就可以为整个戏曲研究打开思路。从一个声腔的演变入手，继而研究几大声腔系统，进而理清整个戏曲传播流变的过程。对于长期以来依靠文献资料，依靠声腔音乐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打破研究中的行政区域划分，以戏曲规律来重新划分戏曲地图，对于戏曲数百年的演变有着启示的作用。

《秦腔与丝路文化》：秦腔研究的新创获                          陈刚（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在中华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秦腔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民族审美文化创造极为甜美特别的硕果。作为源出陕甘等西北地区的戏曲艺术样式，秦腔植根于广袤的西部大地，展现异彩纷呈的西部风情，其传播区域正好叠合于古老绵长的丝绸之路，由此在其生长、成熟和传播的过程中，广泛地吸纳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交流对话涉及的各种艺术元素与文明因子。同时，作为古老的梆子腔系统的重要剧种，秦腔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戏曲艺术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孵化与推动作用，而所有这一切，又与秦腔成长壮大的基本文化土壤处于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即丝绸之路之上具有紧密联系。可以说，秦腔艺术的出现和传播，既是丝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戏曲艺术本身包容性与综合性的审美象征。这是我阅读焦海民的新著《秦腔与丝路文化》所获得的最基本的认识。《秦腔与丝路文化》系“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的一种，该丛书把戏曲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历史”与“文化”，通过对各剧种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分析，阐发各剧种鲜明的地域特色。《秦腔与丝路文化》正是深刻反映中国戏曲重要剧种秦腔与其所赖以生成的主要文化形态即丝路文化相互关系的富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进而言之，《秦腔与丝路文化》从唐代俗讲谈起，探讨了“变与皮影：小戏诸腔为先导”“神鬼之话与史传搬演”“唐宋时期关中戏剧与丝路所传文化”“丝绸之路上最早的戏曲声腔——西秦腔”“梆子与胡琴：融合与分途”等秦腔艺术生成和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该书并非仅仅探讨秦腔源起发展的戏曲史问题，而更多地是从文化交流与影响方面，发现戏曲在秦地的孕育、生长、壮大的历史状况，阐发、揭橥秦腔艺术生成的文化土壤与环境条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创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敦煌变文与秦腔。其核心是对该“变”字字义的理解。作者以为，仅以单纯的汉语字义解释难以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地道的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外来词汇，因此，对其含义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借助于近现代重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特别是大量唐宋时人变文卷子，对长安与敦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激发了对秦腔艺术与丝路文化关系的理解。这一点，作者搜求、梳理了一些历史事实予以佐证：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年）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就出自唐朝初年长安的画样；敦煌保留的沙洲僧人悟真大中五年（851年）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等等。这说明，长安到敦煌这一文化通道，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干线，也是各种外来文化进入汉地后逐步融入的路径，其之于秦腔艺术的历史文化意义自不待言。其次，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的影响，并非全是佛教。当其时，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以及大量的西域音乐等艺术文化。如摩尼教与佛教在教义、实践中常常被混淆。具体到中国戏曲、到秦腔艺术，仅仅说受佛教影响显然不够，因此，冠之以丝路文化更为确切。更何况，大量进入中原的外来音乐，包括乐器，有的属于波斯文化，显然不属佛教文化。唐末五代变文受到压制，宋时渐渐式微，但在民间的口头演艺中却顽强存活下来。“‘变文’之名甚至留存于口头演艺中直至20世纪初。在老北京，有一个叫南方妓院的娱乐场。那儿的艺人据说来自中国南方。……最有趣的是她们的‘宝卷’演出，南方叫‘宣卷’，北方叫‘唱变文’。这后一名号如何保存了五个朝代直到20世纪是一个谜。”（参见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再次，贯穿中国传统戏曲史之始终的目连戏，留在北方的一支更为古老。目连戏是佛教传入中国，由“转变”直接转换为戏曲表演的重要形式，最早出现在北宋都城汴梁，连演数日不辍，其中所承袭的不仅包括佛赞的七字句，而且目连戏之所以壮大，更是因为其紧紧依附于民间佛道传统融通的民俗节日活动，目连戏的表演给戏曲带来丰富的舞台表现（如剧目与各种杂耍技艺）。目连戏大戏小戏中均有表现，北方多在皮影小戏中，因之，陕西关中皮影特别引人瞩目，迄今仍十分活跃。华阴老腔皮影是该书关注的一个重点，其起源形成、演出体制以至新时代的转化等等，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价值，此正如华阴当地学者探讨老腔艺术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从渭河号子演绎出的影戏神话》。受曾永义教授提出的戏曲史上悬而未决的“八问”启示（《戏曲源流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页），作者在分析诗赞体不必一定晚于曲牌体出现的过程中，关于后来戏曲音乐所发生的从曲牌向板式的递变，作者认为，它应当是遵循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主要发挥了著名学者王依群的观点，认为王氏的学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要从地方语音、民间音乐、特定乐器、演奏和演唱方法等方面解读，不可偏废。复次，变文系统之外，唐宋杂剧同样在陕西关中地区存在，其中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包括近年出土的五代时期宝鸡李茂贞墓伎乐砖雕、咸阳冯晖墓乐舞砖雕，最新出土的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等等。这些戏曲文物展示出来的是陕西戏曲和中国戏曲具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而特殊之处则集中体现于陕西民间的影戏（或曰傀儡戏）中。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著名学者孙楷第的观点：“秦腔演剧，虽不知始自何时，然其声自明以来，即与南北曲并行，似其来源悠远，上有所承，绝非晚近始出者，而观其词之句法体格，实与讲唱经文变文中之偈赞为近，疑其声本一系。”（参见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还有，关于秦腔的主要乐器，梆子和胡琴，既是文化交融的充分表现，也是秦腔后来分途的重要标志。两者好像乍一融合即告分手，而这于本质上可以作为探讨梆子与皮黄声腔的一种路径。该书提出，梆子、皮黄均属板式变化体，且同出一源。陕西境内第二大戏曲声腔剧种汉调二黄即属皮黄声腔，据考察，它是从西安地区被逐渐排挤出去的。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关中故地早有二黄腔流传，堪称根深叶茂，而后来的许多人却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焦海民的这一著作《秦腔与丝路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有价值的学术创见，是与诸多主客观条件密不可分的，比如作者本人宏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学术积累，掌握了不少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运用了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等。这其中，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焦海民对秦腔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痴爱，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人文精神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该书所列参考文献可以见出，为了撰写这一著作，海民搜求、阅读、研究了数百部（篇）相关古籍、专著、论文、考古发掘报告，包括极为难得的手抄本文献资料等；从该书所附相关珍贵图片、图像资料等，可见海民查询、梳理、整合了许许多多的成果，做了不少艰辛的田野调查，不少工作仅靠个人一己之力根本难以实现，但他竟然都做到了。这里举一个例子：迄今发现老腔剧本年代最早的乾隆十年（1745）手抄本《空城计》，有两段诸葛亮的唱词极为特别，不符合一般唱词格式。究竟怎么唱，一直是个谜。老腔剧本为私人收藏，不轻易示人，此本尤其珍贵。为此，焦海民多次不厌其烦地走访已故老腔艺人张全生之子张新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一次，张新民与另外一位老艺人共同反复琢磨，想起来张全生当年的唱法为“溜溜工尺”（好像唱一样的念出来）。在此基础上，焦海民认为，“溜溜工尺”应当是关中地区流传的一个俗曲的名称，这也印证了这类戏曲受宋元词曲影响的痕迹。类似这类情况，书中有所反映，但相当有限。其实，在与作者焦海民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过程中，我知道，海民为了秦腔艺术文化研究，可谓全身心投入，矢志不渝。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急功近利的时代，焦海民却真正做到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从而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堪称新时代秦腔艺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一著作，爱好戏曲、研究戏曲的人不容错过，爱好秦腔、研究秦腔的人不容错过，因为可以借此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爱好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同样不容错过，秦腔文化的前世今生，古老戏曲艺术的历史嬗变，在这一著作中得到了异常深入生动的勾勒、发掘。同时，因为从丝路文化这一新颖的视角探讨秦腔艺术，自然地，该书也成为丝路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秦腔、戏曲自然不仅仅像该书中所呈现的就是这些，古老的秦腔、源远流长的民族戏曲艺术一路走来满是艰辛。但幸运的是，来自民间，落脚广阔的民族生活之土壤的中国戏曲；吸纳了多元文化，植根于多元文化的秦腔艺术直到今天还葆有鲜活的魅力。相信海民等当代学者富于学术价值的相关研究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包括秦腔在内的戏曲艺术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基础、缘由，也必将对深化戏曲艺术研究、提升当代戏曲艺术的更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分享至

秦腔的发展历史：

1、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生长壮大起来的，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俗称桄桄子。

2、明代万历间《钵中莲》传奇抄本中，有一段注明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词，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说明秦腔在当时或在那以前不但形成，而且已外传到其他地方了。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

3、秦腔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年间，这个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共就有三十六个秦腔班社，如保符班、江东班、双寨班、锦绣班等。康熙四十四年前后出现的张鼎望《秦腔论》，乾隆年间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吴长元《燕兰小谱》、，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述秦腔著作。

4、1912年，在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一些革新，并大量编演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剧目。

5、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为戏曲表现革命的现实生活，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6、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至20世纪80年代初，共达三百多个。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秦腔